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處理理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兩項思考（蘇共垮台經驗教訓思考之二）_風聞

關於處理理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兩項思考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巡視員、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研究,參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寫作、修改和統稿,並撰寫出版多部著作。為多部文獻紀錄影片總撰稿。）

蘇共垮台經驗教訓思考之二

本文的研究目的，不是理論意識形態概念本身，而是意識形態操作中的政治問題，或者説，是從政治角度去看待理論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各類問題。具體説，就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如何處理理論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務？不同的處理方式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原蘇聯為例，我們可以從中吸取什麼教訓？等等。

事實上，從政治角度觀察意識形態問題的處理或應對，是有許多研究課題的。這裏我們只涉及兩件事情：一、執政的共產黨如何處理關於自己歷史的寫作、宣傳和教育；二、怎樣使這種理論意識形態的宣傳能為羣眾所接受而不失去本身的教育意義。蘇聯共產黨在這些問題上的處理，是有教訓可尋的。它們甚至同蘇共垮台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關於執政黨歷史的寫作與宣傳

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後，人們曾找到一條堪稱致命的原因，這就是所謂“黨史誤國”説。這個説法是指，由於實行“公開性”，新聞出版、電視廣播等媒介大量出現對蘇共歷史的詆譭。一些人有意用翻歷史“舊賬”的方式，把以往共產黨的正面形象摧毀殆盡。這種煽動的能量是巨大的。它使一般羣眾對共產黨的觀感，一下子墜到深淵中。其中，主要是共產黨歷史上犯的錯誤，斯大林時代的所謂“政治罪行”，使得蘇共被妖魔化了：它詆譭民主，實行個人獨裁，經濟模式僵化，發展滯後；它對人的迫害血腥而恐怖。在蘇共垮台前後，蘇聯人中甚至形成了這樣一種共識：誰維護蘇共就等於維護官僚主義，等於維護社會經濟的停滯，等於維護沒有民主自由的專制制度。這種看法一旦形成社會性思維，就變成了不可逆轉的力量。

應該承認，僅僅由於對歷史問題的揭露，就導致了蘇共的垮台，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蘇共垮台作為一個歷史性大事件，是複雜原因“合力”的結果。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歷史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嚴肅性質。科學明智地對待歷史問題，特別是對黨的歷史錯誤進行合理剖析，對維護黨的形象，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執政黨的歷史問題，本質上關涉到黨執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這裏所謂政治合法性，是指人民羣眾對黨領導的現存政治秩序和政權的信任、支持和認同。而這種信任、支持和認同，是建立在一個執政黨全部歷史和現實活動之中的。試想一個黨在既違背社會歷史潮流而又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情況下，它能維持統治長久嗎？因此，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是由歷史和現實疊加在一起共同奠定的。

這個説法可以從蘇聯經驗中得到證明。還在蘇俄布爾什維克執政之初，它就遇到過執政合法性的嚴重挑戰。當時，社會革命黨人認為，十月革命是不合法的。他們説，舊俄帝國生產力落後，根本“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因此，布爾什維克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列寧應對了這個挑戰，他寫了《論我國革命》等文章，來為十月革命申辯。他指出，“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在這裏，列寧使用了一個反詰式的邏輯：我們承認落後。但在奪取政權後，迅速用政權的力量來發展生產力，使之達到社會主義應有的“文化水平”，怎麼不可以呢？

關鍵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蘇聯後來取得的巨大建設成就，使社會革命黨人對十月革命合法性的非議失去了論據。但是，事情並沒有完。時間過去了七十年，在“公開性”被提倡時，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問題又被激烈地提出來。有不少人認為，蘇聯社會經濟的停滯、落後，從根本上説是十月革命搞錯了。很多蘇聯人相信，如果不用暴力革命破壞原有社會結構和秩序，使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得到長足發展，情況可能會比現在好得多。這是個十分有“鼓動性”的説法。如果此説成立，那麼所有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在“掙脱了資本主義發展最薄弱鏈條”國家中所發生的革命，便要統統受到懷疑。二十世紀的革命合法性將大大受到質疑。

由此可見，歷史問題和現實執政合法性的聯繫，是多麼緊密而又不易剝離。歷史決定現實；現實又牽連歷史。

除去革命合法性問題外，黨在執政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也是社會理論意識形態中極為敏感的部分。如果處理不好，它也將嚴重擾亂人們對黨的執政合法性的認同。

