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修教育問題》_風聞

摘自《紅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里，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説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里”，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系。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麼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制度了。隨着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説：“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痴，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只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乾脆只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注：似乎還沒有各級黨校，看來預言不能百分之百準確)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只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只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説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麼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僱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學校”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麼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只要不惜重金，什麼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麼説，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説得多麼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麼多的錢去僱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麼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面前，還是在其他什麼面前，怎麼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説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麼？其實，什麼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列寧曾説過：“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面前，還在那兒高談着“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説，“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麼，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週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説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只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説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只是裝裝樣子、騙騙羣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只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着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制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統治下的蘇聯教育

教育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階級社會里，總是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明確地提出：“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可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台以後，徹底背叛了無產階級，把蘇聯教育蜕變為復辟資本主義和維護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教育部門的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裏，執行什麼樣的路線，決定了學校成為哪個階級專政的工具。蘇修叛徒集團利用他們篡奪來的黨政大權，把持了教育的領導權，在教育領域裏推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叫嚷要“以二十大精神徹底改造蘇聯教育”，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等貨色，為在蘇聯強化壟斷資產階級專政效勞。那些披着“專家”、“學者”外衣的資產階級分子竊據了各級教育部門的領導職務，而勞動人民卻根本無權過問教育事業。教育這塊陣地成了蘇聯新老資產階級的一統天下。

列寧在揭露資產階級教育的實質時指出：“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裏，與其説是受教育，倒不如説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僕，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今日蘇修之教育，實質上也是如此。蘇修叛徒集團為了適應社會帝國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賦予教育以雙重目的：一方面為資產階級訓練供其驅使的奴僕，另一方面培養高踞於勞動人民之上的精神貴族。為此，蘇修對各級和各類學校的任務以及畢業生的去向，都作了嚴格的規定。例如，有的學校的任務確定為培養“有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培養大批能為他們提供剩餘價值的熟練的僱傭勞動者，而有的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的任務則是培養“明天的生產指揮者”和所謂“有淵博理論知識”的“專家”，充當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替他們去壓榨和剝削蘇聯廣大勞動人民。

蘇修在《教育法令綱要》中標榜，從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銜接，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高等學校。然而，蘇聯的現實卻完全是另一幅圖景，在享受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極其明顯的階級對立。在今日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深重的蘇聯社會里，人人有權升入高等學校只不過是一句騙人的空話。

蘇修公然胡説勞動人民的子女“只能成為一個很好的手工業者”，甚至污衊勞動人民受更高的教育是“在沙土或石頭上播種的無效勞動”。寥寥數語，已把這夥叛徒敵視和愚弄人民的醜惡嘴臉暴露得淋漓盡致。儘管蘇修當局多次宣佈要普及中學教育，然而至今仍未兑現。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女讀幾年普通學校或職業技術學校，只能成為廉價勞動力。

可是，對主要是為資產階級子女開設的高等學校，蘇修統治集團卻關懷備至，在經費上和師資上都是優先照顧。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子女可以沿着學校的金字塔向上爬。據蘇修自己的調查稱，在他們當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升入高等學校，畢業之後成為“專家”，並擔任各種領導職務。可見，蘇修的教育實際上成了維護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變相世襲的一種手段。

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領地

​蘇修侈談什麼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而實際上他們取消了工農享受教育的優先權。在高等學校招生問題上，他們玩弄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花招，鼓吹“知識是最高的仲裁”，高等學校錄取學生的唯一標準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識”。《真理報》還專門以《深刻的知識是進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證》為題發表文章，製造聲勢。他們胡説什麼招收“生產工人”的結果不僅大大降低了教學質量，造成“驚人的淘汰率”，而且實際上等於拒絕“有才能的青年”入學。可見蘇修鼓吹“知識仲裁”，正是以“知識”、“分數”的自由競爭為幌子，給特權階層子女大開方便之門，而把勞動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學校之外。

恩格斯在談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競爭“照例也是有錢人在這上面佔便宜，而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説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蘇聯，資產階級的子女有父母的資本和權力作為後盾，不僅可以上收費昂貴的“補習班”，還可以聘請家庭教師。據蘇修《文學報》透露，在列寧格勒的調查表明，高等學校的入學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過這種補習班，許多高年級學生還在物理和數學等方面找私人教師補課。這種私人授課，一小時要索取五個到十個盧布。對這種靠金錢上大學的辦法，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個盧布的工農羣眾自然只能望洋興嘆了。蘇聯勞動人民對這種知識。商品化的醜惡現象極其憤慨，他們尖鋭地指出，這裏“存在着錢袋的比賽”。事實早已戳穿了蘇修所謂“教育平等”的謊言。什麼“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什麼“知識是最高仲裁”，都不過是象列寧指出的那樣：“在一般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佈有產者和無產者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來大大欺騙被壓迫階級”。因此，蘇修教育方面的階級對立只是蘇修整個社會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的縮影。今天，按照資本和權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權利，這才是蘇修教育的真相。

