特朗普是柿子專挑軟的捏——“説客”鄭永年們掩蓋了美國真相_風聞

特朗普是柿子專挑軟的捏——“説客”鄭永年們掩蓋了美國真相

分享到：    時間：2018-08-25 17:21•來源： 察網•作者： 劉楓•瀏覽：1511評論：0字號： 大 中 小無論是特朗普、美國主流政客、主流智囊、主流媒體，還是作為美國説客的鄭永年們，都拼命向中國耳朵裏吹風，説美國之所以將中國當作敵人，是因為中國十八大以來在經濟上、政治上、外交上對美國的全球政策太強硬，鄭永年們希望中國走“儒家權威主義道路”，經濟上搞資本主義，並逐漸搞政治開放，對美國軟下來。然而，無數的歷史和現實案例告訴我們，無論對於蘇聯、中國還是朝鮮，美國的哲學就是“柿子專挑軟的捏”，“打不敗的對手就是朋友”，“説客”鄭永年們給中國指出的，無疑是一條死路。【本文為作者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轉載請註明來自察網(www.cwzg.cn)，微信公眾號轉載請與我們聯繫。】

一、特朗普搞貿易戰是因為中國對美太強硬？——作為高級“説客”的鄭永年們向中國耳朵裏吹什麼風？中美貿易戰以來，國內外一直有一種強大的輿論，他們通過曲解的方式，以捍衞改革開放及韜光養晦路線的“五毛”姿態出現，認為特朗普對華搞貿易戰並全面反共反華，其主要原因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外交上對美國過於強硬。

比如在南海問題上，他們主張：

【2016年南海爭端中，中方蠻橫無視國際法，藐視國際仲裁，並未受到國際社會的懲罰，這是個極其危險的信號。……此刻美國正面臨着現代史上最強大的對手。美國若想勝出，就必須放棄長期形成的對中國的態度。川建國今日的政策，絕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突發奇想，而是整個美國政壇在痛定思痛形成的共識。】

此外，他們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上，批評中國為吞併克里米亞的俄羅斯站台，“又為伊朗站台、為朝鮮站台、為委內瑞拉站台……只要是美帝制裁的對象，沒有不沾來自東方大國的温暖的”，認為這些做法招致了特朗普將中國作為當前最主要的敵人。

鄭永年於2018年6月26日在聯合早報發表《美國為什麼要和中國進行“新冷戰”》一文認為，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政治、經濟外交上的做法，使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產生了強烈的恐懼：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都讓美國異常憂慮甚至恐懼……為什麼美國和西方對中國如此恐懼呢？簡單地説，美國這幾年來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的三個冷戰判斷，即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

鄭永年認為美國及西方一直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保持友好，他説：

【90年代以來，鄧小平所實施的一些重要舉措，緩解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西方認為，這些方面的變化構建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在胡錦濤時代，西方趨向於接受當時提出的“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的中國政治發展過程，即黨內民主在先，社會民主在後。】

然而，鄭永年認為，

【但近年來，西方在這個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後的集權，因為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反腐敗或是黨內反寡頭政治，都需要權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這些促成了中國走上了一條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此外，鄭永年認為不僅僅是政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做法也是西方敵視中國的原因：

【在西方看來，正如前蘇聯經濟模式是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最大威脅，今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成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經濟威脅。】【對所謂的中國“新帝國主義”的冷戰思維。主要表現在西方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冷戰式思維，認為這是中國國際擴張主義的體現。】

在鄭永年們看來，特朗普政權敵視中國，對中國搞貿易戰、金融戰，對中國進行軍事圍堵，主要原因是18大以來中國在經濟、政治、外交上的政策與西方的期望太遠，差距太大，對西方過於強硬，在他們看來，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18大之前雖然也有摩擦，但中國基本上整體上是按照西方的要求一步步走向自由資本主義的，如果繼續走這條路，美國及西方會將中國視作“夥伴”，反之則是“敵人”。

鄭永年在表述上述核心邏輯的基礎上，説了一些貌似站在中國立場上的空頭的空洞的言論，諸如：

【儘管對中國來説，這幾個判斷是完全錯誤和帶偏見的，但這些判斷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影響則是確實的。】

【對中國來説，不僅要化解熱戰的威脅，更要有勇氣和美國打一場新冷戰。】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有能力和美國較量了。説穿了，冷戰總比熱戰好。】

【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大國地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國給的，而是鬥爭出來的。中國亦然。】

這些言論貌似是站在中國立場上，但都是一些空而無用、眾所周知的廢話、客套話，鄭永年們真正要表達的，還是前述邏輯。

顯而易見，鄭永年們是當美國和西方的“説客”來的。高明的“説客”，是貌似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將美國和西方的邏輯重新表達一遍，彷彿這一切都是為了中國好，使聽者潛移默化接受美國的邏輯，高級的説客都是“大忽悠”。

比如，鄭永年在文章中説：

【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發生，美國不得不改變其對華政策，中美兩國勉強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敵人”，即恐怖主義”。】

這些其實都是美國人的論調。無獨有偶，2018年8月14日，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FT中文網發表《美國共和黨的“文明衝突”思維》一文，其中認為：

【共和黨總統小布什剛上任後，就表現出了對中國的極大敵意。……可以相信如果9•11沒有發生，以小布什為代表的共和黨右翼會把和中國的衝突上升到文明衝突的領域，也許會減緩甚至凍結和中國的經濟，文化和教育的交流。《華盛頓時報》曾發表評論：“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沒有發生，布什政府很可能會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應對)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對美國的支配地位所構成的威脅上。”沒有9•11，中美的貿易戰可能在2001年就會發生。】

在他們看來，美國似乎沒有連續的穩定的對華戰略，所以特朗普政權當前對華強硬政策，是暫時的，是可以改變的，只要中國按照美國及美國的説客們所説的方向發展，美國就會對中國友好，就會幫助中國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民主、自由、法治、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這難道不是痴人説夢嗎？