在蘇聯，斯大林犯下的錯誤是嚴重的。而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其實也錯誤不斷。這些錯誤不但使蘇俄革命合法性問題又被翻了出來，而且導致蘇聯政治和社會走向困境。諸如“大清洗”、“集體化”帶來的大量人口死亡、“卡廷森林案”、“醫生謀殺案”、“失敗的西伯利亞開發”、“捲入同美國的競爭”、“入侵阿富汗”，以及七十年代後長期經濟停滯等等。這些蘇共執政中的錯誤和問題，是歷史存在，必須有人來為它們承擔責任。不管動機如何，人們對執政黨所犯錯誤的觀感和態度，都是負面的。如果你承認由共產黨執掌政權的國家是在實行政黨政治制度（它是作為皇權與極權政治制度的對立物出現的），那麼嚴格説，執政的共產黨，就必須準備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黨的錯誤越嚴重，它要付出的代價也越多，直至失去執政地位。這是現代政黨政治的運行規律。我們不必諱言。

事實上，我們也應看到，在中國，某些人對共產黨歷史也頗多説法，對中國革命合法性的質疑，對中共執政中出現錯誤的負面議論等等，都是客觀存在的。儘管，中國現今的發展使得這種負面議論和質疑缺少市場，但歷史問題仍然不可能在人們記憶中隨意消失。社會意識的多元化，也使各種傾向的思潮得到了擴散空間。例如，關於中國近代以來革命與改良的問題就成為一個文化“熱點”，許多人都在爭先表現這個題目。而所謂“告別革命”説，其實同俄國社會革命黨人蘇漢諾夫提出的懷疑十月革命合法性的觀點，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必須承認，目前對理論意識形態的處理問題，要比以往復雜、尖鋭得多。

對中共在歷史上所犯過的錯誤，特別是1957年以後歷次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人們的議論會更多。例如對反右運動；對大躍進運動；以及對“文革”中出現的更大範圍的政治內亂，人們當然不會沒有看法，當然不會輕易忘記。

無論是申明自己的觀點，還是暫且不説而保留它們，都是一種社會存在。雖然，在表面上看，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本身，並不具有特別大的能量。但如果它同某種社會變動結合起來，便有可能“觸發”“鏈鎖反應”。在蘇聯“八九”前後出現的“公開性”中，歷史問題同政治問題結合在一起，曾掀起過破壞性十分嚴重的社會潮流。

因此，與其説歷史學家、黨史學家的政治責任非常重大，還不如説掌握理論意識形態宣傳權力的執政者，更需要科學、合理地解釋歷史，從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這一方面，我們有必要接受蘇聯留給我們的教訓。而這教訓中最致命的，就是應該勇敢正視自己的錯誤、客觀地分析犯錯誤的社會歷史原因。

其實，列寧曾特別指出過：“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 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可惜，列寧的後人並沒有使自己變得“鄭重”起來。事實是，蘇聯黨在取得革命的重大成功之後，變得越來越封閉和保守了。它不願意聽取批評，更不願意輕易揭露自己的錯誤。在他們看來，揭露錯誤等於自我拆台。更不明智的是，他們還極力把歷史壟斷起來，不讓人們瞭解真相，甚至編造虛假的歷史。例如，一部《聯共（布）黨史》，精神主旨就在樹立斯大林的個人威望。讀過《聯共黨史》的人，只能從中得到斯大林從沒有犯過錯誤，聯共一貫正確的印象。

當然，一貫正確的人和事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的。斯大林的錯誤和蘇共的錯誤，也無法被永遠隱藏起來。而掩蓋錯誤的結果，就是“公開性”裏發生的激烈反彈。人們因為被欺騙和愚弄了，於是他們有理由不相信這部“歷史”，進而，他們對所有蘇聯官方編寫的歷史，也都不再相信了。這種在蘇聯民眾中的逆反情緒，使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遭到極大破壞。假的歷史更易於被人“妖魔化”。人們長期建立起來的信仰，在短時間內轟然坍塌了。

這個教訓對還在執政的共產黨説來，非常重要。説自己永遠正確不犯錯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歷史更不能被隨心所欲地塗抹。塗抹的結果，是引起更大的懷疑。一個鄭重的黨，必須學會從對歷史的真實敍述和分析中，獲得人民的認同、信服和支持。問題在於，怎樣分析自己的錯誤和“找尋”犯錯誤的原因？怎樣確定對這種“找尋”尺度的把握？同時，在怎樣的時機進行對錯誤的分析才最為有利？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