培養精神貴族的場所

​蘇修叛徒集團大力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針，宣揚學生的任務就是“獲得牢固的科學知識”，叫嚷“必須把學習優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甚至胡説“社會的主要生產力量是智力勞動”。蘇修鼓吹“智育第一”，裝出一副只談知識不談政治的樣子。可是，“提出這個原理的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資產階級政治放在學校事業的第一位”。事實上，蘇修以“智育第一”作幌子，在學校中不斷加緊進行軍國主義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教育，使教育為社會帝國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服務。

為了適應修正主義培養精神貴族的需要，蘇修還費盡心機大搞“天才教育”。蘇修宣稱。“一定要選拔真正有天賦的人入學，以造就高材生。”他們通過所謂“尋求和選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資產階級的子女選拔為“尖子”，或者在中學裏從優施教，或者送進各種專門設立的“天才學校”。在高等學校裏更是把“篩出”來的“天才生”，作為“精華中的精華”單獨培養。所謂西伯利亞“科學城”，就是進行“天才教育”的一個典型。他們挑選了一批“天才生”，封之為“國家未來的領導人”，由“天才教師”按照不同於其他學校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進行特殊教育。他們還為資產階級的子女開設專門的政治、數學、美術和音樂等特殊學校。有的軍事學校公開規定只收軍官的孩子，有的學校不公開招生，只在上層人物的子女中選拔。這種特權階層的特殊學校，同當年老沙皇開辦的貴族學校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兩樣，它們都是為了培養反動統治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叛徒們還把“物質刺激”原則搬進學校。特別在高等學校裏，他們巧立名目，實行高額助學金、獎學金和學位、學銜制度。表面上是刺激學生鑽研書本的積極性，實際上是用金錢進行收買，引誘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義的邪路，從而把他們培養成鄙視勞動、壓迫工農的精神貴族。

蘇修拚命宣揚讀書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勃列日涅夫宣稱：“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這就是説，蘇修的黨和國家的權力主要控制在受過高等教育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手裏。在蘇修“二十四大”的中央委員中，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師、教授等學位、學銜的就佔百分之四十六點四。蘇修一個頭目還宣稱：“現在，所有的州委書記，絕大多數市和區的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的執委會主席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以此炫耀蘇修“社會主義”的“發達”，其實這正表明他們把高等學校變成了進入特權階層和攫取更高權力的階梯。他們把知識變成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殘酷地欺壓蘇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

由此可見，蘇修教育在維護和強化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蘇修教育，已經成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世襲領地和修正主義的染缸。但是，蘇聯勞動人民決不會容忍蘇修叛徒集團的這種倒行逆施。他們必將奮起鬥爭，推翻蘇修的法西斯統治，奪回壟斷資產階級霸佔的一個一個領地，包括教育這塊領地，使蘇聯重新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載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蘇修教育

焦 平​

列寧在《俄共(布)黨綱草案》一文中指出：“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以利於徹底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和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篡奪蘇聯黨政大權後，完全背叛了列寧的遺訓，他們使教育為培植精神貴族和鞏固蘇修的反動統治服務，使學校變成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蘇聯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工具。

高喊“普及教育”，追逐最大利潤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台以後，喋喋不休地高喊要“加快普及教育的步伐”，並且經常連篇累牘地發表各種統計數字，吹噓教育“發達”的程度。這實際上是把教育作為對勞動人民榨取最大利潤的工具。早在五十年代，凱洛夫之流就已經給蘇聯學校貼上了利潤原則的標記，提出“培養能夠增加社會財富的一代，這就是新學校的任務”。他們公然説什麼“工人為掌握職業即使從初等教育中所獲得的東西，也比在車牀旁從事同樣長時間的實際工作獲得的東西多”。到了七十年代，他們更直截了當地宣稱：“教育是最有效的投資部門”，要把經濟效果作為考察學校的標準。在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眼裏，辦學校不僅能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利潤，而且它“比建築道路、水壩、發電站等方面的投資的回收要快”。恩格斯説過：“既然資產階級所關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碼的生活，那我們也就不必奇怪它給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點點。”恩格斯當年揭露英國資產階級為什麼給工人後代也受一點教育的這句話，用來分析蘇修“普及教育”的反動本質是十分恰當的。

