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留守兒童：被犧牲的6100萬人，現在長大了_風聞

本文轉自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zhenshigushi1）

高牆內外的“留守”

 “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着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對襁褓中母親出走的感受。

頓了一會兒，他又説：“會想她。”

隔着38年的時間，和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牆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就像20歲那年徒然的尋找：偶然聽人説在大冶市街頭看見了母親，他和啞巴大哥一起趕去，輾轉三天一無所獲。

在這座監獄的高牆裏，羈押着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裏，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當他們偶爾在社會新聞欄目驚擾人們的目光，多是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張丹丹是例外。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有留守兒童經歷的服刑人員成了她近年來關心探究的羣體。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張丹丹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研究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響。這些人的生活軌跡粗糲凌亂，以致拋物線式的沉淪，或許從父母離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留守兒童數量仍在節節攀升，“留守兒童犯罪”問題也成為熱門話題，但他們步入成年後的軌跡，仍舊處於晦暗中。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裏，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歷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時鐘被強制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沒入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姚義秋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高牆，一種無形的線索開始代際傳遞：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他們童年的經歷。

磚頭和麪具

鄧暉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

他似乎從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麼，卻連自己也説不明白。譬如對於父親存歿的答案，監獄管教幹部的信息是，鄧暉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坐牢，之後越獄失蹤。而鄧暉重複了兩次的回答是：父親在他生下來半年後死去，爺爺奶奶沒有告知死因。

引起鄧暉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話，或一個詞。去年年底，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鄧暉，鄧暉一直暗暗忍到過春節，找機會用地上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縫了好幾針。事後鄧暉被升為“嚴管”，會見時他的胳臂上帶着標記。鄧暉心情沉重，但“硬氣”着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鄧暉盼望着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信心。

“一塊磚頭”式的鋌而走險，橫亙於曾經的“留守兒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間。記者接觸的十幾位犯人中，年齡大多是80或90後，罪案絕大多數和暴力相關：

**鄧暉，**原為“飛車黨”，在團伙搶劫作案中擔任摩托車手，發展了兩位女孩入夥，判決時被定為首犯；

**姚義秋，**夥同他人入室搶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牀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險櫃鑰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兒童背景的農民工結夥，攔路搶劫六次，打傷反抗的受害人；

**崔凱，**因為受同事欺負，手持紅酒開瓶器捅瞎對方眼睛；

**吳金森，**受表哥教唆，組織婦女利用改裝的運沙船，偷渡出國賣淫，被定為拐賣婦女罪；

**王飛，**攔路搶劫團伙成員，敲詐勒索，持兇器攔路搶劫，有次開車撞倒一個摩托車女司機，臨時起意順道搶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級傷殘。

……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攔路搶劫和故意傷害是農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為，高於民眾印象深刻的強姦等罪行，經濟智力犯罪比例則很低。這和她研究得到的結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犯罪羣體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幾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於農民工羣體的平均水平。這和他們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單親背景下，缺乏人性滋養和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機會缺失有密切關係。在張丹丹課題組對這個人羣發放的問卷調查中，51%的服刑人員表示：童年曾經對於父母不在身邊感到不開心。

圖 | 紀錄片《鄉愁》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長期的犯罪案例跟蹤中，得到了和張丹丹相似的結果：留守或單親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後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關聯。她接觸的近十起死刑判決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沒有母親陪伴，由爺爺撫養成人，成年後發生暴力犯罪。

張丹丹曾組織上千名犯人做過一個“搭檔分錢”遊戲：兩個人分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百元人民幣，其中一人扮演領錢者，負責分錢，領錢者有權決定自己分多少，留給同伴多少；同伴則有權接受或者拒絕。領錢者的分配決定一旦被同伴拒絕，這百元人民幣將被收回，兩人都將一無所獲。遊戲結果説明，第二個搭檔對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識很高，而第一個人卻較少考慮同伴的公平待遇，導致將近40%的犯人搭檔最終分錢失敗，以一無所獲告終。

