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_風聞

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1)

阿爾巴尼亞

東歐劇變的尾燈

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

徐鵬堂（以下簡稱“徐”）：範大使，您好。在東歐發生劇變的國家裏，阿爾巴尼亞的情況比較特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曾長期閉關鎖國，但還是未能避免劇變的命運。請您先談談面對東歐政局激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採取了哪些措施，結果怎樣？

範承祚（以下簡稱“範”）：1989年波蘭、匈牙利共產黨先後喪失政權，東歐政局激變。為了防止波蘭、匈牙利悲劇波及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在同年9月召開的黨的九屆八中全會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阿利雅強調，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必須堅持四個“不許削弱”的原則，即“不許削弱公有制，不許削弱黨的領導，不許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不許削弱民族自由、獨立和主權”。但歷史的發展並沒有按照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意願前行，相反，東歐劇變愈演愈烈，而阿爾巴尼亞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徐：據資料記載，阿爾巴尼亞政局動盪是從1990年開始的。請您談談動盪時的情況。

範：這年先是在2月份，有大約2000名示威者集合在首都地拉那的斯坎德培廣場靜坐抗議。後到了6月底7月初，成千上萬支持民主化的示威者與警察發生衝突，躲進聯邦德國、意大利、法國、希臘、匈牙利等十幾個外國使館尋求避難。據説，僅聯邦德國大使館就衝進了3200人。此事經聯合國調停，允許一部分難民出走，但事後阿爾巴尼亞政府卻對國內的反對派進行了鎮壓，這大大激化了國內矛盾。

11月6日至7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舉行九屆十二中全會，阿利雅在會上作了題為《鞏固人民政權和完善政治體制，推進民主化發展》的報告，對黨的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他指出，“黨的領導作用不是靠命令或法令來維持的”，“黨不應直接行使國家權力”，建議修改憲法中關於“勞動黨是國家唯一政治領導力量”的條款，表示要為“思想多元化”創造更加有利的組織基礎。

12月8日，地拉那大學學生罷課示威，提出了“政治民主”要求，與軍警發生衝突，打開了所謂的“東歐革命的尾燈”。12月11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舉行緊急中央全會（九屆十三中全會），決定實行多黨制。當晚，阿利雅與罷課學生對話，同意他們成立獨立的政黨。與此同時，從12月11日至14日，在卡瓦亞、斯庫台、愛爾巴桑和都拉斯等城市發生了一系列騷亂事件，政府派出大批軍警到現場，局勢十分緊張。12月12日，阿爾巴尼亞成立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體的國內第一個反對黨——阿爾巴尼亞民主黨。17日，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主席團通過了《關於成立政治組織和團體》的法令，允許在阿爾巴尼亞成立政黨和政治團體。19日，阿爾巴尼亞司法部正式批准阿爾巴尼亞民主黨為合法政黨。繼民主黨之後，還出現了共和黨、農民黨、生態黨、民族統一黨、社會民主黨和獨立工會聯合會等反對派組織。

反對黨成立後，它們向勞動黨提出了推遲議會大選時間、修改議會選舉法、釋放政治犯等一系列要求。迫於內外壓力，勞動黨於1991年1月17日，同意將大選從2月1日推遲到3月31日，並允許各黨派代表參加選舉委員會。2月20日，發生了示威羣眾推倒霍查塑像事件。當晚，阿利雅宣佈親自接管政府事務，查爾查尼政府集體辭職，組成了以法託斯·納諾為總理的臨時政府。3月2日，政府赦免了最後一批在押的政治犯。1991年3月31日，阿爾巴尼亞進行了“鉅變”後的第一次議會選舉。大選結果，勞動黨獲勝，得168個席位、佔總數的67.2%、民主黨獲75個席位、佔總數的30%，希臘少數民族聯盟獲5個席位，老戰士委員會獲1個席位。阿利雅當選阿爾巴尼亞首任總統。

大選後，反對黨在議會內外向勞動黨展開了激烈的奪權鬥爭，政局繼續動盪，接連發生了一系列騷亂事件。1991年4月2日，民主黨在地拉那舉行集會，與治安力量發生暴力衝突，造成4人死亡，50多人受傷。在斯庫台的集會上，有人打出“用暴力奪取政權”和要求“斯庫台獨立”的標語，焚燒勞動黨大樓，燒燬軍車和裝甲車，破壞公共設施。在地拉那、科爾察、都拉斯、卡瓦亞等地，發生一些青年人打罵和侮辱農民，搶劫牲口和農產品的事件。4月15日，阿爾巴尼亞民選議會首次會議開幕，民主黨議員團以未公佈“4·2斯庫台事件”調查結果為由，拒不出席會議，拒絕接受勞動黨提出的關於各黨組成聯合政府的建議，對勞動黨政府及其施政綱領投不信任票。勞動黨只得單獨組閣，由納諾任總理。新政府成立的第三天，以反對黨為背景的獨立工會聯合會發起了全國大罷工，提出增加工資50%、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等17項要求。為儘快平息局勢，勞動黨政府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采取了增加職工工資50%和調整物價等6條應急措施。形勢並未因此好轉，反而進一步惡化，各地爆發了30餘萬人參加的大罷工，千餘人絕食與羣眾請願，示威遊行不斷，擾亂了社會秩序，全國經濟和文化生活處於癱瘓狀態。反對黨抓住時機向勞動黨發起新的進攻，要求勞動黨下台，它們自組多黨“救國政府”，並提前舉行大選。5月29日，在地拉那市中心廣場，數千名集會者與保安部隊發生衝突。當晚，阿利雅總統同各黨代表進行磋商，經過激烈爭論，達成協議：勞動黨政府辭職，成立由各政黨參加的“穩定國家政府”，把1995年大選提前到1992年舉行。

[62]第62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2)

