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外部壓力並作出反應_風聞

如何應對外部壓力並作出反應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

作者：李向前

蘇共垮台經驗教訓思考之一

作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對手，蘇聯共產黨在執政七十多年的歷史中，面對了強大的外部壓力和敵對勢力的侵蝕。同時，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推進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影響，蘇聯也對外部壓力作出過激烈反應，甚至將自己的軍隊推進到國界以外。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歷史過程。其中包含着長期驚心動魄的較量。但是，最終的失敗者是蘇共。這個教訓是慘痛的。

蘇共垮台的經驗教訓需要加以研究，並且這種研究應該具有針對性。雖然，在導致蘇聯解體和蘇共失敗的複雜原因中，對外部反應的問題僅僅居於相對次要的位置，但它卻不是一個應該忽略的方面。來自原蘇聯的政治家、學者其實非常看重它們。例如，俄科學院東方所學者科什金即説：“到本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已經認識到，靠軍事打擊已不可能戰勝蘇聯，於是美中央情報局制定了內部瓦解蘇聯的計劃，併為此投入了大量資金。美國的計劃就是把軍備競賽強加給蘇聯。”可以説，這是對蘇共失敗論的一個典型解釋。

不僅如此，蘇聯學者還把這種失敗論擴展開來，説美蘇競賽是一種不平等競爭。他們認為，所謂美蘇對抗的表述並不準確。準確的情況是，當時以蘇聯為一方，而另一方則是以美國為首，其中也有中國因素。他們有時會曖昧表示：“當時的中蘇關係也比較複雜”，其實明確説，就是中國當時也加入了反蘇聯盟，對蘇聯構成外部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把大量的人財物力用於國防和軍事工業，從而減少甚至無暇顧及國內用於和平目的的產業投入。

這種對失敗論的解釋，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起來，從而也不能不使我們認真對待它。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以蘇聯為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面對外部壓力？在明顯的外部壓力下，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是否應該發生意外變化，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等等。畢竟，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中國也曾面對強大的外部壓力，並在20世紀後半葉捲入到複雜多變的世界大格局中，而且，在未來也還會“扛”着壓力走下去。

一、對原蘇聯軍事投入的一個簡單估算

為了研究的準確，我們必須對題目所涉及的時空範圍作一個界定。根據蘇聯學者的看法，原蘇聯步入軍事競賽，從而走向“引力”極大的“黑洞”的起訖時間，應該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後。這個看法是客觀的。我們也曾經大致地把這段時間稱作“美蘇爭霸”時期。

據統計材料，原蘇聯在六七十年代的軍事投入呈加速增長態勢，數額變得越加龐大起來。按軍費開支項目計算，蘇聯實際軍費總額，1960年是190億盧布；1970年是497億盧布；1975年是773億盧布。如以當時官方外匯牌價折算，三個年度軍費開支分別摺合為211.4億美元、552.4億美元和1023.2億美元。而1975年美國軍費開支為895.8億美元（按對等項目計算）。蘇軍費高出美軍費百分之十八（即蘇軍費為美軍費的118.2%）。在軍費佔國民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比重方面，以1974年為基期，蘇聯佔19.6％和35.1％；美國佔7.1％和30.5％。但同年美國的國民收入為8020億元，蘇聯僅為5340億元（這還不包括在貨幣換算和實際統計上的“水分”。蘇聯解體後，世界銀行的金融專家曾校正過蘇聯國民收入數字，大致要縮水50％左右）。如按人均負擔計算，每個蘇聯居民1975年負擔軍費為305盧布。這個數字也大大超過美國。

同樣，統計材料還顯示，進入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蘇聯軍事投入的速度明顯增快。在六十年代的十年裏，蘇聯軍費大致保持在美國的一半左右。但進入七十年代，每年軍費以同比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一直到1975年達到美國的118.2％。這段時間正是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後半期。