用留守兒童背景犯人崔凱的話來説，“覺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獄後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矯正下，多數犯人看起來能順利談及自己的過去，以致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性缺陷的聯繫有某種認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談人生哲學。但這種在強制矯正和評分減刑體系下的反思，有時近乎另一種樂觀的面具，他們內心的某些陰影並非真的可以如此輕鬆面對。

對於參與入室搶劫的經歷，姚義秋始終不願接受自己是主犯，強調自己是“幫忙”，雖然是他拿刀脅迫已經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賣婦女出國賣淫的犯人吳金森，仍然覺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慫恿下“跟着玩玩”。

鄧暉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後座可帶4個人”。案發後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鄧暉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後來想，案子總要有個説法，認了”。實際上，鄧暉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鄧暉叫去入夥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

鄧暉和相依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時，會常和老人們打電話，聽到鄧暉的聲音，老人們高興不已，鼓勵他在外面好好幹。可“最終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負疚成了鄧暉在獄中沉重的精神壓力。

浙江台州人楊道德10歲之前也由爺爺奶奶撫養。他24歲時因搶劫入獄，父母只能瞞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説楊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將出獄，而實際上還有5年半。楊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還等得到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則是失望加上路途遙遠，家人很少探視。

對他們來説，迴歸高牆外的社會，擺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軌跡並不容易。學習電梯等特殊行業操作技能，是監獄為他們提供的職業準備，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長年代的“留守陰影”是他們沉重的課題。

一旦走出高牆，“刑滿釋放犯人”的面具仍舊戴在他們臉上，和內心艱難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認同產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敗。監獄很難聯絡釋放的犯人，“有聯繫的都是好的，壞的就沒有下文”。再次獲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幾年之後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迴流到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進這座監獄。

這是高牆內的管教矯正體系無能為力的。

玩偶的陰影

姚義秋的童年世界缺少聲音：父親是啞巴。媽媽離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啞巴，二哥對於淘氣的姚義秋，更多用拳頭來説話。媽媽離家的時候姚義秋剛剛知事，雖然家裏找不到一張媽媽的照片，但他腦子裏一直刻着媽媽最初的樣子。

姚家窮，米飯不夠只能吃紅薯，鄰里鄉親不大看得上他們。春天插秧時，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鋤頭挖地。到姚義秋讀書的年紀，家裏連一個學期二十塊錢都拿不出來，他只念了一學期的書就回家打豬草、做飯。

生長在全是男人的環境中，姚義秋習慣了使用拳頭，卻一直渴望有個姐妹。直到十五六歲時，大哥找了個身體殘疾的嫂子，家裏才有了女人的氣息，但這點彌補來得太遲，姚義秋已到了出門打工的年齡。

童年時，崔凱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肅白銀市下面的村莊裏，他3歲時沒了父親，母親一直在城裏賣服裝供養他和弟弟。母子只能個把月見上一面。每次的見面和分別，距離都扯動着崔凱的心，到現在他都記得，那時最嚮往的事就是和母親在一起。

9歲那年，他真的進了城，和母親住在一起，卻發現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媽媽忙於生計，沒時間理他。他像在鄉下時想念母親那樣，開始強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時間就回鄉下待著。外公外婆雖然也不善言辭，卻能給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媽媽似乎只負責提供食宿。

鄉下的生活並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們會有意無意提到崔凱“孤兒”的身份，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進城後母親沒有心力管束，崔凱打架的習慣變本加厲，漸漸發展為學校之間拉幫打羣架。

驅動崔凱打架的動力並不是無畏，而是恐懼：“別人打我，我咬着牙説打得好，你等着”，實際上心裏唯恐下次遭遇。有時睡着了崔凱也會夢見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後被抓，醒來非常鬱悶。高考那年，他和一個身高體壯的同學分到同一個考場，從頭到尾提心吊膽，出考場後那人果真截住崔凱，揍了他一頓。即使現在回到白銀市，崔凱覺得自己的恐懼感也沒有消失，為了戰勝這種恐懼，他就想法報復回來。

在和母親的關係中，崔凱逐步由淘氣犯錯誤後的捱打，變為反抗，到後來他開始推搡母親。“初三以後她打不動我了，只能一邊罵一邊流淚。”很多年中，對於母親招惹是非的寡婦身份和生計應酬，崔凱甚至有一種模糊的嫌惡和憤怒，同時又嫌惡自己。

