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捷克政治家蘭斯多爾夫_風聞

訪談捷克政治家蘭斯多爾夫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

作者：李向前

坐在我們面前的蘭斯多爾夫先生，顯得特別年輕、自信。他對問題的解答，幾乎沒有多少猶豫，便脱口成章。他現年只有54歲，卻已經是捷摩共的名譽副主席和歐洲議會議員。他現在的身份是大學教授，同時是著名的捷摩共理論家和活動家。訪談是在捷摩共的辦公樓裏進行。這座辦公樓相當老舊，隨便地聳立在大街上，裏面還雜有大量的其他機構和公司。電梯是那種非常古老的、需要拉上鐵柵欄門才能上下的“古董”。我們一行人分為三次，才來到了捷摩共的辦公室。蘭斯多爾夫早已迎候在電梯旁。隨同他來的，還有捷摩共黨員、原捷克政府財政部部長以及捷摩共負責工會和檔案的兩位負責人。

談話是從捷克共產黨的歷史回顧開始的。蘭斯多爾夫先生幾乎不停頓地做了一篇演講：

捷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黨成立時吸收了許多不同觀點的派別和組織，目的是建立一個可以代表羣眾的黨派。當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代表着民眾利益，但共產黨不能完全接受他們。在綱領上，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沒有差別，分歧只在於對社會生活的認識不同。另外，在對文化的認識上也有差別。作為共產黨，應該在社會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方面進行工作。

在國際共運中，捷共曾受到很大壓力。捷共剛成立一週年，書記即被共產國際撤換掉。當時捷共黨內對共產國際的作法很不滿。被扶上台的左派，只會喊一些空洞口號。1928年時，許多黨員離開黨。捷共從40萬人減到7萬人。捷黨的五大表示了對莫斯科的不滿，哥特瓦爾德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

上世紀三十年代，歐洲經濟衰退，發生了社會危機。捷共的威信這時也下降了。1931年召開的捷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了以階級反對階級的路線，主張階級鬥爭和階級衝突。當年舉行的礦工大罷工，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哥特瓦爾德時期的中央領導層，如同樂隊那樣，配合默契。當時影響捷共的主要是兩個因素：一是國內的鬥爭形勢；二是共產國際的指揮。

上世紀三十年代，捷共的宗旨更靠近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黨員人數也漸漸恢復到七萬五千人。後來，在二次大戰中，捷克共產黨員犧牲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蘇聯的大審判和蘇德條約也對捷共產生了嚴重損害。這兩件事情對歐洲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打擊非常大。當時在莫斯科和倫敦的共產黨人實際形成了幾個不同的流派。莫斯科的一派主張民族民主革命。

革命性的變革發生在1944年。民族民主革命的起義一直持續到1948年。捷共的哥特瓦爾德等人，堅決主張建立民族統一戰線。那時，捷克國內共有四個黨派。當時，捷克共產黨的影響甚至比蘇共還大。從1945年到1946年，捷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上升到100萬。是名副其實的代表廣泛的羣眾組織。

1949年捷共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時，黨員數量已超過200萬人。當時捷克的總人口才1200萬。從比例講，捷共黨員的力量是相當強大的。捷共的存在和發展壯大，對蘇聯具有戰略意義。不幸的是，捷克是鈾的生產國，又與德國是近鄰。當時蘇聯主張德國統一，使德國成為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緩衝帶。但東德人堅持了自己的民族立場。

在今天看來，特別是從小國的歷史看，聽從蘇聯的指揮不行。各國的發展，必須從本國的國情出發。

説起捷克共產黨實行改革的原因，蘭斯多爾夫先生更是滔滔不絕。他説：捷克是蘇聯東歐國家中最發達的國家，但一個錯誤是，國家卻把錢投向了農業。實際上，捷克的市場化已經很發達。在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分工中，捷克負責重工業。其實，只是斯洛伐克地區具有農業傳統。但事實上，捷克成了中東歐的機械加工廠。

