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迪克曼教授談黨史_風聞

與迪克曼教授談黨史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

作者：李向前

迪克曼教授身材高大，精神矍鑠，雖年過七旬，但似乎充滿了對歷史探究的活力。

教授是從柏林郊區很遠的地方趕來和我見面的。或許，是關於共產黨寫黨史這個題目特別吸引了他。

教授是原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高級黨校負責國際合作的領導人。而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是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史編寫的負責人之一。來柏林後，我曾在一個教堂舉辦的舊書展賣會上看到了《德國統一社會黨歷史》的第一卷。這是個部頭很大的著作，精裝，帶插圖，印製也算精美。使我詫異的是，不知為什麼，這部黨史只有第一卷？它一共應該是幾卷，是否還有其他的卷帙沒有擺放在賣場？總之，我不太摸底。把這一大冊書買回家後，我仔細翻看了它，發現它比我們想象中的由一個共產黨的黨中央出版的黨史“正本”，要來得更“活潑”。比如，它的封面印上了圖案，正文中也有相當多的插圖。過去，我們見到的《聯共黨史》和《蘇聯共產黨歷史》，都是素面朝天，封面或純白或鐵灰，完全省去了畫圖，正文也是一任文字到底。我們自己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棗紅封面配一幅鐮刀斧頭圖，只是做了前插，而沒有把相關圖片放在行文裏。《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更是一張插圖也沒有，完全素面面對讀者。這部《德國統一社會黨歷史》，喚起了我很多興趣。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寫作者之一，我自然非常想了解德國統一社會黨歷史的構思、寫作、問題處理和出版發行情況。真是天緣巧合，我在訪問羅爾夫大使時，後者熱心地同迪克曼教授通了話，建議他同我這個同行談談。教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和迪克曼教授談黨史，是在2007年10月2日。我記得很清楚，第二天是德國統一後的國慶節。

寒暄過後，迪克曼教授馬上切入了正題，他是這樣開場的，猶如一個飽學的老師：現在，我介紹一下我們黨中央如何就黨史編寫的方向及各個問題的指導。上世紀六十年代，在民主德國出版了一部八卷本的德國工人運動歷史。這部歷史是從德國工人運動開始寫起的，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一直寫到六十年代。其中第五卷是納粹時期，六、七、八卷寫到戰後和六十年代。每一卷大約一半的篇幅是文件，另一半是書寫的歷史。這裏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德國統一社會黨是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結合而成的。所以我們給這部書起名為德國工人運動歷史。這樣，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也就包括在內了。當時不僅有兩個黨，還有幾個小組織，是從黨裏分裂出來的。但總的線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革命派的革命活動那一部分，後來一直到統一社會黨。昂納克任總書記後，對黨史編寫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革命活動的過程已經沒有變化，要着重講德國共產黨的活動。這也就是説，要着重反映我們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歷史，它後來變成了真正的共產黨。德國統一社會黨剛剛建立的時候，一部分是社會民主黨，一部分是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的一些成員逐漸變成了真正的共產黨員。這樣，黨史就着重講了共產黨的路線。以後有一個一卷本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概況。這個黨史版本在講1945年以前的歷史時，觀點沒有什麼變化。但到1946年以後，即德國統一社會黨成立以後，這個版本有些片面，即只講了共產黨方面的歷史和路線。以後的黨史寫作就是要克服這個缺點。

説到這裏，教授告訴我，我買回家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歷史》原本一共四卷，但目前只出了一卷，就是我看到的那個本子。教授説，目前這四卷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黨史是代替前面那八本工人運動歷史的。當然它要比八卷本對黨的歷史寫得更清楚。還有就是，八卷本只寫到六十年代，而四卷本寫到了八十年代。我們現在只出了這第一本，是1980年代出版的。今天我帶來了後邊沒有出的後三卷的打印稿。它們已經編寫完成，每一卷都附有審定時的評論。

