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美國怎樣撬動“印太戰略”_風聞

近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三國，並在此次亞洲之行前夕發表美國“對印太地區經濟前景的構想”演講。蓬還在訪問期間宣佈美國將投入3億美元，用於強化印太地區的安全合作。此外，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也就如何推動更多美國企業到印太地區投資興業發佈相關計劃，美國國防部助理防長薛瑞福則直接到訪菲律賓等國大談合作。

種種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快充實和落實去年11月正式提出的“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戰略”。深入研究美國“印太戰略”，或許可以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行穩致遠提供一些借鑑。

注重“多管齊下”

在近日特朗普簽署的2019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國會要求制定**“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對華戰略**，即綜合使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信息戰等各種手段贏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雖然美國官員表示“印太戰略”並不是要與中國搞對抗，但其矛頭所指人盡皆知，而且正是通過這種“全政府”方式推進“印太戰略”。

按照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定義，“印太”是指“從印度洋西海岸至美國東海岸的廣大區域，這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幾十年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之一，是防範歐亞大陸出現“霸主”。然而，在不少美國人看來，中國正藉助“一帶一路”在整個歐亞大陸展開地緣經濟攻勢，進而威脅美國在“二戰”後形成的霸權基礎。某種意義上，“印太”體現出海權主導的戰略思想底色，從太平洋和印度洋東西兩線遏阻歐亞大陸可能出現的“霸主”。

去年11月，特朗普在就任美國總統後首訪亞洲，並提出“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戰略”，以取代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亞太再平衡”。美方官員在闡釋其“印太戰略”時指出，所謂“自由”的重要含義之一是指該地區國家不受他國脅迫，而且能夠在本國國內維護自由民主體制；所謂“開放”強調的是“印太”地區海上交通線以及貿易和投資的開放性，尤其是南海不被任何國家控制。

“印太戰略”提出後受到不少質疑，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批評其缺乏經濟支柱，主要是因為特朗普政府一上台就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並對不少亞洲國家展開經貿攻勢。 如今，“印太戰略”的主要內容、落實機制、政策手段、資源保障等逐漸清晰，而且注重外交、經濟和安全手段的多管齊下、相互協調。

經濟上，美國並沒有展開與“一帶一路”規模和資金量對等的競爭，而是聚焦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能源和基礎設施發展這三大領域，並先期投入1.13億美元資金以調動更多私人資本。美國商務部、能源部和國際開發署等機構也推出一系列相關政策，推動美國商界進軍印太。

安全上，聚焦“海上安全”、人道主義援助和減災、維和能力提升、打擊跨國犯罪四大領域，以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為重點，並加大對孟加拉灣沿岸國尤其是斯里蘭卡的投入。孟加拉灣位於印度洋和東亞的結合部，地緣戰略地位日益突出。

按照特朗普政府每年7000多億美元的軍費計算，美國每天用於軍事防務的支出超過20億美元。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估算，與“一帶一路”相關的中國投資或高達4萬億美元。對比之下，不少人認為，特朗普政府為“印太戰略”投入的資金太少，尤其是蓬佩奧所説的1.13億美元“預付款”實在是有些寒酸。但是，應當看到，特朗普政府更為注重的是，提出美國對印太地區未來發展模式的“願景”（vision），提供一種“一帶一路”之外的“替代性選擇”，展現其對於加大與印太地區全方位交往的“承諾”。

在政府和私營企業之間建立橋樑

值得重視的是，美國“印太戰略”非常強調發揮私營企業的作用，而且正積極改進美國自身的國際發展融資機構，通過“出口-進口銀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世紀挑戰集團”等大力帶動美國私營企業擴展與印太地區相關的業務，進而為美國的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服務。

隨着“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國倡議設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機制。一些美國學者認為，這表明中國希望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開發融資機制之外“另起爐灶”，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既有的多邊開發機構（MDI）構成挑戰。與此同時，他們還批評稱，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搞“掠奪性經濟”和“債務陷阱”，破壞國際開發融資的“最佳實踐”和規則標準。

