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治理的理想——人民公社史值得好好回顧_風聞

中國的歷史，其實質就是一部鄉村治理史。中國王朝的更替興衰無不與鄉村治理息息相關，原因很簡單，中國幾千年來就一直是一個農業國家。鄉村治理的有效與否，決定着一個王朝的命運。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簡單的幾個字藴含對農民力量的描述。雖然在歷次更替中，農民往往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可這股力量一旦暴發對一個王朝來説是致命的。

毛澤東一生飽讀詩古，遍閲史籍，對此自然瞭然於胸。他早在湖南師範讀書時，就常與蔡和森“指點江山”，縱論古今天下大事。那時，毛澤東雖然出身於農家，可他還是一個正宗的儒家學子，對農民問題的認識深受崇尚墨家學術的蔡和森影響，毛澤東關注農村問題、建立新式農村的情懷在那時就開始萌生。畢竟那時書生意氣正濃，毛澤東對中國農村構思了一幅理想的“新村”藍圖：“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數，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

在當時，這是一種夢幻般的理想追求，是一種前無古人無旁無榜樣的社會改造情懷。後來的歷史也證明，毛澤東對這個理想是非常執著的，歷經革命戰爭血與火的洗禮，理想一直未曾淡去。

後來蔡和森等楊昌濟的門生大量前往歐洲留學，學習馬克思主義與歐洲工人運動時，毛澤東留了下來，他要更為深切而系統的瞭解中國，研究中國。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釗的信中，毛澤東説：“欲改造中國，有二件事最為急迫：其一，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治理經驗加以系統的整理與批判； 其二，是做實地的調查研究，而這二項當務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國外做。”毛澤東也就此正式地開始對農民農村問題的深入調查瞭解。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留洋歸來的共產黨人把精力傾注於工人運動之時，毛澤東卻另闢蹊徑，作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動了秋收起義。這不是靈光顯現，這是毛澤東多年來對中國農村深入瞭解研究思考的厚積薄發。

建國前的毛澤東長期與農民農村相處，農村問題的治理對國家的重要性，毛澤東是有着透澈的理解。在新中國成立後，如何把共產主義理想與對中國農村的改造結合起來，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繁榮富足就是毛澤東自然的應有之義了。然而如何實踐，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難題。

恰好在此時，七里營人民公社誕生了，這人民自發組織的。

七里營位於河南新鄉，過去是南鹼東沙，北粘西窪，怕旱怕澇，糧棉產量低。解放後，為了根除旱澇災害，在七里營中心鄉黨委的領導下，廣大社員組成了浩浩蕩蕩的治水大軍，以愚公移山的毅力，頂風冒雪，日夜苦幹。“搶晴天抓陰天，牛毛細雨是好天，氣燈底下當白天。”“地凍三尺，雪下一丈，完不成任務，決不下戰場。”僅僅一個春天，全鄉就挖了兩條大排水渠和許多田間小水道。並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積肥、生產活動，建立了許多專業組，設計製造了許多的新式農具。當時，規模較大的七里營高級社，顯示出了比小社更大的優越性。例如社裏買了三部拖拉機，興辦了小工廠，設立了紅專學校，敬老院，幼兒園。辦了商業，健全了民兵組織，其他業務也發展的較快。七里營高級社已經孕育着一個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的新型的組織雛形了。但同樣也遇到了發展的瓶頸，比如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由於鄉界，社界，村界的不同，經濟利益的不同，灌排設施不能整齊劃一、合理修建；已修建的也存在深淺不一，寬窄各異，造成灌溉效果極不理想；成立各種專業組所需要的人才分散在各個村社，無法形成力量。怎麼辦？

而就在此同時，七里營周邊村社對七里營社的發展看在眼裏，為啥七里營能做到的我們做不到？經過討論，一個新的思想認識在越來越多的人們心中形成：“還是辦大社有前途！”，楊屯支部書記對七里營幹部丁先榮説：“要搞聯社，咱們全村第一個參加。”；餘莊支部書記説：“咱們兩家是隔壁鄰居，你們展翅高飛，可不能把俺們落下啊。”；張大莊的幹部再三叮囑七里營的同志：“要辦大社，千萬給俺打個招呼啊！”

經過二個多月的醖釀，七里營與周邊村社於1958年春天，決定成立大社。大社叫什麼名字？“大社”、“聯社”、“紅旗聯社”、“聯合農莊”？最後有人從“巴黎公社”中得到啓發，主張成立“人民公社”。1958年8月4日的早晨，大社門前掛出了一個嶄新的牌子【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到今天，到底是誰給出的這個名字，已經不再可考，但可以確證無疑的是，人民公社從形式到組織，到名稱，都是在人民羣眾中自發產生的。想想小崗村今天名揚四海，而同樣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七里營卻默默無聞，讓人不勝唏噓。

