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還是敵敵: 警惕新技術巨頭的政治社會風險_風聞

［導讀］近日，女乘客被滴滴順風車司機殺害的慘案再次引起輿論關注，這是繼5月滴滴順風車司機殺人事件之後的又一起惡性事件。當輿論焦點集中於滴滴作為平台公司所應承擔的責任時，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滴滴這一類基於大數據的互聯網新技術公司的出現，會帶來哪些政治與社會影響，又有哪些潛在的風險？本文認為，這一類快速崛起的新技術公司除了深刻改變生產與管理體系、社會資源配置方式以及社會組織的運作模式外，還溢出了既有的政治治理體系，衍生出“新的政治空間”，形成一種“技術統治”，進而可能會對政府治理和政治運行產生顛覆性影響，而這恰恰是今天我們在思考未來發展時，所必須思考且必須有所準備的問題。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大型新技術公司的崛起

今天，我們遇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非常時代。第四次工業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席捲而來，以智能化、信息化為核心，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量子通訊等前沿技術為支撐，新技術的運用不僅徹底地改變了生產、管理體系，顛覆了幾乎所有國家的所有行業，而且深刻地改變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社會組織的運行模式，而這背後的推動者和掌控者就是加速崛起的大型新技術公司。

新技術革命和大型新技術公司的發展將對現行政府管理模式和政治運行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在世界範圍內，新技術公司都已經滲透到各社會階層和羣體的日常生活，顛覆性科技的觸角幾乎延伸到了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所能企及的所有領域——以認知科學為基礎成立的新技術公司已經深度捲入英美國家的政治生活。

當代政治學的很多基礎性概念、假設和理論（如國家能力、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和市場關係），都與20世紀的大工業時代密切相關。但隨着新技術應用對政府、私營企業、民間機構和廣大民眾的行為方式與選擇產生深刻影響，這些理論和概念都可能被改變甚至徹底顛覆。在這個意義上，又一次“大航海”時代似乎迎面而來，其中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挑戰和社會變革的因子。

新技術產業挑戰政府監管

新技術應用所形成的資源分配方式和商業運行模式極大地衝擊了過去大工業時代的政府監管模式及其所附帶的政策體系。在技術創新驅動下，新經濟形態呈現許多新的特點，平台經濟具有去實體化、虛擬性的特點，使政府的辨識、監管能力受到削弱。

2018年3月，Facebook個人信息泄露醜聞震驚了世界。根據原有的西方互聯網理論，在自由競爭的開放式網絡市場內，Facebook無需監管，但現在看來，這套理論顯然失效了，政府在個人數據保護方面是缺位的。互聯網行業在20世紀90年代自由意志主義的狂潮中發展起來，美國顯然未能像對待生產安全、食品衞生、金融業或航空業那樣，為互聯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規則，以保障民眾安全和憲法價值觀。

新技術應用所形成的資源分配方式和商業運行模式極大地衝擊了過去大工業時代的政府監管模式及其所附帶的政策體系。在技術創新驅動下，新經濟形態呈現許多新的特點，平台經濟具有去實體化、虛擬性的特點，使政府的辨識、監管能力受到削弱。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一篇社評這樣評價新技術公司的優勢：

在創新的旗幟下，顛覆科技公司享有傳統經濟所沒有的柔性監管或甚至沒有監管的優勢。顛覆科技公司具有掠奪與壟斷的特質；而在柔性的監管環境下，它們猶如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肆無忌憚地橫衝直撞。因此，全球多個國家的監管者，開始關注顛覆科技公司的管制課題。

今天，政府面對的是一個極端不確定的商業組織形態，傳統商業主體的行動邊界得到無限拓展，政府原有的相應監管工具則在失效。從政治學上來説，這在某種程度上進入了一種“行政權失效”的狀態——一個過去極為罕見的現象，即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產生出了新的商業組織形態和無數個體與機構的複雜交易行為。

