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在生活中發現中國_風聞

與劉志偉對話併成書《在歷史中尋找中國》的孫歌，這次以隨筆的形式，回應了歷史研究中“華南學派”的方法與意圖，更是用很多經驗性的“生活視角”推動論述，讓讀者直觀認識華南區域獨特的面貌，嘗試對健康的“中國觀”有更好的理解與塑造。

孫歌：在生活中發現中國

幾年前，為了給新創辦的書刊開一個專欄，主編突發奇想，讓我跟廣州的一位歷史學家做個對談。我和他並非同一個專業，雖然是喜歡聊天的朋友，但是一向只是東拉西扯喝茶吃飯而已，還從來沒有坐在一起認真地為了對談而説過話。

於是，這個意想不到之舉引出些有趣的話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對談的時候，這位歷史學家這樣對我發問：“你説，中國在哪兒？”

這位朋友與海外的一些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合作，常年對華南地區傳統鄉村社會進行研究。他們的成果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同時，也往往被稱為“地域研究”。確實，華南地區鄉村社會形態的獨特性以及它在歷史上的沿革脈絡，是很難在其他地區得到複製的。大概是這個原因，他們被歸類為“地域研究”，甚至他身邊有的學生也如此自稱。似乎這讓他無法釋懷，他總是説：我們沒有做地域研究呀！

我沒有在知識上進行過考證，只是憑着感覺判斷，地域研究作為一種研究分野，恐怕是進口的。沿用至今，就像所有進口的概念一樣，它也必定衍生出各種含義，未必忠實於原有的意思，但是，我總覺得，在大大小小的國際會議上，來自西方的學者們在使用這個概念的時候，不免把它與“普遍性原理”做一個區分，似乎地域研究就是給普遍性原理提供材料的局部經驗。

時至今日，來自西方的知識霸權已經不那麼靈驗了，歐美也不過是若干地域而已。這樣的感覺雖然還沒有成為常識，但是至少在知識帝國的金字塔裏，堅不可摧的序列開始悄然出現裂縫。西方發達國家的某些知識分子為了表示自己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警惕，也開始給本國的歷史與文化冠以“地域”之名。

不過説到底，這不過是我在這些年裏積累起來卻從未試圖求證的感覺而已，那位朋友牴觸的，未必是我所感受的這種潛在的背景。他對於“地域”的感覺方式，似乎與他感覺中國的方式有關。

華南地區是孕育了中國近代的搖籃。且不説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這些影響了歷史走向的巨人，在十九世紀末的上海締造了近代產業的，也主要是廣東的實業家。不僅如此，華南地區還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連接外部的節點。它催生了向外擴展的華僑網絡，引進了外部世界的貿易關係。當年乾隆為彰顯自己的戰功而在法國鑄造的大量銅版畫，也是通過廣東這一口岸海運抵達的。至於廣東特有的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外銷畫”，更是體現了中國晚清以來民間的“世界文化”形態……當然，它也承受了沉重的災難。為中國近代史染上陰暗色彩的鴉片，多是在印度栽培並用船隻運到這裏的，而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林則徐銷煙，是近代廣東一筆沉重的歷史刻痕。廣東這個中國近代的重要門户，演出了一幕幕或精彩或濃烈的歷史長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清政府的無能，遠離內地的廣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沒有來自朝廷的任何支持，只能依靠當地的民眾力量與英法軍隊抗衡。這種種歷史的記憶，為華南地區積澱了濃重的文化內涵。

在廣東人稱之為“小蠻腰”的廣州電視塔附近，鄰接着今日被旅遊化了的珠江。友人在珠江邊一幢高層建築的窗前對我辨析着當年的經緯阡陌。他説，在今天鱗次櫛比的高樓之間，當年穿插着一條條水路。那是世界各地的商船從珠江口進入廣州的水道。十八世紀中葉開始，來自歐洲的商船以黃埔為停泊地，他們運來的貨物從這裏再由當地疍民用小艇轉運到廣州。當時，小船可以沿着大小河汊順利地進入廣州城，宛如今日的威尼斯。於是，我起興想要請他導引我去參觀一下黃埔村，這個願望很快就實現了。