七里營人民公社的誕生，其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組織形式，以及紅專學校，敬老院，幼兒園，社辦商業，社辦專業組，民兵組織……這恰合了毛澤東年青時的夢想。七里營人民公社的誕生，解決了毛澤東改造中國農村的實踐難題。就在人民公社成立的三天後，1958年8月6日，毛澤東就來到了七里營人民公社，仔細而全面的考察了社情民風。那高漲的生產熱情，耳目一新的社會面貌，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後，毛澤東説：“還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兵學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1958年8月29日，中央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定在全國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會後一個多月，全國除西藏外均實現人民公社化。

時至今日，人民公社仍然充滿爭議，有否定的，有肯定的，而且是否定的力量佔上風。但不管怎麼説，這是一次有益的農村治理實踐，不宜全盤否定。全國人民公社化，在初期確實產生了激進的共產風，引起較大範圍的農民的不滿，或消極怠工，或暗中阻擾，或故意破壞，種種情況都有存在。這與當時極左激進的社會大環境是息息相關的。

比如，農村人民公社的家庭副業與自留地。1955年11月9日頒佈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裏就明確規定社員有“在不妨礙參加合作社勞動的條件下，經營家庭副業”的權利，並允許社員有小塊自留地，“至多不能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數的5％”，1956年把自留地提到高了10%。然而在當時一大二公的建社風潮中，很多地方把自留地視為資產階級的尾巴而沒收了。

再如，部分地方認為愈公愈純，要求收繳農民自養的豬鴨雞鵝，甚至箱子櫃子；把農民的房基林木及其他生產資料全部充為公有。

而這些舉措與中央當時的政策是不相符的。這些舉措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產生了極大的傷害，消極怠工也就是非常正常之事了，同時也出現了大量農民把家禽家畜全部宰殺進行變相抵制的事情。為糾正這種激進風潮，中央迫不得已於1959年5月7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規定應當把80-90％的豬“放到承包單位與私人餵養”同時“恢復社員的自留地”。同一天還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以解決“積肥、豬肉的供應和私人零用錢的取得這樣三件大事”。

人民公社化，是共產黨期望使共產主義理想與對傳統中國農村改造相結合的一次償試，沒有經驗可循，不出問題才怪。但縱觀整個人民公社史，基本上是出現問題，解決問題，再出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人民公社存在的二十年，在中國農村修建了數不勝數的山塘水庫，灌排系統；修建與開拓了大量的水田耕地；建立了廣泛存在的集體企業；統購統銷解決了中國打造工業化底子急需要的錢糧物，為中國打造工業化的底子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不容抹煞的。

（70年代的水利設施——渡槽）

還有在當時並不顯眼，但今天彌足珍貴的農村風氣面貌。在70年末，農村雖然貧窮，但人們精神勃發向上，積極健康。“路不拾遺，夜不閉户”的精神財富在很多地方一直造福到了90年代末。

然而在今天，很多文人與媒體談起人民公社時，往往是大力鞭笞。有人説人民公社制的農村嚴重的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可他們又當如何解釋今天農村的荒敗與三農問題的產生呢？大包乾之後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難道僅僅是一分就靈嗎？只怕與農藥化肥以及新種子的普及是息息相關的，更是與人民公社時留下的農田水利設施密不可分的。

這些文人媒體選取關注的節點，往往是問題產生之時，卻從來沒有去關注問題解決的方式，過程，結果。這是一種片面傳播。有人説人民公社是毛澤東的盲目樂觀主義，有人説這是毛澤東的精神烏托邦，進而對此大加諷刺。可現實卻是對這些人打了臉，看看中國這幾十年來無法解決的三農問題；看看今天日趨荒頹的農村精神面貌；再看看分田到户之後大面積的田土荒蕪；看看宗族宗教勢力在農村的蔓延與黑惡勢力的重生……這無不證明毛澤東倡導的人民公社存在的積極意義。

現在的中國，農村與農業人口占比大為降低，可至今仍有6.5億人口生活在農村。解決這部分人的發展與前途，責任重大。重建文明鄉風，樹立積極的農村生態，也許在關鍵時候，會成為中國社會穩定的壓艙石。三農問題如何解決，人民公社的歷程應當有諸多可以借鑑的地方。

今天是中央作出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化決定六十週年紀念日，這一段歷史值得好好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