新技術工業的監管難度，既由於新工業的形態，也由於政府的監管體系。互聯網技術支撐下的新經濟形態的重要特點在於，更多市場主體獲取了行動能力，出現更多微觀交易行為，作為監管方的政府則失去了更多“微觀權力”，政策制定者難以對變革施加影響。表面來看，世界各國的政府都不希望遏制創新和發展，因此會有意降低初入市場的創新企業的合規成本，使得這些技術公司在税收、知識產權保護、定義用户關係、監管基礎設施等方面擁有比傳統行業公司更加強勢的話語地位和影響能力。但當政府意識到監管滯後時，新科技公司羣基本已經建立起強大的顧客羣與網絡，壓縮了監管者的迴旋空間——滴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各類技術的突變性發展、各類業態創新以及由此帶來的突發性現象級事件，使得立法機關和政府應接不暇。在過去，決策者有足夠的時間去研究特定事物，有能力識別監管對象並找到有效的監管工具，但這種傳統的線性關係、監管的機械性質已發生根本改變。政府不僅受到國際、地方、機構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多中心權力結構的牽制，而且需要持續適應快速變化的新技術、新環境，加深對治理對象的瞭解。對於現行官僚體系來説，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挑戰。

信息革命背景下，世界高度互聯。但信息和數據的佔有、使用，並非趨於扁平化和公平化，數據佔有的不平等造成更大的社會鴻溝，這也是全球創新經濟體共同面臨的難題。根據原有的理論假設，科技創新會帶來更多去中心化的競爭，但新技術公司的發展呈現更多的新壟斷特徵。有人注意到，眼下的互聯網在經濟層面都出現了“頭部固化”的趨勢，全球互聯網由幾個大型新技術公司壟斷“頭部格局”後，再也沒有出現足以撼動這一頭部格局的力量，即便是讓互聯網規模成倍增加的移動互聯網也不例外。

公共服務與國家權力運行

新技術公司開始憑藉其先進的技術逐漸介入大量公共事務，接管了大量由政府所壟斷的公共管理事務,並發展成為全新的公共治理主體。新技術的應用還改變了政府之間的信息交流與權力關係，給國家權力結構和運行帶來深刻影響。

（一）新技術公司漸成公共治理主體

在傳統政治學和公共管理中，政府處於公共服務的中心。然而，伴隨着新技術的發展，公共服務的形式和內容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新技術公司憑藉雲計算、人工智能等陸續接管了大量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政府的組織形態將隨之改變，許多行政部門作為政策執行的核心，將逐步被弱化甚至被加速替代。

20世紀是以美國進步時代和發達國家工業化為開端的一個世紀，在這個階段，資本與政治、國家與社會、計劃與生產、監管者與被監管者，是一個非此即彼、你贏我輸的關係。第四次工業革命之後，監管的傳統內涵發生重大變化。政府在理論上仍然是最大的“公共性”組織，但是實現公共任務的技術路線和工具，將更多依賴於廣泛的協同合作。

在大數據領域，截至2018年，全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中大都已經將政務大數據交由新技術公司運營和開發。在社會治理方面，2017年以來，許多具有創新意識的地方政府開始主動尋求與新技術公司的合作，以解決社會管治問題，廣東省食藥監牽手阿里巴巴打擊網絡食藥違法行為，北京地税和阿里巴巴攜手探索納税信用體系建設，重慶市、天津市政府與阿里巴巴、螞蟻金服共建“數字互聯網城市”、智慧城市。

公安系統與新技術公司的深度合作更具代表性。新技術公司擁有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新技術構建實時風險防禦的能力，為了打擊電信詐騙，公安部與騰訊合作建立了“麒麟系統”，對全國範圍內的基站運行實時監測系統；擅長人臉識別技術的商湯科技協助公安部確定聯合試點城市，幫助國家強力機關實現攝像頭大數據向結構化數據的轉變和高效利用，解決“單靠人力無法監控中國所有的攝像頭”的困境；阿里集團與公安部刑偵局合作建立了“錢盾”反詐騙平台，其與公安部合作推動建立的“團圓系統”，則是一個新技術驅動下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佈的平台，通過接入新浪微博、高德導航、支付寶，實現了廣泛的社會治理合作。

隨着數字革命和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未來可能有更多政府職能將被新技術方案或新技術機構革新或替代。例如，時下廣受熱議的區塊鏈技術，其應用已由金融延伸至包括政府管理在內的廣泛領域，未來可能為各類事務提供登記服務，包括出生、死亡、物產、學歷、婚姻等證明，一切以代碼形式進行的交易行為都可以以區塊鏈技術加以登記。一些國家和機構已經在嘗試通過這項技術替代傳統政府管制手段。隨着這項新技術發展，在不久的將來，新技術公司所掌控的動態大數據極有可能取代傳統的政府人口普查，而政府也可能通過區塊鏈的技術工具進行徵税。