如果説，共產黨從根本上就是為一己私利而存在，那是荒謬的。之所以荒謬，是因為它不符合基本的歷史真實。中國近現代百年的歷史證明，中國人經歷了三個“不可逆轉”：革命不可逆轉；社會主義不可逆轉；改革不可逆轉。在這三個“不可逆轉”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擎大旗者。它立於歷史潮頭，代表和引導着時代的先進力量。無論承擔多大的犧牲，它都勇敢地堅強地走下去。其實，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礎。要讓人們理解這些不能改變的歷史事實，講透其中的道理，讓所有中國人包括今天的青年人信奉它，是極為重要的。

至於黨犯的錯誤，則表現為理論意識形態中更為敏感的部分。承認錯誤和解釋錯誤，是歷史闡述必要的兩面。重要的是，不但要承認錯誤，更要分析和解釋犯錯誤的原因。例如，你必須深刻合理地説明：“既然共產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利益的，那它為什麼會犯那樣嚴重的錯誤”之類的問題？

説到“好心辦壞事”，人們還是會將信將疑。當人在紛繁的歷史現場進行活動時，主觀與客觀相分離的現象是難以避免的。實事求是雖好，但並不是時時處處都能輕易做到。因而，有好動機也不能保證不辦壞事。那麼，什麼才是避免好心辦壞事的保證呢？

制度（不是指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而是指體制）。儘管導致錯誤的原因有許多，比如思想意識落後於現實、理論修養沒有達到相應高度、國內外壓力所造成的緊張等等，都會導致執政過程中的錯誤。但執政者犯錯誤的最重要原因，還是缺乏對犯錯誤具有約束力的制度，例如黨內民主制度與國家法律制度。所以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嚴肅的蘇聯歷史學家也是在制度層面上對蘇共歷史問題進行分析的。針對“公開性”中提出許多問題，他們指出：“這種研究（按指所謂揭露斯大林曾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細等説法）的意圖顯然是想把斯大林設想成陰險狡猾、精神不健全、道德精神品質卑劣的人，可以把一切罪過都歸結給他。 但是，制度本身卻與此毫無關係。我們所有的不幸就在於領袖的個人品質 如果明確地説，就是許多人希望犧牲斯大林來拯救斯大林主義。但這卻意味着迴避了問題的基本實質，繞過了這樣一個問題：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是其執政期間強化了的制度的締造者且同時又是這個制度的產物？”

事實上，用所謂“道德品質”、“性格人格”等來解讀歷史事件，最終是蒼白無力的。其道理是，歷史的真正軌跡，不是由某個歷史人物的品質和性格決定的。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最根本的還在於蘇聯制度自身。毛澤東就説過，在西方國家，斯大林這樣的錯誤不可能發生。這是發人深省之論。因此，從個人性格、領袖意志乃至歷史恩怨來敍寫歷史，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它們能暫時刺激人們的感官，卻不能讓人心服口服。例如當下海外風行的《晚年周恩來》一書，雖引用大量未公開的檔案，對毛、周之間關係深文周納，但最終還會引起人們懷疑：歷史的真貌是這個樣子嗎？人的歷史活動應不應該遵循一定的政治規則？革命者的品質是否真的是這樣齷齪？除了毛、周，還有別人在歷史舞台上活動嗎？等等。讀過此書的人，會感到作者立意很難解。據説，香港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這部《晚年周恩來》，不能算作學術著作。

這件事告訴我們，人民所認同的歷史，不是偏狹的個人恩怨，也不是無源之水的黨內殘酷鬥爭。它應來源於對歷史過程的深刻制度分析。它要找到活動於歷史舞台上的領袖和人民真正的思想動機。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黨經受歷史曲折的原因。我們並不缺乏對歷史的大量文字表述，可在多得無數的歷史、黨史教科書中，卻缺少對錯誤的制度原因分析。只有科學合理、縝密有據的歷史分析，才稱得上“信史”。作為理論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問題時刻影響着今天人們的思想和活動。這就是馬克思説過的“死人抓住活人”。你不講，有人會講；你講得不深刻，就有人用“故事”來爭奪市場。

