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當年計劃生育沒有那麼嚴……不用假設，我們直接看事實_風聞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生育率日趨下降，幾十年前人人擔心的“人口爆炸”已無人提起。倒是人口下降趨勢導致的養老、勞動力等問題開始提上日程。作為事後諸葛亮，很多人開始考慮一個問題——當年的計劃生育是不是搞“過分”了？如果當初計劃生育政策沒有那麼嚴苛，今天的情況是不是會好一些？

這個假設相當有道理，因為80-90年代也有人這麼想過，而且實踐過。在中國總體上嚴苛的計劃生育氣氛中，多個地區成為政策放鬆的試點，其中包括我的家鄉。幾十年過去了，這些地區的情況如何呢？

1**“二孩實驗”前史**

計劃生育政策溯源，1979年是由鼓勵變為強制的標誌性年份，之前主要是提倡“節制生育”，70 年代初提倡“晚稀少”。

出於2000年人均收入比1980 年翻兩番的目標，中央提出到2000 年總人口要控制在12 億以內（後修改為12億左右），學界基於預測提出不同方案（控制總和生育率從1.0到3.0不等） 。

1980年9月中央發公開信“為了爭取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制在十二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1981年3月，計劃生育委員會誕生。1982年9月，十二大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11月寫入憲法。

“一胎化”突出了人口發展要服務於經濟發展，卻背離傳統生育文化。全面推行有阻力，基層幹部壓力大，難於阻止計劃外生育。國內外學者也從學理角度質疑只有一胎化才能把總人口控制在12 億內的觀點。

時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的梁中堂就認為，“一胎化”並非實現人口總量控制目標的唯一途徑。據他測算，如果附加合適的限制條件(晚婚晚育加間隔)，允許城鄉夫婦普遍生育二孩同樣可以達到12 億的人口控制目標，而且可以有效緩解低生育水平導致的負面影響。

從1979 年開始，梁中堂多次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呼籲以“有條件二孩”方案替代“一胎化”。1984年，他遞交報告建議放棄“一胎化”，採用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方案。他的方案雖曾獲得中央高層關注和批示，但因各種原因沒能在全國推廣。

在此期間，意識到在農村全面推行一孩的有不合理性，1982 年國家開始允許一部分確實有困難的農村夫婦生二孩，只是條件較為嚴格，被侷限於少部分人羣。

1984年中央出台7號文件，各地被允許因地制宜地**“**開小口、堵大口”以便“計劃生育工作能夠建立在合情合理、羣眾擁護、幹部好做的工作基礎上”。此後多元化的地方性“農村二孩”政策不斷出台。大致可分四類 : 照顧型(只允許確有實際困難的夫婦生育二孩) ; 擴大型(允許頭胎是女孩的農村家庭生育二孩) ; 分類指導型(按照地域內經濟地理條件規定不同的生育政策) ; 農村普遍型(經國家批准試點在一定附加條件下允許所有農村夫婦生育二孩) 。

到1985 年底國家確定試點不同生育政策試點的縣級單位共有45 個，1988年調整為13 個。翼城縣“晚婚晚育加生育間隔”的試點由此而來。

2**“翼城模式”**

1985 年, 經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 臨汾市翼城縣開始實行“晚婚、晚育加生育間隔”的農村二孩生育政策，已婚女性不早於24週歲生育第一胎，30週歲後可生育第二胎（2009年後，提前到28週歲），有專家稱之為“翼城模式”。

翼城縣是典型的以農村人口為主的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實力在山西省、以至在全國均屬中等，所以被選為試點地區。

1）政策更寬鬆，人口總量得到有效控制

1985年獲批試點當年，翼城計生委規劃了《人口發展測算表》，計劃到2000年總人口達300331人。

之後的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翼城的人口增長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性別比優於全國平均值。在1982-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25.5%，山西省增長28.4%，臨汾市增長30.4%，翼城縣僅增長20.7%。

而2000年五普顯示，翼城人口達到303258人，測算與現實非常接近。同時，翼城縣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 新世紀之初人口出生率更是跌破10 %。近些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始終保持在2% ~ 3%。

在向人口低出生、低增長轉變的道路上, 與同等或類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相比, 翼城縣繼續走在前列。

早在1981 年, 翼城縣的人口出生率在臨汾地區就已經第二低。二孩試點後沒有出現明顯的回升或反彈, 1989 年, 翼城縣在臨汾地區所屬縣市中依然第二低, 僅高於城鎮人口比例明顯高的侯馬市。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 翼城縣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指標低於所在地市、所在省和全國的情況更加突出, 差距在不斷拉大。

