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我怕你個公務員哦”，女醫生自殺拷問的是“正確的邊界”_風聞

今天上午臨到吃午飯時間，突然發現有一件事情在微博上迅速發酵膨脹，內容是“女醫生在泳池被13歲男孩冒犯，隨後不堪重負自殺”。

事情的經過不是非常複雜，但先後經歷了兩次反轉。事件的主人公是一位姓安的醫生，安醫生事發當天跟丈夫去游泳——根據虎撲網友的説法，她在那裏辦了年卡，兩個人經常在那裏游泳。

按安醫生同事張醫生的説法，有兩位13歲的男孩在泳道里“冒犯了安醫生”，具體來説，安醫生説這兩個男孩摸了她的屁股。

安醫生隨後與男孩發生口角，男孩對安醫生做鬼臉、吐口水。孩子的母親則向媒體回憶，安醫生當時很兇，觸碰之後，雙方各自遊走。

安醫生的丈夫見狀，非常生氣，跳下泳池，將一個男孩的頭按進水裏並扇了他的耳光。

此後發生的事情，網傳一位電視台記者的説法是，安醫生去了更衣室後，孩子的母親帶着人衝進去“吵、鬧、打”，安醫生寡不敵眾，於是報警。

新京報的説法也類似，被安女士丈夫教訓之後，兩名小孩道歉並喊來父母，他們的父母喊人在洗手間打了安女士。警方介入之後，安女士夫婦向對方道歉。

事情本該到此結束，按道理來講，小孩子和大人都犯了錯誤，也都向對方道歉，算是各自扯平了。

但是此後的事情就有點令人意想不到了：按記者的説法，警方在做筆錄時登記了工作地點，因此對方父母得以在第二天，鬧到安女士和丈夫工作的單位，要求領導將安女士開除。

張醫生的説法是：“當着病人的面説，這種醫生還有資格當醫生嗎，都不要找她看病了。”

更出人意料的操作是，他們還將剪輯過的視頻發到了網上，給安女士造成輿論壓力。

這條消息隨後被多家媒體在微博上轉載。

不知道是不是“鬧到單位”和網絡輿論為當事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8月25日下午5點鐘左右，安女士在自家車內自殺。事情隨即在微博上迅速變熱，現在的情況是，網友開始指責男孩家人，扒出了男孩就讀的學校和他家人的工作。

事情如今已經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安醫生的丈夫失去了愛人，女兒失去了母親，一個家庭就這樣破碎了。而泳池裏究竟發生了什麼，監控裏完全看不清楚，只有安醫生自己和兩個男孩知道，可是安醫生自己已經無法發聲了，事情的真相可能永遠沒有人能夠知道。

但是我注意到的一個點是，男孩的家人是非常明確地、有意識地在網絡上散佈不利於安醫生夫婦的輿論，其中提到的一句話是：“我怕你個公務員哦！”

這個邏輯蠻好理解的，按老説法，男孩的家人是個“個體户”，相對而言，安女士夫婦的“醫生”和“水利局”都是有編制、有單位可循的工作，兩個人是“有工作”的人。所以男孩的家人可以通過“找單位”的方式，為二人施加壓力。

而這種壓力，很多時候都會有效果，在從前，“萬事找領導”也算是“常規操作”。不僅僅因為事業單位領導有更大的權限，更因為醫院是事業單位，水利局是國家機關，兩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吃財政飯的”，財政收入又來源於人民的税收。

也就是説，這兩個單位，在改革開放之後，依舊保留着“人民的名義”，需要“為人民服務”。於是，對有關工作人員在各方面的要求，通常是更為嚴格的。

比如，企業主的私德混亂，可能已經是社會上司空見慣的事情，前段日子“南京水遊城打小三”，已經激不起太多的波瀾。但是如果是機關、事業工作人員，那麼“長期保持不正當男女關係”便是嚴肅的底線之一。

再比如，如果是私企員工在泳池發生衝突，可能老闆並不會過多介意，對員工的形象要求也不會太嚴格，除非員工的影響力已經對公司的整體形象造成損害。但是安女士是一位醫生，來者便可以質問她“這樣的人還有資格當醫生嗎”，這一事件很可能成為她的“劣跡”“污點”，在每一次職稱晉級時被重温一遍，乃至於成為她不再適合在事業單位就職的理由。