6月4日，納諾政府宣佈辭職。阿利雅任命以勞動黨議員於利·布菲為總理，組成新政府，在24名成員中，勞動黨和反對黨各佔一半。此時，阿爾巴尼亞深刻的綜合性危機達到了災難性程度，國家到了完全崩潰的邊緣，經濟連續下滑，工業生產大幅下降，農村無政府主義氾濫——搶奪集體土地和牲畜現象時有發生，大片果園被毀壞，未成熟的小麥、玉米和瓜菜被搶收——財政赤字每天都在增加，通貨膨脹失控，老百姓苦不堪言。“穩定國家政府”疲於應付。民主黨和共和黨連手再次向政府發難，當政府無法滿足他們要求時，民主黨和共和黨在11月底、12月初相繼退出政府，製造政府危機。

12月6日，阿利雅任命無黨派人士維爾松·阿赫邁德組成新政府，但是國家面臨的危機並沒有結束。12月3日至7日，在克魯亞地區一些城鄉，大批人打着民主的旗號，大肆打、砸、搶、盜商店、倉庫、工廠、農場等，並與警察發生衝突，造成人員傷亡。1992年初，在盧什涅、波格拉德茨、喬羅沃德等城市，也發生了大規模搶劫經濟部門和商業機構的行為，數千人湧進商店、食品廠、飲料廠等進行搶劫。在其他地區也發生了大規模的騷亂。在地拉那以東的佩欽鎮，搶劫風潮持續一週。大規模的哄搶造成了新的緊張局勢。

在全國陷於極度混亂的形勢下，1992年3月22日，阿爾巴尼亞舉行了第二次議會選舉，此次大選結果，民主黨以絕對優勢獲勝，獲得全國62.08%的選票、議會的92個席位。1992年4月3日，阿利雅宣佈辭去總統職務。4月13日組成了以梅克西為總理的新政府，19名內閣成員中有15名為民主黨人。阿爾巴尼亞民主黨之所以在大選中獲勝並上台執政，除利用勞動黨的錯誤以外，還得到了美、德、意等西方國家的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援助和支持。民主黨一上台執政，立即宣佈民主黨“是阿爾巴尼亞最大的反共力量，同時也是阿爾巴尼亞民主進程最大的領導力量”。

徐：蘇聯對於東歐各國黨執政，乃至國家的發展，有着相當的影響。我們知道，從1944年5月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會上成立的第一屆人民民主政府，恩維爾·霍查被任命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和統一民族解放軍總司令開始，到1985年4月因病逝世為止，整整41年他一直是阿爾巴尼亞的最高領導人。請您談談在霍查執政的年代裏，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領導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上制定的政策。

範：阿爾巴尼亞政府在解放初期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造措施，是為實現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經濟創造條件。1952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二大”通過了1951-1955年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後，這個國家就像一部不停運轉的機器那樣，從“一五”計劃到“七五”計劃，每一個五年計劃都按固定的程序操作：黨代會討論通過，付諸實施，總結完成（或基本完成）情況，在此基礎上提出下一個五年計劃的要求。每個五年計劃都有它當時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我簡單地將它們排列一下：

[63]第63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3)

“一五”計劃（1951—1955）——“以更快的速度繼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求在計劃結束時，“使阿爾巴尼亞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農業工業國”。

“二五”計劃（1956—1960）——“要在阿爾巴尼亞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求進一步解決所有制問題，“把擴大農業合作化作為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最主要的任務”，要求在1960年以前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合作化。

“三五”計劃（1961—1965）——阿爾巴尼亞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繼續進行國家工業化是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主要環節。這五年的主要任務是：“在高速度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情況下，進一步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

“四五”計劃（1966—1970）——為加速建成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農業集約化”，並通過革命的途徑，逐步縮小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體之間的差別。

“五五”計劃（1971—1975）——全面加強國民經濟，把阿爾巴尼亞從農業工業國變成工業農業國。為此，“要求進一步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農業“要進一步實現集約化和專業化”，提出：“要使集體所有制的農業合作社向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靠攏。”

“六五”計劃（1976—1980）——要求繼續高速度地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進一步全面加強國家的經濟獨立和優先發展重工業，“把阿爾巴尼亞建成具有先進工業和先進農業的工業農業國”。

“七五”計劃（1981—1985）——要“一如既往地優先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在農業方面，要在“現代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發展農業”，要進一步限制乃至取消社員自留地和自留畜，建立畜牧業現代化綜合體。

為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成果，1976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七大”通過了新憲法草案，交人民議會審議通過，1976年12月28日生效。這是阿爾巴尼亞解放後第二部憲法。該憲法規定，“阿爾巴尼亞是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勞動黨是國家和社會的唯一政治領導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發展過程中的統治的意識形態”。霍查在1981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八大”上宣佈：“阿爾巴尼亞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任何外援和貸款而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和前進的國家。”

徐：阿爾巴尼亞在20世紀40年代末阿蘇關係最好的年代把斯大林模式照搬到國內，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阿爾巴尼亞這種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經歷了建立、鞏固和強化的過程，請您談談這種模式的基本特徵體現在哪些方面及其後果。

範：這種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有其如下特徵：

其一，所有制的單一化，“一大二公”。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當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就宣佈，已經基本上消除了多種成分的經濟，代之以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1960年，社會主義成分佔工業總產值的99％，佔農業總產值的80％，佔批發業的100％，零售商品的90％，國民收入90％來自社會主義成分。1961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四大”召開時，宣稱“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到“四五”計劃時，全國完全實現了農業集體化，接下去進行合併合作社運動，不斷強化合作社的公有制，逐步減少社員的自留地，實行社員自留畜的合羣飼養。在農業領域內，實行“一大二公”，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不斷變革生產關係。

[64]第64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4)

其二，在經濟結構上，一直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農業走向集約化，完全不顧阿爾巴尼亞是僅有300萬人的小國和原來的低水平生產力。

