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民主德國最後一任駐華大使的交往與交談_風聞

同民主德國最後一任駐華大使的交往與交談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

作者：李向前

羅爾夫·博瑟爾德（ROLF BERTHOLD），民主德國最後一任駐華大使，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者和社會活動家，我在柏林交往交談次數最多的原統一社會黨高級幹部之一。大使的家，住在離亞歷山大廣場不遠的公寓樓裏。很小的一套單元住宅，只有兩個居室和一個小廳。同大多數原統一社會黨的幹部們一樣，大使的房子也不是私產，而是承租。這種租住的方式，是從民主德國延續下來的。那時，民德的國家幹部沒有私人住房，都是租住國家的房子，並且房間不大，普通民居而已。在今天柏林東部，聳立着許多高大的公寓樓。這些公寓樓都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主要用途即是給民主德國的幹部和居民們租住。它們整齊劃一，外牆塗着鮮亮的顏色。雖經近四十年的風雨侵蝕，仍顯得很新。據説，我們北京的方莊住宅區，就是仿效東德的公有公寓，連片修建，小户套型。我是通過原民主德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駐中國大使館武官施羅德爾老人（退役上校）認識大使的。施羅德爾武官和我在北京一個會議上結識，一直保持着書信聯繫。武官後來擔任過東德軍事情報學院的負責人，熟識許多東德黨政軍的高級幹部。他把我來柏林留學的目的轉告給他的同志們，於是，許多“老同志”都對我的來訪關注起來。不幸的是，在我回國不久，施羅德爾武官因癌症去世。不少我認識的東德“老同志”，在轉告我這個消息時，都表示惋惜，哀痛成了我們大家共同的感受。羅爾夫·博瑟爾德大使非常坦率。我給他發去email不久，他就打電話到我家。先是糾正我對他的稱呼，提出，我們互相不叫對方先生好嗎？接着，他爽快地約我到他家裏見面。當時正是柏林人夏季休假的時間，我擔心妨礙了大使的出行。但大使説，他可以把避暑延後。於是我如約前往，同他進行了第一次交談。在我的記錄本上，這一天是2007年的8月7日。在我説明了來柏林的研究計劃，介紹了國內中共黨史的編纂情況後，大使開始了他漫談式的“聊天”。大使説：像你們這樣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工作很重要。在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比較複雜的階段，許多人需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為借鑑，我現在就需要一個關於你們黨歷史的基本資料。我曾經寫了一篇介紹你們黨歷史的文章。結果在德國共產黨內引起了相當熱烈的討論。這裏的很多人事實上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中國共產黨有很多貢獻，但最大的貢獻是在犯了錯誤之後自己改正了錯誤，這是最大最重要的一點。別的黨都難以做到這一點，即自己修正和修改自己的錯誤。所以你們的歷史和歷史材料，對別人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接着，大使説，現在德國共產黨內的情況很亂。討論中國的事情也很多，但有些觀點是不太好的。他説，我最近寫了一個東西，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德國關係的一個材料。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就有德國共產黨人到中國，參加了廣州起義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李德不瞭解中國的情況，所以他犯了錯誤。有一個人叫希伯，在上海研究中國的情況。他是唯一在中國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德國共產黨員。還有一位叫施達爾曼，後來是民主德國保衞部門的領導人。他曾經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莫斯科命令他把中共領導人解救出來。於是他打扮成商人，到了一個旅店，他僱了一輛洋車，讓共產黨領導人扮作車伕，把拉他走。周恩來就當過他的車伕。到中國的醫生不是我們共產黨派去的，大部分是自願。由我們黨派出的，都是黨政和軍事幹部。大使又把話題轉到當前的德國左翼意識形態上面。他説，很多學者在研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意識形態方面爭論的歷史。有人説，斯大林是不能批判的；有人認為，批斯大林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義。蘇共第二十大造成了一個逆流。現在我們自己出了一個雜誌，叫《紅狐狸》。德國共產黨有一個簡稱（紅色戰線），其字頭就是R和F。所以我們的刊物叫《紅狐狸》。而民主社會黨就是新的社會民主黨，根本不是共產黨，只是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想法而已。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框架內的東西。不是社會主義框架內的東西。