在對蘇聯黨失敗原因進行考察時，一個關於歷史“顛覆政治”的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歷史作用發生的時機。根據蘇聯的教訓，當國家經濟狀態低迷，人民生活水準下降，羣眾已對社會產生不滿時，歷史問題的提出，便會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匯合在一起，形成對黨的威信的巨大破壞力量。可見，處理歷史問題的深入、合宜、得體、適當、寬鬆等等，是社會意識形態操作的重要方面。據此，我們也應該正確處理黨史寫作與宣傳的時機。在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的狀態下，讓人民在更深入的層面上了解黨的歷史，以增加人們的“思想免疫力”。相反，在社會穩定、政治寬鬆的條件下，即使某種“好心”的“諱莫如深”和並非認真地對歷史的總結，都是不利於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也不利於最終的社會穩定的。

時代在發展。歷史正在開始新的延續。因而，不應讓歷史“包袱”再阻礙新的歷史進程。因此，從意識形態的政治操作上説，應引導人們更深入地瞭解歷史而不是相反。要讓人們更深入地瞭解黨的歷史的本然和所以然，從錯誤中汲取教訓，這極為重要。時代的推進和社會的成熟化昭告我們：最安全的政策其實也就是透明和充分發揮民主的政策。

二、關於如何杜絕主流意識形態的“貶值”問題

同上節立意相關，我們還須從另一個角度研究意識形態的有效性問題。這就是如何杜絕政治意識形態的貶值。

政治意識形態有沒有“貶值”現象，值得我們關注。蘇聯八九事件中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在事後10年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反思。亞納耶夫在談到蘇共垮台的經驗教訓時説：對於我們來説，最嚴重的危機是政權危機，最大的貶值就是政治貶值。亞納耶夫解釋説，在蘇聯時期，當人們打開電視的第一頻道，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揮舞拳頭講話；再換第二頻道，仍然是安德羅波夫在揮舞拳頭講話。人們厭倦了，於是也就不再關注政治，政治因此而逐漸貶值。

其實，政治就是政治。有政通人和、民主清明的政治；也有貪污腐化、污濁不堪的政治。政治本身並沒有貶值之説。這裏所謂政治“貶值”，實際是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貶值，是指作為執政者奉行的思想宣傳“失效”。它不再能喚起人民對黨的愛戴、對社會制度的擁護。官方意識形態與人民失去了聯繫。它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而一個對官方意識形態完全失去信任的社會，不僅如同人失去了理想一樣，變得臃散而沒有了主導。

蘇共應該對蘇聯政治意識形態的“貶值”負責任。長期以來，蘇聯政治家們相信，精神灌輸是教育人民最好的辦法。蘇共的宣傳體制是絕對集中的。它把輿論控制作為基本任務。因此“強行灌輸”、“誇大事實”、“隱瞞真相”、“控制異見”、“壟斷真理”和“操縱輿論”便成為蘇共意識形態宣傳的主要功能。它就是要人民相信，蘇共一貫正確，蘇共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事實上，壟斷真理和壟斷人們思想的後果，就是使人們不再相信意識形態宣傳的真實性，從而也對政治失去興趣。成本巨大的意識形態機器，不但起不到鼓動人民同心同德的作用，反而適得其反，使人感到厭倦、失望。這就是意識形態操作的失敗。現任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就曾坦言：壟斷意識形態制度，是蘇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同上文提到的黨史寫作與宣傳一樣，意識形態宣傳的核心，也在於它的真實性。如果宣傳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訴人民，如果在喧囂和連篇累牘之中，偏偏隱去了真實的部分，那麼，無論多麼豪華的詞語，多麼氣勢恢宏的概念和邏輯，都只能是空論而已。特別是，鼓吹一貫正確，明明問題已經成堆，發展到了嚴重地步，卻仍高調宣傳歌舞昇平，這是人民最為反感的。事實上，在傳媒高度發展的今天，輿論控制和消息封閉已經做不到了。人們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於是也有了更敏鋭的判斷力。

根據蘇共的經驗教訓，人們所追求的意識形態宣傳的內涵，還不僅僅就是一個“真實”問題。如果説，社會意識形態本身是體現社會大多數人的價值觀，是表明社會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話，那麼，它在性質上必定同社會意識是相契合的。它不應同社會割裂，更不應該變為社會大眾的贅物或對立物。例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人民擁護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社會實踐，是因為人民認同它，相信它。因此，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宣傳，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又如，鄧小平理論是改革開放中人民認同的理論意識形態，因而它成為深入人心的基本價值觀。再如，“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一經提出，就同人民心中的期待產生了強烈共鳴。