其三，在管理體制上，國家以統一的總計劃，組織、領導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按霍查1971年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六大”上的報告，可歸納為：全國統一的經濟計劃，統一的國家預算，統一的價格政策，統一的工資制度，統一的對外貿易。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經濟發展計劃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集中表現。企業變成了單純依附於國家的消極的產品生產管理機構。完全否定市場經濟，排斥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阿爾巴尼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就顯露出其弊端，阻礙生產力的持續發展，該國“三五”計劃的主要經濟指標都沒有完成。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卻認為，“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首先由於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封鎖，而在農業方面還由於惡劣的氣候條件的嚴重後果以及在領導工作和組織工作方面的一些弱點所造成的困難”。“五五”、“六五”、“七五”三個五年計劃制定的主要指標幾乎都沒有完成，三個五年計劃的工農業年平均增長率呈下降趨勢。事實證明，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主要障礙。

徐：可是，以霍查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卻不以為然，他們從“左”的觀點出發，拒絕任何改革。請您介紹這方面的情況，並談談這些年來阿爾巴尼亞經濟建設的進展。

範：對於東歐國家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掀起的改革浪潮，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持否定的態度，中國80年代的改革也遭到指責，一概被斥之為“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黨內有人提出要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增加農業投資等正確意見，一律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帽子。

雖然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要把阿爾巴尼亞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具有先進工業和先進農業的工業農業國”的目標最終未能實現，但也不能否認這些年來阿爾巴尼亞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

與戰前相比，阿爾巴尼亞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上還是有較大進展的。據統計，阿爾巴尼亞工業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1938年的4.4％增加到1970年的52.6％，運輸業和商業等比重從1938年的3.2％增加到1970年的12.9％，而農業則從1938年的92.4％下降到35.8％。1951年開始實行的五年計劃使國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1970年，阿爾巴尼亞實現了“阿式”的全國電氣化——家家户户裝上了電燈。同時，文化和教育也取得了發展，基本上消滅了文盲。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校學生70多萬人，幾乎有三分之一的阿爾巴尼亞人在上學。音樂、戲劇、電影和藝術等都有所發展。

阿爾巴尼亞的經濟發展從縱向比較，發展不能説不快；但從橫向比較，它仍然是歐洲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1979年的人均國民收入為840美元，1980年工業總產值約為1447億列克（按1980年阿爾巴尼亞銀行牌價計算，約合21億美元），1979年農業總產值為710億列克（約合10億美元）。在分配領域，以平均主義為指導思想，人們的總收入相差不大，平均工資約600列克。阿爾巴尼亞個人不必繳納任何税，房租、水、電、公共交通的費用微不足道，教育和醫療衞生是免費的。儘管工資低，但可保證每人最低的生活需要。

[65]第65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5)

阿爾巴尼亞是個小國，但在國防上開支卻很大。這個國家的領導人自認為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對付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要求“每個公民都要準備明天就會爆發戰爭”。為此，在田間、山上、路旁、海邊、城市和農業社的進出口處，建立了數以萬計的鋼筋水泥掩體和地堡，到處可以聽到“全民皆兵”的説法，全國從中學高年級學生到退休者每年都要服兵役15天至20天。

徐：據説在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裏，阿爾巴尼亞黨內鬥爭是最頻繁的，是這樣嗎？有人認為，阿爾巴尼亞形成個人專斷的集權政治體制是與這種無休止的黨內鬥爭有關聯。您的看法是怎樣的？

範：我也有同感。可以説，從解放初期到霍查去世，排除異己始終是阿爾巴尼亞國內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涉及的範圍包括黨中央政治局以及經濟、文化、教育、藝術和軍隊等領域。

霍查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承認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原則問題。

解放初期，他強調國內外敵對勢力正在對阿爾巴尼亞加緊進行陰謀破壞活動，必須加強階級鬥爭。當時，圍繞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重要問題，黨內發生激烈的爭論。第一次黨內鬥爭是1944年至1948年發生在霍查與科奇·佐澤之間的鬥爭。

1944年11月舉行黨的二中全會，主題是對戰爭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進行分析和總結，在此基礎上制定全國解放後的黨的路線。佐澤、馬利紹瓦、納科·斯皮洛和潘迪·克里斯多等人認為，“黨所經歷的道路是由宗派主義到機會主義，由機會主義到宗派主義”的“充滿錯誤和反常現象的道路”，霍查是“一切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錯誤的集中表現”，要求解除霍查總書記的職務，但未被全會通過。

1946年6月，在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霍查提出了《關於重新審查阿共二中全會的要點》。他認為二中全會以前“黨的路線沒有錯誤”。霍查的報告沒有被政治局所接受。到1948年２月召開八中全會時，雙方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佐澤等人指責霍查是使黨內走上錯誤道路的“罪魁禍首”，應對中央領導中的派別活動負責。這裏説的派別活動指的是黨中央有人主張接近蘇聯，反對與南斯拉夫友好。全會上爭論的結果是佐澤等人佔了上風，霍查受到了批評。

正在此時，蘇共中央發表了給南共中央的信件，共產黨情報局於1948年6月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於同年同月底（1948年6月27日至30日）立即召開九中全會，表示完全贊同和擁護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1948年9月召開十一中全會，認為佐澤等人自二中全會以來的活動都是南共領導幕後策劃和支持的，二中全會和八中全會的決議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害的”，這兩個中央全會的決議被宣佈無效。

[66]第66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6)

1948年11月舉行阿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把以科奇·佐澤為首的“民族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鐵托集團的代理人”開除出黨。

出身於工人的科奇·佐澤是最早參加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人之一，在1941年的建黨會議上被確定為負責黨的組織工作。被開除出黨時，他擔任阿共中央組織書記、政治局委員、政府第一副總理。