教授告訴我，民主德國時期黨史的寫作者，主要來自民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這個研究院除編寫黨史以外，還負責翻譯經典著作和保管黨的歷史檔案。這個研究院的功能頗有點類似你所在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當時東德還建立了一個研究委員會，由高級黨校和各個大學的人組成，教授本人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領導民主德國的歷史研究。教授説，現在這部統一社會黨歷史的第一卷，是由高級黨校的一位教授撰寫的。第二卷即關於法西斯主義統治時期黨的歷史，也是由高級黨校的教授撰寫的。他們寫完後，稿子分送給黨校和其他人徵求意見。當時討論得比較多的問題是，不能把黨的決議寫得太多，要寫總的發展情況，而不是隻寫黨的文件。要寫別人愛看的東西。當時討論比較多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歷史書寫中應提誰的名字和在什麼地方或什麼時間提他的名字。這個問題很不簡單。

教授説，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是關於對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的理解問題。因此作者中要有人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在寫作中，作者提出了許多關於如何在歷史演進中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定位問題。比如關於對《共產黨宣言》這部鉅著的歷史闡釋，只能寫馬克思當時瞭解到的情況，即他當時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而不能把後來他在《資本論》中談到的觀點，提前到《共產黨宣言》那裏去。要從《共產黨宣言》開始，解釋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發展到《資本論》的脈絡過程。

教授指出，再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德國統一社會黨和蘇聯共產黨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的內涵主要有兩點：一是在八卷本的寫作中我們已經注意到，從1937年以後，我們德國共產黨的一些同志在蘇聯遭受到迫害。對此，黨內的同志當然大都是瞭解的。但問題是，我們既要寫這段歷史，又不能影響我們同蘇聯的關係。那個八卷本是由烏布利希領導寫作的。他當時想了一個主意，就是通過寫一個歷史副本，來記錄這些受迫害的德共黨員的名字，由此處理這個棘手問題。這個歷史副本寫上了所能蒐集到的在蘇聯遭受迫害的德國共產黨員的名字，他們在蘇聯或者未經審判或乾脆失蹤，不知下落。對這些同志，我們當然不能忘記，要寫在歷史上。

教授説，但現在的四卷本沒有采取這個辦法。它是在行文中直接提到這些人的名字的。在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們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哈格爾同志，特地把我和中央黨校的另一個教授找去，要我們提供一個所有在蘇聯遭受迫害、暗殺和失蹤人員的詳細名單給他。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人有這樣一個觀點，德國統一社會黨不應該在別人之後再公佈這些受迫害人的名字。我們有責任把這些人的名單蒐集起來。但是，要蒐集名單，就需要查看蘇聯檔案。當時我們曾向哈格爾建議，是否可以建立一個人更多的小組來做這件事情。哈格爾説，不，就由你們兩個人來做。因為人一多，可能就把許多模糊的東西省略掉了。他説，等你們把名單搞好，就由你們和我還有昂納克幾個人一起，研究這個名單，並把它報告給黨中央和政治局。教授説，哈格爾的這個意見，可以看作是對高級黨校的一個信任。

教授坦率地説，因為有了這樣的計劃，黨中央曾同蘇聯談判，希望他們給我們提供檔案。戈爾巴喬夫雖然提了“公開性”，但他沒有給我們檔案。當時這件事是由昂納克和哈格爾兩個人負責，可見規格很高，用意也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指示我們認真列出這個名單，是因為這牽扯到我們黨的五百多個幹部。可以説，他們兩人當時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向黨內持懷疑態度的人證明，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第二向戈爾巴喬夫施加壓力。你不是要搞“公開性”嗎？這是有危險的。一個黨如果沒有一個有根據的名單，它就沒有講話的權利。這的確是個敏感的問題。這是我所知道的寫這本書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黨史寫作過程中提出，要改變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這也涉及到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問題。1988年時，民德和中國黨的兩黨關係已經恢復。因此，不能不提出過去兩黨關係應如何評價的問題。我們已經認識到，不能完全按照黨的領導人過去的説法，來寫兩黨的歷史關係。