在此背景下，為抗衡中國影響力，“摳門的”特朗普政府最終同意為世界銀行增加130億美元的資助，並支持亞洲開發銀行進行改革，給予OPIC等機構更多槓桿資金和更大的投資權力。正如OPIC總裁雷•沃伯納（Ray Washburne）在參加國會聽證會時所言，美國需要“現代的、21世紀的機制”與中國進行競爭。

OPIC是美國政府在1971年成立的發展融資機構，相當於政府和私營企業之間的橋樑。它的主要職能是與美國的私營企業合作，幫助後者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立足，並促進東道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OPIC為美國投資者提供金融、政治風險保險等服務，確保相關項目符合較高的環境保護和社會標準，它的業務範圍涉及160多個國家。

OPIC在“印太戰略”中扮演着越發重要和活躍的角色，而且美國國會大力支持進一步對該機構進行“升級改造”。2017年12月，在美日印澳四國外交部門的聯合工作組會議召開後不久，OPIC就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等機構簽署協議，共同為地區國家提供基礎設施融資等方面的支持。今年7月，為落實“印太戰略”的經濟部分，美日澳政府宣佈建立更加緊密的三邊夥伴關係，推動具有透明性、開放競爭和債務可持續性的項目。OPIC是美方具體執行機構，並向美國駐日本使館派駐代表，專職負責相關合作的落實。

與盟友深化協作

除了重視發揮私營企業作用，特朗普政府在落實“印太戰略”方面，還日益注重調動盟友和夥伴國的積極性，促使它們發揮“比較優勢”，為“印太戰略”服務。

近年，美國越來越擔心中國在南太平洋擴展影響力，並將澳大利亞作為應對這一挑戰的重要力量。今年6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羅伯特•內勒稱，中國就像在下圍棋，已經在南太平洋等地部署了棋子，以獲得地緣優勢。不久前，在美澳舉行外交和國防部長“2+2”會議期間，蓬佩奧表示，儘管中國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不斷增長，但他有信心南太島國將選擇美國而不是中國作為自己的盟友。

南太島國對於美國維護其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優勢地位極為重要，比如，瓦努阿圖曾經是二戰期間美軍在太平洋僅次於夏威夷的第二大軍事基地。南太地區正在成為美澳合作落實“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在美國的支持下，澳大利亞指責瓦努阿圖同意將該國的盧甘維爾港在未來變為中國的海外軍事基地，該港距離澳大利亞約為2000公里。憤怒的瓦努阿圖政府最終公開了2014年與中國簽署的合同副本，證實該港的建設主要是為了接待豪華郵輪和開展國際貿易。此外，為了限制華為公司在南太地區的業務，澳大利亞政府撥出專款，用於修建本國與所羅門羣島之間長達4000公里的海底高速光纜。

此外，在2017年11月，美日兩國政府建立“能源戰略伙伴關係”，美國貿易和發展署與日本經產省等機構共同為印太地區提供“高質量的”能源基礎設施。2018年5月，在美日商會和美印商會的推動下，“印太基礎設施三邊論壇”成立，着重協調三國私營企業關係，由此看，美國、日本和印度之間的實質性合作也在不斷深化。

總之，雖然特朗普政府看上去沒有為“印太戰略”投入大量資金，但美國的確在低調、穩步地落實這一戰略，而且注重調動、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和力量，重視“微觀管理”，既要“謀勢”也不忘“謀利”。

毫無疑問，“印太戰略”的前景仍面臨很多限制因素和不確定性，不必過高估計美國的政策執行能力。但是，既然美國已經把中國視為首要的“戰略競爭者”，我們就需要更好地“知彼知己”，甚至要拿出一種“向對手學習”的勁頭，方能“百戰不殆”。這大概是紀念“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週年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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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明昊，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文章來源：《新華文摘》，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