的確，特朗普為了給自己的全面反華反共政策及對華貿易戰、金融戰尋找理由，在美國和西方製造了很多批判中國的言論，諸如鄭永年們所説的，

【美國這幾年來（中國十八大以來）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的三個冷戰判斷，即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

其中，所謂“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即中國的經濟模式讓美國和美國企業、美國人民吃了虧，這正是特朗普與中國打貿易戰金融戰的直接藉口。

鄭永年們説，

【國家資本主義導致中國內部市場的不開放，西方企業在中國失去了“競爭力”；中國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政治原則高於經濟原則，影響西方企業的競爭力；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外部擴張”的主要政治工具。】

總而言之，就是希望中國進一步向美國資本開放國內市場讓美國人從中國剝削更多利潤和財富，就是希望中國的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讓美國資本控制，美國人制造這些輿論，當然有其目的，就是奢望不戰而屈人之兵。

當然，這並不是鄭永年第一次當説客。2014年6月10日，鄭永年發表《“絲綢之路”與中國的“時代精神”》的文章，鄭永年重提“朝貢體系”，並將它與“絲綢之路”連接在一起，這種高級黑的手法，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對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圍攻。匪夷所思的是，鄭永年在文中寫道：

【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和國際形勢，既要求中國“走出去”，在國際舞台上追求國家利益，同時也要求中國必須承擔起作為大國的國際責任。……對中國來説，應當放棄大國地位從天而降的幻想，應當意識到大國地位需要數代人的努力和打拼。】

一方面要求中國今天就承擔大國的國際責任，另一方面又説中國還需數代人打拼才能得到大國地位，這不是新加坡人噁心、欺負中國人嗎？

2016年10月，在第七屆香山防務論壇上，中俄兩國嚴厲批評了“薩德”系統，並宣佈明年將舉行第二次反導聯合演習，聲調與步調高度一致，使一些人感到恐慌，關鍵時刻，新加坡人鄭永年代表美國人來中國當説客，他在第七屆香山防務論壇上恐嚇中國：“如果中國結盟 就離戰爭就不遠了”：

https://news.sina.com.cn/c/nd/2016-10-13/doc-ifxwvpaq1130189.shtml

【對於中美之間會不會發生衝突，鄭永年告訴記者，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中國有沒有結盟。他説，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同盟跟一個單獨國家的戰爭。如果中國結盟了，反而會鞏固美國的同盟關係，那就離戰爭就不遠了。因為中國有了同盟，就真正變成了美國的敵人。】

2013年7月2日，鄭永年發表《“左派”與中國的命運》的文章：

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3/0702/c232601-18984320.html

鄭永年在文中徹底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今天中國的指導性作用，他説：

【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中，左派更能迷惑人們。……儘管左、右派對中國社會都會有負面影響，但左派更甚。在革命過程中，共產黨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的利益，但一旦成為執政黨，其目標不應當是使無產階級永久化……改革開放之後，共產黨開始轉型，從以往的階級DZ轉向經濟建設，正式開始了向執政黨的轉型。鄧小平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概念，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要建設一個橄欖形社會結構，或者中產階層龐大的社會。……一種是左派權威主義，以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中國為代表，也可以稱之為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communist authoritarianism）。另一種是東亞儒家權威主義（Confucian authoritarianism）。……儒家權威主義則通過運用國家政權和市場的力量，在很短時間裏，創造經濟和社會奇蹟，一些已經民主化，而另一些社會的民主化也在加快。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實際上已經很快逃離了蘇聯東歐的左派權威主義道路，而逐漸走上了儒家權威主義道路，這是一條先經濟發展，再社會改革，後政治開放的道路。】

總而言之，鄭永年認為，中國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是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做徹底的切割，走東亞儒家權威主義的道路，即走台灣蔣介石-蔣經國父子、韓國朴正熙、新加坡李光耀們的道路，先通過政治集權搞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再搞政治開放，逐步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鄭永年認為，過去中國改革開放走的是這條路，未來也應該走這條正確的路。這種新權威主義的主張，本質上和茅於shi、張維ying們的差異不大，都主張經濟上全面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化，只不過後者認為現在就應該搞“政治開放”，而鄭永年們則主張遲早要搞西方的政治開放而已。

鄭永年們《美國為什麼要和中國進行“新冷戰”》等文章的核心問題，就是把美國人（美國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嘴上説的”，把這些美國人別有用心製造的輿論，等同於美國人“心裏想的”及“實際上要做的”。似乎中國真的接受美國人的全盤政治、經濟、外交主張，諸如政治上搞分權和資主（像美國那樣搞壟斷資本寡頭當家作主），經濟上搞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外交上全面屈服於美國和西方的帝國主義霸權，中美關係就和諧了。

美國人會把真實的戰略計劃和底牌在其主流媒體上到處説嗎？其實，美國製造的這些輿論、説客鄭永年們試圖讓中國接受的這些輿論和邏輯，完全不符合基本的歷史和戰略常識。

比如，奧巴馬在第二個任期內就提出了將中國當作最大敵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這和鄭永年們所指責的“近年來”、“十八大”等等完全沒有關係；

比如，毛澤東當年在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將美國打得焦頭爛額，美帝國岌岌可危的時候，尼克松1972年2月到毛澤東書房朝覲；

比如，1976年末至1977年初，美軍剛剛撤出讓它損失慘重的越南、越南剛剛統一，美國便抓緊機會發展與越南的關係，美駐聯合國大使安德烈-楊(Andrew Young)就公開地宣佈：“我們把越南視為亞洲的南斯拉夫。……越南可以發展成一個類似南斯拉夫的獨立共產國家和對抗中國的緩衝器。……一個強大與獨立的越南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1977年3月卡特總統特派員伍德科克訪問越南，提出了幾乎無條件的兩國關係正常化方案；

比如，戈爾巴喬夫的蘇聯、葉利欽的俄羅斯，都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傳統做了徹底的切割，並且全面向西方妥協投降，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外交方案，換來的是什麼？是蘇聯的亡黨亡國，是國家的被肢解，是休克療法，是北約東擴，是車臣的恐怖戰爭，是美國對俄羅斯的進一步肢解，然而，之前西方答應的全面援助卻根本沒有兑現；