（二）新技術改變國家權力運行

新技術的應用還改變了國家權力運行的條件，對國家政權和政府職能配置產生重大影響。以國家的暴力職能為例，傳統政治學假設一個社會的暴力資源的製造、佔有和使用完全是相互分離的，國家壟斷暴力的合法使用，同時剝離了暴力資源製造者的使用權（例如手槍）。

在新技術政治下，新技術公司所掌控的數據本身藴含着廣泛的暴力功能，透過數據可以發揮傳統的暴力機制所預期達到的功能，顛覆社會秩序，但是數據的製造和使用集中掌控在技術公司手中。無論就規模還是包含信息的深度而言，其掌控的數據都已超過了政府的傳統統計數據。當數據和計算深度介入到了公共秩序的運行，其對政治生活和政治權力的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互聯網技術在國家政權機關內部的普及，是新技術改變國家權力運行的另一個例子。在今天中國的司法改革實踐中，互聯網技術運用最直接的影響是徹底顛覆了傳統審案方式，而其深層次的影響則是權力流程再造和司法體制創新。例如，圍繞執法、檢察、司法權力關係，因互聯網技術支持下司法審判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的構建，使原有的分屬不同權力部門的壟斷性事務將被全程共享，從而徹底改變了執法、檢察和司法三者權力運行的關係；與此同時，上下級之間庭審信息的共享以及司法技術的外溢，也導致原有建立在信息壟斷和司法技術基礎上的中國四級法院體系——最高院、高等法院、中級法院以及基層法院——的理論基礎失效。

​

新技術重塑“國家-社會”關係

新技術在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徹底改變了人際交流機制，使社會個體和單元產生複雜的“化學反應”，衝擊着行動權力設定的邊界和原有的社會規範。新技術還製造了許多嶄新的“政治空間”，社會權力的無序運行對國家政治安全施加了嚴峻考驗。

(一）更趨“陌生”的國家與社會

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新技術應用也導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大變化；換言之，在新技術環境下，國家將面臨更復雜的微觀環境。在大工業時代，站在國家對面的是以企業集團和社會組織為主體的、經過組織化整合的市場和社會。在新技術環境下，巨大的“利維坦”與更多新人羣、新組織、新社會力量的關係，將變得陌生起來。這是由於在國家所管控的政治空間下，事實上居住着無數個官方從來不知道的“小組織”，其組織形態和管理方式對國家都是未知的。這些小組織明確自己在社會中一定要切割某部分的權力，並同時劃定自己的虛擬和現實邊界。它們的特徵也許不是要求政治統治權力，但至少要求內部“疆域”的控制權。

以全球不同地區的“顏色革命”為例，在不同區域，各種新組織形態不僅出現在網絡上，也出現在現實社會中，只是他們的組織手段更有技術含量，背後是無數個形形色色的“俱樂部”和小型創新組織在發揮政治腐蝕作用，與大工業時代組織化的“具體行動”相比，新技術條件下的社會運動更類似於一種“集合性”行動。

對國家來説，要識別哪些“小組織”能夠成為政治運動或社會運轉的主體，這需要極高的統治技術和成本。如何劃定統治邊界？依據什麼理論劃定邊界？國家是否有權力劃定邊界？這些問題不可避免會引起爭執，甚至部分引起衝突，但這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鬥爭或階級鬥爭，而是新技術政治下最核心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面對各種複雜的社會羣體，國家似乎還沒有孕育出一種可以融合、連接以及有效判定各種社會利益衝突的能力，沒有在各種不同的新興社會細胞中建構信心、實現有效互動的能力。

（二）新技術衍生新“政治空間”

政治權力是通過創造和控制不同的政治空間而獲得存在感和權威，傳統政治空間的本質是任何個體和組織都具有不可逾越的行政邊界。互聯網出現的初期階段，許多國家仍然可以通過政府的技術壟斷來統治。“互聯網+”等新技術的運用，使傳統行政權力的覆蓋範圍和管治能力大幅萎縮，甚至於人們習以為常的政治權力運行規則瞬間失效。原因在於，新技術運用在一定程度上創造出一種政治空間，其是無形、無組織的，或有組織但組織效能低於傳統政治，儘管有一定監管，但這一政治空間在某些領域仍然被視為無邊界的。

