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故伎重施：從“我們的薩爾瓦多人”到“嚴重破壞雙邊關係”_風聞

【文/ 觀察者網風聞 於聖明】

       8月21日，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宣佈斷絕與台灣當局的外交關係，與中國大陸建交。這一舉措讓中國大陸在中美洲地區擁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達到3個，進一步拓展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並使得薩爾瓦多有機會通過與中國發展更加全面和良好的關係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可謂雙贏之舉。

      不過，國際上依然有一部分人不願意看見中國大陸和薩爾瓦多的關係改善，這其中包括台灣當局，也“罕見”地包括了部分美國保守派人士。其中最積極的當屬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可·盧比奧，這位在2016年大選中為特朗普的最終當選立下汗馬功勞的古巴裔年輕參議員公然表示，薩中建交的消息令他“十分失望”，並會“嚴重破壞”美國與薩爾瓦多的關係。

（圖：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在2016年大選的共和黨黨內初選中敗給特朗普，又在最終大選中鼎力支持特朗普贏下關鍵搖擺州佛羅里達，在特朗普的當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是美國共和黨中保守勢力的代表之一，因其古巴裔背景而仇視社會主義，對中國和古巴持負面態度。）

      雖然此番顯然有失體面的露骨表態當即遭受了來自中國和薩爾瓦多官方的有力回擊，不過，能將這種話公然擺上枱面的做法，加上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談及移民問題時公然將薩爾瓦多稱為“糞坑國家”的不雅言論，也很能説明現在美國高層中一些人在面對“自家後院的小國”時頤指氣使的心態。

      而這種自大心態的來源，則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在其歷史上對薩爾瓦多肆無忌憚的干涉和控制有關。在下文中，本文就將對這種干涉和控制的典型事例加以分析和説明。

      自20世紀初起，外國資本就開始較大規模地進入薩爾瓦多，並在此後的20年中逐漸將包括薩爾瓦多在內的整個中美洲變成了美國和歐洲列強的熱帶經濟作物生產地。而由於這些中美洲國家的國民經濟和國家收入極端依賴熱帶經濟作物的輸出，其政府很快便不得不向由外國資本操控的大財團一再讓步，這些讓步的代價則通常由本國的勞動者和民族資本承擔。

       到了20世紀30年代，外國農業公司發展咖啡種植業的需要已經使得薩爾瓦多全國的絕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幾十個大家族手中，大量農民破產淪為種植園僱工，該國五分之四以上的咖啡出口則都由外國公司把持，由此便形成了極為不平等的土地分配製度。外國公司，尤其是美國公司基於這樣的制度壓低農產品生產價格，牟取暴利乃至干涉所在國內政的情況則屢見不鮮。

      這使得薩爾瓦多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成為了經濟來源單一，政治經濟受到外國農業公司極大影響、滲透與控制，而本國政府則獨裁、腐敗而軟弱的“香蕉共和國”之一。 

    

（1931年上台的薩爾瓦多獨裁者馬克西米連諾·馬丁內斯，在薩爾瓦多實行了13年的軍事獨裁統治，在1944年被政變推翻。）

      這樣高度依賴外國市場和資本的經濟狀況使得薩爾瓦多的農民在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受到了嚴重損失，從而在薩爾瓦多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法拉本多·馬蒂的號召下發動了農民起義。這場起義最終被馬丁內斯的軍閥政府鎮壓，並釀成了導致3萬餘人喪生的大屠殺慘案。

      “二戰”爆發後，由於戰爭造成的航運不暢和歐洲市場的相對衰落，美國在薩爾瓦多後來居上，佔據了薩爾瓦多的大多數進出口份額。並通過進出口銀行貸款等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薩爾瓦多的經濟。

      戰後，隨着美蘇冷戰的開始，薩爾瓦多這一美國“後院”國家在受到美國經濟控制的基礎上，政治也開始受到美國越來越多的影響。在1944年的政變之後，美國通過經濟援助等一系列手段支持薩爾瓦多的軍人政府，以盡力確保拉美地區的“穩定”，防止蘇聯勢力的滲透。

      但是，這種片面追求美國控制下的“穩定”，支持獨裁軍政府壓制薩爾瓦多人民訴求的策略，使得由外國公司的極度優勢地位所造成的土地分配極度不均這一社會根本矛盾點長期得不到解決，進而引發了失業和社會動盪等一系列問題，醖釀了更大的危機。

      進入70年代以後，美國繼續在中美洲推行片面維持現存政權穩定的政策。放任薩爾瓦多全國協和黨通過連續的選舉舞弊來維護其統治地位，甚至可能暗中協助薩爾瓦多當局組織非法且血腥的右翼“暗殺隊”刺殺反對派領袖。使得薩爾瓦多社會的危機進一步激化。

（桌面遊戲“冷戰熱鬥”的卡牌：拉丁美洲暗殺隊。在薩爾瓦多，“暗殺隊”是聽命於政府的極右翼民兵組織，負責在軍政府“不方便”的場合出面暗殺反對派領導人或處決“通共”者，是薩爾瓦多內戰中臭名昭著的濫殺無辜的組織之一。有文章指出美國中情局可能與內戰爆發前的“暗殺隊”有關。）

        終於，在1979年鄰國尼加拉瓜索摩查獨裁政權被起義推翻，奧爾特加革命政府得以建立的鼓舞之下，薩爾瓦多的左派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反抗軍政府的獨裁統治和美國的家長式控制。