大使説，我最近寫文章説了三個有關的問題。一是社會主義沒有終結，雖然反動的力量很大，但中國搞的就是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二是蘇聯和歐洲出現的一些反動勢力的問題；三是我們的教訓和失敗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看到誰寫出了比較全面的解釋。民主社會主義黨根本不研究我們失敗的原因。他們認為失敗是應該的。他們大肆地説民主德國有很多不好。我最近看了波蘭一個材料，也沒有很好的解釋這個問題。現在，只有中國共產黨比較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大使介紹目前德國進步黨派情況説，現在有一個黨就叫德國共產黨。大約有四千人，它原來是西德的共產黨，但吸收了原民德統一社會黨的幹部，組成德國共產黨。不過這個黨沒有建立東部組織。如果要建立全國的德國共產黨，那應使原來有經驗的東部的共產黨人都參加。我們原來的很多黨的幹部還在。有的還是很積極的。所以《紅狐狸》上談到的很多事情，是原來德國共產黨人中研究社會主義的人寫的。在這方面，我們的立場很堅決。我們現在的同志有1300人，但不屬於德國共產黨。現在讀《紅狐狸》這個雜誌的，大約有兩萬多人，並且越來越多，許多社民黨的老同志也讀這個雜誌。我們翻譯的中國東西比較多，越南的也比較多，還有古巴的，這些材料證明社會主義還在發展。大使對中國形勢的發展，抱有一種特殊的關心。他告訴我，所有關於中國的事情他們都特別關注。現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中國，如果中國出現錯誤，你們那麼大，我們沒法幫助。中國每走一步，都應該考慮一千次。中國的社會主義如果完了，那我們也沒希望了。大使説，鄧小平誕辰一百週年時他看了一篇文章，有一個大討論，其中一篇説，鄧小平曾説過，最大的失誤在於教育。這個觀點非常重要。現在很多人思想混亂。比如這裏就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美國人説，同中國交往多了，對中國的影響特別是對青年人的影響也越大。大使接着説，要談社會主義，就不能不談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認為，蘇聯發生劇變，有國內和國際的原因。但國內的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沒有國內的原因，國際的原因不會發揮作用。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歷史經驗時，總會提到在發展道路上的進步。在內部原因方面，主要的問題是，沒有看到或忽視了資本主義有自己修改自己的能力。以為資本主義很快就會崩潰。其次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也沒有看到。比如計劃經濟集中得太厲害，行政的控制也太厲害，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區別看得不清楚，輕視農業和輕工業等等。第三就是沒有清楚區分黨和國家的職能。集中權利太大，腐敗發生，黨和羣眾的關係就破壞了。羣眾不喜歡這個黨了。在國際方面，沒有經濟合作。在民族政策問題做得不好（我們德國黨在這個問題上一點錯誤也沒有犯）。戈爾巴喬夫説要改正黨的錯誤，但他卻搞右傾機會主義的東西。破壞了黨的領導地位，破壞了社會主義原則。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主義的失敗不是因為左而是因為右的錯誤的後果。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當時有機會來糾正社會主義只有一個模式這個錯誤，當時應該開始社會主義改革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造成了嚴重後果，但他自己卻沒有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縛。赫魯曉夫把斯大林否定了。這在當時，確實是對社會主義改革起到了引導的作用。蘇聯領導人當時也作了一些努力，進行了一些經濟和社會改革。但在很多方面還是把舊體制延續了下去。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蘇聯的發展速度開始減慢。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但他破壞了蘇聯七十年建設的基礎。

在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方面，蘇聯的路線是僵硬的，堅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後來一些黨搞改革，可卻忘記了人民革命的基本歷史意義。他們也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制度和體制的區別，把它們混作一團。當然，區分起來也不容易，因為都是一個字：SYSTEM。這樣，他們的改革就拋棄了社會主義最基本的東西 黨的建設。社會主義勝利或失敗的基本鑰匙，就是黨。西方當然希望和迫使我們西方化。但共產黨是不可戰勝的。如果它解決了自己在政治、組織和思想方面的一些問題，它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但黨應該把自己放在羣眾監督之下。

接着，我和大使交談的話題又轉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東歐和蘇聯。大使説，柏林牆真的很糟。蘇聯黨和我們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一個大的戰略，經濟的發展只是其中一個問題。當時，人們提出要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我們説我們要勝利，要超過和戰勝資本主義，但卻沒有一個完整科學的戰略，實際是跟在他們後面被動地追。比如搞原子彈等。而在經濟方面，更沒有慎重可行的考慮。如何建立起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更活躍、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經濟體系的問題，沒有考慮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達爾（匈牙利領導人）散步時竟然説：我的將軍要戰爭。這表明，當時勃列日涅夫們在同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很悲觀。經濟上也沒什麼辦法，與資本主義鬥爭也沒有什麼辦法。實際上，蘇聯不知道怎麼同資本主義去鬥爭。那時我們也沒有辦法，只能建這個柏林牆。有一次，一位中國同志問，建牆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説，牆建立起來後，即使越來越高，能不能擋住資本主義，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終阻斷資本主義。其實即使在當時，問題就很多。東西柏林之間是割不斷的。親屬關係割不斷，傳統關係也是割不斷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很快，西德拒絕支付戰爭賠款。整個二戰賠款的98%，是由東德支付的，我們負擔極大。蘇聯駐紮在民主德國的軍隊，也由我們來供給，花費很高，這是有統計的。所以，實際上我們老是跑在西方的後邊。上世紀五十年代時東西德在經濟發展上差距並不大。我們的建設在某些方面搞得不錯，比如醫療，教育都搞得不錯。如果從世界冷戰的角度看，民德的存在，是世界沒有發生大戰的重要因素。我們做了很多實質性的事情，來反對大戰，阻止世界大戰的發生。

