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怎樣延續長江經濟帶龍頭地位？這四點至關重要_風聞

上海怎樣做好長江經濟帶發展龍頭？需加強“功能支撐、路徑示範、資源投入、理念引領”

文|焦永利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副教授

位於長江口的崇明島，面積達1400平方公里，佔全上海面積的1/5，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工作的時候，上海市委決策將整個崇明島建設成為國際生態島，這充分體現出上海為長江流域作貢獻，為長江流域貢獻標誌性生態產品的姿態以及推動綠色發展的決心。

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長江經濟帶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上海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龍頭”，如何更好貫徹這一精神，如何更好帶動全流域高質量發展，需要加以思考。

1.長江經濟帶在全國高質量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愈加突出

長江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發源，流經青海、西藏、四川、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上海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一路奔流萬里，於崇明島以東注入東海。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滋養了文明、承載了中華兒女的世代繁衍。今天，覆蓋沿江11省市的長江經濟帶面積達205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全國的40%，經濟總量超過全國的45%，對於全國發展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

**從國土空間格局看，改革開放以來至20世紀末，沿海、沿江地區的開放發展與率先發展構建了“T”字形的國土經濟地理格局。**進入21世紀，隨着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重大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中國的經濟地理格局逐步轉變為“菱形”結構，南北向的“北京-廣深”線和東西向的“上海-成渝”線構成了南北縱深1800公里、東西橫跨1600公里的巨大“十字架”，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等五大城市羣分據四方及中央，主要城市之間聯繫密切，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骨架”，而長江經濟帶堪稱這個發展骨架的脊樑，她橫貫東中西而又接南連北，串起了上述五大城市羣中的三大城市羣，對於未來全國的發展格局與發展質量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支撐；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努力把長江經濟帶建設成為生態更優美、交通更順暢、經濟更協調、市場更統一、機制更科學的黃金經濟帶，探索出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新路子。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又在第二次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指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關係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

事關“中華民族長遠利益”、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係國家發展全局”，如此無以復加的重視與表述充分展現出長江經濟帶的戰略地位，這也意味着，未來長江經濟帶如何發展，用什麼樣的理念引領發展，採取什麼樣的路徑實現發展，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國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是否能夠開花結果、落地生根。長江經濟帶轉型發展所需要的理念革新和路徑重塑，就是當前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所需探索的方向，長江經濟帶的高質量發展將為全國的高質量發展定下調子、塗好底色、趟出新路。

長三角城市羣

2.生態文明時代，長江經濟帶需系統升級發展理念

如何正確理解總書記強調的“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與建設“黃金經濟帶”之間的關係？這是探討長江經濟帶未來發展的重要前提，而分析這一關係應當從進入生態文明的時代大轉型談起。

從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的關係維度看，人類發展經歷了四大階段：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這四大階段分別對應四種不同的關係模式：單向度適應、不自覺的和諧、自覺的破壞、自覺的和諧。

原始文明時期，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地位相仿，其生存是在自然生態環境下的單向度適應。

農業文明時期，人類生產力水平提升，開始具備“發展”的自覺，但整體上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的衝擊較小，這種結果上的“和諧”多少是一種“不自覺”的狀態，是由於生產力的限制，“非不為也，不能也”。

進入工業文明時期，隨着生產力的增長，人類對自然生態加速攫取與破壞，走上了“先污染，後治理”乃至“已污染，未治理”的道路，由此引發一系列生態危機。面對這種“顯性”影響，先賢早已進行反思，哲學家黑格爾在兩百年前就曾預言“當人類歡呼對自然的勝利之時，也就是自然對人類懲罰的開始。”

今天，我們正在邁入生態文明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觀也在隨着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躍遷，從偏重增長到科學發展，再從科學發展到高質量發展，對於如何發展以及如何管理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入。今天的高質量發展觀，應該是生態文明、知識經濟為重要特徵的發展觀。因此，進入生態文明時代的高質量發展觀也絕不只是單純強調生態保護這麼簡單，應該是“綠色”和“發展”的新組合，實現綠色基礎上的發展，同時用高質量的發展實現綠色。