比如，利比亞卡扎菲被美國2003年伊拉克戰爭嚇破了膽，向西方全面妥協，徹底廢除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按照美國的要求搞了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可是美國和西方又是如何對待利比亞的，一代梟雄卡扎菲又是如何慘死的？

比如，朝鮮走了另一條路，至今特朗普對其無可奈何，朝鮮國家安全得到了保障，特朗普還不得不與其平起平坐，與利比亞卡扎菲是否是天壤之別？

總之，無論是特朗普、美國主流政客、主流智囊、主流媒體，還是作為美國説客的鄭永年們，都拼命向中國耳朵裏吹風，説美國之所以將中國當作敵人，是因為中國十八大以來在經濟上、政治上、外交上對美國的全球政策太強硬，鄭永年們希望中國走“儒家權威主義道路”，經濟上搞資本主義，並逐漸搞政治開放，對美國軟下來。然而，無數的歷史和現實案例告訴我們，無論對於蘇聯、中國還是朝鮮，美國的哲學就是“柿子專挑軟的捏”，“打不敗的對手就是朋友”，“説客”鄭永年們給中國指出的，無疑是一條死路。

二、特朗普政權瘋狂反華，主要原因不是中國對美國太硬，而是太軟——從奧巴馬時代美國的“穩俄反華”戰略説起美國種族主義壟斷財團及統治階級1999-2001年左右就將已中國鎖定為主要對手。2001年，何新根據來自美國的絕密情報，披露了美國有解決世界問題、稱霸世界的的時間表，次序是：

【（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伊朗，（二）朝鮮、中國，（三）俄羅斯。】

因此，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和敍利亞戰爭，其最終目的都是劍指中國和俄羅斯。儘管已將中國和俄羅斯鎖定為主要對手，但美國的計劃並不是直接攻擊中國和俄羅斯，而是在遏制中俄前提下，先掃清外圍，諸如伊拉克薩達姆、利比亞卡扎菲、敍利亞阿薩德父子等反美政權後，再攻擊中國和俄羅斯。美國在執行這個時間表過程中，初期非常順利，連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數城，但是在後期被覺醒的普京主導的俄羅斯所強力破壞。

眾所周知，早在2016年12月30日，德國《圖片報》就披露，基辛格正為特朗普制訂計劃以實現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基辛格認為，除與俄對話外的選擇只剩下對大家而言都是災難的對抗。2017年3月底，基辛格在華盛頓出席三邊委員會年度會議時表示，世界對俄羅斯存在很深誤解，他説：

【普京不是第二個希特勒，他無意推行征服政策。他的目標是恢復國家的昔日榮光。將普京塑造成全球超級惡棍——這在未來和實質上都是個錯誤。】

美國出現這種戰略動向，其背景是普京在穩固俄羅斯自身、周邊及中亞的基礎上，在敍利亞戰場和克里米亞-東烏克蘭戰場那樣像當年毛澤東在朝鮮和越南那樣重創美國及其代理人軍隊。基辛格是代表美國種族主義壟斷財團和普京握手言和，試圖像當年穩住中國那樣穩住普京，將主要鬥爭矛頭轉向對美不斷妥協退讓的中國（就像對付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和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

然而，在基辛格推動特朗普政權試圖走聯俄反華之路之前，早在2012年初，布熱津斯基就向奧巴馬-希拉里政權提出了聯合俄羅斯、日本、印度圍攻中國的戰略計劃。

2012年1月5日，美國奧巴馬政權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軍事戰略報告，非常罕見地公開地點名將中國作為主要的對手和威脅。總體判斷上，該報告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作為地區強權的崛起將會從各個方面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該報告擔憂和警惕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它強調或者説命令中國“必須更明確地澄清其戰略意圖，以避免引起該地區摩擦”。顯然這裏指中國軍力增長過快將與美國的所謂盟友如台灣、日本、韓國等引起摩擦。中國被明確定位為美國的敵人和對手，該報告稱，“美國必須要維持在我們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地區的力量投送能力”，因為“中國和伊朗等某些國家將繼續追求利用不對稱手段來遏制我們的力量投送能力”，美國的意圖是“有效地威懾潛在對手（如中國和伊朗）和阻止他們達到目的”。[1]中國和伊朗一樣，被奧巴馬政權軍事戰略報告史無前例地將為明確的公開的兩個敵人。然而，最值得關注的是，該報告涉及俄羅斯的內容只有這樣一句話：“我們與俄羅斯的接觸也同樣重要，我們將繼續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上建立合作關係並鼓勵對方在其他領域做出應有貢獻。”奧巴馬政權制定的對華、對俄政策一目瞭然。

幾乎同時，布熱津斯基（已經於2017年5月去世）在2012年1月3日於《外交政策》發表文章，恐嚇中國：

【到了某個階段，中國會興起更加張狂的民族主義……一個動搖不定、民族主義強烈的北京無意會促成一個強大的地區聯盟與之抗衡。中國的主要鄰國中，印度、日本及俄羅斯，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承認中國有權繼承美國在世界圖騰柱上的位置。他們甚至會試圖從一個衰落中的美國尋求支持，以抵消過分張狂的中國勢力。……亞洲可能會出現一段極其尖鋭的國際緊張時期。之後，21世紀的亞洲將開始與20世紀的歐洲一樣——充滿暴力與血腥。】[2]

布熱津斯基雖然正話反説，但其表述非常明顯，即美國應該聯合俄羅斯、印度、日本共同遏制中國。

無論是基辛格還是布熱津斯基，都非常蔑視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主導的蘇聯和俄羅斯。布熱津斯基在1997年的《大棋局》中曾説：

【在蘇聯剛剛解體後的幾年內，建立一種有效的全球性夥伴關係的主觀和客觀先決條件均不具備。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價實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在前俄羅斯帝國範圍內就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進行一場從帝國心態到民族心態的深刻變革。只有在這以後，與美國的真正夥伴關係才能成為可行的地緣政治選擇。】

