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中日對美貿易戰異同與台海局勢_風聞

​我個人則預測，中方會繼續向國際社會和輿論宣傳“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是美方首先挑起的”、“美國挑動貿易爭端的做法缺乏合法性和正當性”

上週，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自從美中四輪談判失敗以來，第一次率領代表團訪美進行磋商，卻似乎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或進展。8月23日，第二輪貿易戰開始，美方按原計劃針對相當於16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25%的關税，當日中方也針對美方產品採取了同等規模的反制措施。美方還在考慮針對另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税，併為此召開聽證會，聽取美國企業與行業組織的意見。

中國政府的立場似乎是堅定的。在我看來，其代表性的言論如下：商務部於7月10日發表的聲明裏主張：“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今年3月份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中國國際電視台專訪時指出：“以強硬對強硬，看誰能堅持到最後，我們將奉陪到底”。

中國官方在探索通過談判化解摩擦的同時始終堅持自己立場，並指責美國一貫實行“霸權主義”與“霸凌主義”來樹敵與遏制對方。“以美國一以貫之的邏輯，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理所當然地成了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最大挑戰者，”《人民日報》8月10日的文章寫道。“中國無意改變美國，也不想取代美國；美國無法左右中國，更不可能阻止中國的發展。”

已經發生了的美中貿易戰走向何方，尚不明朗，前景不容樂觀。如今關注中國市場的日本投資家們關注並擔憂的主要問題，除了雙方如何制定出口戰略，尋找軟着陸的辦法以外，更具體地説，對**體制不滿的勢力會不會趁機反擊。如今，在貿易戰持續發酵的背景下，中國國內的民粹主義日益蔓延，如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提出的“中國已超越美國”等言論容易使大眾輿論變得自傲，在此氛圍下民眾會要求政府在對美貿易談判中不要做出任何妥協，而務必打贏。而這其實也引起了不少爭議。

在我周圍，包括政府官員、北大校友、90後等，也有主張此刻中國應該冷靜下來，謹慎、低調處理對美貿易摩擦，趁機從倒逼改革的思路出發促進中國的結構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然而，根據我對社交媒體的觀察，以及跟政府官員、知識分子、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交流，主張黨政府堅決不要向美國妥協，通過打贏對美貿易戰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聲音似乎更大、更多。不少人甚至認為，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給中國的崛起帶來了歷史性的戰略機遇，而打贏貿易戰是抓住這一機遇的必要條件。從中也不難發現，他們還是從“百年恥辱”的受害者意識出發看待當前形勢的。

一名國家領導人的親屬、革命後代指出，“貿易戰從短期看對經濟下行形成壓力，但長遠看對中國有利。反腐鬥爭告了一段落的今天，人心惶惶，中國此刻需要提高社會的凝聚力，對美打貿易戰可以起這個作用。”

在我看來，綜合國力明顯處於劣勢的中方敢對美打貿易戰，跟**就任以來大力提倡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必須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等主張，以及中國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所形成的氛圍密不可分。我2003年至2012年在北京求學生活，倘若是胡温時期，我個人難以想象中國像今天一樣應戰美國，還公開表達“不怕打”、“奉陪到底”等言語。中共高層敢打貿易戰背後的戰略考慮，首先需要從“中國夢”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討論。

中方公開認為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正在試圖通過發起貿易戰來遏制中國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甚至超過美國的超級大國。在中方看來，“中國製造2025”無疑是振興本國製造業、發展高科技和軍事能力的國家戰略，美方的警惕和反對，正是遏制中國崛起戰略的體現。除此以外，在我看來還有三點因素使得中方主觀認為可以打貿易戰：

一，國際輿論。在特朗普政權忽視甚至侵蝕全球化、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國際規則等，從而失去公信力，導致西方陣營陷入分裂的情勢下，中方認為國際輿論可以站在中方一側，甚至可以扮演“白色騎士”（white

knight）的角色。

二，國內體量。中共高層認為，基於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巨大的市場體量，足以把對美貿易戰打下去，何況國內不少民眾也從“愛國”的角度支持黨和政府這麼做。