聽了迪克曼教授的闡述，我懂得了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史正本”撰寫中遇到的“難題”。其實，所有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書寫自己黨史“正本”時，都繞不過同樣的問題，這是很無奈的事情。與蘇聯的歷史瓜葛，以及蘇聯對這種瓜葛的態度，不能不影響後者的歷史思維和文字表述。甚至，在歷史瓜葛長期無法澄清的窘況下，東歐執政黨不得不面對政治合法性的挑戰。例如，波蘭的“卡廷森林案”長期不能澄清，即使大量證據已經指認，是蘇聯處死了那些波蘭軍官，波黨又多次要求蘇方承認其事的情況下，蘇方仍加以拖延。波蘭國內的反對派抓住這個説辭，在國內爭取民眾輿論，給波黨政治合法性帶來巨大沖擊。當葉利欽最終拿出檔案，承認“卡廷森林案”是蘇聯所為時，已為時太晚了。波黨在反對派的“轟擊”之下，已氣息奄奄，很快即失去了自己的執政地位。事實上，如果沒有在東歐生活的經歷，人們是很難體會蘇聯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和威懾力的。1989年以前，如果失去蘇聯在政治、經濟、軍事和輿論上的支持，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東歐國家很難存活。由此我們可以想象，東德黨在自己歷史編纂上的這些考慮，應該算是很有獨立性的一個努力了。但即使如此，他們也必須顧及蘇聯的看法，看蘇聯的臉色，從而將問題處理得相當委婉。記得胡繩先生曾在一篇重要論文中指出，如果中國黨在五十年代不是有意識地從蘇聯的影響下脱離開，提倡走自己的路，那中國也會同東歐國家的命運一樣，在八十年代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動亂中，走向失敗。這個話非常具有歷史哲學味道。不談政治、經濟等這些大的方面，僅僅看東歐國家寫自己黨歷史時的顧忌，就可以體會個中艱澀了。正如教授承認的那樣，東德的黨史雖不需經過蘇共中央的批准，但統一社會黨中央還是很注意，有意不寫那些影響同蘇聯關係的東西。即使如此，蘇聯人仍可能對有些寫法不滿意。

在迪克曼教授講述了德國統一社會黨歷史編撰的過程後，我也介紹了中共黨史的寫作情況。教授接着我的話題説，正如你剛才介紹的你們中共黨史的編寫情況一樣，我們的黨史也是由黨中央組織並由中央批准的。因此，我們的黨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材料，它同學者自己隨便寫的黨史不一樣。教授説，當然，經過了二十年，我們現在的評價也會有變化。我們會重新看待和思考一些問題。但總的看法沒有改變。我們反思的東西，主要是有關我們黨的經濟政策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某些東西。

教授指出，應該説，德國工人運動是具有特殊傳統的。在德國工人運動的思想鬥爭中，歷史評判起了很大作用。我們很早就有歷史書，比如梅林就寫過德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另一方面，德國工人階級對理論問題也比較關注。他們會提出為什麼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主義等問題。所以黨史對工人運動的教育很大。教授説，我們的黨史由中央委員會批准，複雜問題要由政治局來研究決定。真正的討論是在政治局。他們討論完了，交給中央委員會處理。中央委員會對黨史問題比較瞭解，他們掌握了許多材料。因此，黨史的批准不是什麼複雜問題。另一方面，我們有一些黨的報紙和雜誌，也公佈黨史的有關問題，所以公開性比較大。在原則上，我們黨史的寫作者也可以在高級黨校就黨史問題做報告。這不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如果報告人有豐富的經驗和材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你自己獨到的見解。關於對黨史評價的不同意見，的確比較複雜。比如關於對蘇聯的評價就是這樣。眾所周知，蘇聯解放了我們。但後來情況的發展比較複雜。

我們有一個主管經濟的政治局委員，就因為在大的發展戰略方面與蘇聯執有不同看法，合不來，結果自殺了。在我們黨內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這就是，如果你同我們的領導人意見不一致，結果很可能是被撤職。因此，黨內幾乎沒有不同的聲音。問題總是顯得很簡單。這不正常。我們高級黨校的校長當時是一位老資格的女幹部。有一次，我同她發生意見分歧，結果我就被派到國外了一段時間，這樣問題才過去。