面對史無前例向美投降的俄羅斯葉利欽政權，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們的建議仍然是讓美國繼續打壓遏制俄羅斯，將其繼續肢解，早在蘇聯剛剛解體後，布熱津斯基就對俄羅斯説：

【為什麼不可以像不止一個操德語或操英語國家那樣，成立一個以上或兩個操俄語的國家呢？……這種做法或許是俄羅斯人民獲得民主與繁榮的捷徑。】

而到了1997年，布熱津斯基明確指出：

【對俄羅斯來説關鍵的問題並不是領土的喪失。……俄羅斯的優先目標是自身的現代化……一種在自由市場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權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於發揮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豐富自然資源的潛力……由一個歐洲的俄羅斯、一個西伯利亞共和國和一個遠東共和國組成的鬆散邦聯制的俄羅斯也更容易同歐洲、新的中亞國家和東方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係，並加速俄羅斯本身的發展。】

美國1999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迫使南聯盟接受美國政治方案，隨後干預南聯盟政治選舉，並通過發動顏色革命肢解南聯盟，正是圍堵打壓俄羅斯步步推進的戰略計劃。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政府史無前例地積極投靠美國，結果換來的是美國對俄羅斯的進一步打壓和肢解政策。1999年，克林頓政府開始肢解南聯盟，就是針對俄羅斯的一記重擊。在這個階段，雖然俄羅斯的工業、技術、經濟處於最混亂、最虛弱的時期，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俄羅斯，但由於俄羅斯表現的比中國對美更加軟弱親美，所以，美國採取了穩住中國，集中精力攻擊俄羅斯的戰略方針。

其最終結果是，史無前例親美親西方的葉利欽，面臨懷念蘇聯的俄羅斯情報部門和軍隊愛國力量的強力反彈乃至政變的壓力下，不得不選擇對美強硬派普京接班上台。2012年1月5日奧巴馬軍事戰略報告之所以將中國作為主要對手，是因為俄羅斯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已經註定成為美國打不敗的對手——即朋友。在2011年年底俄羅斯杜馬選舉中，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儘管席位比原來減少近四分之一，仍為佔有優勢的第一大黨，但關鍵的問題，其票數和席位都流向了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正義俄羅斯黨等左翼色彩更加明顯的政黨中，這些政黨比普京的政黨更加反美，更加傾向於社會主義，因此可以普京主導的俄羅斯會在未來表現得對美國更加強硬。面對這種局面，2012年初的奧巴馬政權已經做出了選擇，接觸與懷柔俄羅斯，打壓中國。

實際上，這一戰略早在奧巴馬政權於2009年9月發表的《2009年國家情報戰略》中就已露出端倪。此報告在列舉有可能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的國家時談到了伊朗、朝鮮、中國和俄羅斯，但認為對美國構成全球性挑戰的只有中國：

【中美之間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它謀求更多的自然資源的外交和軍事現代化，是構成一系列全球性挑戰的重要因素。】

在談到俄羅斯時，只是認為兩國的分歧會使美國的利益複雜化。奧巴馬政府在第一任期內中止了北約東擴的步伐，並且停止了在獨聯體地區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競爭。2009年1月，奧巴馬總統通過電話和信函等方式傳達了恢復美俄關係的意願，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給予了積極的回應。2011年9月30日，俄羅斯石油公司與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正式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埃克森-美孚公司將與俄石油公司在聖彼得堡市組建北極科研中心，共同開發北極能源，美孚公司將投資22億美元開發喀拉海油田，投資10億美元開發黑海油田。作為交換條件，俄石油公司同時取得美孚公司在美國數個項目的資產和油田開發權。2012年4月18日，雙方再次簽署多項具體的石油開採合作協議。[3]

早在2008年，美國國際問題智庫“Nixon Center(尼克松中心)”，“CSIS(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就向美國大選中奧巴馬團隊提出政策建議，美國應謀求與俄羅斯關係的緩和，為此，美國應該對俄羅斯在原蘇聯國家(獨聯體國家)的核心利益表示尊重，以應對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日益擴大的中國。尼克松研究中心的上述研究報告提出的具體對俄政策建議被後來的奧巴馬政府基本全面採納，其中包括：(1)使俄羅斯成為處理伊朗問題的夥伴;(2)在反擴散領域共同工作;(3)加強在阿富汗的反恐合作，鞏固運輸通道;(4)重新審查在波蘭和捷克的反導計劃;(5)承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都沒有對加入北約做好準備，與北約盟友的合作選擇不是讓他們加入北約，而是為保護他們的主權承擔責任;(6)就核裁軍問題啓動系列對話，進一步削減戰略與戰術核武器;(7)迅速結束《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對俄羅斯貿易的限制;(8)致力於讓俄羅斯加入WTO。[4]

在美俄關係改善的同時，奧巴馬政權明顯將更多的力量和資源用於對抗中國，2010年夏天，奧巴馬-希拉里政權強橫地插手南海問題，“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戰略”浮出水面。2011年初，美國駐華大使在北京王府Jing街頭公開煽動顏S革命。當80年代美國需要聯合中國製約蘇聯時，美國有其對華和善的一面，但是蘇聯解體後，針對中國的實際性的肢解戰略就步入實施階段，蘇聯剛剛解體，布熱津斯基就曾説：

【我們將像對付蘇聯那樣對付中國，我們可以從種族紛爭和宗教衝突入手】。

當然，雖然一脈相承，但是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比今天特朗普政權的全面反華反共戰略之烈度要低，其主要原因是當時美國正在準備顛覆利比亞、敍利亞以及隨後的伊朗等國家。假如這些國家不堪一擊，美國短時間內解決問題，那麼奧巴馬政權的反華反共烈度會與特朗普不相上下。

奧巴馬政權“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個國內背景，是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早在2009年2月21日，布熱津斯基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就對美國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的深化表示憂慮，布熱津斯基警告美國精英：