類似的事情，還有上個月的“老人在窗口前雙膝跪地辦事”。甘肅禮縣一位老人在醫院辦事時，由於窗口高度不便，又無凳子，自己身患疾病，便只好雙膝跪地辦事。事情的處理結果來得非常迅速，整改加高窗口、登門道歉，並對結算中心負責人和窗口工作人員作停職處理。

讓人民羣眾“跪地辦事”，事態影響自然極壞。但如果事件沒有上網，只是結算中心的凳子壞了，那麼這個事情，還值得將一位結算中心的負責人作停職處理嗎？從窗口的高度來看，如果有凳子的話，那麼這個高度其實沒那麼不合適，是凳子的缺失才造成了老人跪地的結果。

而對那位窗口工作人員的處理，也有可商榷之處。如果是年輕人，“跪地辦事”應當不會引起這麼大的波瀾，窗口工作人員，可能也已經習慣了多人跪地辦事，並不會理解為“對她下跪”，雙方彼此除了不便之外，都不會作過分的解讀。只有當事件被髮到網上，上升到“人民羣眾在為人民服務的單位跪地”的高度之時，一個簡單的跪地動作，才發生了質的變化。

​又比如2015年，在處理“1·2”火災過程中，哈爾濱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石嘉興因為身穿一件價值萬元的羽絨服，引發了網民的高度關注。事後，他不得不作出回應，説明羽絨服是女兒在國外購買，價值為幾千元。

類似的是，剛剛過去的吉林長生生物疫苗案中，國家藥監局副局長徐景和因為身穿一件burberry上衣接受央視採訪，受到了網民“官員身穿名牌”的猛烈吐槽，環球時報的胡錫進看了也發急，但不是發急他的貪污，而是預料到他在這樣的當口竟然身穿名牌出現，一定會踩爆公眾情緒的地雷。

這裏也有一個值得商榷的部分，就是政府官員到底可不可以在公眾場合穿着名牌、貴重服飾？

這種講究似乎始於“表哥”楊達才，起因是民眾通過官員的吃穿用度，巧妙地洞悉他們的貪腐事實。但是事情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演變成為，任何一位官員身着貴重服飾，都會引起額外的關注。但一個簡單的疑問是，拋開貪腐因素，以這些官員的合法收入，真的買不起一件巴寶莉的t恤衫，或國外代購的羽絨服嗎？這兩樣東西，至少都比一台Iphone來得便宜吧。

對“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人員的嚴格要求，當然是值得嘉許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嚴格要求的邊界，又常常是模糊的。比如事件之中的安醫生，就因為在事業單位工作，她在泳池的口角，便可能成為進步路上的阻礙，以至於被拿來當做人家攻擊的工具。就因為她是醫生，她的丈夫是水利局員工，人家就可以用“醫生無德”“水利局員工毆打未成年人”這種説法來上綱上線。

這種對工作領域之外的私生活的要求，是否處在了一個合理的標準上呢？

身為官員，當然要艱苦樸素、以身作則，自覺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之上，這一點不論何時都不應當動搖。但是，在消費升級、物質水平日益豐富的今日，官員如果在自己的合法收入範圍內支配自有財產，是否也應當嚴格地接受公眾的道德審視呢？

舉這些例子，並不是為了給“表哥”之流洗地，而是想借此指出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我們對於“為人民服務”的隊伍的要求，哪些才是合理的呢？

因為在我國，各級機關幹部與工作人員，所負的是“無限連帶責任”。一旦犯錯，層層上溯，一直可以追責下去，直到盡頭為止。所以，每一個錯誤對於這支隊伍而言，都是意義重大的。我們的羣眾，也時刻監督，不允許這支隊伍犯任何的錯誤，一旦犯了錯誤，就要受到追責。在這樣的前提下，任何一個錯誤都有可能被無限放大，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乃至於對整個隊伍都提出嚴肅的拷問。

但是，問題是，人非聖賢，是不可能不犯錯誤的。如果要求一支隊伍，永遠不犯錯誤，那麼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撒謊——“不犯錯誤”這件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知乎上有一句話，“不討論是不是就問為什麼， 都是耍流氓”。類似地，當我們在熱點話題之中討論政府工作人員的“錯誤”時，對於“錯誤”的定義，我們的心裏真的清楚嗎？到底什麼樣的錯誤才是錯誤，什麼樣的錯誤可以不必要受到如此嚴厲的追責呢？

安醫生之死未必是因為受到了這種壓力，但男孩家長藉助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身份而對她進行的攻擊，卻將這一點暴露了出來。安醫生之死的背後，“正確的邊界”到底在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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