從第三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8年間，翼城縣人口增長要比所在的臨汾地區、山西省及全國慢，其年均增長率比全國、山西省和臨汾地區各少2.37、4.81和5.44個千分點。

如果考慮翼城是典型的農業縣，農業人口所佔比重比全國、山西省和臨汾地區都高的實際情況，翼城縣“晚婚晚育加間隔”二孩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長方面的作用是很明顯的。

2）多孩出生大幅減少, 生育調控效果明

總和生育率（TFR）指假設一個婦女在整個育齡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總數。

70年代是我國總和生育率下降最快時期。70年代初總和生育率為6.0左右，到1982年人口普查時，全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2.86，山西省的總和生育率是2.92。

隨後的幾次普查顯示，無論是全國、山西省、臨汾地區這些實施現行生育政策的地區還是翼城實施“晚婚晚育加間隔”二孩政策試點的地區，總和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並很快低於2.1的替代生育水平。

儘管翼城縣從1985年實施了“晚婚晚育加間隔”二孩生育政策，但因為人口慣性作用，1990年，翼城縣總和生育率是2.28，低於全國、山西省和臨汾地區的2.31、2.44和2.8。

2000年第五普時，翼城縣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1，同期全國、山西省和臨汾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分別是1.22、1.44和1.46，低於翼城縣。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全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181，而山西省更是下降到1.095。

翼城縣的總和生育率比全國、山西省和臨汾地區下降的都慢，這就使得翼城縣在總和生育率下降較慢的背景下實現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在總和生育率低於替代水平，人口不能完成自身再生產的歷史時期，翼城縣的二孩生育政策是比“一胎化”或“一胎半”等更好地滿足人口再生產要求的政策。

3）出生性別比趨於正常

8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偏離正常值範圍（103~107）。1982年三普顯示，全國的出生性別比為108.5，1990年普查為114.1，2000年五普為119.92，嚴重偏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全國出生性別比仍居高不下，高達121.21。

但觀察翼城縣二孩試點，1985年開始實施新政策時，翼城縣的出生性別比是112.36，比全國的數據更偏離正常值，但1990年翼城縣的出生性別比降為109.2，比全國的數據更接近正常值範圍，2000年人口普查時，翼城縣的出生性別比是106.51，進入正常值範圍，2010年普查時，翼城縣出生性別比降到99.54，低於正常值範圍，而同期全國和山西省的出生性別比繼續增加，遠離正常值範圍。可以看出，隨着人為對生育的干預減少，出生性別比逐漸趨於正常。

4）幹羣矛盾緩和

最近，河南柘城動員收三胎及以上的社會撫養費的新聞激起輿論反彈。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情況可以從側面反映生育政策所產生社會摩擦的大小。

1985年翼城縣應徵社會撫養費是14.4392萬元，到1995年增加到473.027萬元，此後開始迅速下降，到2010年，應徵社會撫養費是8.9萬元，比1985年還低。

1985年，翼城縣實徵社會撫養費是8.2531萬元，而當年翼城縣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才357元。到1995年，實徵社會撫養費達到86.0083萬元，此後開始減少，到2010年減少到2.63萬元。

此後，隨着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外生育越來越少，應徵社會撫養費迅速減少，使得社會摩擦減少。

總的來説，30多年的實驗下來，翼城的出生率只略高於全國水平的千分之四，幾乎可以忽略，重要的是沒有強制一胎化的副作用，這裏的性別比例水平、殺嬰率、性別謀殺率也都低於全國水平。

3****其他試點地區

和翼城一起試點的還有甘肅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和河北承德等地。

1）酒泉

1984年, 根據中央7號文件精神，酒泉提出在農村有條件地區實行二孩政策。

1986 年酒泉被國家計生委確定為全國農村二孩政策試點, 1988 年再次被確定為農村試行有計劃地安排普遍生二胎政策的試點。

1990年甘肅省計生條例頒佈後, 酒泉的農村二孩政策與全省政策衝突,要求繼續二孩政策試點。1995年甘肅省重新明確酒泉的二孩試點, 但要求執行條例規定的生育間隔, 即5年間隔。2001年酒泉被國家計生委確定為全國人口與計劃生育綜合改革試點, 取消二孩生育間隔。

1986年，酒泉正處於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峯，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曾一度出現一定幅度的回升。

20多年來，酒泉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一直低於全省和全國平均水平，並在繼續下降。

2000年，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低於全省的1.7。多年來總出生性別比和一孩出生性別比都基本上保持在正常範圍內，二孩出生性別比經歷了從在高水平上波動到穩定在正常水平的變化。