      可以説，正是因為美國一直以來協助軍政府粗暴壓制絕大多數薩爾瓦多人民正常的社會變革訴求，維護極其不平等的土地分配製度在薩爾瓦多的長期存在，才使得薩爾瓦多人民走上了武力反抗的道路。薩爾瓦多從此陷入了長達12年的內戰之中，而美國政府及其拉美政策對此難辭其咎。

（薩爾瓦多內戰中的政府軍士兵，使用西德G3自動步槍。為了剷除游擊隊的活動土壤，薩政府軍經常採用屠村等殘酷手段對付游擊隊活躍地區的羣眾。聯合國的調查認為，薩爾瓦多內戰中85%的傷亡是由政府軍及其“暗殺隊”導致的。）

      在薩爾瓦多內戰開始之後，美國依然沒有放棄通過干涉薩爾瓦多局勢達成自身目的的行動。卡特政府上台後大力鼓吹“人權外交”，試圖通過迫使薩爾瓦多軍政府進行改革改善薩爾瓦多人民的生存環境，從而消除遊擊運動的土壤，並支持更加“温和”的“執政委員會”推翻了拒不改革的羅梅羅軍政府。

      但當卡特政府很快發現新的“温和”軍政府不僅無法完全排除右翼軍人和“暗殺隊”的影響，而且改革的緩慢還使得薩爾瓦多內戰愈演愈烈的時候，便立刻恢復了由於薩軍政府“危害人權”而停止的對薩軍事援助。美國轉而開始支持雖然更換了更加中立的領袖人物，但依然受到軍隊和極右派強大影響，仍舊十分不得人心的薩爾瓦多軍政府大打內戰。

      隨後的里根政府則將薩爾瓦多內戰上升到美國全球戰略的高度，徹底將薩爾瓦多變為了與蘇聯和古巴博弈的戰場。

      里根在其“低烈度戰爭”策略的指導下向薩爾瓦多政府軍提供了大量直升機等裝備，派出美國顧問訓練和指導薩政府軍“清剿”游擊隊的工作，並拿出美國用於支援加勒比地區國家軍事和經濟發展的美洲國家組織“加勒比地區倡議”中五分之一以上的援助資金支持薩爾瓦多內戰。

      雖然此時的美國輿論界已經出現了“他們的薩爾瓦多人比我們的薩爾瓦多人打得好，不是訓練或武器裝備的問題，而是我們要求政府軍用生命去捍衞的政治制度的問題”的聲音，但此時的里根政府不僅沒有減少對薩爾瓦多政府的軍事援助，反而開始從軍事、內政和外交各方面多管齊下達成其消滅薩爾瓦多游擊隊的目標。 

（薩爾瓦多游擊隊的中堅力量“法拉本多·馬蒂解放陣線”游擊隊員合影。該組織因紀念1931年起義的領袖，薩爾瓦多共產黨總書記法拉本多·馬蒂而得名，在停火協議簽署後轉型為合法政黨參與議會活動。推動與華建交的薩爾瓦多現任總統薩爾瓦多·桑切斯·塞倫就來自該政黨。）

      里根政府為了改善國際社會對薩爾瓦多政府的觀感，大力協助風評相對良好的杜亞爾特參與1984年薩爾瓦多選舉，並通過提供競選資金，創造輿論環境等方式使其勝選。以至於其對手競選團隊的成員在事後嘲諷道：“獲得勝利的不是基督教民主黨，而是中央情報局。”

      在國際上，美國則運用“和解”與威嚇相結合的方式，使古巴與尼加拉瓜因為害怕美國的入侵而減少對薩爾瓦多游擊隊的援助，也使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因為對美和解而減少外援。最終使游擊隊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勝利的天平倒向薩政府一邊。

      在冷戰瀕臨結束的1988年，美國又一次根據其需要調整了對薩爾瓦多政府的政策。由於蘇聯轉向與美國合作，奧爾特加的親蘇政府也在美國支持的遊擊運動和反對活動之下搖搖欲墜，新上台的老布什開始在繼續支持薩政府軍事行動的基礎上促進薩爾瓦多內戰雙方的和解。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後，恢復拉丁美洲地區的和平穩定取代與蘇聯的博弈成為美國的利益所在，老布什政府隨即開始對薩政府施壓，促使雙方在1992年達成和平協議。

      可以看到，在薩爾瓦多國內矛盾積累，爆發內戰和內戰的進行與結束這一系列過程中，無不滲透着美國的強烈影響。薩爾瓦多人民和進步力量一以貫之的目的，即建立民族民主的國家政權，發展多樣化的國家經濟，進行更加公平的土地分配等目標在美國的影響下被置於了次要地位。

      美國對“穩定”的獨裁軍政府的過分支持和放任導致了薩爾瓦多內戰的爆發，而薩爾瓦多內戰的長期化則與美國出於冷戰對抗的考慮而對薩爾瓦多人民選擇自主道路的努力進行的粗暴干涉不無關係，最終的談判解決也是出於美國恢復地區和平的目的。甚至可以説，薩爾瓦多政局在冷戰期間的大部分重要變化，都是美國出於實現其目標而操縱薩爾瓦多局勢的結果。

      瞭解了過去幾十年里美國在薩爾瓦多扮演的角色，我們也許可以更容易地發現，年輕的盧比奧參議員此番表現出來的對薩爾瓦多頤指氣使的態度，實際上是其冷戰老前輩們思想的精神延續，是一種充滿了自大的思維慣性的“冷戰殭屍”起死回生的結果。也許這種冷戰思維的遺留能給美國當前在拉丁美洲的政策造成什麼後果尚待觀察，但在中國高舉合作共贏大旗的今天，重拾這種冷戰時期的霸王作風的後果顯然缺乏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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