1949年5月至6月，經地拉那法院審判，佐澤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判處其他人5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查一下“一大”的選舉結果，就會發現：除了在“佐澤案件”中明確站在霍查一邊的幹部以外，幾乎所有過去的中央委員都沒有被“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這些落選的中央委員，幾乎無一倖免地成為以後一連串黨內鬥爭的對象而被清除出黨，乃至送交司法機關進行刑事追究。據統計，僅1950年至1951年在“審查黨證”的名義下，就開除了黨員3776人，佔當時黨員總數的8％左右。在1953年清理幹部隊伍的過程中，中央各部委被清除的有5235人，各區和各企業清除了2529人。

以後，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內的鬥爭連綿不斷。霍查經常強調階級鬥爭正日趨尖鋭，“右的危險、機會主義的危險是我們黨的最大危險”。霍查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二大”的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激烈地、正確地和全面地把階級鬥爭進行下去”，在黨內則“要激烈地、毫不妥協地開展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例如，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屠克·雅科瓦和貝德里·期巴修案件”，1956年的“地拉那市黨代會案件”，1973年至1975年揭發和處理的三個“反黨集團”——文藝、宣傳界的“法迪爾·帕奇拉米和託迪·盧鮑尼亞集團”、軍界的“貝基爾·巴盧庫、佩特里特·杜米和希託·恰科集團”、經濟界的“阿卜杜勒·凱萊齊、塞·蒂奧多西和基喬·恩傑拉集團”，以及引起世人震驚的80年代初發生的“謝胡自殺”事件。

據外界估算，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阿爾巴尼亞因政治問題被處決的達45000人，另有90000人左右被關在各地的18個集中營、6個監獄和7個勞改營中。對一個解放初期全國人口剛過百萬，目前人口也才320萬的小國來説，這些數字確實是駭人聽聞的。

無休止的黨內鬥爭，造成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一是霍查等人容不得一點不同意見，造成人人自危的氛圍，政治生活毫無生機，窒息了黨內民主。二是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框架內，必然形成對霍查的唯命是從；在阿爾巴尼亞，對霍查的個人崇拜發展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三是黨在路線、方針、政策上的錯誤得不到糾正。可以説，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極“左”路線最終導致了亡黨結局。

徐：阿爾巴尼亞建國後與西方几個主要國家，如美、英、聯邦德國等，一直沒有外交關係。以後，隨着國際共運內部的爭論，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批判“和平共處”的同時，理論上不作具體分析地把與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行動，一概斥之為“投降主義”。這種極“左”的理論，加上為了要保持自己的“反帝英雄”形象，當然也就更加不能與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了。而阿爾巴尼亞長期奉行閉關鎖國、自我孤立的對外政策也突出反映在它與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與南斯拉夫、蘇聯和中國的關係方面。請您先談談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關係破裂的原因。

[67]第67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7)

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初期，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兩個共產黨和稍後兩個國家之間，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係，但1948年6月28日，當共產黨情報局通過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決議，開除了南斯拉夫共產黨時，以霍查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迅速向斯大林靠攏。在1949年東歐開展的所謂“清除鐵托分子”政治運動高潮中，阿當局藉機對親南的科奇·佐澤等人進行了審判，阿南關係隨即全面中斷。這一對鄰國關係的破裂，有以下幾個因素起作用：

首先，南阿兩國在歷史上存在領土和民族等問題。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都向阿爾巴尼亞人提出過領土要求：塞爾維亞人一心想得到亞得里亞出海口；黑山人則企圖得到阿北部的斯庫台，由意大利和黑山來瓜分。阿爾巴尼亞人則認為，科索沃和居住着阿爾巴尼亞族人的南斯拉夫其他地區，是列強不公正地從阿爾巴尼亞搶走的領土，這些領土屬於阿爾巴尼亞，應當歸還。霍查也曾經説過：“對於南斯拉夫的阿爾巴尼亞人來説，民族問題是一個一直在流血、需要包紮的傷口。”而南斯拉夫則一直指責霍查是“大阿爾巴尼亞沙文主義者”，有建立“純種的大阿爾巴尼亞的野心”。

其次，南阿雙邊關係的破裂也是阿爾巴尼亞國內政治鬥爭的結果。南斯拉夫早在阿黨建黨初期，就對霍查不滿，而傾向於支持科奇·佐澤。阿爾巴尼亞同莫斯科的聯繫最初也是通過南斯拉夫介紹的。斯大林早期曾向南斯拉夫領導人瞭解霍查的情況。南斯拉夫領導人在向斯大林介紹霍查情況的同時，推薦了當時任阿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組織書記的科奇·佐澤。1948年2月，阿共中央委員會批准了由科奇·佐澤提出的將阿南兩國的經濟體制和武裝力量合併的申請，作為兩國政府聯盟的一個重要步驟；同時，批評了反對科奇·佐澤的霍查。南斯拉夫雖然不欣賞霍查，而霍查卻是阿爾巴尼亞當年的最高領導人。可見兩國關係在比較密切的時候就潛藏着很大的隱患。共產黨情報局事件出爐，正好可以使霍查通過蘇聯來遏制南斯拉夫的影響，並打擊科奇·佐澤等反對派。

最後，由於斯大林在當時的威望以及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蘇南關係的破裂不能不波及到包括阿爾巴尼亞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得不支持共產黨情報局的決定的話，那麼阿爾巴尼亞則是自覺自願的。在共產黨情報局決議發表後不到48小時，阿爾巴尼亞就採取了措施，中斷了阿南兩國的友好關係，並發表特別聲明，宣佈阿爾巴尼亞“完全一致”支持共產黨情報局決議。在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逐步改善了同南斯拉夫的關係。阿爾巴尼亞不僅仍然拒絕同南斯拉夫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還認為其他國家改變對南斯拉夫的態度是不可容忍的。

徐：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關係破裂後，蘇聯在阿爾巴尼亞的地位代替了南斯拉夫，成為阿爾巴尼亞最主要的盟友和直接的支持者。但10餘年後，阿蘇關係也徹底破裂。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68]第68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8)