相反，在原蘇聯時代，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曾經廣為宣傳的“發達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等等口號，雖大力推行，但人民反映平淡，並不買賬。曾經被勃列日涅夫譽為“由黨中央獻給黨和人民的教科書”《蘇聯共產黨歷史》（1970年第3版），雖經官方費力鼓吹，但同樣被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們所冷落。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宣傳本身不能脱離社會大眾的基本價值觀而存在。再高明的理論，再華麗的言語，一旦同人民的社會價值觀不一致，那它立即會失去光彩，喪失生命力。因此，我們必須研究，什麼才是這個特定時代能為人民大眾所認可的核心價值觀？簡單説，就是“什麼是人民所想？”“什麼是人民所望？”不研究這樣的問題，等於理論意識形態失去方向。

另一方面，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宣教功能，也必須進行研究。根據蘇聯的教訓，把意識形態宣傳完全變成一種政治標識，甚至成為一種政治廣告，是十分失敗的。本來，一種充分反映人民希望的意識形態，它的宣教功能應該是強大和有生命力的。在歷史上，我們黨有過特別成功的“宣傳人民、教育人民、組織人民”的經驗和經歷。從蘇聯經驗我們得知，他們以為對一個理論，對一個政策的宣傳，越大張旗鼓、越鋪天蓋地、越曠日持久就越好。其實，這樣做效果很差。在實質上，這種宣教是在運用權力，迫人接受，強制接受。而在社會意識多元化的今天，強制人們接受一種思想，一個理論，是很困難的。真正有效的宣傳，是生動的，是同羣眾心貼心的，是涓涓細流，是耐心深入。最重要的，是宣傳必須真實、可信。在抗擊“SARS”和預防禽流感的社會性事件中，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就深得人心。根本的一條，就是把事實真相告訴人民，同人民羣眾同呼吸共命運。

這樣的宣傳使人民對黨產生了極大的信任感，因而是成功的。理論宣教也是同理。一個好的理論，肯定能“掌握”人民。因為它一定是同人民相貼近的。

此外，以蘇聯經驗視之，宣教功能所以成效不顯著，同話語風格也就是學風有着密切關係。在蘇聯時期，由日丹諾夫、蘇斯洛夫等“意識形態沙皇”連篇累牘發表的大塊理論文章和重要講話，常常概念套着概念，邏輯疊着邏輯。一些色彩華麗的“概括”，似乎非常有説服力，但其實它們並不為羣眾所接受。理論家們似乎愈把文章做得概念化，似乎愈顯示作者的深刻與高明。這其實是自欺欺人的一種“自戀”。你的理論如果不被羣眾接受，或者説，你的理論只能靠行政力量去迫使人接受，那麼顯然，你的理論一點生命力也沒有。在中國理論意識形態發展歷史中，毛澤東堪稱是理論大師和語言大師兼得的代表者。他最反對學風不正和“八股”調。他曾尖鋭批評那些“讀來使人睡覺”的文章。他自己的語言，充滿了新鮮、生動的要素，一聽便能辨別其聲，把道理説到了人心深處。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獻，其精彩、生動的語言雖歷久仍可為人記誦。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曾經有過的思想理論意識形態傳統。按照中國共產黨人的分析，話講不精、理説不透，譁眾取寵、言稱希臘的根源，是學風問題。而學風其實是思想意識的反映。一個健康的、同人民心心相通的宣傳，必定是人民聽得懂而不是“倒胃口”的宣傳；而如果把理論宣傳看作是官僚職業，看成是一種迎合，那是寫不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語言的。

在亞納耶夫們的反思裏，政治意識形態“貶值”等於失去人心。而政治意識形態“貶值”的結果，則使反社會的思潮和理論乘勢而起。它們正是利用了意識形態虛假的空子，把不正確的東西兜售給大眾。其實，原蘇聯對理論意識形態的控制並非不嚴密。但它越是嚴密，卻越是引起了人民的不滿和不信任。這是為什麼？特別是，執不同政見的思潮，也正是在蘇共對意識形態控制最嚴格的時候，在“地下”發展起來。這種現象的確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事實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是異常複雜和激烈的。同我們上邊論及歷史、黨史的寫作同理，當整個社會經濟基礎發生重大變動時，意識形態領域裏積存的負面因素，就會充分釋放出來。那時，人們再想控制它，就難了。經歷蘇共垮台的蘇聯原領導人們，正是希望把這些道理告訴給我們。

（本文部分發表於《同舟共進》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