學者們公認，勃列日涅夫時期是戰後世界軍備競賽最激烈的時期，同時也是世界政治形勢最動盪和安全形勢最不穩定的時期之一。然而，根據今天人們掌握的材料，美國和歐洲當時並沒有武力進犯蘇聯的計劃，對蘇聯説來，戰爭沒有迫在眉睫。甚至，由於美國深陷越戰之中，在與蘇對抗的格局中，它還明顯處於守勢。那麼，對蘇聯領導集團説來，外部壓力是真實的還是空幻的？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到底是被“強加”於蘇聯頭上，還是蘇聯本身就是軍備競賽的發起者？在付出極大政治和社會代價後，蘇聯並沒有從軍備競賽和爭奪中獲得好處。那麼，蘇聯的這種做法到底出於什麼動機呢？毋庸説，除去戰爭狂人和喪失理智的瘋子，任何執政者都會本能地把內政建設和人民福利放在首位。戰備和增加軍力只能服從於這個首要任務。那麼，蘇共領導人為什麼如此輕率地違背了這個簡單的道理呢？

歷史的構成是複雜的。而要説明覆雜的歷史過程，我們的思維也不能是“直線性”的。在冷戰結束十餘年的今天，人們至少應該捕捉到以下幾個動因，來解釋蘇聯政策思想的罅漏。

二、外部壓力確實存在，但怎樣評估這些壓力，是否一定進入冷戰“怪圈”，是可以反思的

1947年之後，隨着戰時同盟的解體，美蘇對立的關係開始顯露出來。1947年2月出現的凱南報告，建議將“遏止”蘇聯作為美國的基本政策；3月5日丘吉爾的富爾敦講話，則揭開了冷戰序幕；同年初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的出台，意在使衰弱的歐洲強大起來，以對抗社會主義的蘇聯。而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更使冷戰變成了局部熱戰。

無疑，美國和歐洲資本主義勢力在戰後對蘇聯施加的政治、軍事壓力是巨大的。因而，期待蘇聯不作出激烈反應幾乎不可想像。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產生，中國同蘇聯建立軍事同盟，並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可以看作是社會主義一方對西方冷戰姿態針鋒相對的回應。只是在今天，睿智的歷史學家們才認識到，冷戰實際上是一場意識形態戰爭，而不是純粹軍事意義的或懷有經濟目的的戰爭。冷戰的實質，並非是要通過一場世界性的大戰，去消滅對手或攻佔其領土，而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對峙，並通過這種對峙，達到瓦解敵手、壓制對手直到促其演變的目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冷戰曾如此激烈，但終究沒有引發真正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原因。

但是在冷戰初起的年代，捲入各方很難坦然面對冷戰與熱戰夾雜在一起的複雜局面。人們往往要根據事態變化作出緊急反應。特別是隨着武器製造的發展，尤其是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升級，使形勢更加具有爆炸性了。斯大林晚年關於不同制度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關於應該尊重人民選擇和贊同不同的制度，關於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爭奪市場的矛盾大於兩個陣營之間的矛盾的觀點，最終沒有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強大的“意識形態戰爭”的喧囂，遮蔽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

那麼所謂的世界現實到底是什麼呢？以今天的認識我們可以肯定地説，應該是兩種主要社會制度的長期並存。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曾經是佔世界將近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理性選擇。這些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是從自己民族的歷史以及長期為自身解放和獨立的奮鬥中，認同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這種選擇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儘管社會主義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還需要通過改革和創新去推進它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作為科學發現和億萬人民實踐的社會主義，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

在另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將長期存活，甚至還有相當發展，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實。戰後歷史證明，世界資本主義還遠沒有走向衰落。儘管在理論上和現實中它都存在着嚴重缺陷，但通過自身調節和改革（它曾經從社會主義制度中學習借鑑了許多東西），特別是通過科技革命的巨大創造力，資本主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它擁有的龐大生產能力和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它長期存活的可能性。承認這種現實，同樣是一種科學態度。