作為一箇中共歷史的研究者和寫作者，我非常想了解統一社會黨在黨史寫作中是如何表述黨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同時又是怎樣評價和解釋這些錯誤的方式？迪克曼教授回應説，關於如何評價我們黨的錯誤的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德國工人運動有許多派別和組織。這就牽扯到怎麼評價工人運動領導人的問題。我們黨的歷史或德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呈上升趨勢的，路線是比較正確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社會民主黨同意參加戰爭。這導致了社民黨的破產。這對以後德國共產黨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共產黨沒有力量建立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那時德國共產黨有30萬黨員，其中十分之一遭到了納粹的屠殺。這提出了一個歷史課題，就是為什麼共產黨不能阻止法西斯的上台？再一個問題就是八九事件。現在回過頭來看，八九事件發生時，可以説，我們的黨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是個有威望的黨。當時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派人到我們的黨校學習。他們認為，在我們的黨校可以學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可是，以後我們卻遭到這樣一個大失敗。一個基本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沒有被徹底地堅持下來。另外，是出了叛徒，壞人不少。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半。另一半就是要研究，黨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應該有一個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的自我批評。不管敵人怎麼説，我們共產黨人應該有一個自己的研究。這個研究的結論，肯定是和敵人不一樣的。現在有人説，敵人每天都在説我們的壞話，造成我們的被動。我們不應該這樣認識問題。我們應該研究我們真正的錯誤，而不是他們如何講我們。説到此，我可以看出教授可謂情動之以肺腑了。

教授接着説，關於你提出的對烏布利希和昂納克兩位黨的領導人的評價問題。我們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烏布利希在戰略上是偉大的。他非常聰明，很有經驗，在領導方面能力很強。他的弱點是，表面上不是一個可以隨便接近和容易交談的人。跟烏布利希比較起來，昂納克的理論水平比較低，可他是一個很好的同志。他在納粹監獄裏坐了十年牢，沒有時間讀書。他最遲在1987年或1988年對戈爾巴喬夫的情況和企圖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但昂納克直到最後一天還相信，蘇聯黨有能力解決戈爾巴喬夫的問題。他深信，蘇聯共產黨會把這個修正主義領導趕下台。他自己是這樣想的。但他沒有公開講戈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昂納克對階級對立、階級鬥爭問題認識比較狹隘。簡單地説，他認為，只要有公有制度，大家都努力工作，所有問題就可以解決。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工作，有房子住，就解決了所有問題。這個想法是對的。但有些東西他沒有看清楚，比如國際形勢的發展，比如應該提高國家的勞動生產力等等，這些他沒有看清楚。人人都有飯吃，固然是個好的想法。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説到這裏，一塊參加談話的原駐華大使羅爾夫·博瑟爾德講了一個他親見的故事：1966年4月份，民德駐華大使離任回國，羅爾夫陪同他會見了劉少奇和周恩來。劉少奇當時説，我們現在討論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遇到了許多的社會主義，有我們的，你們的，蘇聯的，羅馬尼亞的，阿爾巴尼亞的和印尼的。但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劉少奇問周總理，你説是不是這樣？當時周恩來沒有作答，而是把話頭叉了過去。羅爾夫大使提供的這個細節，頗有意味。它可以被看作一條史料，解讀在1966年這個時段，社會主義國家黨的領導人如何看待和研究社會主義問題，這是他們經過自己艱辛探索之後，針對着現實中的問題所發出的詰問。

下面的話題，轉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迪克曼教授告訴我：他1959年到1961年當了兵，在空軍服役。但因為個子太高，無法做飛行員，於是做雷達兵。當時他們認為，戰爭的確會發生。而如果戰爭開始，敵人第一個目標就是雷達。戰士們當時説，坐在這裏雖然很危險，但誰也打不敗我們，因為我們後方可以一直到上海，都是社會主義整體。那時大家確有一個堅定的看法，就是民主德國雖處在同西方鬥爭的最前線，但他們打不敗民主德國，因為民主德國有一直到上海這樣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作後盾。但教授接着説，當年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爭論，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如果當時避免這種爭論，共同探討發展問題，那社會主義的情況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如果當時大家搞一個共同的戰略，那今天的形勢就大大不同了。今天研究這段歷史，應該從這樣的角度提出問題，應該從一個比較高的視角來研究這個問題。

