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為什麼沒防住非洲豬瘟？_風聞

撰文：路塵

8月23日，農業部新聞辦公室公佈消息稱，浙江温州已確診一例非洲豬瘟，這是這個八月中國發現的第四起。不少國際媒體採用了這樣的標題：中國成為非洲豬瘟新前線。

△ 2010年8月，俄羅斯羅斯托夫地區的農場將患有非洲豬瘟的病豬屠宰後進行焚燒 來源：視覺中國

但這不過是今年夏天亞歐大陸上非洲豬瘟爆發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波蘭、拉脱維亞、愛沙尼亞、白俄羅斯、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等國都已深陷其中。儘管人類並不在該病傳染範圍內，但這種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豬傳染病對養殖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今年羅馬尼亞政府已將肉類進口數額提高了14%，波蘭媒體則報道稱，因疫情影響，預計國內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幅度將高達80%。後續的檢驗表明，出現在中國境內的非洲豬瘟病毒與東歐正屬同一生物學種系。

如果將東歐這些疫情爆發國家連起來，會在地圖上得到一條近似半圓的弧線，弧線的中央則是俄羅斯——事實上，它幾乎就是俄羅斯聯邦的西側國境線。

生豬版生化危機

除了專業人士，此前很少有人注意到非洲豬瘟已在俄羅斯持續蔓延了十一年之久。2007年底，車臣共和國境內發現野豬死亡病例，當時與車臣毗鄰的格魯吉亞正在經歷疫情爆發期——後者也是時隔十餘年非洲豬瘟再次登陸歐洲的第一站。

△ 俄聯邦境內病例分佈示意圖 來源：俄聯邦動植物檢疫監督局

由於非洲豬瘟沒有可行的治療措施，對於發現疫情的地區只能採取全部撲殺方式，至今年8月27日為止，俄聯邦境內確診病例已達1364個，因此被撲殺的生豬數量超過了一百萬頭，經濟損失近千億盧布，而各地新發、復發疫情的消息迄今未斷。作為對比，2007-2008年與俄羅斯同期遭到感染的國家——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以及疫源地格魯吉亞——至2008年5月以後已經沒有新發疫情，但在俄羅斯，真正的爆發高潮卻出現在了2016年。

至少一部分官方媒體試圖引導民眾相信這一切都是“境外勢力”的陰謀，病毒傳入俄羅斯時俄格關係相當緊張，不到一年後雙方就爆發了著名的五日戰爭，當時的格魯吉亞改革派總統薩卡什維利因此成了矛頭所向。2014年烏克蘭危機以後，仍在俄羅斯境內盤桓不去的非洲豬瘟病毒很快又成了最新一輪美國陰謀的證據。2016年，國家杜馬自然管理與生態委員會專家尼庫林提出，同樣的病毒“曾被美國用於攻擊古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第一頻道”在引述他的發言之餘，又在節目中補充道：“儘管俄羅斯境內的病毒來源仍不確定，但眾所周知，最近的美國生物實驗室正位於格魯吉亞緊鄰俄羅斯邊境的一側。”

但民間特別是已因疫情而蒙受重大經濟損失的農民並不這麼想。對他們來説，所謂的瘟疫更像是國家權力與境外資本勾結後試圖絞殺他們的生計的藉口，是“根據大型養豬寡頭集團的指示在清理市場”。這種陰謀論的一個更為極端的版本來自克里米亞，自2016年被宣佈發生疫情以後，以高得多的價格進入克里米亞市場的三家豬肉廠商都被認為與某些高官關係匪淺。當地不少人認為，恰恰是俄羅斯官員的私人利益導致了疫情“無法控制”。儘管克里米亞因市場環境封閉而具有一定特殊性，但同樣的解釋模式很快被全俄幾乎所有疫區農民採納。

△ 2010年8月26日，俄羅斯羅斯托夫地區，工人將患有非洲豬瘟的病豬屠宰後堆在一起準備焚燒 來源：視覺中國

一如第一種暗示很難被當作嚴肅指控處理，第二種看法也只能止步於猜想，雙方各説各話，非洲豬瘟則在此期間逐漸發展成了一場橫掃亞歐大陸的生豬版生化危機。2012年，病毒流入烏克蘭，2013年，白俄羅斯也出現病例，2014年，波蘭、立陶宛和拉脱維亞遭到感染，2015年疫情蔓延到了愛沙尼亞，2018年，匈牙利、捷克等中歐國家也出現了疫情。而在俄羅斯國內，疫情則在逐漸東轉，從其歐洲邊境向中部腹地擴散。2017年3月，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地區突然出現感染案例，事發農場40頭豬全部死亡，將疫情正式帶入亞洲。

與歐洲各國苦於無法控制野豬遷徙不同的是，俄羅斯境內內陸地區的新發案例幾乎全部為家豬感染，且不少是遠程突然爆發，這意味着在俄羅斯，就連嚴控病豬流向、避免家豬飼料遭受病毒污染這一堪稱最基礎的措施，事實上也未能真正落實。