母子之間的情感高牆，直到崔凱進入現實的高牆之後才有機會拆解。服刑期間，監獄管教幹部瞭解到他的心理問題，出路費安排了母親遠道前來探視。

“第一天一小時，第二天兩小時。頭一天我説，她聽，把從小到大，想説的基本上都説了，包括怨。第二天聽她説，她跟我講，媽這樣肯定是沒做好，但能力範圍在那，做不好。媽媽的眼淚像瀑布。我當時撐着，回到監號也流淚了。這次見面後，心結就打開了。”

和解之後，母子之間每個月會通信，有機會就打電話。信中母親問及崔凱以後作何打算，他告訴母親，出去後要腳踏實地生活。

“90後”佘念武是河南光山縣人，父母每年到山東打工，過年才回家，祖父母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對於聚散離別，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別強烈。過年節父母回來時，佘念武高興得哭，走的時候又難過得哭。“我哭着不讓他們走，他們不説什麼，媽媽也哭。”

在夢裏，佘念武經常看見爸媽回來，帶着玩具和衣服，他在這樣的夢裏才會笑出來。小時候佘念武的學習還好，上初中之中開始泡吧，逃學，爺爺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給他錢，要錢就給，一週給五六十塊，佘念武也記不得在網吧裏花掉了多少錢。

初三上半學期，佘念武輟學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東，佘念武又捨不得爺爺奶奶。到山東後他插班讀書，跟不上學業，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爭執，並在十八歲那年離家出走。父母輾轉把他尋回來，可他終究還是輟學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軌跡一直在爺爺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濟南之間往返。

吳金森的童年看起來要愜意一些。他家住在廣東河源，父母和幾個親戚都在珠海打工，父親當協警，母親承包飯堂，在城裏起了房子，經濟條件不錯。吳金森小時候在河源和爺爺奶奶生活，之後去珠海上民辦學校，寒暑假仍舊時常回到老家。在鄉下，他呆不住，問爺爺奶奶要了錢，自己坐火車到處逛，沒錢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吳金森的父母重男輕女，作息時間又和他相反，平日裏不怎麼管束他，只是不斷地給錢。在學校裏，吳金森和一幫本地同學一起欺負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學，這些少年本與他同命連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兒童。吳金森就是“看不得他們跳，聽見他們説話大聲，就過去打”。

打傷了人，媽媽賠點錢了事，告訴他自己沒吃虧就好。聲名狼藉的吳金森上了當地學校的黑名單，四個月換了三所學校，每到新校，就帶一幫人去挑戰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終於輟學了，這是早晚的事，他從小學六年級就由開迪吧的表哥帶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幾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獄前，父母對此都不知情。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八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衝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衝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調研表明，中國留守兒童嚴重自卑，對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評價偏低，卻又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情緒不穩定，容易出現恐怖、偏執、敏感等症狀，對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內向容易受欺負，不公平的感覺強烈；容易厭學輟學。陪伴他們成長的，不是温情與引導，而是恐懼與傷害的玩偶。玩偶的陰影，難免會投射到他們的成年人生中。

下墜拋物線

楊道德成年後的人生軌跡，近似一條逐漸下墜的拋物線。

高一輟學後，楊道德在家呆了兩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學徒，學了幾個月，沒學會。改學電腦編程，編程課要讀一年，他覺得很辛苦，又換成到理髮店上班。這個生計他認為還算輕鬆，但他理髮技術始終不太好，賺的工資不夠花，他就向家裏要。

時間長了，他嫌理髮賺不到錢，離開理髮店到街上晃悠，在羅湖區地面四處貼包小姐廣告，替人介紹給賣淫場所，賺取差價。“當時沒覺得這不是好事，能賺錢就行，有時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發小廣告時期，楊道德認識了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同鄉。楊道德知道他們幹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夥，跟着他們出道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怕吃苦，小時候受寵，爺爺奶奶沒要我幹過活。感覺自己從來沒認真地做過一件事，談戀愛也是隨便談一談。”楊道德覺得，這是自己不知不覺中沉淪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連去搶劫都沒有想過後果，不知道會坐牢。他後悔當初沒有繼續學做模具，希望以後出獄還有機會。1987年出生的楊道德，還剩5年半的刑期。