【目前各個階層的不滿情緒都在持續增長。如果大家沒有工作，並在現實中被傷害太深的話，很不幸，就會引起騷亂。1907年，當我們遭遇大範圍金融危機時，不僅銀行開始接連倒閉，大街上也出現了騷亂。】

布熱津斯基建議美國富豪團結起來，成立國家團結基金，對美國底層民眾進行洗腦，將美國底層民眾對美國壟斷資本的不滿，通過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的方式煽動到其他國家身上去：

【如今的富裕階層在哪裏？為什麼他們不出來做些事情？他們曾賺了數億美元、數百萬美元。我想到了保爾森和魯賓(兩位均系美國前任財政部長)，他們為什麼不團結起來，為什麼不組織一個國家團結基金，使那些賺了鉅額財富的人扭轉如今的局面呢？】

總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一爆發，美國的壟斷財團就已經把目光拋向中國，準備通過搞垮中國來緩和自己的危機。布熱津斯基的警告猶在耳邊，2011年美國就爆發了矛頭針對美國壟斷財團的聲勢浩大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不過美國壟斷財團及其智囊早有應對方案，這就是法西斯主義茶黨的崛起，美國共和黨極右翼的全面振興以及2016年史無前例的極右翼的特朗普政權的出現。

奧巴馬政權後期，2015年左右，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國際政治學者和美國外交專家之間就發生了關於對華關係的大辯論。2015年3月，美國外交學會發布了由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布拉克韋爾(Robert Blackwill)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泰利斯(Ashley J. Tellis)合寫的長篇報告，呼籲實質性地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引起廣泛重視。報告的基本觀點是：

【中國現在是並將在今後幾十年中都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美國把中國融入自由國際體系的努力現在導致對美國在亞洲卓越地位的威脅，並最終可能對美國的全球權利產生嚴重的挑戰。……為此美國需要一個新的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國國力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它的上升……雖然有中東的混亂以及與俄羅斯的關係緊張，但是美國總統在今後幾十年中要集中力量處理對美國最大的戰略挑戰，即中國國力的崛起。】

其潛台詞是認為，美國80年代以來對中國實行接觸與和平演變戰略計劃，其實質是通過將中國納入自由國際體系，使中國成為美國霸權體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即經濟上使中國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外資化變成美國半殖民地，外交上使中國服從美國帝國主義霸權主導的國際秩序，政治上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扶持傀儡政權。

1978至2008年，美國對華整體上相對友好，認為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及和平演變戰略是相對成功的，本來，美國認為可以順利將中國肢解的。事實上，美國對華和平演變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比如，中國的許多核心技術工業就已經被美國派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殺手所摧毀。眾所周知，如果沒有新自由主義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干擾和破壞，中國保持新中國建國以來一直有的“兩彈一星”精神和模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國工業應該比現在的狀態要“厲害”得多得多——這是美國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偽裝成的新權威主義五毛們都極力否認的基本事實，他們都否認新自由主義勢力對中國的經濟、金融和工業產生了嚴重的破壞。然而，另一方面，由於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種種惡果，諸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三座大山及國有資產流失、四千萬工人下崗、非法暴富階層崛起等等，促使中國廣大人民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重新迴歸馬列主義。這成為美國瓦解中國的最大障礙。

新時期，美國的對華和平演變工作仍然以新的模式在繼續。2011年初，美國駐華大使洪bo培在王府jing煽動顏S革命，被信奉馬列主義的青年愛國網民活捉，美國人開始意識到，單純輸出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以及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等傳統毒藥無法肢解中國，無法邊緣化馬列主義在中國新一代青年和勞動人民中的巨大影響，消解中國廣大民眾對美國的仇恨和敵視。因此，美國一方面在外交上對中國採取了全面圍堵進攻戰略，另一方面則從內部採取了新的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心理戰及和平演變手段，開始用扶持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五毛的方式，試圖邊緣化中國國內馬克思主義愛國力量的影響，扶持中國國內親美的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的親美勢力上台（類似皮諾切特、蘇哈托、蔣介石之類的人物，經濟上搞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治上搞獨裁專政鎮壓左翼底層力量），逼迫中國走和平演變、自我瓦解之路。這就是美國2009-2013年試圖穩住俄羅斯，集中力量圍堵中國的第一波嘗試的由來。

值得關注的是，2009年美國開始緩和與俄羅斯關係集中力量對抗中國，其直接背景是2008年8月俄格戰爭，親西方的格魯吉亞軍隊深受重創，這次戰爭是車臣戰爭後俄羅斯走向真正復興的一個標誌性事件。2003年至2005年，美國及西方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先後發動顏色革命，對俄羅斯步步緊逼。而2008年俄格戰爭之後，整個中亞局勢發生深刻改變，天平倒向俄羅斯一邊，俄羅斯隨後將中亞地區親美親西方勢力逐漸排擠。而美國雖然對俄羅斯普京進行了強烈譴責，聲討俄羅斯已經“入侵了一個主權鄰國”，美國不可接受，並同意給格魯吉亞10億美元的援助。雖然在格魯吉亞及南奧塞梯問題上，美俄關係高度緊張，然而美國對俄羅斯的真正戰略，卻是2009年-2013年對俄羅斯的全面拉攏政策。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2015年外交政策大辯論，美國將中國定性為是比俄羅斯更大的敵人，是在俄羅斯2014年在東烏克蘭及克里米亞問題上重創美國和西方之後。除此之外，俄羅斯強力反對美國和西方顛覆敍利亞政權，並在2015年派出軍事力量徹底扭轉了敍利亞局勢，使美國顛覆敍利亞政權的計劃功虧一簣。