2000年普查表明，酒泉的出生性別比為108.2，低於全省的114.8，低於實施“一孩半”政策，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鄰近的張掖市（125.4）。近年來，二孩性別比也趨於正常（105.5）。

2）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是個“山、老、少、窮”地區，人均收入遠低於全省。1983年，河北省人大通過在承德實行農村居民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1984－1986年先後在全市實施。

到21世紀初，承德婦女總和生育率低於1.6，農村低於1.8，自然增長率一直低於8‰。跟與實行一孩半且經濟條件較好的邯鄲市比較，承德農村每個婦女終身平均生育1.54個孩子，邯鄲1.62。承德一孩家庭中23.43％領取了獨生子女證，而邯鄲只有16.47％。邯鄲的多孩率也明顯高於承德。這表明即使在調整為二孩政策後，承德保持了比邯鄲低的生育水平。

二孩生育政策在承德實施後，幹羣關係得到改善，計生上訪減少。

但二孩生育政策後，承德出生嬰兒性別比仍然偏高，主要是在較落後的山區、壩上仍然存在着對男孩的偏好和依賴。到2004年，除個別地區外，承德市各縣的出生嬰兒性別比大致回落到正常水平。

3）恩施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老、少、邊、山、庫、窮”地區。

1985年1月，經湖北省政府批准實行農村“可以允許生二個孩子”。

該州1985 年人口出生率為16. 51% , 2005 年為9.15% ; 自增率4.41‰。近20年年平均增長率為 8.52‰；近幾年年均增長率為4.5‰，出生性別比為107。

實施二孩政策後，計劃外生育大幅減少。儘管人口基數增大、育齡婦女急劇增多, 出生人口卻不斷減少, 從1985 年的55348 人下降到2005 年的37549 人, 減少68% 。總和生育率從1985 年的2. 83,降為2005 年的1.49。晚婚率在40%以上，婦女早婚率在0.3%以下，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4.7歲，女性為22.7歲。

在被調查的家庭中，50.4％生了一孩，39.7％生了二孩，只有3.5％生了3孩（母親年齡都在36歲以上）。 

恩施的出生性別比基本正常，從五普看, 除1990 年1 歲組性別比同全國接近外, 其他各年齡組均在正常範圍以內。這説明比較符合人們的生育意願, 生二孩不用擔心受罰和東躲西藏，有利於孕期保健。 

同時讓農民生育2 個孩子, 基本上滿足了農民的生育需求, 育齡夫婦對計劃生育的認同感增強, ，降低了計生管理的難度和政策執行的成本。

​四）共性

對比試點地區和全國平均水平的數據，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事實：

1 提前放鬆二胎化，當年並未導致明顯的人口額外增長，21世紀也沒有阻止生育傾向快速下降。21世紀的今天，這些地區同樣要為潛在的人口下降而苦惱。

2 工業化是最有效的生育抑制劑，也能最有效地改善男女性別比例。

3 提前放鬆二胎地區的確節約了很多管理成本，緩和了幹羣矛盾。

總之，今天的生育率下降問題，原因有很多，但不應把原因簡單地歸結為“計劃生育慣性”。當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在一些地區失於嚴苛，但也不能全盤否定。毛克疾同學之前曾有一篇文章，描述了計劃生育政策的“自我否定”邏輯，即作為人口資源比嚴酷的落後國家，幾乎不可能操作出“恰如其分”的計劃生育政策：

https://www.guancha.cn/MaoKeJi/2015_11_04_339952.shtml

成功的計劃生育有利於工業化，而工業化的成功卻又反過來聲張“計劃生育”的多餘；失敗的計劃生育阻礙了一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而爆炸的人口和失敗的工業化又恰恰證明了計劃生育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説，成功的計劃生育到頭來會被認為“多餘”，而失敗的計劃生育被認為“必須”，這也許正是計劃生育如此具有爭議性的原因。

倘若中國工業之路中途受挫，前工業化社會經濟結構老而彌堅，那麼現在中國的“人口紅利潛力”絕不會亞於印度。

今日中國有很多問題，但大多數問題已經是工業化社會的問題。對於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人口來説，因為學區房和肥胖產生的焦慮並不恐怖，反而是可望不可及的“福利。”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快速工業化的重要條件，如果總是被拿來為當前社會的問題“背鍋”，這不僅是找錯了對象，更會干擾尋求正確解決方案的思考——畢竟那些一代人之前就放鬆計劃生育的地區，也沒有避免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