和楊道德差不多的拋物線存在於多數人的成年經歷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東期間，曾經到藍翔技校學開挖掘機，畢業後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遷。但他嫌鄉下寂寞，操作挖掘機太枯燥，半年後終究放棄了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廣州，沒有找工作，靠着積蓄和幾個同鄉四處晃。那年他18歲，出入K廳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幾個同鄉“兄弟”的錢都花光了，又無人想工作，終於想到結夥攔路搶劫的“職業”。他們這個搶劫團伙全部由當年的留守兒童組成，越搶越膽大，在六次作案之後被端掉了，“兄弟”們全都進了監獄。由於腦筋好使，佘念武在團伙中起着“軍師”作用，被定為主犯，獲刑14年。

崔凱的人生，則像是一塊表層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凱考上了蘭州大學計算機系，大學時代崔凱和同學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儉學支付自己的學費。從前的自卑敏感看似減弱，卻以別的方式顯現——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崔凱總是放不開。

臨畢業前崔凱沒有四處應聘，而是拿到畢業證後回家呆了四個月，在親戚的煤場看廠，“熟悉社會”。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廣州另一親戚開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這裏崔凱遇到了一位深圳來的老闆請他去公司做電腦設計。

2011年製造業不景氣，崔凱失業了，開始跑人才市場，應聘到一家國有遠洋貿易公司設計部，工資1500元，開始也就打雜，一年多後才有了設計產品的機會，薪酬增長，也漸漸受到重視，成為實際上的設計主管。崔凱沒有多少煙酒娛樂的花銷，一年下來有了10萬元積蓄。

手下一位員工對崔凱心有齟齬，這人身材高大，崔凱唯恐和他正面衝突。一天晚上，同事們一起K歌，那人喝酒後走到崔凱跟前：“要不咱倆練練，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開始動手。剛開始崔凱不敢反抗，但對方不肯罷手，一瞬間高考那次面對大個子同學的恐懼又浮現了：“非常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讓他看看我發了火是怎麼樣。”

崔凱隨手抄起一個紅酒開瓶器，直接捅進了對方眼裏。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凱走進了監獄，並把所有積蓄賠償給對方裝假眼。在獄中，崔凱還常想象着出獄後再揍那人。直到媽媽前來探視，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憤怒，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憤怒並不源於“個子將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懼在那一刻爆發，使他的人生急劇墜落。

在這些農民工犯人中，何塗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夥開有加工廠。1981年生於湖南祁東縣鄉下的何塗源，一歲時母親就因心臟病過世，父親和5個姐姐照顧他成人，身為幼弟，他深受姐姐們的溺愛。15歲那年，何塗源輟學到東莞跟隨姐夫在工地上幹活。他“不喜歡累，吃不了苦”，沒幹多少活兒，一年後去惠州電子廠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資又覺得不夠花，沒意思，回湖南家鄉呆了兩年後，去另一個姐夫的採石場裏幫忙。

沒多久他就覺得家鄉沉悶，要趁年輕跑一下，再次到了東莞，20歲那年，“喜歡混社會”的何塗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紋上了一條龍。他跟人修過一陣子發電機，逐漸取得老闆信任。四、五年後，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拋光機蠟加工廠，每月收入達到三四萬元。這期間何塗源也成了家。

生意興旺，日子愈發多彩起來——他認識了各路老鄉，有開賭場的、有販毒的，何塗源混跡其間，“吃喝嫖賭不在話下，冰毒K粉也玩，剛玩時三天兩夜不睡覺”。他在外包房，甚至個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壞了起來，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沒什麼感覺。花在廠裏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漸漸下滑。何塗源想過戒掉毒癮，卻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兩萬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製毒原料被捕，他可能會把所有家底都吸進去。

入獄後廠子歸了朋友，妻子帶孩子回了孃家，好在二人沒有離婚，妻子每月還和他聯繫，等待剩餘兩年多刑期後的團聚。何塗源人生線頭還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當初，何塗源一陣陣後怕。