​黃埔村與黃埔軍校一水之隔，都位於廣州城的東南部。黃埔村直接面向大海，至今還依稀可以想象當年的港口面貌。當年，來自印度、西歐、北美的商人，都經由這裏進入廣州進行各種貿易活動。廣州向世界輸送茶葉、絲綢、瓷器，也從世界輸入各種物品以及文化要素。進入今天的黃埔村，還可以看到不少華南鄉土建築鑲嵌着宛如西洋教堂樣式的彩色玻璃，據説當地百姓並不認為這是舶來品，他們認為那是自己的東西；十九世紀的外銷畫，也是廣東地域特有的美術體裁：它採用了西方油畫的技巧，以西洋的視線來描繪當時廣東的民間生活。當然，這些外銷畫名副其實，全部都是用來“外銷”的。外銷畫中反覆描繪的一個對象，是黃埔村港口的風景。這是一幅已經消失的景象：在臨海一帶，裝飾着萬國旗，停泊在公海上的外國商船與其遙遙相對，而來自那些商船的小艇則進入港口，上岸貿易。這就是當年的“國際社會”吧。

從當年的港口進入，村裏的風景為之一變。現在這個村子裏雖然還有居民，不過整體上，它已經成為一個完全觀光化的村落。村裏的老建築大多保留了原來的面貌，並且進行小心的修繕；保留得最完善的，是幾個大宗族的院落。在村頭幾棵古樹之下，老婆婆們正悠然地擺開小小的地攤，排開蔬菜水果，小心地分成一份一份售賣；而幾位老漢則在石桌旁談興正濃，面前把玩着一杯清茶。置身這個安靜悠閒的地方，我恍惚地回到了昔日生活的空間。

支撐着當年黃埔村的，是村裏最發達的四大宗族。由這四個宗族裏，走出了近代中國製造業、商業的重要人物，也走出了外交、軍事的精英。現代中國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經濟史家，也出自這個村落。他們當年活躍的舞台，並不僅僅限於中國國內，還延伸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這個中國南部邊陲的小小村落，何以竟然有如此濃厚的累積，可以在近代中國史上爆發這樣的能量？秘密究竟在哪裏？

友人一邊引我在村裏漫步，一邊淡然地説道：現在，“一帶一路”成為國家倡議，大家都熱衷於談論“海上絲綢之路”，不過，在黃埔村可以感受到的，不是一條海上之路，而是相互疊加在一起的複雜海上之網。黃埔村、廣州、廣東地域、東南亞、西亞、非洲、歐洲……這個網絡聯繫起了廣闊的世界，它構成世界的一部分。黃埔村，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個結點。而且，就算當年這裏曾經是唯一的官方貿易港口，也無礙中國東部沿海各個省份的民間海洋貿易。我聽着朋友的講述，不由得記起曾經聽濱下武志先生講過的故事：從前東南沿海一帶的走私貿易者，曾經藉助琉球特有的法律來維持生計；當時的琉球法律規定，發現有外來者，一律派出船隻遣送回大陸，這些商販就偷偷把貨物運進琉球，然後假裝偷渡者故意被官府發現，於是就可以免費回家啦。

是啊，民的世界，永遠充滿着生活的智慧，“國家”在生民那裏，也不過是可以利用的功能罷了。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人來説，所謂國家，只有通過這種伸縮自由的網絡才能獲得意義。黃埔村的人們自然擁有了融合着世界各種要素的視野，然而儘管如此，他們卻從未失掉過文化認同。

在黃埔村裏，散佈着宗族特有的“祠堂”。這是同族人共同祭祖的場所，也是族人們聚集在一起商討族內事物的場所。村內四大宗族，都各自擁有不止一個祠堂，例如，據説胡氏家族曾經在村裏建造了七個祠堂。雖然現在僅存兩個祠堂，但是已經足以傳達當年的氣派。這兩個祠堂的建築風格，排水系統的設計，雕刻在各處的精美裝飾，還有正門之前豎立着的旗杆底座（據説這是專門用來在族內子弟科舉考試高中之後升旗報喜的），在在都講述着宗族重視風水的姿態和致力於子孫繁衍的志向。

