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中國的改革與中美關係_風聞

一個對現實主義理念和真正利益關係的考驗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巡視員、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研究,參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寫作、修改和統稿,並撰寫出版多部著作。為多部文獻紀錄影片總撰稿。）

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中國的改革與中美關係

對中國的改革説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後半期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大約五年時間裏，中國經歷着自己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方面，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於1985年全面展開。它實質開始了對社會主義舊有觀念和體制最深刻的觸及。另一方面，由改革引發的經濟體制、管理方式以及價格體系的變動，使社會所面對的難點也擴大了。改革不僅遇到技術層面的問題，也在社會結構與人們思想的深層激起震盪。這不能不引起一系列超乎人們預想的社會性變化，並帶來新的相關課題。

與此同時，中國對世界的認識也在發生改變。其基本內涵是對當今時代的性質做出了新的判斷。“戰爭與革命”的戰略策略思想，為“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所取代。這不僅標誌着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又有新突破，並證明了改革對於人們觀念的推動。

這一切幾乎難於避免地影響到當時的中美關係。自1979年以來，這種關係一直處在較為平穩和不斷深入的狀態中。問題在於，當一系列重大歷史變革到來的時候，人們需要理解這種變化，並做出相應的反應。這種反應的適度與否，取決於對中國內部變革的性質和它的走向做出正確估量，而不能出自某種一廂情願地的臆想。顯然，在中國正經歷重要變革的時候，現實主義地處理同它的關係，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它是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考驗。

一、中國改革奠定了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的現實基礎

今天，無論人們如何評價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的中美邦交關係，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這種關係才越加走向穩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改革為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

中國改革的發生，是基於兩個最重要的原因：

1．對長期形成的導致社會經濟止步不前和政治頻繁動盪的“左”傾錯誤的批判；

2．改變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的狀態，把自己同世界發展潮流融合起來。正如鄧小平所説：“我們過去固守成規，關起門來搞建設，搞了好多年，導致的結果不好 結果中國停滯了，這才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問題。”1978年以後的中國，正是在對以往教訓的思考中，以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速度，進入到世界進步的體系中去的。

在中共即將實現政治路線轉變和在經濟改革的前夕，鄧小平在外交上做出了兩個決斷：一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一是實現中美建交。這兩個決斷，都是為了改革的中國能以更平穩有效的方式進入世界體系。兩相比較，實現中美建交對中國確立改革開放政策更具戰略意義。

儘管中美建交過程中存在着美國堅持向台灣軍售的障礙，但為了即將展開的改革大局，中國領導人暫時擱置了障礙，在談判的最後時刻，同意按雙方商定的“原計劃進行”，實現了兩國關係正常化。於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與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時間上有意義地重合起來。

毋庸諱言，中美建交是出於雙方戰略利益的需要。但其基礎，則來自現實主義的考慮。當時，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條線”的戰略方針，去抗衡蘇聯咄咄逼人的霸權主義擴張的。這樣做的實質，是擯棄長期以來用意識形態作標準所進行的營壘劃分，而採用現實的統一戰線策略。對美國領導人説來，這樣一種現實主義的策略，同樣是可以接受的。在戰略需要面前，美國也不希望固守已經過時的帶有太多意識形態色彩的老調。這説明，即使在國內政治並不平靜的年代，中美兩國領導人也能找到合作的現實基礎。尼克松總統在走下空軍一號座機，把手伸向周恩來時説過的那句話：“我為美國利益而來”，之所以能一直贏得中國領導人的讚賞，其原因就在這裏。他以毫不掩飾的語言表達了一種對現實利益的訴求。在此後一個長時期內，中美兩國對這種現實利益的把握，是成功的。

顯然，對現實的共同利益的認定，是建立兩國健康關係的關鍵所在。隨着1978年中國國內政治路線的轉變和在經濟領域實行改革開放，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基礎，比以往更加明確了。既然“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那麼中國就沒有理由再關閉自己的國門；既然中國敞開了自己的國門，同樣，它也就對世界敞開了一個巨大的具有吸引力的市場。互惠的現實利益，應該成為兩國進一步發展正常關係的紐帶。而中美兩國健康發展的國家關係，不僅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整個世界的穩定，也是不容忽視的力量。對兩國説來，這同樣是現實的。