上海崇明島濕地景觀

要實現這樣的新組合格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念的制約、路徑的障礙都是客觀存在的，其中理念的轉變尤為重要，這是邁開步子探索新路的認知前提。

如前所述，工業文明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同時在更深層次上，工業文明還全面而深刻地改變了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維方式，或許這種“隱性”改變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大超過了我們的直觀認識。

當前，許多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與工業文明的一整套理念與做法緊密相關。在生產領域，對環境的忽視，實際上是把發展的成本轉移給了全社會，背後是一套規模導向、自利導向、效率導向、線性發展觀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上的影響最突出的就是仍有一些錯誤觀念認為“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修復”是在追趕階段不得不付的“必要代價”；在區域和城市發展方面，攤大餅、上規模、重生產輕生活等理念與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生活品質不高等城市病；在生活方面，許多地方政府在認識上將公共服務作為一種“配套”，而非作為自身的“主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可見，工業文明思維方式的重規模、重效率，實際上很多是“局部的效率”與“質量不高的規模”，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的衝擊過大，超越了生態系統自我循環的閾值。以長江經濟帶為例，當前生態環境形勢就非常嚴峻，沿江污染性產業特別是重化工企業眾多，廢水排放量大，危化品吞吐量巨大，接近每年2億噸，且呈高速增長態勢，一旦發生重大傾瀉事故，後果不堪設想。許多長江岸線及周邊區域功能交錯、利用粗放，重大工程協調度低，污染產業向中上游轉移趨勢明顯。因此，總體上看人類活動導致長江流域生態功能退化明顯，流域大湖經常乾旱見底，生物完整性遭到系統性衝擊，甚至達到最差的“無魚”等級。

在生態文明時代，我們需要在更高維度反思和審視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的關係。生態是底線、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但是生態文明和高質量發展也決不只是加大生態環保的力度這麼簡單，從更深層次來看，轉變發展方式的前提是深刻轉變發展理念，系統升級整個經濟帶的操作系統，而不僅僅是個別軟件。好在歷史總是在進步的，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將給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轉換提供更為廣闊的背景、更為強大的支撐。

3.上海地位獨特，應做好“功能支撐、路徑示範、資源投入、理念引領”

未來，長江經濟帶有望成為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的一條巨龍，而龍身的擺動方向最初是由龍頭來決定，上海作為長江經濟帶這條發展巨龍的龍頭，肩負着非常重大的責任。具體而言，上海與中上游其他地區和城市之間存在着密切的物理聯繫、產業聯繫、制度聯繫、理念聯繫，上海需要面向全球、面向未來，系統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對長江經濟帶發展形成強大的“功能支撐”，需要探索轉型發展、創新驅動的操作方案，為中上游地區提供“路徑示範”，積極參與全流域生態環境協同保護，加大生態補償的“資源投入”，最終，通過率先融會貫通落實新發展理念，探索生態文明時代的高質量發展模式，對長江經濟帶乃至全國的發展提供“理念引領”。因此，上海對於長江經濟帶的“龍頭”作用可以總結為“功能支撐、路徑示範、資源投入、理念引領”四大方面。

**第一，提升城市能級，提供功能支撐。**上海已經明確了建設卓越全球城市的願景，這一願景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現實支撐。早在浦東開發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指出：“為什麼我考慮深圳開放？因它對着香港；開放珠海，是因為它對着澳門；開放廈門，因為它對着台灣；開放海南、汕頭，因為它們對着東南亞。浦東就不一樣了，浦東面對的是太平洋，是歐美，是全世界。”此後， 在1991年2月18日視察上海的講話中，他又明確提出“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可見，浦東開發開放、上海的深化改革，着眼的格局就是聯通內外、帶動長江流域發展。這一任務在今天又有了新的內涵與任務，當前，上海已經形成了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體系，集聚了完善的要素市場和一大批跨國公司總部，海港、空港、口岸具備世界級樞紐和貿易保障能力，跨境投融資等資源配置功能持續提升。未來，上海作為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兩大國家戰略的重要交匯點， 需進一步提升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五個中心”的核心功能，構築科技創新、全球平台、制度創新、品質生活等領域的新高地，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同志在考察上海文化品牌工作時曾提出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他説“紐約有百老匯，倫敦有西區，很小的一塊地方，卻有不可替代的影響力。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展覽、演出，讓全世界的人‘打飛的’也要來聽、來看？”其實，這樣一個問題還可以進一步推廣，上海有多少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功能和平台是讓全世界離不開的？未來只有多構築這樣的功能平台，方能進一步帶動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同時，進一步拓展長江經濟帶作為上海建設卓越全球城市的腹地屬性。