三，美國國內的反特朗普勢力。

中共高層大概看到了，美國存在不少質疑甚至反對特朗普政權對華政策的勢力，包括貿易組織與在中國大量投資的跨國企業。他們雖然認為美方應該向中方施壓，敦促改變其扭曲市場公平性的產業政策，尊重知識產權和開放市場，但並不認同打貿易戰的做法，因為短期來講，對他們也沒什麼好處。中方認為可以拉攏和團結這些美國國內的勢力，把主導權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個人則預測，中方會繼續向國際社會和輿論宣傳“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是美方首先挑起的”、“美國挑動貿易爭端的做法缺乏合法性和正當性”（7月30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同英國外交大臣亨特主持第九次中英戰略對話後一起見記者時表示），雖然也有向美方暗示讓步的可能性，但只要美方不改變現有的政策，就不會做出妥協，堅持“不怕打”、“奉陪到底”的態勢。

其實，日本曾經也經歷過對美貿易戰。

日本前外務審議官、1985～1987年作為課長負責日美經濟關係的田中均(Hitoshi Tanaka)7月在日本一家財經媒體《Diamond Online》的專欄裏回顧當年的情景寫到，“1980年代後期，佔美國貿易赤字約50%的日本一直面臨來自美方的壓力和威脅。可是，在多數情況下，在美方發起制裁措施之前，日美雙方經過艱難但積極的談判達成共識，美方終究也沒有對日採取加徵關税等制裁措施。”

他解釋，“那個時候，日美之間總共達成了26項協議，其中多數是日方承諾開放本國市場的措施，但也有日本主動限制對美出口的。由於日本的安全依賴於美國，我們始終沒有針對美國的制裁採取反制措施的想法。”

田中均於今年6月份跟我分享過負責對美貿易談判期間的場景，他有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負責外務的官員，當年我的總的思路是利用來自美國的外壓迫使日本國內保守的行業和市場進一步開放，趁機把國家利益最大化。”前述那位中國外交部幹部則對我表示，“當下對美貿易戰，確實沒有找到出口戰略。但最好的途徑還是倒逼改革，用來自美國的壓力推動國內改革”，這與田中均的思路基本一致。不過，這位中國外交官進一步提出，“當時的日本主動限制出口來應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中國可以參考，不過，就與美國的實力對比而言，與當年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國還是（跟美國）更加平等，所以，中國主動妥協的空間比當年的日本小”。

8月下旬，我跟日本經濟產業省負責對美關係的官員討論美中貿易戰，他與我分享了對現狀和前景的觀察，“我們認為當前的美中貿易戰的嚴峻程度超過當年的日美貿易摩擦”，並解釋説，“回顧當年的日美，其對立局面激化到一定的程度時美方的國防部從維護日美安保關係穩定性的角度對USTR（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商務部、國務院施壓，停止繼續打下去。但今天的美中恰好相反，美國的軍方考慮到知識產權、網絡間諜等問題支持USTR、商務部、國務院等保持對華強硬的態度。”

平心而論，約30年前對美貿易摩擦，因“廣場協議”的簽署而加劇的匯率波動等的確影響了日本經濟的命運——泡沫崩潰及後來所謂“失落的二十年”，但正如這位經產省官員解釋的，當年的貿易摩擦沒有影響到日美之間以安保為最核心的同盟關係，不可否認，它也保證了迄今為止日本作為主權國家的基本穩定和繁榮。

此時此刻，我個人圍繞美中貿易戰的前景最為擔心的問題是，它會否牽連台灣問題。本月，台灣總統蔡英文訪問中南美洲的行程超越以往的簡單過境，先後在洛杉磯和休斯頓停留，並參與多項活動。可見，特朗普陣營已經開始運用台灣牌。倘若特朗普陣營採取進一步措施，為了逼迫中方在經貿問題上妥協而把台灣問題作為一個籌碼，比如，向中方暗示打算派遣負責國家安全的總統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R. Bolton)訪問台灣，或根據《台灣旅行法》大力推進美台之間的議員互訪等，中方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收拾局面呢？

**“關鍵還是它會否波及安全問題，”**上述經濟產業省官員這樣説道。“我估計，貿易戰不會停留在貿易領域本身，而會持續延燒下去。假如在兩年後的選舉中獲勝，美中貿易戰也會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繼續發生下去。”

加藤嘉一(Yoshikazu Kato)是日本作家、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中文專著有《我所發現的美國》、 《愛國賊》、《中國的邏輯》等。“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