然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是相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包含着總危機的理論的。這個理論由斯大林提出，並始終成為蘇聯（也包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確定同資本主義國家關係的深層指導思想。由總危機理論推導出的一系列觀點是，隨着危機的加劇，國際階級鬥爭也將激化，世界性的大戰將不可避免。而“如果帝國主義者成功地發動了世界大戰，那麼，蘇聯將把這場未來的世界戰爭看作是世界上兩個敵對社會制度之間的決戰。”頗有意味的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我們嚴肅批判過的諸如《蘇共中央公開信》之類的文件中，也充斥着上述這些政治觀點。那時的人們，既包括蘇共也包括我們自己，都是信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觀點的。可是，這個被列寧肯定的由克勞塞維茨發明的經典戰爭觀，曾經使我們過於認同戰爭的意識形態結果，而忽視了它帶給人類包括我們自己的巨大傷害。

當然，敵對的一方也不諱言要摧毀社會主義制度。但説到底，它們這樣做同樣是不現實的。在冷戰中，它們似乎取得了勝利。可是誰能下這個斷言，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演變，就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最終勝利呢？冷戰使美國國內政治經歷了怎樣的動盪，又使它的經濟利益受到什麼樣的打擊，特別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失敗，又使美國人心理上遭受多麼巨大的衝擊，從而迫使他們承認，美國在全球政治軍事的“霸主地位”已經岌岌可危。只不過，由於複雜的政治歷史原因，蘇聯東歐在冷戰中先自倒了下去，而美國卻“挺”了過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難道其中不存在偶然嗎？經過一場並非現實的所謂生死決鬥過後，人們學得聰明起來。如今，人們談論的是建立國際新秩序，是合作機制，是雙贏，是戰略伙伴關係等等。這是政治智慧的提升，是世界走向進步和理性化的標誌。

因此，外部壓力的存在，是否一定要轉化為一場為變革社會制度而進行的熱戰，或者，它一定要形成一場耗費巨大資財和能量，表現為長時間的僵持和對峙的意識形態冷戰，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思考的。實質上，是蘇聯對外戰略所反映出來的政治上的“左”，使它過高估計了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現實必然性，從而熱衷於同西方展開爭奪，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經不是簡單地對外作出反應，而是主動出擊，希望戰而勝之（過去我們只是看到了它表現為爭奪霸權的一面）。結果，它反而因為巨大的消耗而衰落下去。

蘇美爭奪的這種意識形態深層原因，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應該説，中國並非冷戰的有意加入者。中國有自身的戰略利益。但是，現實中兩大陣營的國際格局，不能不在相當時間內限制我們迴旋的空間。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於戰爭與革命問題的爭論，以及一系列涉及國際共運理論的重大分歧，使得我們意識形態立場一度變得更為激進了。“美帝、蘇修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埋葬美帝、蘇修和他們的走狗！”等等口號，曾鮮明出現在黨的重要文獻上。儘管這些口號的宣傳意義大於政策操作意義，但畢竟在意識層面上表明瞭我們的總體判斷和目標追求。顯然，無論在理論和現實中，“埋葬帝修反”的口號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堅持這樣的口號，勢必會給我國對外關係帶來緊張和壓力。並且，這種壓力也延及到國內政治經濟的變化，造成一系列相關矛盾。鄧小平就指出：“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佈局， 山、散、洞 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誕生的改革思路，包含着一個重大方面，就是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無論“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的觀點，都被揚棄，而“和平與發展”成為我們認識時代和世界的主題。鄧小平認為：“總結國際關係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並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對待。這樣，什麼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可以説，這是我們關於同外部世界關係的最深入和最現實性的認識。以和平共處而不是意識形態原則指導我們同世界的交往，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看待壓力以及對壓力作出的反應問題。世界是現實的。我們也正以現實的態度來正確對待世界。

三、究竟什麼是對外部壓力的合理反應？它是否必然導致爭奪

對外部壓力作出反應，帶有合理的性質，但它必須有一個限度。過分反應和反應不足，都將導致不良結果。而如果利用對外反應，進而將它作為爭奪的依據，那將犯絕大的錯誤。在討論蘇聯是否被強加上軍備競賽的“枷鎖”，從而陷入衰落時，這個觀察角度十分重要。