1951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會議上，斯大林講，要準備發生戰爭。於是，捷克增加了軍用飛機的生產，定額是一年一千架。這個事實説明，捷克共產黨不能不聽命於別人，難以按經濟規律來主導自己的經濟發展。從1948年到1958年，捷克工業產值增長300%。但進出口卻要服從蘇聯。結果預算失衡，克朗貶值，造成社會不滿。當時蘇聯要求捷克每年生產3000萬噸鋼。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捷領導人就產生了改革思想，希望按照德國和法國的模式進行改革。但這個思想沒能在領導層中實現統一，因而擱淺了。1960年，諾沃提尼宣佈了社會主義憲法，開始實行五年計劃。結果1963年捷克發生經濟危機，國內生產總值下降4%。結果又實行了所謂“一年計劃”，被迫開始改革。

諾沃提尼這個人比較簡單。他僅成立了設計改革的“四人團隊”。但改革的設計，使大量贊成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的人士得以走上舞台。人們當時提出，要進行一次科技革命。應當説，當時捷克改革的思想水準，遠遠超過了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蘇聯改革思想的水平很低，但卻大行其市。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思想首先是解放社會，然後產生民主。這是不可能的。民主是經濟市場化和法制長期實行的產物。在法制國家，民主和經濟是兩個概念。這一點，戈爾巴喬夫沒有認識到。戈爾巴喬夫改變了社會主義的概念。他的概念是，社會主義僅僅是對價值觀的一種看法。他歪曲了社會主義的價值。戈爾巴喬夫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共性。總的講，蘇聯的改革思想不成熟。而捷克人的改革思想，在深度上遠遠超過蘇聯。

捷克人醖釀改革時，環境很好。一是越南戰爭擴大後美國國內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一是柯西金當時在蘇聯也提出改革，儘管改革思想很淺顯，不深刻。當時，捷克主張實行較為徹底的大規模改革，但斯洛伐克地區有不同意見，認為首先應發展自己。到了1968年，胡薩克實際成為蘇聯的傀儡。

接着，蘭斯多爾夫先生詳細地解釋了捷克改革的目標模式。他説，捷克改革的主要目標，一是不要計劃經濟而要經濟的多元化；二是要加強同國外的合作。這是小國的基本想法。要發展，就必須與外部發生聯繫。當然，上世紀六十年代也出現了財政失衡的問題。

但最根本的，改革的基礎，來源於捷克工業的發達。我們不想再聽命於蘇聯的指揮。蘇聯的五年計劃包羅萬象，極為詳盡。像運送駱駝、打撈沉船這些事都寫入了計劃。捷克與蘇聯在文化上存在着巨大差別。蘇聯人根本不能理解捷克的情況。蘇聯一位領導人來捷克的農村參觀。起初還發號施令，指指點點。後來才不得不承認，捷克經濟的發展是如此進步。當時蘇聯同美國搞軍備競賽，要捷克每年生產幾千架戰鬥機。捷克工業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

七十年代，由於“布拉格之春”的失敗，捷克黨內曾進行了嚴厲的整肅，開除了47萬名黨員。其中約40萬在捷克，8萬在斯洛伐克。這使黨的信任度受到非常大的損害。杜布切克雖是好人，但他對改革沒有成熟想法。同時，蘇聯那時的影響，我們也抵制不了。

接下來，蘭斯多爾夫先生闡述了他關於1989年劇變的看法。他講到：美國人當時看到蘇聯經濟下滑，便有意挑動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這一着，拖垮了蘇聯。蘇聯軍費開支一度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4％，而美國只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6.9％。美國中央情報局當時公佈了蘇聯的GDP，其實只有美國的60％。