2009年以來，奧巴馬政權向俄羅斯開出的價碼是，北約東擴到此為止，對俄羅斯在獨聯體國家的利益保持一定程度尊重，俄羅斯作為一個地區強國納入美國霸權體系。面對美國對俄羅斯的緩和姿態及拉攏戰略，面對美國試圖穩住俄羅斯將主要精力對付中國的心理，普京的選擇不是立刻軟下來服從美國的安排，而是全面清理葉利欽時代美國在俄羅斯周邊佈下的重重地雷，抓緊機會擴張自己的實力，其戰略意圖是逼迫美國承認自己的勢力範圍，作為一個傳統的世界大國而與美國和解，為俄羅斯爭取更多的權力和利益，而不是簡單地屈從於美國的霸權。實際上，多年以來，普京及其俄羅斯像當年中國的毛澤東一樣，一直站在和美國及西方鬥爭的第一線，比如，在2011年3月21日，普京就曾抨擊聯合國授權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的決議就像是“歐洲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號令”，並嚴厲批評美國動不動就訴諸武力。他指出，美國對前南聯盟、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採取了軍事幹預行動，他説：

【現在輪到了利比亞。……所有這些行動都是打着保護平民的幌子。哪有什麼道理？哪有什麼良心？既沒道理，又沒良心。】

熟悉美國地緣政治策略的人應該清楚，普京對美國的強硬，是由於其國內政治基礎的穩固，而如果美國不能顛覆普京政權的話，它最終不得不會向普京伸出橄欖枝，就像對待毛澤東的中國那樣。

因為2014年以來克里米亞問題及敍利亞問題上的矛盾，為了防止普京在中美間左右逢源，美國加大了對俄羅斯普京的經濟和金融制裁，美國非常清楚，如果中國不能補償俄羅斯的經濟損失，一旦美國後面決定伸出橄欖枝，民族主義者普京就會相對廉價地導向美國。反觀中國，雖然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遠大於克里米亞之於俄羅斯，中國收復台灣的合法性也遠大於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然而，中國並沒有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俄羅斯式的全面強硬反擊美國和西方的做法。而在中東敍利亞等問題上，俄羅斯又站在對抗美國及西方的第一線，隱然類似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中國所發揮的角色。而美國今天的選擇恰恰和1970年代的選擇一樣，最終決定準備和打不敗的對手俄羅斯的普京握手言和，而將鬥爭矛頭對準對美國不斷妥協退讓的中國。

總而言之，特朗普政權之所以以非常強硬的政策對抗中國，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中國顛覆了國際秩序，妨礙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恰恰相反，中國所做的，與俄羅斯所做的，不可同日而語。普京執政俄羅斯18年來，先後通過車臣戰爭、俄格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東烏克蘭戰爭、敍利亞戰爭五場戰爭，步步為營，從俄羅斯的核心到外圍，不斷擊退美國和西方勢力，最終攻入美國帝國的心臟中東，使美國稱霸世界的計劃基本上面臨夭折的危險。

不僅如此，普京在輿論戰、媒體戰、心理戰等方面利用“今日俄羅斯”等平台也讓美國大傷腦筋。美國認為俄羅斯政權內部已經比較團結和穩固，親美自由派已經基本江河日下，而且普京的反對派越來越左傾，美國推翻了普京，上台的會比普京更加反美與懷念蘇聯。與之相反的是，中國國內則存在強大的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的西化派勢力，美國仍然希望在中國方向取得戰略突破。

奧巴馬政權當時已經制定了聯俄反華的基本戰略，特朗普政權又進一步深化了此戰略，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對美國還遠遠不夠強硬，也沒有對美國霸權造成任何實質性的觸動和傷害，但是美國卻認為通過金融戰、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美國能夠從中國身上剝削和榨取的利潤和財富，卻大於俄羅斯。

其實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美國為了防止中國與蘇聯結盟，就曾向中國伸出橄欖枝，毛澤東的做法則是先後在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重創、重傷美國，美帝國岌岌可危的時候，美國不得不向毛澤東的中國低頭屈服，抽出手來集中精力對付赫魯曉夫時代以來一直對美相對軟弱的蘇聯。因此，整個冷戰的故事，就是毛澤東重創美國，使美國被迫與中國握手言和，美國集中精力瓦解了蘇聯。

冷戰結束後，美國製定依此解決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伊朗，朝鮮、中國，俄羅斯，進而稱霸世界的戰略計劃。美國的攻擊原則，是“柿子專挑軟的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伊朗、朝鮮，基本上處於同等規模，美國從2001年開始先從阿富汗、伊拉克下手，將最硬最難咬的伊朗和朝鮮兩個小而硬的柿子放在了最後。本來利比亞卡扎菲政權的堅硬程度遠遠高於伊拉克，但是卡扎菲被2003年伊拉克戰爭嚇破了膽，主動放棄核武器，並全面投稿美國和歐洲，政治上採納西方普世價值搞自由化，經濟上搞私有化市場化改革，使民眾福利水平大幅下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外交上試圖在美歐之間搞投機，最終在2011年被美國和法國聯手消滅。

眾所周知，2013年，正當美國奧巴馬政權集中精力利用“伊拉克伊斯蘭國”、敍利亞“勝利陣線”等恐怖勢力攻打敍利亞政權時，美國向伊朗伸出了橄欖枝，温和派伊朗總統魯哈尼上台的三個月後奧巴馬就罕見地致電魯哈尼，與此同時伊核談判也史無前例地進展順利。奧巴馬政權的戰略計劃非常明顯：首先是試圖對伊朗魯哈尼政權進一步進行和平演變，讓伊朗經濟更加私有化、市場化、外資化、美元化，通過接觸方式在伊朗培植更多更強的親美勢力。當然，更重要的則是分化瓦解伊朗-敍利亞聯盟，在美國及北約出兵顛覆敍利亞政權時，防止伊朗出兵干預。這和它試圖穩住俄羅斯，優先圍攻中國的策略是一以貫之的。這不過是秦始皇當年就運用熟練的合縱連橫之術。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達成伊核問題全面協議，伊朗似乎馬上就能重返國際社會了。