冷戰之初，蘇聯由於經濟、軍事實力的原因，暫時處於守勢。儘管它在1949年就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整個赫魯曉夫時代，蘇聯對外戰略的基調是緩和。蘇共二十大提出了緩和以及和平共處的政策主張，並被宣傳為社會主義陣營外交政策的總路線。

然而，僅僅以緩和謀求相應的大國地位，是艱難與痛苦的。事實上，在赫魯曉夫時代，蘇聯與西方關係並非風平浪靜。波蘭、匈牙利事件，兩次柏林危機，都是雙方劍拔弩張的較量。然而，最危險和處於臨界狀態的，則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這次險些釀成核大戰的危機，最終以蘇聯的妥協（實際並不是完全的妥協。蘇聯藉此換得美國從土耳其撤出導彈部署）而告結束。古巴導彈危機對蘇共領導人的刺激非常強烈。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弱勢，從而加速了擴充軍備的進程。據説，在古巴導彈危機剛剛結束不久，蘇聯第一副外長庫茲涅佐夫在康涅狄格州同美國總統顧問談判撤走在古巴的導彈事宜時，曾對美國人甩出一句令他們大吃一驚的話：“我們不會再讓你們對我們這樣幹了。”後來，美國人終於獲知，這是赫魯曉夫的一句原話。

如果説，赫魯曉夫已經對核時代戰爭保留“反擊”意識的話，那麼勃列日涅夫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緩和”的政治主張。勃執政前期，蘇聯經濟水平和綜合國力有了很快增長。到七十年代中期，蘇聯20種主要工業品，尤其是能源方面，如，電力、原油、天然氣、鋼等項產品，均大幅度超過美國，在世界居領先地位。蘇聯的國民收入按數量已大大超過除美國以外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而且超過英、法、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國民收入的總和（按，這是依據蘇聯的統計材料。蘇聯實行公開化後，世界銀行專家的評估與此大有出入）。經濟實力的提升，給勃列日涅夫改變戰略態勢提供了資本。

1973年，在布拉格召開的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秘密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對“緩和”戰略作了一段“精彩”闡述。他説：“緩和”為的是“使蘇聯贏得時間來加強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對比發生決定性的變化，從而使我們能夠在任何需要實現我們意願的地方實現我們的意願。”顯然，這裏宣示的，已經不是簡單的壓力與反應問題了。勃列日涅夫相信，蘇聯這時已經具備了同西方爭奪戰略優勢和全球霸權的本錢。

從軍事實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的角度看，蘇聯正是在這個時候獲得了它“超級大國”地位的。在常規軍事力量和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數量上，蘇聯都有了可以同美國和歐洲“叫板”的資格。這時，它對外部壓力的反應是超乎尋常的。它幾乎在世界所有的地方開始了同美國的爭奪。而美國由於越戰的原因，則明顯處在守勢。這更刺激了蘇聯的慾望。其實人們已經觀察到了，蘇聯不斷擴大的武庫，早已超出了獲得同西方均勢的需要。那麼它要幹什麼呢？在歐洲部署SS－20導彈，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捲入，最後是出兵阿富汗，這一切使蘇聯在世界公眾面前，變成了極度危險的“敵人形象”（更危險的是，蘇聯這樣做時，還打着支援第三世界國家革命的旗號）。而每一次這樣行動的發生，都導致了國際局勢的緊張化和蘇聯同世界關係的惡化，以及它同西方軍備競賽的升級。蘇聯正在成為侵略者和擴張者。

可以説，這是原蘇聯領導人犯下的一個絕大錯誤。正是在蘇聯勢力最膨脹的時候，它也開始滑向下坡路。激烈的軍備競賽實際上是由蘇聯的急劇擴張而加速的。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對蘇聯的擴張行為產生警惕。這迫使人們為防止可能的侵略而作出準備。而據説，美國人在一輪接一輪的軍備競賽中，“很快就算出來，在蘇聯國民生產總值比美國及其盟國少2/3到3/4的情況下， 通過無望的軍事角逐中的經濟消耗，有可能使蘇聯遭到徹底失敗”。一位原蘇聯國際問題專家指出：“正是在里根時期， 制定了 競賽戰略 構想， 使蘇聯以往的國防投資成為過時的，強迫我們在非常不利的、代價高昂的、拖垮我們的環境中競爭。”