範：共產黨情報局事件以後，霍查等領導人抓住時機，迅速站在斯大林一邊，猛烈抨擊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1949年2月，阿爾巴尼亞加入了同年1月由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組成的歐洲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稍後加入的還有東德、蒙古、古巴、越南）。20世紀50年代初，位於地中海區域的阿爾巴尼亞優良港灣發羅拉成了蘇聯海軍的潛艇基地。蘇聯對阿爾巴尼亞經濟建設進行了大量援助，阿爾巴尼亞對此非常感激。阿黨領導人普遍宣稱：“如果沒有蘇聯，我們是不能獲得自由和獨立的；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我們也不能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這就像白天裏的太陽一樣清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隨後，傳來了蘇聯與南斯拉夫改善關係的信息，霍查被召去莫斯科會談。1953年12月，阿爾巴尼亞勉強同意恢復1948年以來中斷了的阿南關係。隨着蘇聯國內政策的某些調整，勞動黨內也“掀起波浪”：出現了有人對霍查路線的批判，提出要求放慢工業化速度、對宗教實行温和政策、實現黨內民主化等主張。以後，又有人提出了所謂“非斯大林化”的綱領。

1953年7月，阿爾巴尼亞政府改組過程中，霍查雖然繼續留任總理，但失去了原先兼任的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職位；謝胡留任內務部長，卻失去了黨中央書記的職務。1954年7月，在“集體領導原則”的名義下，霍查又辭去總理職務，由謝胡接任。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衝擊波”同樣影響到阿爾巴尼亞，黨內要求民主化、與南斯拉夫關係正常化、替科奇·佐澤恢復名譽的呼聲時有出現。蘇共通過蘇斯洛夫和波斯別諾夫給阿黨做説服工作，要求他們為科奇·佐澤平反。

在這一風雲突變的日子裏，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堅持了原來的意見，拒絕為佐澤翻案。當赫魯曉夫開始與南斯拉夫調整關係，特別是1955年蘇南《貝爾格萊德宣言》的簽署和1956年蘇南《莫斯科宣言》的簽署，阿黨對此大為不滿，認為“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空前的事件，是對兄弟黨共同決議的公開踐踏，是對其他黨的蔑視”。阿黨認為，蘇南重新接近“實在是一場災難”。“南斯拉夫是一個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霍查認為，南斯拉夫是匈牙利事件的根源。

對於霍查的上述言論，鐵托則反唇相譏稱霍查是一個“只知道口頭上説説‘馬克思主義’就再也講不下去的自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阿爾巴尼亞對蘇聯公開表示不滿的導火線，是由赫魯曉夫在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問題上言論引起的。1960年5、6月間，希臘自由黨領袖維尼齊洛斯在雅典報紙上發表了一個文件——他稍前同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會談的記錄，其中提到，他曾要求蘇聯領導人向阿爾巴尼亞政府交涉，以改善居住在阿爾巴尼亞南部的3.5萬名希臘少數民族的狀況。赫魯曉夫回答説，他不知道這個問題的詳情，但他又説，在即將舉行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將詢問霍查，並儘快通報維尼齊洛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對赫魯曉夫允諾過問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問題非常不滿，認為這是“干涉內政”。

[69]第69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9)

在這種情況下，霍查、謝胡拒不參加同年6月各國共產黨首腦出席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的代表大會和各國共產黨首腦舉行的布加勒斯特會議，僅派黨內第三號人物卡博作為代表參加。1960年9月3日，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激烈抨擊維尼齊洛斯，但沒有點赫魯曉夫的名。之後，霍查拒絕跟隨赫魯曉夫出席1960年9月召開的聯大緊急會議，也未出席1960年9月12日的阿蘇友協招待會。至1960年11月8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時，霍查在會上猛烈批判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政策，指責赫魯曉夫是“共產主義理想的叛徒、懦夫和修正主義者”。

蘇阿兩黨關係的惡化進程發展到從言論到行動，從意識形態到國家關係。1961年，停泊在阿爾巴尼亞發羅拉基地的8艘蘇聯潛水艇和它們的護航艦撤離了這個海港，經直布羅陀海峽和波羅的海回到蘇聯。蘇聯中斷了運輸給阿爾巴尼亞的工業設備。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公開號召“罷黜霍查和謝胡”。1961年底，阿爾巴尼亞宣佈退出經互會。這樣，阿爾巴尼亞與第二個最主要的“盟友”和“支持者”蘇聯脱離了關係。

徐：阿爾巴尼亞和蘇聯關係的破裂應該不僅僅是由於赫魯曉夫過問了阿爾巴尼亞的少數民族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吧？

範：是的。其根本原因在於如下幾點：

第一，阿爾巴尼亞不同意蘇聯調整同南斯拉夫的關係。對於赫魯曉夫“未經其他黨的同意就作出前往貝爾格萊德，跪倒在鐵托面前的這一單方面的、專橫的決定”，霍查感到十分不快，並表示“我們不能去同鐵托分子擁抱與和解”。阿爾巴尼亞不能容忍蘇共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關於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結論，堅持認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的“幫兇”，併為此指責赫魯曉夫策劃了“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場陰謀”。

第二，阿爾巴尼亞反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召開，非斯大林化過程進一步深化。正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蘇聯和阿爾巴尼亞正式分道揚鑣。赫魯曉夫在報告中指責阿爾巴尼亞要對兩黨關係惡化、阿爾巴尼亞脱離“社會主義陣營”負責。在他看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之所以反對蘇共所奉行的消除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後果的方針，原因在於阿爾巴尼亞仍在採取蘇聯在個人迷信時期採取過的同樣一些方法，而這些方法導致了鎮壓，消滅了一大批正直、著名的共產黨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則攻擊赫魯曉夫的講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為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分子效勞的”。蘇共二十二大作出決議把裝有斯大林遺體的棺材挪出紅場上的陵墓，《人民之聲》報立即對此事進行抨擊，並對斯大林大加讚揚。