關鍵時刻，普京於2015年9月開始，果斷出兵敍利亞，扭轉了整個敍利亞戰場的局勢，從此，伊斯蘭國及敍利亞反對派的力量不斷被壓縮。奧巴馬政府及共和黨極右翼勢力本來的計劃，是秘密資助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勢力，等待他們推翻敍利亞、黎巴嫩等政權並對伊朗造成巨大傷害後，再以反恐為名名正言順地出兵敍利亞，扶持傀儡政權。即便是2015年9月年俄國已經出兵敍利亞前及隨後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在敍利亞的武裝力量一直在幫助伊斯蘭國對抗阿薩德政權。然而，讓美國始料不及的是，俄羅斯的普京敢於果斷出兵，伊斯蘭國及敍利亞反對派在俄國軍事力量面前不堪一擊。直到伊斯蘭國接近覆滅、敍利亞戰爭接近尾聲、阿薩德政權已經完全穩固的時刻，美國特朗普政權才抓緊“止損”，正式攻擊伊斯蘭國。

毫無疑問，在敍利亞戰場這種局面下，美國之前制定的拉攏穩住伊朗、集中顛覆敍利亞的戰略已經完全失敗，這就是特朗普政府全面撕毀伊核協議的根本原因。如果今天奧巴馬政府在台上，也會擱置乃至逆轉與伊朗的和解進程，以防止俄羅斯-伊朗-敍利亞聯盟在中東的全面壯大。正如克林頓政權為了分化朝鮮和中國的關係，曾經在1994年與朝鮮簽訂了《朝美核框架協議》，然而，朝鮮並沒有徹底導向美國，結果克林頓政府在後半期就已將協議擱置，拒絕執行，而小布什上台後則全面撕毀了協議。

實際上，伊朗的綜合力量遠比敍利亞強大，其內部也比敍利亞團結，正因為伊朗難以顛覆，敍利亞是薄弱環節，美國才制定了“穩伊攻敍”的戰略計劃。

對於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體型較大的對手，在90年代，美國認為葉利欽主導的俄羅斯政權比中國更加軟弱、虛弱，更容易下手，因此將俄羅斯當作首先圍攻的敵人：於是北約東擴步步為營，美國、德國、法國情報機構扶持車臣恐怖勢力將俄羅斯搞得焦頭爛額，並在1999年果斷出手干預南斯拉夫內政，隨後順利將其肢解。

普京上台後，飽受失敗苦衷的俄羅斯汲取教訓，痛定思痛，果斷地清洗國內親美資本寡頭的同時，通過車臣戰爭、俄格戰爭，不斷鞏固自身地盤，對美國勢力果斷出手。自2008年俄格戰爭之後，布熱津斯基指導下的奧巴馬政權，將顛覆俄羅斯的時間放在了普京身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因此美國正式改變了克林頓時代的做法，已經初步制定了穩住俄羅斯，優先圍攻中國的戰略計劃。面對奧巴馬政權2009年以來向俄羅斯的不斷妥協讓步，普京全面採納了毛澤東的戰略，面對美國的拉攏沒有猶豫和妥協退步，而是果斷出手步步為營，先後通過克里米亞戰爭、東烏克蘭戰爭、敍利亞戰爭接連反擊美國勢力在周邊的存在，並在中東重創美國。其最終結果是，特朗普政權上台後，進一步深化了奧巴馬政權的穩俄攻華戰略，準備承認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並將主要精力和資源集中起來對付中國。新冷戰時代，中國一定要汲取蘇聯因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們發展壯大而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

中國國內存在強大的親美新自由主義勢力，是美國決定穩住俄羅斯，優先打擊中國的重要原因。美國在顛覆敍利亞和伊朗問題上受挫，征服世界的時間表被俄羅斯普京暫時破壞，這是今天特朗普上台後，中國戰略壓力陡增的重要原因，這是美國決定集中精力對付中國的重要國際因素。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推行全面反華反共政策，其國內原因則是由於內部階級矛盾的激化，極右翼準法西斯主義勢力上台，美國急需通過搞垮中國來獲得鉅額收益以緩和其內部危機。

如果今天中國清理內部親美的新自由主義勢力後，在台灣、南海、東海、朝鮮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能夠像俄羅斯普京那樣，果斷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不斷斬斷美國伸出的觸角及黑手，對美國在這些中國核心利益領域的帝國主義霸權干涉進行果斷反擊，甚至展示出比俄羅斯普京更加強大的衝擊美國帝國主義霸權的力量，美國才有可能放棄“穩俄攻華”的戰略計劃，美國才有可能像當年對毛澤東的中國、昨天對伊朗、今天對俄羅斯那樣，對中國伸出橄欖枝。

無論是中國的歷史經驗還是俄羅斯的現實經驗都告訴我們，只有敢於鬥爭、勇於鬥爭，並在鬥爭中打疼、打怕美國，中美之間才有可能存在“和平與發展”，才會有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三、認清美國帝國主義政權持之以恆的霸權戰略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到奧巴馬再到特朗普，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在執行此戰略，都在推進稱霸世界的時間表，當然，隨着時間表的推進，每一個階段的具體任務有區別。此外，雖然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具體的方式方法上有差異，但是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和實質則是一致的。比如，小布什時代美國更加單邊主義，在伊拉克戰爭中考慮歐洲利益不周，而奧巴馬時代則強調與歐洲的協同推翻利比亞和敍利亞政權，然而，小布什並沒有突破北約的基本框架，奧巴馬也沒有放棄美國對北約的絕對主導權。

美國的進步左翼，只有在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時起，在羅斯福新政的年代在美國政府中掌握了部分發言權，壟斷資本被有條件地限制。然而，冷戰結束後，國際共運史無前例地衰落，美國政壇的特點，是民主黨向中右的方向發展（克林頓政權在第二任期已經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比冷戰時代的共和黨還要親資本），共和黨向極右的方向發展，終於在2016年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特徵的特朗普政權。特朗普政權及其內政外交政策並非基因突變，而是美國壟斷財團為了在當前國際環境中推動稱霸世界的時間表，做出的自然選擇。總之，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本質上是連續的，是連續性與階段性、黨派性相統一的，在國內政治不斷右翼化、極端化背景下（壟斷資本對政治權力的控制越來越強），在不斷加速推進美國稱霸世界的時間表。

