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南京條約》：槍炮之敗還是價值觀之敗？_風聞

176年前的今天，即1842年8月29日，清廷欽差大臣耆英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停泊於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軍旗艦康華麗號上籤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共有十三款，主要內容為：

1、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

2、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在這些通商口岸裏，英人可以自由居住，英國可以派駐領事等官員；

3、中國賠償鴉片煙費600萬銀元，軍費1200萬銀元，商欠300萬銀元，共2100萬銀元；

《南京條約》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開始，鉅額賠款相當於清廷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以此為起點，截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100多年的時間裏，包括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和美國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條約》在內，中國總共和列強簽訂了1119個不平等條約，賠款10多億兩白銀，割讓領土173.9萬平方公里，如果加上外蒙古的獨立，則總共損失了320多萬平公里的領土。

這還不包括一些無法用數字統計的損失，比如火燒圓明園，南京大屠殺。

近代屈辱的歷史，讓每個中國人想起來都錐心泣血！

在今天這樣一個堪稱國恥的日子裏，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問一個問題：近代中國失敗的原因在哪裏？

令人耳熟能詳的説法是：近代中國敗於西方的船堅炮利。

但事實是：鴉片戰爭時，儘管英方在武器裝備方面佔有優勢，但雙方當時的差距並不算太大，絕不是不可克服的。

當時的英國，輪船還沒有廣泛使用，遠征中國的軍艦都是一些三桅、四桅的木帆船。槍炮基本還都是前裝式的，比清軍裝備槍炮的精度高，但沒有“代差”。

況且英軍勞師遠征，遠離後方，補給困難。清軍則可以從容備戰，以逸待勞。

林則徐在虎門硝煙後在廣州嚴密佈防，力挫義律率領的英國遠征軍，使之悻悻離去就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整個鴉片戰爭卻以清軍慘敗，中國割地賠款而告終，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也許主要當事人林則徐的一段話最能揭示出真相：

“粵營以水師為最優，其歲入得至糧餉者百分之一，得至土規者百分之九十，禁絕煙土，則去其得項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

林則徐到廣州後不久就發現，廣東水師副將韓肇慶，備受兩廣總督鄧廷楨的重用，但韓肇慶卻瞞着鄧廷楨與鴉片販子勾結，用水師船隻代運鴉片進口，每運一萬箱，韓肇慶就從中留下數百箱，向鄧廷楨報功，作為查獲的鴉片。鄧廷楨為此還為韓肇慶請功，讓朝廷把韓肇慶提為總兵，賞戴花翎。

腐敗！

作為海防和緝私主要依靠力量的水師，卻恰恰是鴉片貿易的最大受益者，其收入的99%來自鴉片貿易，又怎麼能夠全心全意和英軍作戰？

《海國圖志》作者魏源的父親魏邦魯曾是林則徐的屬僚。

1830年林則徐與魏源在北京相遇時，林對這位以批判程朱理學，反對腐敗、主張改革而名滿京師的年輕人十分賞識。

林則徐出任欽差大臣到廣東禁煙時，魏不但對此擁護和支持，而且對禁煙充滿希望。1841年3月，魏源在林則徐的推薦下，毅然棄筆從戎，到浙江參謀戰事。

但魏源最終大失所望。他發現：**隨着英軍艦隊從廣州一路北上，沿海寧波、餘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皆不戰而棄。**魏源在戰後致友人的信中寫道：

“我兵望風輒潰，及夷至，城中已無一人，何嘗與炮事哉？”

腐敗之外，就是昏聵。

為了抵抗英軍，清廷在林則徐之後，先後派遣琦善、楊芳、奕山、伊里布、顏伯燾、奕經、牛鑑、耆英為主要將領，但看上去陣勢很大的清軍將領所做的舉動卻異常可笑。

琦善，滿洲正黃旗人，奉旨接替林則徐擔任兩廣總督。原先主戰的琦善在白河口看到英軍“船堅炮利”就嚇破了膽，下令撤退炮台守軍，主動向英軍求和。

楊芳是戰爭中另一位“名將”。他跟着參贊大臣奕山遠赴廣東對敵，竟然想出了用陰門陣對抗英國軍艦。

什麼是陰門陣？陰門陣，又稱婚人厭炮，迷信可用婦女陰部、月經、尿糞、衣褲等陰穢物來使槍炮、法術失靈的厭勝之術。

有這樣的將領，真是天大的笑話！

琦善失敗革職後，道光皇帝用自己的侄子奕山代替他。但奕山對廣東人民的仇視超過對英軍的痛恨。他認為“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防民甚於防寇”，因此在福建招募未經訓練的士兵向英軍進攻，結果一敗塗地，廣州城外炮台盡失。

冒險主義之後，就是失敗主義。

第二天，奕山就舉旗投降，與英軍簽訂了《廣州和約》。

奕經也是道光皇帝的侄子。鴉片戰爭中，奕經被任命為揚威將軍，到杭州督管抗擊英國入侵。奕經根本不懂軍事，臨陣只會到關帝廟求籤禱告。結果清軍在定海、鎮海及寧波府一潰千里。

腐敗和昏聵的背後，本質是文化和價值觀的腐敗。

**晚清朝野上下瀰漫的那種奢靡、矇昧、紙醉金迷、及時行樂、好死不如賴活的文化，**遇到了經歷了啓蒙運動的洗禮，生機勃勃又野心勃勃的英國工業文明，自然不堪一擊。

所以，鴉片戰爭，與其説是敗於“硬件”（當然“硬件”落後也是重要原因），不如説是敗於“軟件”——文化革命的命題，隨着《南京條約》的簽署，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了。

當然，中國人真正認識到這一點，要等到差不多八十年之後的1919年。

這一年，爆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而真正完成這一歷史命題，則要等到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

這時，距離清廷簽署《南京條約》，剛好100年！

延安整風之後，在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價值觀的朝氣蓬勃的革命文化支持下，中國革命進入凱歌行進的階段，中華民族的命運也進入了急劇上升，迅速跳出近代陷阱的階段——

1945年，抗日戰爭；

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

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

1956年，中國跨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在此後20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工業化；

在掌握了“兩彈一星”之後，中國人終於獲得了近代以來從未獲得過的安全感。

抗美援朝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打敗了雙倍的“八國聯軍”即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志願軍和美軍武器裝備的差距，遠大於鴉片戰爭是清軍和英軍武器裝備的差距。

勝利的原因何在呢？

毛主席總結説：美軍“鋼多氣少”，志願軍“鋼少氣多”。

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這場戰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當然這絕不意味着不重視武器的因素）。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xueˊrong花。

回望《南京條約》，回望五四運動和延安整風，回望抗美援朝，我們應該汲取什麼教訓？接受什麼經驗？繼承什麼精神和傳統？

今天精英的精神狀態，比之鴉片戰爭時、《南京條約》簽署時又如何？

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