第三，阿爾巴尼亞不僅反對赫魯曉夫提出的“和平共處”等理論，更反對蘇美領導人之間的所有接觸。霍查認為，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主張在理論上和革命實踐中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在各個方面都已成了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死心塌地的盟友和幫兇。”

[70]第70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10)

第四，阿蘇關係建立之初既不平衡，也不穩固。早在二戰後的初期，阿蘇關係即存有芥蒂。當年，蘇南領導人之間關於建立巴爾幹聯邦、包括把阿爾巴尼亞併入的問題，曾多次進行會晤磋商，並獲得某種共識。加之蘇聯對阿爾巴尼亞經常表現出的大國主義和冷落、輕視的態度，加深了一向對此十分敏感的阿爾巴尼亞民族孤立感。

徐：中國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關係曾對阿爾巴尼亞具有很重要的影響。您曾經寫文章專門談中阿關係經歷的“春夏秋冬”4個政治温期。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其中的情況，以便我們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有更深入的瞭解。

範：新中國成立以後，中阿於1949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關係。以後，差不多整個20世紀50年代就是兩國關係的“春季”。由於我們新中國從建國之初起，就主張世界上的一切國家、政黨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稍後又提出反對大國主義，反對“老子黨”，這就贏得了阿爾巴尼亞的信任。

特別是1954年，中阿兩國在對方首都建立大使館，此後兩國的政治關係發展得很順利，經濟關係不斷增強，文教、科技交流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1954年這一年，還互派了留學生到對方的高等院校學習。我就是中國首批派赴阿爾巴尼亞學習的6名學生之一。建立大使館後，我方給阿爾巴尼亞提供為數不多的無息貸款，贈送了一些急需的物資，如糧食、奶粉等農畜產品、學校實驗室的文教用品等。通過科技合作，我們向阿爾巴尼亞傳授淡水養魚、加工服裝、製作粉筆等技術。另外，我們還為阿爾巴尼亞訪華的各種代表團、組和人員提供往返的國際旅費和整套衣着。阿爾巴尼亞也一再感謝我們對他們處境的理解，感謝我們在自己經濟尚處於比較困難的情況下給他們“雪中送炭”。阿爾巴尼亞的主要領導人霍查還於1956年來京參加中共“八大”，許多領導成員先後訪華。我們國家的一些領導同志也去訪問阿爾巴尼亞。

可以這麼説，整個20世紀的50年代，中阿兩黨兩國間基本上沒有矛盾和衝突。阿對中方十分信任，中方對阿同情有加。雙邊關係給人以“温暖如春”之感。

20世紀50年代的中後期，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政策，60年代開始對阿爾巴尼亞不斷地施加壓力，導致1961年阿蘇斷交。這個時候，阿爾巴尼亞就和我們一起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鬥爭中互相支持。在整個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較長歲月裏，堪稱兩國關係的“夏季”。1969年4月，就在中共九大開幕和閉幕的時候，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跟霍查都出面，先後發來了長篇的賀電。他們稱：“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文化大革命的光輝不僅照耀了全中國，而且光芒放射到全世界，讓帝、修、反望之發抖。”

這段時間裏，中阿雙方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的問題，對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侵略擴張政策，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蘇阿斷交後，蘇聯就停止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中國不僅把原先蘇聯全部的援助項目統統包了下來，而且不斷擴大、增加對他們的援助，以至於對阿爾巴尼亞的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這就使得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在幾乎所有的領域獲得全面發展。

[71]第71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11)

在中阿關係堪稱“夏季”的20世紀60年代，為發展這種“特殊關係”，雙方均有過非尋常的舉措。可以歸納為各自的“三大支持”。就中方對阿方而言，有：一、周恩來先後於1964年、1965年、1966年三次正式訪阿，使中阿關係“從一個高峯發展到另一個高峯”。二、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1966年電賀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五大”，其內容有人們廣為熟悉的語句：形容中阿關係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稱讚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三、在中國“文革”高潮的1968年，因阿爾巴尼亞為反對蘇聯侵捷而退出“華沙條約”之舉，中方一次性就向阿方提供30個成套項目的援助。這個數字佔了我國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所有援阿項目的四分之一。據統計，1954年至1978年間，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援建經濟、軍事項目高達100餘個，先後派遣了6000餘名工程技術人員去阿爾巴尼亞從事援建工作。就阿方對中方“三大支持”而言，有：一、比任何國家都堅決支持中國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和蘇聯霸權主義；二、在各主權國家中，獨家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三、自始至終地支持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它是當年聯合國大會這項提案的主要發起國之一。阿爾巴尼亞跟阿爾及利亞等國一起，多年來一直站在這場鬥爭的最前沿，“兩阿”同我們密切合作，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為數眾多的非洲國家，最後，在1971年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終於使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得以恢復。

但阿爾巴尼亞國家，其主要領導人在涉及跟超級大國關係的問題上，是很敏鋭。1969年9月，我們接待赴河內參加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葬禮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過境，周恩來總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阿爾巴尼亞對這件事很反感，當即表示反對。因為中蘇政府首腦接觸這件事，阿甚至在出席我們建國20週年慶典問題上，還特意降低了規格。本來應該是總理來的，後來降為副總理。1971年秋和1972年春，我們先後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本人訪華，引起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的強烈不滿。阿爾巴尼亞一號領導人霍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寫來了指責中方的“萬言書”，其報刊據此發表了兩輪從措詞到內容都極不友好的文章。中阿關係從此進入了“秋季”，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所以，1972年這一年也是我們跟阿爾巴尼亞關係由熱轉涼的“轉折年”。