希望同美國進行爭奪的蘇聯，讓自己陷入了一個可怕的“黑洞”。這個“黑洞”具有強大的“磁力”，迫使蘇聯一步一步向不利的方向走下去。但應指出的是，走向“黑洞”的責任，只能由蘇聯自己來負；“強迫我們 接受”的結論顯然不能讓人信服。事實上，退出這種“競賽”和不被別人牽着走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前提必須是消除爭奪霸權的慾望。

有人為蘇聯爭霸的動機作了這樣的解釋：“可能是由於我們頭腦深處存在的 落後綜合症 使我們在核武器方面竭力追趕美國的。我甚至有這樣的印象，我們引起西方喧囂的武器系統一出現，我們就開始自鳴得意：對自己説，請看，我們多麼強大，多麼聰明，我們甚至能超過美國人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看不出有任何政治需要，我們像狂飲者那樣貪婪地武裝自己。我們這樣做，並不是我們感到會發生戰爭，或者擔心入侵。”可以説，在原蘇聯的知識界，這個剖析算得上是深刻的。的確，在爭奪霸權的背後，既存在對現實利益的追求，又表現為深層意識上的某種“痼疾”。“落後綜合症”可能更驅使人們非理智地行事，既要使自己也要使別人相信自己是最強大的。原蘇聯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出的那種強權、霸道和霸氣，曾深深傷害別人，也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結果是，你要參加軍備競賽遊戲，你就得按照它的規則“玩”下去。你要欺負別人，你就要樹立眾多的“敵人”。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當我們越過了正常的反應限度，而去追求不應得到的東西時，負面效應也就顯露了。

那麼，所謂“落後綜合症”是否一定要造成對外部的非正常反應，甚至引導人們走向實現霸權的道路上去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國對外戰略的形成，顯然不僅僅取決於心態。複雜的利益關聯以及政治經濟互動，才是對外戰略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在研究國家的對外戰略時，的確不能忽視國家心態以及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在一定條件下，國家的落後心態容易導致國家行為的扭曲。一般説，急躁、好勝、逞強、炫示和過激等等，是落後國家變得強大起來後易於流露的反應。這些心態因素往往使國家行為變得不謹慎和盲目，從而影響到戰略制定，引起對外部事務的過激反應。上述關於原蘇聯對外戰略的分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應該認識到，正常的國際秩序，是應由整體性的正常國家心態來維持的。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應抱有正常的國家心態，堅持國際道義原則。人們既不能自卑、軟弱，也不能總是充當現存國際體系的挑戰者。積極加入到現存國際體系中，從中尋找發展自己的機會，才是正確的對外戰略方針。

從落後狀態到積聚力量；從抗衡外部壓力到有意同美國爭奪霸權，蘇聯為此付出了痛苦的代價。僅以核武器和運載工具而論，原蘇聯即使在當今也堪稱世界最先進。但蘇聯尖端技術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蘇聯的集中體制。這個體制可以動員最大限度的人物力資源，在短期內完成超功效的成績。

可是，它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因此受到嚴重影響。這是蘇聯經濟長期同人民需要相脱離的原因之一，也是它最終在軍備競賽中敗下陣來的一個誘因。美國人在這方面比較聰明。他們總是在同蘇聯的對比中確保美國處在最安全水平的要求上，確定發展各類武器。因此，由體制特殊保障的某種單一發展，並不值得特別稱頌。即使“落後綜合症”最終得到了某種心理和爭奪中的滿足，可在整體發展還滯後的情況下，黃油總還是比大炮更重要。從長遠看，落後國家綜合國力的進步是比任何心理需求更關鍵的東西。

四、獲取自身安全不能以破壞別人的安全為前提

關於蘇聯對外部壓力的反應問題，一位美國專家是這樣斷言的：“蘇聯的安全感至少是依它的敵手相應的不安全程度而定。”此言可謂一針見血。

如果説，中國的地緣存在，曾構成了對蘇聯安全考慮的一種鉗制，因而迫使它加大軍事準備的力度，並最終合併為超軍備擴張的後果，那麼，問題的起點並不在中國先造成對蘇聯的安全威脅，而在於蘇聯的上述所謂安全觀。