大搞“天才”教育，資產階級霸佔學校赫魯曉夫上台給學校提出一個新任務，叫做“發掘和關心少年天才”，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識，人的天才是現代每一個國家進步與強盛的最主要源泉”。蘇修叛徒集團如此為“天才”教育大造輿論，目的就是要讓官僚資產階級壟斷教育，讓他們的子女霸佔學校。他們大搞“天才”教育，採取了種種措施。首先，在一些大城市，把經他們選中的所謂“天才生”集中起來，開設了多種類型的特殊中學，如數學中學、物理中學、外語中學等等。在這些學校裏有優越的師資配備和實驗室，還有其他許多專門教學設備。這些“天才生”可以用科技活動代替生產勞動。其次，在一些重點中學裏，他們又為所謂的“天才生”，設立擴大教學內容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外語等科的特別班，增加學習時間，配置專門教師指導，加以破格培養。另外，還規定高等學校招生，要優先錄取這些“天才生”。近年來，他們還別出心裁地搞什麼大學生“奧林匹克競賽大會”，在大學生中尋求“天才”人物，這種“奧林匹克競賽大會”中的優勝者可以戴上“象徵着榮譽與勝利”的“月桂帽”，荒誕到了極點。蘇修大搞這一套“天才”教育，完全是為鞏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這一點，連西方資產階級也看得很清楚。英國《蘇聯教育中的政治》一書指出，這種“設立特權階級的學校”，是蘇聯“特殊階級明顯地企圖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羣眾孩子分開”，“把有特權目的的學校轉變為社會分化的學校”。

藉助盧布刺激學生，培植新的精神貴族​列寧説過，“資產階級總是“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在今日的蘇聯，蘇修頭目公然宣稱“知識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竭力向學生灌輸“知識越多，身價越高”的陳腐觀念，在學校裏，大搞盧布刺激。學生的獎學金仿照工資制度，分為“基本獎學金”和“個人獎學金”兩種。“個人獎學金”相當於工資制度中的“個人津貼”，是專門發給那些學業成績特別“出色”的學生。一九七二年，蘇修中央和部長會議又採取了一項關於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學生獎學金的新措施。這個新措施，以“注重學業成績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情況”來決定獎學金的獲取。對所謂“成績優秀，在社會和科技工作上表現良好的學生”，可以除發給獎學金的規定數額外，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另外，校長“有權在已批准的學生獎學金的總數額內，對那些學業成績優良，在社會工作和科技工作方面表現良好的學生，再增發百分之十五的獎學金”；同時校長也有權對“幾門學科考試不及格，和考期過後而補考及格的學生，不發給獎學金”。蘇修在學校中以搞這一套盧布刺激為誘餌，驅使學生拚命把自己培養成符合蘇修統治集團需要的新的精神貴族。

加強軍國主義教育，把學校綁上爭霸世界的戰車

為了適應爭霸世界的反革命需要，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台以來，還大大加強了學校的軍國主義教育。蘇修教育部門的一個頭目宣稱，“對青年學生的初等軍事訓練，將從九年級開始進行，共一百四十小時，包括三十五小時學習公民國防原理。在教學計劃中增加學習初等軍事訓練學科的時間，十年級每週為二小時，九年級每週為一小時”。他們對蘇聯青少年進行軍國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大肆渲染火箭一核武器的所謂威力，妄想用這種唯武器論訓練學生，給自己壯膽打氣。蘇修報刊無恥地吹噓什麼“蘇+聯武裝力量擁有火箭一核武器，這本身就是加強我國軍隊的精神潛力的強大因素的源泉”。​蘇修在學校中把反動的軍國主義教育作為一門“基本課”，要“考試”和“記分”，規定軍訓課不及格者則不予畢業。他們要求“每一個教師應當善於從教育上論證所教學科跟軍事愛國主義教育任務的聯繫”。同時，還由國防部向普通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派遣了大批軍官，直接控制這些學校的軍事訓練。到一九七四年，全國四萬七千七百所中學已經全部配備了軍事教官，許多學校還擁有自動槍、卡賓槍等武器。蘇修大搞軍國主義教育，完全是為它對外侵略擴張，妄圖爭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戰略服務的。

推行“專家治校”，維護資產階級的一統天下

蘇修的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校長被捧到極高的地位。這些校長實際上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在學校中的代表。他有權決定幹部的選擇和使用，有權對學校課內外一切活動進行安排，直到決定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在校長控制下設立的教育委員會和教師教學法協會，則是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對學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蘇聯高等學校中，從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到系主任為首的系務委員會，上上下下都為教授、專家所霸佔。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結果就是一小撮特權階層壟斷教育。在這樣的學校裏，廣大勞動羣眾的子女越來越被排斥在學校大門之外，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高等學校中，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子弟只佔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其他都是職員和知識分子子弟。另據蘇修報刊透露，一九六三年在新西伯利亞州，農民子女在讀完中學後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希望上大學，但只有百分之十能如願以償。此外，蘇修學校還通過種種卑鄙的手法為一小撮特權階層子女大開方便之門。蘇修各級黨政頭目還不擇手段地為自己子女進高等學校開假證件。西阿赫麥塔市蘇維埃前副主席給自己女兒寫了一份假鑑定，證明她是市蘇維埃代表，輕而易舉地進入了高等學府。這就使蘇聯的學校完全變成了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服務的工具。

​(載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