從世界範圍內看，國家權力之外的新空間正在不斷擴展，新技術因素推動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自主空間，而這些空間的“領土”屬性正在因新技術因素而得到強化。在極端情形下，國家規範社會的能力和機制也將因新技術因素而受到削弱甚至徹底顛覆。例如，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儲存方式，可能顛覆政府壟斷和操控新聞信息的能力，即使國家可能擁有先進的算法，但也無法抵抗龐大的機構和社會力量所形成的複雜算法能力，及其可能出現的聯合。

在顏色革命過程中，一些國家青年運動就是在Facebook作用下醖釀發展而成的。在英美國家，我們注意到維基解密也形成了一個隱遁無形的政治空間，很多微小的個體憑藉自己的知識進行集體“拼圖”，乃至於最後與超級大國進行對抗，甚至嚴重腐蝕國家的信用。新技術不僅成為公眾表達自己的觀點、協同思考和行動的工具，而且也可能製造一種無所不在的公共權力，其能夠對政府權力進行無處不在的監督和制約，更有甚者是，在新技術作用下，個體權力運行在空間意義上獲得量級的裂變能力。

移動互聯是新政治空間的催生因素，美國Facebook的月活躍和日活躍世界用户分別達到22億和14.5億，微信的月活躍用户已經接近10億。在中國香港，新本土主義思潮及其衍生的政治運動，背後都有新技術力量的支撐。在2018年“兩會”期間，喧囂一時的“白眼”風波，都是一種新社會風險。而在這些風險面前，花費巨大資金的“網格化管理”可能瞬間失靈。國家權力難以覆蓋新的社會空間、生活領域或市場活動，有別於行政“不作為”，也不同於傳統監管型國家建設，“政策真空”的本質在於現有國家和行政權力運行的極限受到挑戰。

技術統治與政治競爭

2018年爆發的Facebook用户數據醜聞中，公眾看到了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的角色，新技術公司已經介入了美國總統大選，他們將用户數據分析和選舉行為聯繫起來，對選舉過程進行了有力干預。在特朗普的總統選舉中，除了Facebook，Google、Twitter都深度介入到了選舉中，新技術公司與政治的聯合已經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態。

有美國媒體評論，技術公司的介入大大改變了總統選舉中政策辯論的平台和機制，也重新塑造了投票者與候選人之間的關係。儘管劍橋分析公司遭遇數據醜聞並可能面臨司法審查，但是他們還是成功開啓了一個將新技術帶入選舉的時代。西方國家的新技術掌控者正在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積極介入政治，極大地促進了“技術統治”的實現。

2018年，隨着美國中期選舉的臨近，民主黨已經吸取共和黨總統選舉的經驗，通過一個名為“高地實驗室”(Higher Ground Labs)的組織，積極與新技術公司聯合，這個合作項目投資並籠絡了13家新技術組織參與，包括Change Research新技術民意調查——該組織在成本削減90％的前提下提供更準確迅捷的民意測驗；Avalanche這類以認知科學為驅動的新技術公司——促進與選民的正當交流和互動；Civic Eagle這類以新技術為主導的政策倡導平台；Factba.se這家“通過新技術收集政治對手‘説出的每一個字’，以便迅速識別差異和變化並給出對策”的新技術公司。這些公司旨在通過新技術改變或干預政治運行規則，幫助美國的左翼進步力量提供政治“創新解決方案”以便重新掌權。

顯然，新技術公司已經逐步替代了傳統的壟斷傳媒集團，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意見產出平台，技術和商業組織與政治的距離從來沒有像過去五年這樣緊密無間，這與工業進步時代的政商關係有着本質區別。反觀中國，隨着新技術公司的崛起，中國的輿論生態和干預機制也在發生轉變，在新聞傳媒領域，公眾數據、超級算法和信息的精準投遞正在取代傳統的信息傳遞模式，雖然官方仍然在意識形態領域掌握生殺大權，但在塑造大眾觀點和輿論引導方面，新技術公司的傳播手段持續增加，官方的意識形態能力呈現衰退的態勢，也是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 