在歷史上，俄國曆來是依靠自身的擴張，來尋求解除自己被包圍的危險的。彼得大帝的對外擴張即是如此。斯大林事實上更看重地緣因素。他對戰後確定的雅爾塔體制，始終持強硬態度，是不容談判的。在蘇聯戰略思想中，有一條重要底線，這就是，凡蘇聯領土在別人大炮射程以內的地方，都應以一個緩衝區加以隔離。蘇聯關於外蒙古問題的處置，關於中國東北和新疆的態度，都或明或暗地表現了它的這種意圖。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蘇聯對中國是有戰略戒備的。

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不可避免要殃及國家關係。在國家利益訴求和安全關係的考慮方面，蘇聯本能地沿用了“老子黨”、“大國”和舊俄帝國的思維，企圖壓服中國。例如，1963年8月，美英蘇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其來自蘇聯方面的意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中國的。它試圖用國際條約的形式，將中國排斥在核大國以外。當時，中國已經大體完成了核爆炸的研究工作。而這個核發展計劃甚至是由蘇聯在1958年提供的最初援助進行的。

自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第一次邊境衝突之後，中蘇邊境的形勢就開始變得緊張起來。1962年發生的波動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有明顯的蘇聯背景。從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蘇邊境地區共發生1000餘次衝突。而且，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向中蘇和蒙古邊境增兵。總兵力一度達到百萬。正是在這段時間，中蘇意識形態爭論表面化了。儘管在今天看來，雙方在爭論中都説了一些“空話”，但武力威脅主要來自蘇方。由於這個原因，大約在1964年前後，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同蘇聯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問題。

最終促使中國領導人下決心修改對外戰略方針的，是發生在1969年的幾次重要的中蘇邊境武裝衝突。這些武裝衝突使中國領導人認識到，蘇聯有可能對中國採取嚴重的軍事行動。此外，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軍事手段直接壓制了“布拉格之春”的獨立傾向，使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所謂“有限主權論”，赤裸裸地訴諸於實踐。正是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為國家自身的安全利益計，中國作出了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決策。這個決策改變了戰後國際政治格局，並對各種力量的對比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蘇聯由此而陷入極為被動的局面。在它同美國和西方所進行的爭奪中，加進了一個極為不利的戰略因素。由此，蘇聯不得不在東西兩面作戰，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泥潭。

這裏必須分清的一個是非問題的是，中國同美國關係正常化，並進而建立戰略關係，不是中美兩國根據相同意識形態需要而採取的步驟。它實質上是因為蘇聯把自己塑造成了兩國（甚至更多國家的）共同的敵人。對於這一點，蘇聯學者在“八九”之後有過反思：蘇聯政策的失策之一，“就是不正確地、過高地估計來自中國的威脅。這種估計迫使我們在遠東集中很多兵力，這反過來又給中國造成了來自我方的威脅的印象。這自然促使中國採取對策 增加核武器和常規武器，以及同西方進行政治軍事合作。”應該説，這個反思比一味埋怨中國加入反蘇聯盟，從而要對蘇聯被強加上軍備競賽負責的説法客觀得多。

以別人的不安全作為自身安全的前提，是一種舊的安全觀。它帶着舊式帝國的思維痕跡，也是所謂超級大國欺辱別人的一種張揚。其結果反而是招禍於自身。在當今的國際新秩序下，安全原則首先應包含“一切人的安全”和“相互安全”的思想。它的基本內涵分為兩個相互連接的側面，即不能依賴或者靠損害別人的安全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安全只能按相互原則去共同爭取。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基礎組成的國際秩序，只能在這樣的安全原則裏面得以保持。誰破壞了它，就意味着由大家維持的安全平衡被打破，破壞者便不得不接受報復。如果説，原蘇聯的某些人，仍然堅持中國要對蘇聯由軍備競賽而導致衰敗負責任，那麼也只能説明，他們時至今日還沉迷於大國霸權主義的思維中，還沒有對蘇聯垮台的真正原因進行反思。而這種大國主義的霸權思維，仍是我們今天應該警惕的。