大使下面的陳説，使我有些驚異。他説：我們犯了很多錯誤。總結這些錯誤，可以做兩個小時的報告。但有一個事情我要説，就是如果我們沒犯錯誤，我們也只能失敗。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問題。現在我們同志中有一個討論，就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到底在哪裏？有的人説，是外國的壓力；有的説，是外國的影響；但也有人認為，主要原因是內部的。我認為，對民主德國來説，歸結為內部原因是不符合實際的。如果籠統地説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是以內部原因為主，是説得通的。但如果説東德，即使我們一個錯誤也不犯，它也會失敗。其中的道理就是，如果當時民主德國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沒有蘇聯幫助和日益強大的西方壓力的情況下，我們沒有石油，沒有華沙條約國的經濟互助，我們就變成了孤島。另外，蘇聯軍隊駐紮在我們這裏，他們會採取什麼行動，也是個未知數。這樣，我們在東西兩邊的壓力下，變成了一個三明治。

當然，我們黨也犯了錯誤。第一，黨當時是被動的，昂納克有病，不能參加工作，新領導人也是被動的，不能堅持原來的路線。於是我們失敗就成了註定的了。可惜的是，失敗的樣子非常難看。1989年的時候，我們好多同志上街遊行，他們是好同志，卻沒有人説要保衞社會主義。在德國曆史上，有在戰鬥中犧牲被視為光榮的傳統。德國人認為，投降是醜惡的。可見，不鬥爭不行。但是我們的確沒有辦法。當時很多人還有幻想，以為我們只要把過去好的東西保留起來，再允許去西班牙旅遊（按，指自由的出國旅遊），吃到香蕉（按，原來在民主德國時香蕉是配給的），這樣東西方統一起來也好。可他們現在覺得不是那麼回事了。香蕉有了，但工作卻丟了。提起這些事情很多人心情不好。可是，我要問一句，在1989年時，你們這些人又都幹什麼去了？

講到這裏，大使顯然有些激動。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有着不可迴避的矛盾。他惋惜社會主義在東德的失敗；惋惜曾經努力工作而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惋惜整個社會主義的大廈，在那個深秋以無可挽回的頹勢發生傾覆。這些歷史事件觸摸起來，是冷冰冰的，可卻是事實。我之所以説大使是個有堅定社會主義信仰的人，就是從他這些敍述中真切體驗到的。不管他同他的同志們有多少爭論，也不管他在這些爭論中是否處於少數，他的表達幾乎沒有閃爍，一律是堅定的內心反響。正如他對中國黨的評價，既是積極正面的，又有擔憂。比如，他在説到黨風問題時，就一再援引東歐的例子，指出黨脱離羣眾，是共產黨執政中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要壞大事。從一個經歷劇變的老共產黨員的角度説，其警醒意味，可謂深長。大使由此講到了一種失敗的社會主義的恥辱 柏林牆。他説，在柏林，西方人故意把它留着，放到柏林的兩個地方，供人們參觀，實際是給人們上課。再一個是監獄，他們現在把它改成一個博物館，展示東德關押犯人的“罪惡”。實際也是給遊客們上課。但這是妖魔化民主德國，有很多根本不是事實。事情並不像他們講得那樣壞。但我們現在沒有了説話的地方，自然只能讓他們去説、去展示。一個黨丟掉自己的意識形態陣地，非常危險。

在柏林住了一段時間後，我看見特意到柏林牆舊址憑弔的人的確很多。我本人也多次到“查理檢查站”和“東部畫廊”那裏“訪舊”。可能，一般遊客的直接反應，看到的的確不是美麗，而是醜陋、委瑣和厭惡。但作為歷史學者，牆顯然是印記，是憑證，是思考。在這道水泥建築旁，我必須詰問：為什麼人們當時建造它？牆被建起來後，東西部的德國人和世界是什麼反應？為什麼這道鋼筋水泥牆被塗上那麼多恐懼色彩卻又維持了那麼長時間？最後，由於什麼使它最終倒了下來？這樣一路問去，這灰暗的水泥牆，就不再簡單地是一道被詛咒象徵了。為了説明我的觀察，我寫了《柏林牆與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這篇文章，試圖講一些具有價值的故事給人聽。我給大使敍述過我的立意。他是基本贊同的。

後來，在旅居柏林期間，我又見了大使幾次，都交談甚歡。特別是，大使幫我聯繫到艾岡·克倫茨 原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當時共產黨世界中最年輕的一把手。10月的一天，我們三人在柏林一個小會議室裏談了一下午，真使我大開了眼界，增長了見識。

回國後，大使仍同我書信往來，不時問我一些中國的情況。他特別關心中國的改革，關心公有制企業在國家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等一些“關鍵性”問題。他告訴我，他已經把我送給他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翻譯成了德文。今年3月，我們又在柏林一個研討會上見面。他帶給我的禮物，就是《中國共產黨簡史》德文本。他臉膛紅潤，閃着健康的微笑。我猜想，他一定無時不在自己的思考中汲取着堅持理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