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廢都》：轉折時代中國文人心路歷程_風聞

　　賈平凹，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可以説，其每一部作品都讓人耳熟能詳，《浮躁》、《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秦腔》、《高興》、《古爐》等等。

　　不過在這眾多的作品中，《廢都》絕對是一部充滿了爭議的作品。之所以擁有這麼大爭議，並非是這不作品的文風或者其反應的時代環境，反而是因為這部作品對男女之間的描寫過於大膽。要知道這部作品出版於上世紀90年代的《廢都》，這樣的寫作無異是顛覆中國傳統道德和認知的事情。於是也就有了《廢都》的“上半年出版,下半年就遭遇查禁”，並被新聞出版總署以“‘格調低下,夾雜色情描寫’的名義查禁”[1]。但是在拋開道德的審判，用純文學的眼光，以及通過大時代背景，再去認識這部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它“重構了西安的歷史地理”[2]。但是，我們到更願意認為，這部作品是在描述生活在這座廢棄都城裏文人的心態，在經濟浪潮中精神家園的墮落與重構。或許這才是我們應該討論的重點之所在。

　　想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就必須先搞清楚《廢都》的起源。其實，賈平凹的《廢都》一共有兩部，一部是1991年10期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中篇小説。這部的5萬餘字中篇小説受到了極大的讚譽，當年就獲得了《人民文學》的優秀作品獎。不過這部小説雖名為“廢都”，但是故事卻以黃河岸邊的一個古城展開的。在這部小説描繪了質樸的民風，傳統的秦腔，古老的城牆。此時，賈平凹想“傳達出古都就是廢都的朦朧思考，對於古都拆建的惋惜之情，更多流露的是沈從文湘西《邊城》式的那種曠遠韻味。”[3]。作者為何有這樣的意境？作為讀者我們只能妄自揣測一下他當時的心境，曾經的八百里關中平原雖然早已沒有了往日的風采，而且在新的時代顯得那麼格格不入，或許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鳴油然而生。所以，作者用自己的筆傾訴着對往日的記憶，又不得不哀嘆在新的時代大潮中個體的渺小和無力。

　　另一部就是那部爭議滿天下的長篇小説《廢都》。這部作品最初是1993年在《十月》雜誌上刊登的。雖然採用了與之前中篇小説相同的名字，但是兩者之間的故事似乎大相徑庭。長篇小説的故事背景，已經從黃河邊的小城，轉移到了堪稱大都市的省會西安。賈平凹駕馭文字的能力，確實令人稱道。在其40餘萬字的篇幅中，上世紀90年代西安的風土人情和城市生活淋漓極致的展現出來。不過，在其與中篇小説時的“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悟不同，這裏的作家筆下的人物更像一個個“隨波逐流”市井小人。不論是那個自命不凡常以“魏晉名士”自居的莊之蝶，還是那個一直竭力“攀龍附鳳”向上爬升的周敏，甚至貴為官二代的市長公子……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身份符號，而不是他們的心境。所以有評論家在批評這篇作品時，稱《廢都》“既不能衰朽者的喪鐘，又不能奏鳴新生者的號角，它所勾畫的是一幫無價值、又不能創造價值的零餘者的幻生與幻滅”[4]。

　　從中篇小説在“古城”裏寄託憂思，到長篇小説在“廢都”之中自甘沉淪，如此巨大的反差，是作者發生了轉變，還是有別的什麼原因，或許答案只有作者知道。但是如此這般的作品，就能“重構了西安的歷史地理”？這確實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因為這篇滿是淪落的長篇小説，正好展示了在中國發展的大時代背景下，中國文人對於前途的思考，他們或者充滿憧憬，或者滿是迷茫。比如，與賈平凹同時代的且同為陝西作家的路遙，就屬於充滿憧憬的典範。在其著名的長篇小説《平凡的世界》中，展示着中國正在經歷的變化。幾千年以來，以農業立國的國家，正在遭受着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洗滌。中國農民在這場洪流中順勢而且，或成為農民企業家（孫少安），或成為了工人階級的一份子（孫少平）。

　　與路遙作品中的充滿憧憬相比，賈平凹作品中的人物則在面對鉅變之時卻是迷茫和困惑。於是，在其《廢都》之中充滿了對過去輝煌時代的無限眷戀，但是面對現實的卻只是選擇沉淪而非抗爭。並不是説，路遙就一定比賈平凹高屋建瓴，而是雙方對於時代發展的認識產生了巨大的差異。路遙看到了社會鉅變打破固有的社會階層模式的希望，而賈平凹卻更多感到了“文人知識分子在經濟變革浪潮下所處的尷尬地位、及其價值的失落，並由這種失落而產生了精神上的無所歸屬感，依託感，他們只能置身於精神文化家園的‘荒原’之中”[5]。