保衞小豬

無論為此指責薩卡什維利、奧巴馬還是普京，俄羅斯疫情的失控都已不可避免地引起國際關注。為什麼防控始終無效？2013年，俄聯邦動植物檢疫監督局在其網站上公佈的一份報告當中寫道：非洲豬瘟——這更多的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而不是防疫機構自己的問題！

**△**2012年5月，俄羅斯諾夫哥羅德地區出現非洲豬瘟疫情  來源：視覺中國

自2008年至今，俄羅斯政府出台了無數以控制非洲豬瘟疫情為基本目標的養殖業新規，內容覆蓋了從家豬配種、繁殖、飼養到屠宰以及售賣的各個環節，可謂從搖籃到墳墓，其指導思想也基本照搬了國際防疫組織對於防治非洲豬瘟病毒的建議，然而事實上，這一切只是使得家庭養豬變得越來越“非法”，越來越“地下”，對於疫情的控制卻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

按照目前的規定，普通農户既不能讓母豬在自家分娩，也不能自行屠宰，建起能夠滿足母豬分娩衞生條件的養殖場至少需要幾百萬盧布，而在不少農村地區，最近的有資質屠宰場也在百里之外。如果問題進一步細化到籠舍條件，則幾乎所有農户在新規面前都處於一種極為脆弱的地位。政府並沒有試圖對無力應對新規要求的農場主提供任何幫助，事實上，有理由相信迫使無法遵守規定的農户放棄養豬恰恰是大部分新規的目標——2017年在疫情出現集中爆發的鄂木斯克地區，地方政府文件正是這樣建議的。

前述流行於整個輿論空間內的兩種截然相反的陰謀論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深了政府與農户之間的裂痕：政府官員更傾向於將非洲豬瘟疫情定性為“境外勢力”“惡意破壞”，農業部長特卡喬夫甚至曾稱之為“生物恐怖主義行為”，在此基礎上出台的試圖對隱瞞疫情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文儘管最終執行力度有限，依然加劇了瞞報——由於報告疫情將不可避免地致使全村人受到波及，在農村瞞報甚至被視為一種美德。最近兩年來，幾乎所有新發疫情報告都來自俄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這種與產業結構及疫情傳播規律恰好相反的現象或許已能説明很多問題。

**△**2013年特維爾農民舉行的抗議集會 來源：Новая Газета

而在農户角度，許多“就地撲殺”案例並未向養殖户出示什麼可信的獸醫診斷證明，而變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隨時來搶奪我的財產”的一場人禍，各地均有農民因遭遇防疫措施無力謀生而輕生的傳聞，在一部分極端案例中，執行人員甚至會將棚屋與生豬一起燒掉。在並不相信防疫迫切性甚至是疫情真實性的前提下，按照舊辦法（如今已不合乎法規）養豬並自行處理發生的一切意外成了最理性的選擇——2016年的一篇業內報告曾經指出，造成俄羅斯境內疫情不斷爆發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充當了病毒“温牀”的那些被農户直接秘密掩埋在荒郊野外的死豬，沒有人知道類似事件究竟發生了多少起。

對於受到影響的大部分人來説，事情與病毒本身已經沒有太多關係，取而代之的則是生計、生活方式甚至財產所有權。2013年，特維爾州一場捍衞“養豬權”的集會吸引了超過一千人蔘加，組織者同時還收集到了支持該行動的兩萬多個簽名，參與者相信，政府的最終目的不過是要迫使他們放棄自己的產業，而對比政府方面的表態，這甚至不能算是一個誤解。

回到蘇聯？

俄政界保守派的確將個人農户養豬視為眼中釘。他們相信這種難以監控且條件極為落後的養殖方式要為疫情蔓延負上直接責任，而正是政府改革派經濟官員們對於畜牧業進行的旨在減少行政障礙、鼓勵個人農户以及小企業發展的改革，為失控的疫情開了綠燈。為了實現對病毒傳播的全面管控，唯一能夠實現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徹底禁止私人養豬。

同樣的思路也被用於指責2004年進行的獸醫制度改革，這項旨在減輕政府財政壓力的改革措施被認為反而降低了獸醫響應速度及覆蓋面。在談到替代方案時，蘇聯的防疫經驗被反覆提及——1979年，烏克蘭東部敖德薩等地也曾短暫爆發過非洲豬瘟疫情，但局勢很快得到控制，蘇聯式的中央集權甚至計劃經濟被認為是主要的成功秘訣，而如今需要的只是照方抓藥。

有理由相信這正是過去十一年裏俄羅斯政府在應對非洲豬瘟問題時的主要立場，幾乎所有政府規定都為個體農户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從而在一種相對委婉的角度指向集中管理，甚至是國有化。問題在於，還沒有人知道蘇聯模式是否真能在俄羅斯土地上再一次奏效，而過去十一年的種種嘗試已經導向了今天俄境內疫情近乎失控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