剛剛我回憶到70年代初的兩國關係的往事，基本是可以定位到春夏“兩季”。從1971年到1972年開始，由於阿爾巴尼亞反對中國接待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啓動，導致中阿關係轉入“秋冬”。1975年，我本人作為使館參贊重來阿爾巴尼亞工作，雖然館內情況還好，但是外界的“形勢”日趨惡化了。1976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七大”以來，其主要領導人公開攻擊中國內外政策，並對兩國間的經濟、技術合作進行刁難。到了1978年，阿爾巴尼亞不計後果地反華。尤其是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那位首腦人物，一而再地親自對我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他指名大罵中國領導人，不管是逝世的毛澤東、周恩來，還是在職的華國鋒、鄧小平，説中國這幾位領導人是馬列主義的“叛徒”。他還罵黃華外長、主管副外長餘湛，劉振華大使。而中國卻罵不還口，不予置理。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的人員身居一線，聽到、看到的東西可多啦。尤其我們懂阿語的外交官，每天從報刊、廣播、電視裏，接觸到的都是他們的反華聲浪。這樣一來，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一發不可收拾，直到1978年秋兩國關係破裂。

[72]第72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12)

徐：我們接待蘇聯總理柯西金過境和周恩來總理同柯西金進行會晤，以及我們又先後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舉動，使阿爾巴尼亞認為中國“變修”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一直自詡是正宗的馬列主義政黨，稍後又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請您談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以及給阿爾巴尼亞國家帶來的後果。

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指導思想上一向以“左”的傾向佔主導，後來又日益發展為極“左”的路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20世紀80年代末，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對時代問題的認識上和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上，思想僵化，片面固守列寧《帝國主義論》的觀點，始終沒能擺脱“世界處在帝國主義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理論的束縛，陷入“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不能自拔。

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主政期間，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共召開過八次常規代表大會。每次開會，霍查在其政治報告中都大談特談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危機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強調：經濟危機吞噬着世界上每個國家，資本主義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會道德敗壞、局勢動盪，而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則“沒有危機和腐敗，只有發展、前進、繁榮、歡樂、團結、革命熱潮、樂觀主義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心”。在談到國際問題時，他總要強調：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企圖摧毀社會主義，撲滅革命，主宰世界；世界形勢由於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霸權行徑而混亂、複雜、緊張，階級衝突席捲全球。1981年霍查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八大”上所作的報告中，甚至驚呼世界正面臨大戰危機，強調“世界形勢孕育着解放戰爭和革命，孕育着全面戰爭和局部戰爭”；“雖然世界大戰的火焰尚未點燃，但是已經爆發的局部戰爭和已經形成的危險的戰爭温牀可能會導致一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爆發”；“事態的發展表明，不是帝國主義把世界推向一場新的災難，就是各國人民將制止戰爭”。

由於對形勢和時代的錯誤判斷，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不僅始終拒絕對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而且還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統統視為“修正主義”而加以批判；始終沒能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多次喪失發展自己的寶貴機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錯誤分析國際形勢和周邊環境的同時，長期推行一條“禦敵於國門之外”、“四面出擊”、把阿爾巴尼亞變成“一座堅不可摧的軍事堡壘”的備戰方針。該黨不顧國家經濟的承受能力，耗費寶貴的資金和物資，在全國狹小的國土上修建了數10萬個鋼筋水泥碉堡，大搞全民皆兵，大力備戰，致使全國上下為時刻準備迎擊“來犯之敵”而惶惶不可終日。

特別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和蘇共、中共斷絕關係後，更加不自量力，儼然以“國際共運旗手”、“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燈”和“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大張旗鼓批判南共、蘇共、中共、歐洲共產主義等“形形色色修正主義”，大力推行“反帝、反修、反對一切反動派”和積極輸出革命的“全面出擊”、“打倒一切”的政策。

[73]第73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13)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錯誤認識和政策，既不符合客觀實際，又違背了人民的要求和願望，更使自己陷入極其被動的國際環境之中。後果是極其嚴重的。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周邊環境急劇惡化，羣眾不滿情緒爆發。面對危機局勢，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黨的領導人驚慌失措，多數中高級幹部對社會主義事業失去信心，帶頭放棄共產黨的主張，舉起社會黨的旗幟。

徐：阿爾巴尼亞黨長期推行極左路線，對內搞“割資本主義尾巴”、“窮過渡”，經濟狀況不斷惡化，這對阿爾巴尼亞黨執政造成了什麼影響？

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執政47年，始終實行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從未進行過經濟改革。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由於先後有蘇東集團和中國的大量援助，阿爾巴尼亞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國家面貌變化較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羣眾中享有較高威望。70年代中期以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同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分道揚鑣，並把自己貼上“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標籤。

為顯示其社會主義優越性，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經濟領域推行極左政策。這一政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70年代中期以後，在實行閉關鎖國、自給自足、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完全自力更生”的這一政策的指導下，除國際貿易外，阿爾巴尼亞拒絕與“帝、修、反”國家進行一切經濟合作，在憲法上明確規定，禁止出讓租界，禁止“帝、修、反”國家在阿爾巴尼亞建立公司、合資公司及其他經濟、金融機構，禁止接受外國貸款，致使阿爾巴尼亞經濟與全球經濟嚴重脱節，大大落後於時代發展，出現資金短缺、物資匱乏、科技落後、設備陳舊、生產率低下等經濟困難，並長期得不到解決；二是在農村搞窮過渡。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不顧本國社會生產力的實際情況，對阿爾巴尼亞社會發展階段作出超前的主觀主義估量。從1971年開始，把農業生產合作社集體所有制改成全民所有制，初級社轉高級社，高級社轉國營農場。國家直接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投資，對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實行有保證的工資制。這種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政策給國家財政造成不堪忍受的重負。與此同時，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否定、排斥農民自留經濟的作用，限制自留經濟數量，砍掉農村的集市貿易，嚴重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給農業經濟造成很大破壞。