在這條逐漸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墜的拋物線中，最常見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滑落。像楊道德那樣“從來沒想過”是其中常態。即使進了監獄之後，23歲的吳金森也習慣性地迴避警官讓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認為“年紀小，不知道怎麼反思”。

這種矇昧從他們的童年已經發端。2015《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顯示，**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會一直延伸到他們的成年，沒有進入主流的意識，在社會邊緣輾轉飄蕩，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腳踏空。

養不好的傷

當留守或單親的孩子長大，情感世界始終有一個無法縫補的破口，令他們無從擁有一份圓滿的感情。張丹丹的研究顯示，監獄內的留守兒童背景罪犯，結婚率明顯低於農民工羣體，尤其是暴力和搶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絕大多數人成年後的情感都是支離破碎的。

崔凱考上大學後，一個家境好的女同學主動接近他，不時給他買東西，崔凱心裏喜歡她，覺得把她帶在身邊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滿足感，“填補了空虛”，表面卻報以冷遇，害怕表白後被拒絕。他的邏輯是：“我喜歡你，你就得對我更主動。”女同學最終失望而去，崔凱遭受重創，“比一般的事更難受，只能剋制自己好好學習”。

崔凱總覺得自己很多感情表達不出來，不知對誰抒發，亦不知抒發對不對。看看書裏寫的和電視上演的，他能在心裏籌劃一百種情節，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種辦法都沒有。

入獄後他很是後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動。這是進監獄後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開挖掘機期間認識了一個當地的高中生女孩，兩人談了戀愛。佘念武失業期間，女朋友考上了大專，勸他找個正經工作，佘念武當時聽不進去，兩人因此斷了聯繫。 

入獄之後，佘念武思念女友，兩人恢復了通訊，但在漫長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這段感情終究無疾而終。對出獄後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個家。但他與這個期待之間，還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歷。

鄧暉似乎從沒有放下過對同居女友的敵意。兩人1998年在鄧暉初次去東莞時相識，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當時鄧暉在快遞公司，女友則在手機廠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陽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兒時家裏養不起把她送了人，長大後她從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卻難得的開朗活潑，主動追求鄧暉，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兩年後女友懷孕生子。

鄧暉覺得女友同居前後判若兩人，什麼都要順着她，讓鄧暉無法忍受。女友則覺得鄧暉寡言少語，性格不好，兩人常有爭執。鄧暉打過女友幾次，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兩人鬧矛盾，鄧暉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鄧暉也不難過：“她跟我説明了，我説你走吧。”兩人分手後，鄧暉將小孩送回家裏由爺爺奶奶撫養。

鄧暉被抓前3個月，女友忽然打來電話説自己在老家養病，讓鄧暉給她寄2000元。鄧暉認為當時女友要麼走投無路，要麼是試探他是否還念舊情，他則給出了一生中最“硬氣”的回答：“你家裏2000塊找不到？我有錢，不寄給你。”鄧暉回憶説，儘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屢次動拳頭，但“捫心自問，我沒什麼對不起她。”

被抓之後，鄧暉甚至懷疑遭到女友舉報，但內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鄧暉被捕後，女友去過劉家想看望孩子，卻被鄧的祖父母拒之門外。

對於女友的敵意，或許潛伏着當年對母親的怨恨。小時候鄧暉偶爾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邊，覺得自卑。回家問爺爺奶奶：媽媽去哪兒了？一聽這話，爺爺奶奶就淚水縱橫，鄧暉不敢再多問。

“當時我一直在心裏問自己，為什麼你（母親）走了，把我一個留下。心裏想她，又記恨她。”

鄧暉從前並不太顧念孩子，“他生下來到現在七、八歲，三歲時見過一次，當時我回家鄉去看他。以後我五年沒回老家。”但現在，兒子是鄧暉對高牆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覺要想到天亮。”

姚義秋婚戀經歷之豐富，堪稱一本“教科書”。小時候渴望姐妹的姚義秋，成年後陷入“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廠打工時，姚義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鄉姑娘戀愛，在幾位追求者中勝出，四年後兩人有了小孩，回老家辦了結婚。他與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時卻不斷地和另外的女人產生糾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乾妹子。風言風語讓妻子傷了心，兩人協議離婚。