隨着蘇聯霸權主義的逐漸式微，中美兩國在冷戰時代形成的戰略關係，也相應地發生着改變。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提出，同樣是基於現實世界的深刻變動。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幅度很大，但它並沒有變更現實主義的觀念基礎。正是在現實主義的考慮下，中國開始致力於同美國保持更常規的外交關係。同時，中國通過一系列外交活動，改善和發展了與周邊國家的睦鄰關係，加強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合作；在力爭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情況下，逐步使中蘇關係也朝正常化方向前進；並繼續發展同西方國家和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

不難看出，中國外交政策的這種變動，只能以現實主義為其基礎。它是從如下幾個原則出發的：

第一，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除一如既往地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之外，應是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併為此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第二，為了獲得獨立自主，就必須堅持真正的不結盟政策，從而在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既不喪失原則，又不為人所制。

第三，在與世界各國的交往中，要根據世界的發展趨勢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來處理與不同類型國家的關係，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再重複劃分敵、我、友，團結一部分國家打擊某個或某些國家的策略。

與此同時，在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方面，現實主義的思想原則也在產生深遠影響。其作用在於：

第一，根據上世紀八十年代上半期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美蘇關係趨於緩和，中國逐步放棄了以往關於大規模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代之以和平與發展的主題。

第二，中國承認，現存世界是多樣化的，各國在政治制度、歷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中國認為，多樣化世界的各個組成部分有矛盾鬥爭一面，也還有互相依賴的一面；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在處理一系列國際問題時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進行合作，也可以進行合作。

這些新認識表明，中國通過改革，使自己在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係上，更加現實化了。中國外交的目標，是為國家的現代化服務，而不是謀求解決複雜的國家間價值觀問題、社會制度問題。這使得過去複雜的外交關係變得簡單起來。它為中國同任何國家打交道奠定了可行的基礎。

從戰略關係向常規國家關係轉變，誠如上文所述，中美兩國需要重新考慮和確認新的共同利益基礎。由於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使中國在尋找和確定這種利益基礎方面，有着更加自覺的主動性。換言之，中國比美國更早地用現實的眼光，來觀察中美關係，希望把兩國的合作關係，較早地引入互利互惠的軌道。而在美國方面，由於共同對抗前蘇聯的戰略因素的逐漸淡化，引起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重趨向：一方面，在戰略關係的慣性中，在明顯的經濟利益的吸引下，美國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持肯定和欣賞態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國政治關係在1982年至1989年以前的數年中，始終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雙方主要領導人的頻繁互訪，使兩國最高層接觸始終維持在一個高水準上；中美貿易總額，從1979年的24億美元增長到1988年的100億美元。兩國間的軍事合作與技術轉讓，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據美國最新解密的檔案材料透露，美國在1982年向中國出口了價值5億美元的防衞和高科技產品。至1995年，這個數字躍升到50億美元。中國還從美國得到了諸如炮彈、水雷、炮兵雷達等常規武器，以及獲准由美方提供技術，改裝中國空軍的殲－8戰鬥機。此外，在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旅遊等方面，兩國的交流也達到了一個高峯。如果説，這是兩國關係迄今為止的“黃金時期”，似不為過。

但在另一方面，隨着共同戰略關係的鬆弛，美國領導人開始忽略中國在世界事務中重要性，認為中國無論在經濟或是軍事上都無足輕重，在全球戰略中將有求於美國。根據這樣的判斷，美國領導人認為，只要美國對蘇聯持強硬態度，中國人就會吞下任何“苦果”。因此，在台灣問題上，在西藏問題上，在所謂中國的軍售問題上，美國都插手其中，製造麻煩。

顯然，這是冷戰思維的繼續，是美國某些領導人頭腦中非現實主義理念在發生影響。這種冷戰思維和非現實主義理念，阻礙着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使美國領導人看不到中美兩國關係的利益所在。正是這種觀念上的“迷失”，導致了其後中美關係的曲折，使它不斷經歷新的越加嚴重的考驗。