教授指出，歷史學家都知道，中國有最古老和不間斷的歷史傳統。誰不瞭解這樣的情況，他就要犯錯誤。你們1949年以後的情況和我們1945年以後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我們是被解放，你們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我們德國，1945年以後唯一的辦法，就是用軍事力量來維持它。在德國內部沒有一個真正的反法西斯的軍事力量。法西斯只有用軍事的力量來打敗它。所以可以理解，蘇聯為什麼從1945年以後就對德國看得如此之嚴。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這也是他們的權利。世界不能再發生那麼大的戰爭。斯大林格勒死了那麼多人，把一個國家都破壞了，是不能被輕易忽視和忘記的。所以蘇聯有權利對這裏進行監視和看管。可是以後情況不一樣了。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們要我們做他們很好的同盟者，我們也這樣做了，可我們的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不是剛剛被解放和打敗了法西斯的國家，我們應該有我們的獨立性，我們也應該有我們的發言權。我們知道蘇聯比我們大多了，經驗也多多了。但我們知道，我們應該是平等關係。應該有自己的利益，堅持自己的利益。你就是朋友，也要尊重對方。可是最終他們把我們賣出去了，我們什麼也沒有得到。

教授接着説，中國情況當然不一樣。如果中國的北部是蘇聯解放的，而南方被資本主義佔領，那會是怎樣的情景呢？教授説，曾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在東柏林建一個天安門式的廣場。我説不行，因為我們有西柏林，而你們沒有西北京。在民德還存在的時候，西德實際上是怕共產主義的。他們也搞了一些社會福利式的東西，但大多是模仿我們。現在他們不怕了，就把那些東西又改掉了。因為沒有民主德國作對比了。在兩個德國對峙的最危險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説法，就是狗的尾巴隨着狗的身體動，而不是身體隨着尾巴動。那時，我們是尾巴他們是身體。

講到這裏，我又問教授，在民主德國寫黨史，怎樣看待和認識黨史與國史的區分。教授説，關於國史與黨史區別的問題，我們也研究過。我們是先搞黨史，同時也研究我們的民族問題、文化傳統問題、遺產問題等。這些同黨史還不是一回事。在我們早期工人運動中，曾碰到封建主義的問題。同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是落後的。但那時出現的技術或文化問題，也要研究。

關於寫黨史時如何處理寫上層決策和寫社會層面關係的問題，教授是這樣解答的：會議和文件當然是很重要的。我們在寫黨史時，會集中介紹每一次黨代會的發展規劃。讓讀者瞭解我們的發展規劃實現了多少。這樣寫法，是培養我們的幹部把黨的決議同實際發展聯繫在一起。但這不意味着把所有文件都寫進黨史。重要的是，要讓大家知道黨的決策。

關於如何利用黨的檔案材料問題，教授告訴我：我們寫黨史的作者是可以看黨中央的檔案的。我們的馬列研究院就負責保存黨中央的檔案。作者可以看到所有黨的文件、會議以及回憶等的材料，例外的只是公安部的檔案不能看。教授説，中央的檔案一旦整理完畢，就都交到馬列研究院了。所有關於黨史的材料，都由馬列研究院管理。只要參與寫作，不管級別，都可以看。當然，不參與寫作是不能看的。不過，如果作者寫的東西用了檔案材料，是否能發表出來，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時，談話顯然已經到了尾聲。突然間，教授從帶來的大提袋裏拿出了一大摞稿件。我一看，原來就是德國統一社會黨歷史“正本”的完成稿。除已經出版的第一卷，也就是我買到的那個大部頭以外，還有其他三卷的稿子。原來，統一社會黨的歷史“正本”只出到第一卷，就趕上了劇變。黨都沒了，當然再沒人管黨史。於是後三卷就成了永久的打字稿。這時，我才知道，教授與我見面，還有另一層深意。他是這樣對我説的：我有一個建議：如果你們需要這部歷史，我願意把它“借”給你。它可能是最後的保留在我們黨員手裏的手稿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在我死的時候，我們這裏還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強有力的共產黨的話，我願意把我保存的我們黨的另外一些東西，比如在我家裏保存的我們高級黨校的旗幟等，運到中國去。可我是樂觀的。我相信到那時，我們這裏會有一個真正的共產黨。説到這裏，教授神情肅穆，似乎在作一個莊重的託付。接着他語氣沉重地説，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在評價歷史和人物時，只看了他們如何説擁護社會主義，如何擁護黨，而沒有注重他們的行動。結果言辭是靠不住的，那些信誓旦旦的人，後來變成了叛徒。這是寫歷史要吸取的教訓。真正的共產黨員要靠自己的表現，而不是自己的宣稱。

最後，他意味深長説了一句話。這句話讓我很長很長時間留在腦際，就像刻成了字一樣。他是這麼説的：一個人要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需要很長的時間。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覺，整個柏林都是那樣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