圖 | 紀錄片《鄉愁》

妻子去廣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義秋則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賺到幾十萬塊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那些年與他同居過的女子不止十個，最短的幾個月，最長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讓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個。

姚義秋曾和一個離過婚的女子同居，還想介紹她到建築工隊，被老闆娘以影響不好為由拒絕。姚義秋因此辭職，過後這女子介紹姚義秋和她叔叔合夥包工，姚義秋不識字，合同上籤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結果姚義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積蓄，卻沒有權力參與結賬。姚義秋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後，姚義秋仍然趕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罷。

儘管用情不專，姚義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廣州後，姚義秋仍然給她父母打電話，想爭取妻子回來。姚義秋有一張妻子的照片，在獄中仍會時常翻看，“想起她，心裏就難受，錯在我”。如今，和兒子的聯繫是姚義秋難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間唯一留存的線索。“他性格活潑，打電話的時候，有時會説想我了，但他跟媽媽關係更好”。

當年在孩子剛出生時，姚義秋曾經屢次和妻子商量讓孩子呆在身邊。“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不在身邊。孩子在一起，感情會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門打工，孩子最終被送回鄉下外公外婆撫養。

回憶往事，姚義秋猜想，“如果小孩帶在身邊，可能兩人不會分手。”

​隱憂的鏈條

最近，鄧暉接到了老家爺爺奶奶託人寫的信，説家裏沒錢，拿不出曾孫上小學的費用。爺爺奶奶都已年過七旬，沒有收入，鄧暉回信説，實在沒錢，就不要讓小孩上學了。

這是從事心理矯正的管教幹警最擔心的事情。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入獄之後，孩子不僅成為第二代留守兒童，而且撫養他們的老人日趨衰老，輩分間隔更大，經濟情形更差。八歲的孩子很可能像鄧暉當年一樣在三年級輟學，繼續重複父親的軌跡。

這是一條隱秘的鏈條，在隔代之間傳遞，超出了監獄心理矯治體系的邊界。

監獄內的犯人年齡不少是70-80後，留守兒童的代際傳遞正在他們入獄前的兒女身上發生。和父母當年近於無聲無息的成長不同，6100萬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包括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心話題。

從2006年開始，陸續出現研究留守兒童犯罪的學術論文，以及政法機關的專題調研。但這對多數公眾還是一個新生話題，甚至有些聳人聽聞。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從2000年以來，中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違法犯罪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此外，本世紀初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曾經有一個統計，當時未成年人犯罪率約佔犯罪總數的70%以上。這兩個並無直接關聯的數據被媒體和公眾有意無意地歸併，造成“留守兒童犯罪佔未成年人犯罪的70%”這個流傳甚廣以訛傳訛的説法。

實際上，在一些地方的調研中，確實發現了留守兒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兒童的現象，山東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010年抽樣調查顯示，該省留守兒童犯罪率高達近13%，高出普通兒童11個百分點。但在全國層面並無相關數據。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李亦非稱，調研中並未確證小學生的留守背景與犯罪幾率有直接聯繫，但留守兒童在成年後，出現犯罪的幾率會更高些。這個問題眼下尚未進入公眾視野。

這和監獄管理方的擔心一致。一位管教獄警判斷，留守兒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達高峯期，因為中國打工潮出現在1995年前後，留守兒童現在大都在20歲以下，“他們成年之後進入社會，才是更令人擔心的時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進城的民工普遍沒有原始積累的機會，缺乏將孩子接到身邊安置或者回鄉創業的能力，因而留守問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會更趨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張丹丹研究的犯人羣體大體處於75後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階段，在這個時間段，普通農民工羣體的留守兒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個省農村入户調查中，留守兒童比率已經上升到43%。

聯繫前述“農民工服刑人員留守比率遠遠高出普通農民工”的調研結論，預示着未來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樂觀。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本文中所有犯人均為化名。

*本文選自袁凌所著《青苔不會消失》一書，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