二、中美關係中漸行漸遠的非現實主義因素

本來，在具有深厚現實主義傳統的美國，對鎖定現實中的中美雙邊利益和全球戰略利益，並加以執着追求，是不應存在異議的。但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中，人們卻看到了某種所謂“理想主義”的張揚。其表現形態，是往往從非現實的理念出發，把美國社會所認同的價值標準和政治取向，乃至美國人某些天真幼稚的想象，都摻雜進對華政策的制定中。這就造成中美間接觸的裂痕，使這種關係漸行漸遠，從而離開了兩國所應期待的現實目標。

問題的關鍵，是美國是否能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以及目的做出正確的估量。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大大增加了它的力度和廣度。如上文所述，無論中美之間的高層接觸還是經貿、科技文化交流，都達到了兩國關係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雖然，由蘇聯擴張和地緣威脅所造成的中美戰略關係在逐漸淡化，但兩國相互接近和信賴的程度卻加深了。美國人當時抱着樂觀感覺評價到：“在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時代，中美之間的合作常常是緊密的，但卻不深入。”其言下之意，是里根時代的中美關係，不僅緊密還更加深入。可就在這時，美國主流思想界，卻對中國的改革產生了錯覺。似乎中國的改革，並不是在完善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在西方化，向西方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接近。

詹姆斯·曼在他的新著ABOUTFACE中寫到：“促使中美兩國走到一起的最後和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國內政治。八十年代是中國社會和文化趨向西方化的頂峯時期。鄧小平強調教育、技術和專業技能的重要性，而這些東西是中國能夠從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那裏得到的。”在許許多多的美國人看來，“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實行經濟和政治改革綱領，七十年代末起步，八十年代中期更有活力了。中國領導人希望從美國得到先進技術、出口市場、金融資本和教育機會，其程度大大超過了毛晚年 這種情形使得中國對美國人説來比七十年代時更有吸引力了。政治和經濟改革為美國的貿易和投資造成了一種比較有希望的環境，為學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同時還縮小了人權問題上的潛在分歧。此外，它還重新激起了美國人長期以來懷有的一種興趣，即促使中國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按照美國的辦法重新鑄造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同樣的事情，在中國人看來是促進他們國家社會主義改革的一種夥伴關係，而美國人則認為是鼓勵中國政治和經濟自由化的一種努力。”

當時的人們沒有想到這是一種天真和一廂情願。以保守著稱的《紐約時報》曾經把中國稱之為“令人疼愛的共產主義”；而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最為挑刺的國會議員們，也曾出面説，1976年以後的中國人權狀況“比1949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好”。1985年，鄧小平又一次被選作《時代》週刊的封面人物。

最能代表官方立場的，是助理國務卿幫辦芮效儉在布朗大學的一次講話。這位助理國務卿幫辦當時説：“美國歡迎中國的改革政策，首先是我們自己的利益。中國的改革開放完全符合我們自己的政策目標 我們支持改革還因為中國在過去10年裏在人權方面取得的進展。美國歡迎中國朝這樣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前進：它將進一步放寬經濟、政治限制，放寬對諸如移民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限制。”在這位助理國務卿幫辦看來，中國的確正在向美國的政策目標接近。

必須承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確擴大了中美關係的基礎。而擴大了的中美關係，又進一步引起美國人對於中國國內改革的興趣。於是，所謂兩國的“蜜月”關係就在兩個層面上展開：物質的交流和對中國“西化”的期望。物質交流隨時間推移確在不斷增大。但這是雙邊的，帶有常規性質，並且在總量上仍是有限的。至1986年，中國還只是美國的第16大貿易伙伴國。仍算不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相反，美國對中國所謂“西化”的可能，卻抱着大得多的熱情。對於美國人説來，中國的開放使人們能夠穿透過去的某種神秘，接近這個社會的內核。他們自我陶醉地發現，這個社會在美國物質和觀念的吸引下，正向美國的政治理念靠近。他們相信，物質的交換最多是一種各取所需，而理念的接近，則是一種根本的親和。這大約就是詹姆斯·曼所判定的那種“深入關係”了。

然而，這種所謂的“深入關係”，從一開始就是虛幻的。它使美國人自己遮蔽了自己的眼睛。其根本的錯誤在於，它是在完全不瞭解中國改革性質的情況下，一廂情願地把美國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強加給了中國人。這樣做，不僅滑稽而且適得其反。他們不知道，那種中國“西化”越快越好的期望，其實正在加速着自己幻想的破滅。