**第二，探索轉型發展，提供路徑示範。**長江經濟帶的發展有一些共性任務，上海有條件率先探索路徑，然後向其他地區提供路徑示範，從而降低整個經濟帶的試錯成本。在開放型經濟體系建設方面，上海依託自貿試驗區，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逐步建立了和國際投資和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在投資管理、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和政府監管制度創新方面進展突出，比如，建立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推動貿易便利化，口岸貨物和船舶申報100%通過“單一窗口”辦理等，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索了新途徑。在國土空間發展方面，上海新一輪總規提出了規劃建設用地總規模負增長，嚴格控制城市規模，守住人口規模、建設用地、生態環境、城市安全四條底線，在“縮量”的情況下還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一探索也將對整個經濟帶的城市羣合理結構、城市高效發展提供借鑑。在產業發展方面，上海早在十一五、十二五時期就啓動了結構調整，努力發展“四新”經濟，上海服務和上海製造的效益不斷提升，這些都會對中上游地區的發展提供路徑上的借鑑。

**第三，保護區域生態，加大資源投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指出指出，目前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協同治理較弱，難以有效適應全流域完整性管理的要求”，“區域合作虛多實少，城市羣缺乏協同，帶動力不足”，“地方投資力度和積極性欠缺，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不夠。”這些問題的解決既需要中央有關部門加大工作力度，也需要龍頭上海的積極參與。一是加大對中上游的生態轉移支付，加大財政支持力度；二是在生態合作上超越長三角城市羣範圍，積極構建全流域合作平台，探索創新財税體制安排，引入政府間協商議價機制，在生態容量、土地指標等方面開展合作，優化全流域資源配置；三是推動產業協同、綠色發展，引導上海各類人才、技術、資金積極服務中上游發展；四是利用金融優勢，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帶動企業、社會資本、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積極投入長江流域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

第四，走在時代前列，做好理念引領。《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中專門提出要“充分發揮上海國際大都市龍頭作用，……，在科技進步、制度創新、產業升級、綠色發展等方面發揮引領作用。”筆者認為，發揮這些引領作用根本上要靠先進的發展理念引領。從開埠開始，上海海納百川、兼容幷蓄，逐步形成了開放包容的城市氣質，在諸多方面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未來需要繼續發揮理念引領，更好擔當長江經濟帶的龍頭作用，需要實現理念上的新躍遷。一是實現城市發展主導要素的結構躍遷，未來城市競爭的賽道將切換到創新和質量上來，需要對城市發展的動力體系進行系統性再認識。二是實現城市發展動力邏輯的認識躍遷。城市發展的邏輯正在從工業文明時代的“產業—要素—配套”模式，轉化為生態文明時代的“良好自然人居環境與公共服務—吸引人才、機構—衍生創新成果與產業”的發展模式，必須將“人—自然—城市—創新”統籌考慮，構建“自然生態、人居生態、創新生態”三大生態體系疊加共振的格局，從而形成一個能夠滋養創新的完整系統。三是打通三大生態體系的轉化路徑。自然生態是人類生存的本底，人居生態是人類活動的密切接觸圈層，創新生態是產業結構高端化之後的核心動力，這三者統一於“人的活動”，而以生態資本和優質公共服務提升“地點質量”，涵養人力資本，正在成為全球城市發展的重要趨勢。

總之，長江經濟帶在全國高質量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愈加突出，需要系統升級生態文明時代的發展理念，在此進程中，上海作為“龍頭”，應當積極發揮“功能支撐、路徑示範、資源投入、理念引領”四大作用，在引領和服務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過程中，進一步提升自身全球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進一步拓展發展腹地的縱深，在新時代全國高質量發展的征程中再譜新曲、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