結論與展望

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新技術的發展，正在重新定義商業、社會和國家。新技術在某些領域的使用，已經讓政府的所有公共行為和企業運營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了；新技術的使用和當下政治運行規則之間的衝突顯而易見，所有重大技術的出現都會導致某種放大性選擇，其影響深度和廣度超越統治結構的自身吸納能力。新技術的拓展同時讓社會和國家的權力運行步入一個全新的領地。例如，現有政治體制和官僚行政體制以何種方式應對新問題——特別是新技術公司的發展，這是一個全新的政治學問題。

（一）革新監管理念

在當代政治社會版圖中，獨角獸創新企業的闖入，以及由新技術所衍生出來的新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都將產生無法估量的力量。

一方面，新技術的廣泛運用和新技術公司的大肆擴張和發展，在取得極高的商業價值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如果國家不能進行及時有效的監管，可能演化為一系列“次生災害”，引發難以估量的政治效應。

另一方面，新技術和相關機構介入政治過程之後，國家主權者也需要重新審視自身，最重要的是，以變革者的思維審視傳統權力運行，革新政治理念和社會合作的協同機制。換句話説，在新技術政治環境下，對傳統國家和政府組織來説，既充滿挑戰，也存在廣泛機遇，如何與時俱進地革新理念，變得至關重要。

（二）推動合作協同

隨着第四次工業革命顛覆現有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模式，政府也必須意識到，作為傳統壟斷性的國家組織，其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塑造的嶄新技術環境和政治生活中，僅僅屬於一個分散的權力系統的一部分，需要在相互交往中加強與社會部門的廣泛協作，才能完成國家管治的權責。如果建基於這樣的思維，合作的機遇也是廣泛存在的。

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中國“迫切需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藉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廣泛需要，既是一個政治議程，也是中國全社會的總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和任務，就要擁有廣泛的統戰思維與合作意識，除了實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內對“黨政軍羣”的橫穿縱管的改革和協同外，要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的改革，推動更加廣泛的協同與合作。

從政治安全的角度來看，新技術環境下，國家權力的鞏固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依賴於政府對各類不確定性的風險具有靈活應變的能力。一個擁有抗風險能力的權力主體和治理結構，除了需要一個廣泛的利益分享機制之外，還需要更加廣闊的決策空間，以便於在面臨不確定性考驗時，有更多利益一致的參與者共同參與風險的研判，從而共同制定規則並建立一個高效的預警機制。在軍事領域，中國已經提出了“軍民融合”的概念，軍事和民用創新資源將“共建共享”，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將為軍事行動和國防裝備設計提供“強力支持”。

事實上，在“問題導向”的改革意義上，治國理政的其他領域與軍事安全並沒有本質差別，上述合作構想和模式，應從軍事領域延伸到公共安全、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等更廣泛的領域，要通過有效地吸納新技術因素和團結新技術力量，以增強國家能力，合作解決治理問題。新技術本身就是安全的隱患，但同時也是維護安全的重要合作伙伴，二者是一個矛盾整體，也是構築政治安全機制的基礎。針對新政治空間，要創建國家權力運行的新機制，政府應該與其他相關方共同構築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構，包括與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建立風險共擔、協作治理以及榮譽分享機制。

（三）改善政治吸納

隨着新技術公司的崛起，其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也會逐漸蔓延到政治領域。傳統的“諮詢型”政府的行政和政治吸納機制，可能難以完成對新技術公司的整合與吸納。大量案例表明，新技術公司往往不再滿足於單向的、簡單的諮詢政治，他們更願意充當規則的共同制定者，積極採取行動對經濟社會運行法則施加影響，甚至直接介入政府規則的制定和政策工具的設計領域。大量案例讓我們看到了新技術企業發動的“倒逼機制”。例如滴滴快車協同上海市交通委、四大出租車企業代表，聯合建設了上海出租車信息服務平台，這與過去政府主導、企業附屬的情況似乎不太相同。

從新技術公司的角度來看，其缺乏對中國政治體制全面、深刻的認識，與西方國家的大型新技術公司相比較，中國的新技術公司顯然缺乏利用廣泛的社會科學資源以開展專門的政治分析、提供政治可行性方案的意識和能力。從政府的角度看，在行政吸納方面應當建立更具前瞻性的機制，需要探索建立與新技術政治環境相適應的行政吸納和政治參與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