換句話説，在美國，究竟是布什在台上還是奧巴馬在台上，沒有根本性差別，美國的政策及戰略動向是一以貫之的。假如奧巴馬2000年上台，照樣會發動戰爭發動阿富汗戰爭（規訓與駕馭恐怖勢力）、入侵伊拉克，假如布什2008年上台，照樣會採取顛覆利比亞、敍利亞的既定戰略（或許具體手段上會有差異）。總之，似乎無論是什麼政府上台，都無法改變美國既定的世界戰略。

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則完全不同，內政外交忽東忽西、忽左忽右，老一代領導人去世後，新一代上台就徹底否定前者搞徹底性的改革，直到最終崩潰。奧巴馬在競選中利用民眾對布什的不滿情緒説了太多的“改革”、“改變”，但上台後仍然是蕭規曹隨。在美國真正決定國家走向的是一個以白人壟斷財團幕後的隱形統治集團，這個集團牢牢把握了美國最高統治權力並不受外界各種勢力的干擾，因此美國的內外政策才能在幾代人的時間裏保持連貫。

面對尼克松以來史無前例地反華反共的極右翼特朗普政權，當前很多中國人將希望寄託於2018年的中期選舉，認為美國國會兩院（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議員選舉中，如果特朗普及其共和黨失去絕對主導地位，中國未來的處境會更好些。面對特朗普政權史無前例的反華反共政策，他們不敢勇於鬥爭，而是愚蠢地認為當縮頭烏龜用一個“拖”字就可以了，最麻煩的境況，熬到特朗普下台就會有改觀。其實他們沒有認識到，當前特朗普政權奉行的反華反共政策，是美國白人壟斷財團的政治共識，2016年大選即便是民主黨上台，這一對華政策也不會根本上發生改變。

在這些人看來，美國似乎沒有連續的穩定的對華戰略，特朗普政權當前對華強硬政策，是暫時的，是可以改變的。他們主張中國對美國妥協退讓，割讓一部分利益（類似歷史上的割地賠款），就可以穩定中美關係大局，為改革開放創造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其實，實踐已經證明，這一做法的結果，就是特朗普政權的胃口會越來越大。貿易戰以來，經過幾輪較量，特朗普的底牌其實已經展示出來了，其目的正是不斷對中國勒索和吸血，讓中國經濟和政治秩序發生崩潰後，顛覆肢解中國。

之所以出現上述種種錯誤判斷，其緣由是某些中國人沒有分析清楚，美國將注意力放在中國身上，或者説對中國採納強硬政策的目的是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結論會不一樣，總結來説，會有如下答案：1、從中國獲取或者剝削鉅額經濟財富和利益；2、將中國變成依附於美國的經濟殖民地；3、改變中國的對外政策，使中國遵從美國設計的維護美國霸權的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秩序；4、顛覆中國的政治制度，在中國扶植傀儡政權；5、肢解中國，使中國版圖四分五裂，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稱霸世界的潛在危險。

所謂“9·11轉移了美國注意力，給中國帶來戰略機遇期”論的前提假設，就是認為美國並沒有顛覆、肢解中國的戰略目的和計劃。按照這一假設，美國對華戰略最多隻停留在上述第一個層次。按照這一判斷，應對特朗普對華強硬政策，最好的辦法就是妥協、退讓、投降。有的著名學者兼智囊甚至按照這一投機主義思路給領導人提出瞭如下戰略思路：1979年中國對越自衞反擊戰，交投名狀，開啓了中美蜜月期。2001年，小布什政權本來計劃對華採取強硬政策的，然而，9·11事件爆發後，中國積極幫助美國打反恐戰爭，中國甚至向美國開放了新疆邊境的瓦罕走廊等敏感地區，幫助美國反恐，這才贏得了10年戰略機遇期。今天，面對特朗普政權的對華強硬政策，只有中國幫助美國解決朝鮮、伊朗、委內瑞拉乃至俄羅斯等問題，才能為中美關係開創另一個蜜月期。

這一投機主義思路完全是與虎謀皮。掌控中國金融的新自由主義勢力拋出的所謂“投名狀”一説，是在將改革開放解讀成“改旗易幟”的邪路，必須高度警惕。

我們需要明白，與二戰前相比，當今美國及西方壟斷財團的野蠻性、腐朽性、反動性，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美國仍然是一個瘋狂的帝國主義國家，其對外政策，其一是反共主義，即不允許勞動者共同所有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地球上存在。其二，則是種族主義，以美國為首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為霸主，德國和日本是其輔助者，他們共同防止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擺脱帝國主義體系的控制和剝削，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的發展。今天美國奉行的對外政策，上述兩點依然是其出發點。無論是民主黨上台，還是共和黨上台，他們都是壟斷財團的白手套而已。不消滅帝國主義，不反對帝國主義，不消滅壟斷資本，中華民族永遠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獨立和解放，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永恆的主題，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我們這個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我們不得不面臨的宿命與使命。

當然，今天的世界格局與冷戰期間及二戰前相比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但是我們要理性科學地把握其變化的實質。與冷戰期間相比，今天的世界格局，最大的變化就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退潮，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更加猖獗和野蠻，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橫行霸道，西方壟斷資本對勞動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已經逼近戰爭與革命的極限。無論是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還是後來的伊朗，都在冷戰期間或者借冷戰期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實現了自身一定的獨立自主，一定程度上擺脱了對帝國主義的依附。而今天美國帝國主義正在做的，正是在清洗這些冷戰遺產。

與二戰前那個血腥野蠻的帝國主義時代相比，今天世界格局最大的不同，則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成果及遺產，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工業軍事實力及相對獨立的國家政權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霸權的最大障礙，為了對付這兩個敵人，防止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都推向中國或俄羅斯，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不得不向某些國家展示其文明的一面。然而，如果美國順利地實現了上述稱霸世界的時間表，整個世界將回到類似二戰前的那種野蠻血腥的強盜帝國主義時代。

 【劉楓，察網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