在參觀梁氏祠堂的時候，聽到講解員説，為了符合風水的要求選擇吉日，這座祠堂竟然耗費了六十年時間才得以建成。祠堂的建設是為了祈禱子孫繁盛、族內人才輩出，如此大事，自然不得有絲毫怠慢，吉日良辰動工，哪怕等上多少年，都是必需的。祠堂僅僅是可視的院落，那隨着歷史的沿革被逐漸淡忘的如煙往事，卻在這院落不可視的空間裏飄動着，講述着昔日的寒窗苦讀與族內的互助。傳統時代結束了，辛亥革命過去了，戰爭時代終結了，而這個極富傳奇色彩的村落在每個時代裏都誕生了與時代相呼應的優秀人才。

胡氏、梁氏、馮氏、羅氏，黃埔村這四大氏族無論經歷了何種歷史變故，都在持續向中國與世界輸送着優秀的人才。在二十世紀初期，遠在北平興起的五四運動，把打倒當時還支持着宗族的儒教傳統作為不可挑戰的意識形態，而在這南國的邊境，宗族的力量卻在培育着現代中國社會的支撐者與推動者。

在今日的黃埔村，宗族的脈動已經基本上幻化為歷史記憶，村落也已經觀光化了。而村子裏的青壯年們多半都出去打工，只有休假的時候才會回來探親。守衞着村子記憶的，只是在古樹下襬攤賣菜的老婆婆與在祠堂裏泡茶下棋的老漢們。不過，一旦到了舊曆年和其他傳統節日，如同華南地區其他村落一樣，黃埔村也用盛大的傳統儀式吸引着遊子回家。

我的那位友人，似乎就是從這個村子受到了極大啓發，為了探求“中國”的存在方式，累積着華南地區田野調查的經驗。華南地區的民眾與東南亞的華僑，一邊把自己編織進跨海的網絡，一邊傳承着自己的文化與價值觀，他們是天下之民，同時也才能稱得上是中國人：這個“中國人”並非意味着國籍，而是意味着作為生活人（日常生活中的人，亦即人倫物理中的人生狀態）的生活方式——以宗族為基礎的相互扶助的社會機制、連接着人際關係的禮儀與道義、感知世界的價值判斷，等等，這一切都構成了所謂“認同”的內涵。隨着傳統時代的王朝更迭，隨着從傳統的王朝到現代國家的歷史演進，所謂“認同”的具體內容在不斷地變化；然而，依然有些不變的要素，透過這些變動一脈相承——這一脈相承的，就是“中國”。

從北京感知這個黃埔村，它是個遙遠的地方。説起來，廣東對於北方人而言，也不是個可以輕易融入的社會。儘管人口的高度流動使得廣東容納了天南地北的人們，儘管這些年大眾文化“普及”了香港電視劇裏的廣式普通話，變動着的廣東仍然是廣東。廣東人有自己的語言，甚至有我們難以讀懂的相應文字，更重要的是，開放的廣東仍然有自己的文化。

“文化”這詞兒，這些年越説越空，只要是難以具體言説和歸類的，都可以含糊地説是“文化”，不過在黃埔村裏，它可是實實在在的。它是宗族祠堂前為了表彰族內中舉子弟而豎起的旗杆，是舊曆新年盛大的慶祝儀式，是房屋飛檐特有的樣式，是祠堂裏懸掛的各式牌匾，是村裏長者們結結實實的記憶，是村裏年輕人並不自知的傳承……

改朝換代滄桑正道，黃埔村總是黃埔村，哪怕它的命運起起落落；革命起伏時代變遷，黃埔村還是黃埔村，哪怕它也一起現代化。對我而言，這變動着又以變動的方式持續着的，就是“中國”。

跟友人對談後又過了幾年，我首次訪問了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我接觸到當地華人的各種組織，得以近距離地觀察了華人的社羣組織機制及其功能。在遠離政治權力中樞的馬來西亞華人社羣裏，我更為直接地感知到了“中國”的體温。

馬來西亞在“二戰”後獲得獨立的時候，由於各種原因，建立了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政權。華人社羣雖然並不能主導國家政治，卻是社會生活特別是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這個多民族的國家裏，華人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生活空間。如同在世界各地一樣，在這裏尋找華人的蹤跡，總不免要去唐人街。