70年代中期以後，阿爾巴尼亞國民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工農業生產發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滯、倒退，國民收入連年下降，外貿額下滑，赤字增加，食品和日用品供應日益緊張，不少商品憑票供應，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與周邊國家和歐洲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羣眾不滿情緒日益增長，蓄勢待發。1990年7月，在首都地拉那，大批青年羣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規模闖入外國大使館，要求避難和移民。與此同時，在海濱城市都拉斯和發羅拉以及邊界地區，也接連發生了大規模羣眾性的外逃事件，全國各地爆發罷工、絕食、衝擊黨政機關等羣眾性抗議活動。在社會騷亂迭起，政局動盪不安的形勢中，反對黨乘機成立、舉事，對執政當局步步緊逼，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則節節敗退，最終由於失去人民羣眾的支持而兵敗如山倒。

[74]第74節：訪談中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14)

徐：霍查逝世後，阿利雅作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他執政情況如何？

範：霍查逝世後，阿利雅作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他謹小慎微，墨守成規：既未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也未糾正黨的“左”傾路線，更未提出一條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阿爾巴尼亞實際相結合的、真正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強大號召力的思想政治路線和一整套正確的方針政策。當東歐劇變的風潮衝擊到阿爾巴尼亞時，大批在歷次“路線鬥爭”中受迫害人員和“政治犯”結成團體，與政治反對派相呼應，向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討還冤債，並得到羣眾的同情。與此同時，阿爾巴尼亞黨的領導層也分裂成“改革派”和“保守派”，雙方展開激烈的鬥爭。儘管高層領導中的“改革派”處於有利地位，把一大批“保守派”開除出黨，掃清障礙，以推進改革，但此時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已經元氣大傷，失去戰鬥力。而所謂的“改革派”，實際上是一批隨機應變的機會主義者，既無深思熟慮的改革思想和理論準備，也無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他們不得不在西方反共勢力和國內反對派的強大壓力下，且戰且退，直至照搬東歐其他國家社會民主派的綱領，徹底放棄共產黨的追求，從左傾教條主義轉變為右傾機會主義。

徐：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還是沒有擺脱被和平演變的命運。西方勢力在促使阿爾巴尼亞黨喪失執政地位方面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保守僵化，閉關鎖國，同樣未能抵擋住西方和平演變攻勢的衝擊。阿爾巴尼亞長期自詡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領導人始終以極左思想對待外部世界，將蘇東國家對傳統體制的修補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概斥為“復辟倒退”。他們混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閉關鎖國、自我孤立的區別，認為只有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才能保持獨立與主權。因此，他們進出口要絕對平衡，不允許有外貿赤字，不允許有任何外債，不允許有任何合資經營。他們嚴格控制老百姓與外國人的來往，甚至對外國入境人員的髮型、衣着都有嚴格規定。然而，西方的和平演變攻勢仍然無孔不入，僅隔海相望的意大利通過廣播電視反覆宣揚的“自由和富足”的西方生活方式，就引得不少阿爾巴尼亞人的矛盾被激發出來。社會上一方面出現大規模的示威，另一方面出現大規模的外逃，海上偷渡或闖入外國駐阿使館要求避難。東歐大多數國家劇變發生後，西方國家便將阿爾巴尼亞視作“斯大林主義在歐洲的最後一座堡壘”。他們藉機加緊對阿的和平演變，中斷了與阿爾巴尼亞本就不多的一切往來，大加施壓，使阿爾巴尼亞處於極度孤立之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內外交困，最終走上了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一樣喪權垮台的不歸路。

徐：胡錦濤總書記在論述黨的先進性建設這一重大思想時，曾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曾經長期執政多年的大黨、老黨特別是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先後喪失執政地位，原因很多，從根本上説是因為這些政黨在廣大人民羣眾的心目中喪失了先進性。”您認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之所喪失先進性，進而導致喪失執政地位，主要原因是什麼？在黨的建設方面有什麼教訓？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從中應當得到什麼啓示？

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其前身為1941年建立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1948年更名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成長和執政過程中，有兩點不同於其所在地區的東歐多數國家原共產黨、工人黨：第一，主要不是靠外部因素，而是自己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意、德法西斯先後佔領本國的情況下，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戰勝法西斯，建立人民共和國。黨在人民羣眾中有過深厚的基礎。第二，阿爾巴尼亞黨從不搞“右傾機會主義”，而總是以“左”的一套路線、方針建設社會主義，並以此參加國際共運活動和奉行外交政策。但阿爾巴尼亞黨一貫保守僵化，沒有與時俱進，沒有把理論同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也就不再具有先進性，從而失去羣眾，丟掉政權。其原因似可簡言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是政治路線上長期奉行“左”傾教條主義，“左”得出奇的指導思想，長期頻繁地自我“折騰”，導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內外交困，四面楚歌，最終徹底失敗。

二是阿爾巴尼亞黨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宗派主義愈演愈烈，“內耗”嚴重。個別主要領導人掌握和濫用“生、殺、予、奪”大權，順者昌、逆者亡。不斷清洗“反黨集團”，扣以叛徒、特務、間諜“罪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造成大量冤假錯案，致使黨在關鍵時刻分崩離析。

三是霍查“自毀長城”，斬將亂軍，分期分批地處決了幾乎所有的阿爾巴尼亞國防部和總參、總政的高級軍官，挖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為反對黨輕易地亂中奪權提供了有利條件。

四是經濟上長期搞窮過渡，挫傷了羣眾的生產積極性和生活改善的信心；一向靠外援的比重太大，得來容易，一旦失去，便窮根再現，捉襟見肘，無法向羣眾交代。

五是在國際上得罪人太多，甚至連“中阿友好”這個對阿爾巴尼亞國計民生“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大因素也不要了，最終落得個在面臨“滅頂之災”時“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悲慘下場。

總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失敗的教訓最主要的，還是極左指導思想作怪。這是根源所在，其教訓是深刻的。

徐：感謝您接受採訪，並作出如此精彩且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