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殘酷，看中美關係不可浪漫無度_風聞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楊光斌】

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貿易戰，進一步揭開了中國輿論場的真實生態。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過去“冒進”的對外政策讓美國感到害怕，貿易戰是對中國的一種反應性政策。如果真是這樣，中國採取低調的對外政策就應該可以避免中美貿易戰乃至其他方面更嚴重的衝突，中國似乎就可以悶聲發大財，中美之間永遠相安無事。

一廂情願莫過如此，浪漫主義如此無度。中美關係不是簡單的大國之間的國際間政治，不是兩國之間的事，而是事關“國際體系”的大歷史。對美國人來説，正如亨廷頓在其著名的《文明的衝突》中直言，“國際體系”就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是一個什麼樣性質的體系呢？

第一，經過30年宗教戰爭打出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規定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過去歐洲人都是地區認同或宗教認同，此後便是民族國家認同，因此，這個體系首先是確定了民族國家的主權、疆界等現代國家的基本要素。一般人認識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就到此為止了。

事實上，威斯特法利亞體系還有第二個更重要的性質，那就是帝國主義殖民體系。這是因為，西歐民族國家一經誕生，便開始了海外擴張進程，貿易和戰爭是歐洲國家成長的兩條腿，這樣到1900年，全世界基本上都成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體系的一部分。這個體系的主導者先是英國（1700-1900），然後是美國（二戰之後）。

在建立帝國主義性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過程中，出現過幾個波次的挑戰。先是法國的拿破崙戰爭，接着是德國，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德國挑戰英國霸權。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都屬於一個文明類型的挑戰，即都屬於基督教文明一脈的西方文明，因此法國和德國的挑戰屬於爭奪“領導權”，並非旨在改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帝國主義性質。第三次挑戰則是來自有着東正教背景的又信奉共產主義的蘇聯，東正教和基督教同源，後來分家，也算是兄弟文明關係吧，但是共產主義則是美國式自由主義民主的替代性理想，因此，這次挑戰不但是要改變“領導權”，還要改變帝國主義體系的性質。

蘇聯失敗被一些美國人狂呼“歷史終結了”，即美國式政治制度是人類最終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而且美國再也沒有敵人了。對此，作為美國右翼白人保守勢力代表的亨廷頓立刻站出來，指出還有“文明的衝突”呢。對於亨廷頓而言，僅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的歷史（不到500年）而言，歷史是終結了；但是，現存的世界秩序並非無本之木，目前的也不是永恆的。回望世界大歷史，500年前（公元1000-1500年）的世界是什麼樣的？2000年來的世界又是什麼樣的？

公元1000-1500年的500年裏，歐洲正處於中世紀的“黑暗時期”，在幾個世紀內，基督教文明和臨近的伊斯蘭文明之間進行了十幾次的“十字軍東征”，基督教和東正教之間也發生過嚴重衝突。從過去聯繫到當下，即1970年代以來的伊斯蘭教的“復興運動”，亨廷頓認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而且就將發生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果不其然，剛進入新世紀，2001年就發生了“9·11事件”。

雖然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間的衝突迫在眉睫，但伊斯蘭文明的挑戰不具有根本性，因為沒有“核心國家”的伊斯蘭文明很難撼動西方主宰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那麼，誰有可能撼動這一體系呢？

亨廷頓把目光投向早在2000年前就在東亞秩序中居支配地位的中國文明（他稱為“儒教文明”）。在1997年給《文明的衝突》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頓這樣寫道，“如果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麼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原因很簡單，中國的規模。亨廷頓援引1994年李光耀的説法：“中國參與世界地位重組的規模，使得世界必須在30或40年的時間內找到一種新的平衡。假裝中國不過是另一個大的參與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

基於中國的規模，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亨廷頓更相信，“中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的崛起，在第二個千年的後半期會令任何一個可比的現象相形見絀。”“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持續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國在權力交接其能夠保持統一（似乎是可能的），那麼東亞國家和整個世界，就必須對人類歷史上這個最大參與者”做出反應。

在《文明的衝突》發表以來的20多年裏，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不但保持着政治穩定和連續性高速經濟增長，還早就走出了亞洲，併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有望很快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這會對主導“國際體系”的美國人構成什麼樣的心理影響？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不接受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也不接受“太平洋足夠寬廣”之説，因為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太平洋是美國的“內湖”。

中國多次聲明不挑戰美國的主導權，但是美國不能接受中國的發展。考慮到來自一個超大規模的異質性文明對“國際體系”的影響，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美國就有遏制中國的大戰略，只不過“9·11”暫時性地轉移了美國的注意力，中國則很好地把握了新世紀的戰略機遇期。在美國，出於對“接觸中改變”中國政治戰略的失望，以及為了轉移美國國內已經激化了的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和民族矛盾（人們習慣上稱之為“民粹主義”），美國政界、學界和商界的對華態度大變，試圖以“遏制戰略”代替對中國的“接觸戰略”。

理解了“國際體系”的大歷史，就知道那種認為中美貿易戰源於中國“冒進”的政策的看法是多麼浪漫主義。以亨廷頓為代表的右翼白人的戰略思維是，對內擔心移民對“美國信條”的衝擊所形成的“國民性危機”，外則擔心誰將挑戰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國右翼白人依然沉迷於“白人優越論”，因此不管你實行什麼樣的制度和政策，只要威脅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盎格魯-薩克森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要“遏制”。想想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那斯拉夫大使館吧，那時兩國可處於“蜜月期”，1997年江澤民主席是10年來第一次訪美的中國國家元首，1998年美國克林頓總統回訪中國，但是美國依然對中國發動了事實性戰爭行為。

對於“白人優越論者”而言，除非中國不再是中國人的中國，除非中國不再是儒家文明的中國，除非中國和過去一樣陷於貧窮落後狀態，否則，中國的發展必然被視為根本性威脅，中美之間必然存在“文明的衝突”。看不到這一點，就沒法理解李慎之先生説美國人是“優勢下的恐懼”。中美關係是一場事關世界秩序的大棋局，國內切不可自欺欺人，更不可以浪漫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