吉隆坡的唐人街，或許比中國大陸的鄉村社會更直觀地保存了傳統中國的基本功能，也更直觀地傳遞了中國民眾相互扶助的“天下”觀念，讓人浮想聯翩。這個規模巨大的空間裏，有一個宗族祠堂兼關帝廟的建築，香火繚繞，很是繁盛；它保佑着一眾華人在廣大的街區裏經營起各種商鋪，並組織起聯營的機制。信步走進一條街，恍惚間覺得置身廣東的某一個菜市場；從各種食材到家常小吃，華人在這裏可以品味到濃濃的鄉情。

離開吉隆坡唐人街，步行十幾分鍾，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華人社羣辦事機構。從聯結各個華人團體的“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到研究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具體問題的華社研究中心，再到紀念華文教育先行者林連玉的專題紀念館，我驚奇地發現，它們全部由華人捐資籌建，由志願者們維護運營。在華社研究中心，我們參觀了規模不大卻處處用心的圖書館，裏面精心收藏着新馬華人的著述，還有由華人收藏家珍藏的書籍雜誌構成的個人文庫。我在這些地方探訪討教，心裏陣陣感動。華人的歷史，不僅僅流動在唐人街，更積澱於華人捐資籌建起來的這些文化空間裏，在這一個個並不寬敞的地方，我感動於海外華人對於保留歷史的那份責任，那份熱情。

在林連玉紀念館裏，我接觸到了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奮鬥史。直到二十一世紀為止，馬來西亞的公立學校都對華人子弟實行嚴格的入學限制。由於硬性規定了種族之間的百分比，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華人學生可以入讀國家的公立學校並且獲得高中文憑，而只有獲得了公立學校的高中畢業文憑，才有資格報考馬來西亞的大學，於是這個規定把很多華人子弟從小就關在了國家教育體制的大門之外：不僅進入馬來西亞的大學成了問題，就連進入大學之前的初等教育也由於百分比的限制而無法惠及全體華人子弟。這迫使華人不得不以民辦的方式集資建立獨立學校。我在吉隆坡下榻的酒店，就毗鄰一所叫作“尊孔”的民辦獨立中學。不過比這個更嚴重的，是所有學校的語言教育曾經一度被硬性規定要使用英語或馬來語，這意味着華人子弟將會喪失母語能力。

林連玉先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挑起了大任。早在馬來西亞獨立之前，作為教育家的林連玉就致力於華文教育的合法化，無論是獨立前還是獨立後，這都是他為之奮鬥的最主要目標，經過巨大的付出，華語教育和獨立學校，終於贏得了這種合法性。

或許對於國內的我們而言，這種對母語的堅持容易被理解為對“中國”的認同，或者是與馬來西亞社會的距離感；其實情況恰恰是相反的。無論是林連玉，還是今天的馬來西亞華人，對堅持母語教育的他們而言，最迫切需要建立的國家認同對象並不是中國，而是馬來西亞。如何成為馬來西亞人，如何當好馬來西亞公民，這才是當地華人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思想課題。林連玉或許表達了很多馬來西亞華裔的心聲：“我們華人成為馬來西亞的國民，是以盡義務效忠誠為條件，不是以棄母語毀文化為條件的。”

盡義務效忠誠，無疑是中國固有道德的現代表述；而傳承母語文化，正是為了使這些傳統的道德成為維繫華人社會的倫理紐帶，並在這一基礎上轉化出現代馬來西亞國民的政治責任感。林連玉在他一生的奮鬥裏，明確地體現了這種傳承母語文化與建立馬來西亞認同的良性關聯，作為海外華人，他以鮮明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華人心目中“天下”與“國家”的真實關係：當民的世界包容了天理自然狀態時，民與“國家”才能建立最和諧的相互關係。

“中國在哪兒？”我終於找到了答案。中國，並不僅僅是以國界為邊界並享有現代國家主權的政治體，它更是生活人的“活法”，是顧炎武當年所説的“天下”。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是實體性的，走出這個實體性中國，我們會與另外一種非實體的然而卻擁有體温的“中國”相遇，它並不妨礙海外華人認同其他的實體性國家，然而那個有温度的“中國”卻仍然把我們聯結在一起。在歸國的飛機上，我開始思考一個並不簡單的歷史邏輯：黃埔村與吉隆坡，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國家，而生活人的世界，卻打造着同一個流動着的網絡。這個網絡沒有中心，沒有邊界，它可以凝縮於一個村莊，也可以等同於整個世界。只有置身於這個網絡之中，我們才能準確地體味——中國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