　　之所以產生這種結果，首先源於西安地區在中國逐漸落後。提到西安，所有人第一個就會聯想到秦漢的輝煌，隋唐的強盛。在中國古代史上，建都長安的朝代不僅有氣吞萬里如虎的金戈鐵馬，更有沃野八百里堪稱天府之國的關中平原。那時節的西安不僅彙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同樣也聚集來自世界各國的奇珍異寶。所以西安人完全可以傲然的笑看天下了來朝。只不過，隨着關中平原的水渠設施破壞，當年的沃野難覓蹤跡，而運河的開鑿以及農業重心的南移，讓西安不僅沒有了往日的輝煌，甚至被江南各種新崛起的城市不斷超越。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行了10餘年，地處西部的西安，雖然也在發展，但是進展去相對來説很緩慢。更像一個事不關己的“看客”，靜靜在黃土高原上看着中國沿海地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面對這種狀況除了哀嘆“時運不濟”，追憶昔日輝煌之外，就是嘲笑那些“暴發户”沒有底藴，但是該如何發展卻一籌莫展。於是，整個城市的文化陷入了狹隘，而又自甘墮落的境地。

　　城市的文化的墮落，必然使生活在城市生活中的人落入俗套不思進取；而市民階層的生活態度，又進步一步讓城市在沉淪的深淵中無法自拔。所以陷入死循環的人們，常常會對於各種事務進行調侃，卻不願意進行行之有效的工作，只是將鑽營取巧的本事發揮到了極致。所以，這直接導致了，“生活在這座城市裏的人們似乎也變成‘廢人’，當然也包括書中（筆者注：《廢都》）所寫的一批高級知識分子。”[6]

　　不否認，《廢都》中所描繪的以“四大賢人”（作家莊之蝶、名畫家汪希眠、書法家龔靖元、音樂家阮知非）為代表的那中國文人，骨子裏確實有着“自命清高”與“放蕩不羈”。尤其莊之蝶身上更有幾分魏晉時代文人的“灑脱”。於是，在外人看來他們在城市磚瓦林立之中，保持着“採菊東籬下，有人見南山”的生活態度。但是，其實質確實面對經濟大潮的衝擊，早已無法安奈心中的寂寞。尤其是，之前他們不僅保持着很高的社會地位，也擁有豐厚的經濟收入。但是改革開放後，所謂崛起的“爆發户”不僅讓他們在經濟上了沒有優勢，同時這些“爆發户”揮舞的鈔票讓他們更加無地自容。所以，這些“被稱為社會道德精神象徵的文人知識分子也在這物慾橫流的世界沉淪，他們固有的目標和價值體系瓦解了”[7]。

　　於是，“作家莊之蝶為俗不可耐的黃廠長寫一份五千字的產品推銷廣告文章，就獲得了五千元的高額潤筆費。這與他一次偶然投稿僅得二百元的稿費形成了鮮明對比；名畫家汪希眠則通過出售畫冊，兜賣假畫獲取暴利；書法家龔靖元則是四處題字以獲得了巨大收益：而音樂家阮知非乾脆放棄自己的專業，親自‘下海’，經營歌舞業。”[8]這種一切只為錢的方式，不僅讓作家們墮落，更讓他們説傳承和傳遞的文化變質、貶值，變得充滿了銅臭氣。而這種他抽滿“銅臭”的文化，更是加劇了整個城市的墮落。因為這種文化，讓人們的慾望無限膨脹，於是曾經的十三朝古都成了一座“賊城、煙城、暗娼城”[9]，困在城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個個行屍走肉般的“廢人”。

　　當然，《廢都》如果僅僅表達了西安文人的頹廢，那麼就真的是四代的悲哀了。因為，身處“廢都”卻不思自救，那麼最終的結果就是毀滅。於是，在全書的最後，莊之蝶和周敏雙雙踏上了南下的火車，多少在“廢都”陰鬱的天空中，擠出一絲陽光。雖然，莊之蝶是在輸光了所有家當不得不選擇南下，雖然不知道他南下的目的是找回迷失的自我，還是繼續沉淪於金錢的旋渦。但是，當他邁出第一步之後，也就表明了自己衝破固有的牢籠，不再繼續隨波逐流的目的。或許正如賈平凹在其《＜廢都＞後記》所寫的那樣，“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豔的火焰，給了我這隻黑暗中的飛蛾興奮和追求，但誘我近去了卻把我燒燬。”

　　一部《廢都》爭議不斷，但是又有着大時代背景下文人的無奈與反思，只是由於時代的烙痕過於沉重，反而讓人感到了滿是墮落和悲涼！

　　參考文獻：

　　[1]：陳遠，《賈平凹：讓＜廢都＞歸於一本書》，《中國週刊》2009年第6期。

　　[2]：魏華瑩《＜廢都＞與古典文學傳統》，《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3]：魏華瑩《＜廢都＞與西安》，《小説評論》2015年第3期

　　[4]：田秉鍔《＜廢都＞與當代文學精神滑坡》，《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04期

　　[5]：劉崇斌《從《＜廢都＞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文人知識分子的心態》，《文學界·人文》2008年9期

　　[6]：甘燕玲《跨越知識分子的生存危機和精神危機淺析＜廢都＞的社會學價值》，《劍南文學》2013年3期

　　[7]：同上

　　[8]：劉崇斌《從《＜廢都＞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文人知識分子的心態》，《文學界·人文》2008年9期

　　[9]：甘燕玲《跨越知識分子的生存危機和精神危機淺析＜廢都＞的社會學價值》，《劍南文學》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