這種錯誤的致命之處，即在於把現實主義的利益目標變成了虛幻的、不切實際的東西。在這種狀態下，美國人幾乎無法準確回答下述問題：什麼是中美關係的客觀基礎？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麼？如何尋找中美之間應該確定下來的利益目標？中國的改革開放給美國帶來的最大受惠到底應該是什麼？等等。在所謂“道義”原則高於利益原則的旗幟之下，這些現實主義的關注與考量，都被通通甩到一邊了。

事實上，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是中美關係發展最平穩的時期，但是，由於上述美國政治中存在的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偏狹認識，中美關係走的卻是一條兩相背離的道路，而且漸行漸遠。

徹底打破美國政治中這種虛幻境界的，是發生在1989年的八九事件。

對於中國政府採取斷然手段解決曠日持久的動亂，美國輿論界和政界表現出了“特別”的震驚和“憤怒”。隨之而來的，是氣勢洶洶的政治制裁、經濟制裁以及試圖在全球範圍內孤立中國。而對美國人説來，在整個場景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卻是解放軍戰士拆除廣場上的“自由民主女神”像。這一刻似乎徹底幻滅了美國人指望，即中國很快會採納美國的價值觀，會積極仿效美國的政治體制。按照前面勾畫的邏輯，美國人這種超乎尋常的強烈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幻滅和失望之後，是更加缺乏理智的“偏激”，這就離現實主義精神更遠。例如，馬薩諸塞州民主黨眾議員愛德華·馬基在之後的一次聽證會上説：“冷戰已經結束 如今， 當我們翻開中國這張牌，卻是一張小牌。”原來説“令人疼愛的共產主義”的人，如今也收起了“令人肉麻”的話，而把攻擊矛頭對準了中國對執不同政見者和知識分子的所謂迫害上面。喜愛搬弄是非的國會議員們，不再談論他們讚揚中國人權的老調，卻把中國描述成“世界上壓制最重的國家”。在全球及地區安全問題上，美國也更加懷疑起中美利益的一致。在輿論上，美國開始不斷製造中國向紅色高棉出售武器，向中東出售導彈，幫助巴基斯坦和阿爾及利亞研製核武器，向伊朗和利比亞提供化學武器配件等“壞消息”。甚至連1978年中美關係正常化設計師之一、主張同中國建立密切戰略關係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布熱津斯基，也迫於輿論的強大的壓力而贊同立即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可以説，由於此次事件，十年辛勤培育起來的中美間的正常關係，變得一片黑暗。

毋庸諱言，這是中美關係中那些缺乏現實主義精神的因素在發生作用。本來，無數事例説明，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可以找到利益共同點，實現和平共處。可是，卻偏偏有那樣一些人，無視這種現實利益的契合和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一意堅持意識形態的差別，從而把好端端的現實關係搞得一團糟。人們不應該如此健忘。十年前，當美國尋求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契機時，它遵循的，恰好是淡化意識形態、堅持現實主義的原則。十年後，在獲得了兩國關係的平穩發展之後，這些現實主義的原則卻被所謂的“理想主義”代替，其實質，仍是希望“演變”中國。這樣做，就不能不使中美關係面臨着更嚴峻的考驗。

三、中國改革的性質決定了中美關係的利益框架

事件平息不久，美國前總統尼克松銜命訪華。交談中，鄧小平告訴尼克松：“我非常讚賞你的看法，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着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 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可以説，這是兩位卓越領導人之間不同尋常的溝通。

中美關係正是在現實地把握各自的戰略利益，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別的基礎上確立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它的目標，不是把中國改變到資本主義或其他什麼社會制度去。因此，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理應不在中美關係的利益框架之內。對於鄧小平和尼克松兩位領導人説來，現實主義的理解和處理中美關係，是這種關係得以確認的基礎。

但是，如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改革一樣，中國的改革也並非一帆風順。如果説社會主義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的話，那麼在它的一步步推進中，所遇到的就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涉及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結構變動等的深層問題。而且，隨着改革的深入，國家政治體制以及龐大的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也都會發生變革，這必然會影響到社會意識形態，並最終觸發對改革性質的不同認識。