五、關於失誤的決策

在本文開始，我們就提出過一個疑問，即蘇共領導人為什麼不能認識到首先要發展國內生產，把人民生活安排好這樣簡單的道理，而一意捲入同西方的軍備競賽和爭奪，最終在無法挽回中走向衰落呢？

有時，簡單的道理，就是被簡單地忽略掉了。在我們討論蘇聯對外部壓力作出反應的一系列過程時，有時會驚訝地發現，某些重大問題的處理失誤，竟是在那樣輕易地狀態下，被簡單的決策失誤鑄成了。這有時是令人難以想象的。當然，簡單的決策失誤，必然反映着複雜的、長期的制度性原因。

事實上，當蘇軍坦克於1979年12月底開進喀布爾，蘇聯宣佈對阿富汗的佔領時，大多數蘇聯人也感到震驚。他們對此無法理解，同時也表示焦慮。不僅如此，連蘇共高層人士，甚至政治局的成員，也不瞭解出兵阿富汗的決策。這在一個有六十年執政經驗的國家裏，幾乎成了苦澀的笑談。毫無疑問，蘇共核心層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時，是完全脱離羣眾，是沒有顧忌人民和國家的根本利益的。它甚至“甩開”了領導集體，這就完全背離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可以説，這是蘇共在處理重大問題上屢犯錯誤，從而走向失敗的原因之一。

現在比較公認的説法是，由“三人幫”預先作出了出兵阿富汗的決定。這“三人幫”是，烏斯季諾夫（國防部長）、葛羅米柯（外交部長）和安德羅波夫（克格勃主席）。而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老弱多病，他被三人所説服。這種説法或許真實，但並不能為蘇共的決策錯誤解脱什麼。還有一種説法，認為蘇聯的軍事綜合體當時高度膨脹，已經達到可以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正是軍工綜合體的壓力，使蘇共核心作出了出兵決策。這個説法也可能有一定根據，但仍無法説明，在一個“黨指揮槍”的體制下，部門利益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大的壓力，甚至決定了國家政策的方向。

涉及軍事行動的決策，一般需要高度保密。但是，一個有可能在世界上產生巨大影響的重大決策，仍不能由幾個人説了就算。它應該通過領導核心的集體來決定。這是列寧確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所規定的。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晚年，由於主要領導人的老弱多病，以及整個領導層的碌碌無為，這個組織原則在一些人的踐踏下，就這樣名存實亡了。

關於民主集中制制度本身的問題，需要另作討論。這裏所要強調的，是蘇共領導層在蘇聯臨近敗亡的最後年代裏，決策性失誤一再出現，不是偶然的。黨內民主化的被忽略，個人專斷的惡性膨脹，以及制度性因素所發生的作用，使蘇共領導沉痾難起。他們在對外戰略上的失誤，導致了國內政治問題的嚴重化。結果，他們自己打敗了自己。

要避免失誤，決策方式和決策制度是極為重要的。赫魯曉夫通過幾次黨內鬥爭上台，在穩固了權位後，同斯大林一樣，熱衷於個人崇拜，個人專權。在他的任期內，蘇聯內政外交曾經犯過諸多錯誤。結果，他也是被帶有陰謀性質的黨內鬥爭趕下了台。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是蘇聯公認的停滯、衰敗和混亂的時代。他堵塞了改革的可能性，處於思想僵化狀態。他不再能看到世界政治格局新的發展變化，忽略新技術對國家進步的推動作用，卻熱衷於對外爭奪和擴張。正像蘇聯人自己形容的那樣，蘇聯就像一列憑着慣性前進的火車，它的車廂一節一節地被甩出軌，最後連自己也顛覆了。可以説，這是一條偏離正常方向的軌道。它已經不能引導蘇聯發展和向前進了。

怎樣校正這條鐵道呢？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和人民，不能不作出自己認真的思考。

（本文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