從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國改革是否會向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前進是最關鍵的；在國內，也有人不贊同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這種情況使改革的過程大大複雜化了。對於美國人説來，期待着中國向西方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靠近，並做出種種努力，是很可理解的。但實際上，當他們這樣做了，便墮入了一個難以自拔的陷阱。因為他們對中國改革的理解，實在是膚淺的。僅僅套用對蘇聯東歐國家的已有認識，不但無法解釋兩種改革的差異，而且會把自己引導到異端邪路上去。

應該承認，對中國的改革的態度，從開始起就並不是那麼一致。早在1979年初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人們已經就改革牽涉到的重大理論問題，開始了爭論。鄧小平為此撰寫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強調中國所需要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國要改革，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歷史證明，在中國，搞資本主義不僅不能把中國引導到富強，反而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和動盪。因此改革向資本主義行不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實際是在中國改革興起之初，為這個改革的性質劃了界限。

之後，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中國出現過反對“精神污染”的鬥爭。其實質仍然是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本質的爭論。但這時改革還僅僅在農村進行，所涉及的方面還沒有後來那樣深廣。因此，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並沒有進行下去。但這種爭論帶有不可避免性。隨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性質問題，勢將越加突出出來。

真正將改革方向這樣嚴肅問題擺到人們面前的，是1986年發生的事件。這一次學生提出的口號，已不再簡單的是生活待遇問題，而是所謂“民主”和“自由”了。“民主”和“自由”並不是絕對壞的事情。但當它們與“西化”觀點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對改革的干擾就明顯加大了。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某些變革，與政府官員中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和社會分配不公相混雜，使得改革的矛盾尖鋭化了。

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內部在1986年底事件平息之後，提出了改革不僅有“改還是不改”的問題，更有“改到什麼方向去”的問題。並且後者重於前者。從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成為了改革的一部分。1987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離職。這是改革開始後，中共中央所做的最大的人事變動。

因此，中國改革為中美利益關係所設定的框架，實際上是有限度的。由於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它根本拒絕任何改變這個性質的企圖。在社會制度和價值標準上面，中國和美國沒有共同的語言。那種認為可以通過物質交換，進而將雙邊利益範圍擴大到思想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想法，是完全幼稚的。如果還試圖通過強力干涉，把自己的所謂利益關注強加給中國，那就不僅徹底毀壞了兩國現實的利益基礎，而且是十分危險的了。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就是一種完全無視中美之間利益框架的愚蠢舉動。它不僅説得太多了，也做得太過分了。這種行為，幾乎毀了發展近二十年的中美關係。

因而，可以説，此次事件是對二十年來中美關係可靠性的一個考驗。或者説，它是一塊檢驗中美關係利益基礎的試金石。中美關係穩固不穩固，它的基本框架是否明確，都在雙方對這次事件的態度中表現了出來。如同中國不能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強加給美國，中國不能開動巨大的經濟機器和宣傳機器去幹涉美國的內政一樣，誰破壞了兩國關係基礎的現實框架，誰就要對毀壞的雙邊關係負責。顯然，美國在事件中的表演，是對建設性的中美關係缺乏誠意的。它因而不能不為此付出代價。

同是在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告訴尼克松：“中國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要“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對於損害了中美關係的責任方，這種要求是嚴正的。中美關係遭受的挫折，中國沒有責任。中國的改革要尋求中國的現代化，這沒有錯。中國要保持國家的統一，要維護國家的穩定，要極端珍重自己的國格，這同樣是不受干涉的權利。因此，如果有人要破壞中國的穩定，要推翻中國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就“只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

最後，中國有理由相信，中美關係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中，將取得進一步的發展。但是，曲折、反覆甚至衝突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於中美關係在中國改革和美國全球戰略需要中的重要地位，這種關係即使出現某種挫折，也將是有限度的。按中國通俗的説法，它可能“壞也壞不到哪裏去”。唯一需要我們做出準備的，是把握這一關係的基本走向，去面對考驗。

（本文為參加美國猶他大學2000年5月舉行的學術討論會論文，發表於《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