1989年劇變，對捷克共產黨的衝擊是巨大的。人們感到震驚。大家失望的是，當捷共最高領導層在改革條件已經具備時，卻喪失改革的意願。蘇聯人1986年開始從東歐撤軍，謀劃兩德統一。蘇聯人説，我們不需要你們這些衞星國了。蘇聯駐捷克使館向中央的報告經常胡説。他們竟然説，哈維爾是社會主義者。在1989年，有人建議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召開各國黨的會議，但戈拒絕了。他説，我們不是宗派組織，不能開這樣的會。戈爾巴喬夫還建議，各國共產黨應更名為社會民主黨。

這裏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劇變對我們的壓力很大，但卻使我們團結了起來。在西歐，許多大黨比如意共，曾經得到30％的選票。但在改名後力量分散了，不行了，選舉中只得到6％的席位。而我們捷共拒絕改名。1993年時，有73％的人認為共產黨的名稱還要堅持。

在訪談的最後，蘭斯多爾夫講到他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他認為，戈爾巴喬夫是想改革，但他能力不夠，選擇也不對。在中國，鄧小平主持的改革是漸進的，實行法制，穩定市場經濟，而戈爾巴喬夫卻走了另外一條路。蘭斯多爾夫頗為不屑地告訴我們：他見過戈爾巴喬夫多次，同他談過話。他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主張非常幼稚，自相矛盾，根本實現不了。戈沒有領導社會主義改革的能力。而捷克的經濟，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這是蘇聯人所不理解的。在一系列錯誤的主導下，捷克的改革失敗了。

到這裏，健談的蘭斯多爾夫先生終於結束了他的“講演”。我們也得以放下記錄筆，舒展一下手臂，呷一口清香的咖啡。小小的會議室裏氣氛很是融洽。捷摩共的幾位老同志，看來很滿意蘭斯多爾夫的演講。這個演講表示了他們對蘇聯、對劇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捷摩共堅持稱自己是共產黨的立場，做了很好的闡述。以我過去粗淺的認識，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作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之一，除去與蘇聯保持緊密的政治關係外，就是經濟較為發達。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幾條主要公交線路上，都曾使用過一種斯柯達大轎車。這種車力量大，造型也頗為偉岸，深受乘客喜愛。它就是由捷克生產進口的。有人説，在捷克人的性格里，有一種天生的本性，就是在面對巨大壓力時，總是選擇妥協和退讓。例如，1939年當德國納粹入侵捷克時，貝奈斯政府就選擇了妥協，説是“是接受條件，拯救民族呢，還是進行戰鬥，而遭受屠殺呢”？“那是很難決定的”。

但是，捷克人民真的那樣懦弱嗎？歷史也作出了回答。雖然1938年、1939年捷克面臨納粹侵佔而沒有反抗，但在1944年，斯洛伐克人民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發動了起義；1945年5月，布拉格人民也同樣發動起義，迫使德國黨衞軍投入一個師的兵力去加以鎮壓，從而加速了德國法西斯在捷克佔領的崩潰。由此可見，捷克人民並非如傳言所説，是個更喜歡妥協的民族。特別是，早在1945年4月，當貝奈斯到莫斯科談判成立戰後捷克政治安排時，捷克共產黨的領導人哥特瓦爾德（後來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已經明確提出，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會主義應有自己的特殊道路。一位西方歷史學家甚至説：“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異端的第一顆智慧種子。可能在布拉格之春之前的二十三年就已經種下去了”。

1968年出現的“布拉格之春”，對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雖然，在蘇聯的鎮壓下，它流產了，而且其後的捷克，不得不牢牢遵從蘇聯的政治經濟指令，成為“老實”的政治夥伴。但“布拉格之春”的“種子”顯然並沒有枯死，它是被種在羣眾心裏的。當國家利益、思想意識形態分歧和文化差異不斷擴大，羣眾越加不滿於蘇聯所強加的東西時，反抗總是會發生的。只不過，年輕的政治家蘭斯多爾夫，以一種更鄙視和更淋漓的態度表達了它而已。

在布拉格，我們參觀了著名的瓦茨拉夫廣場。當年，鎮壓“布拉格之春”的蘇聯坦克，就停在瓦茨拉夫雕像旁邊。而瓦茨拉夫，正是十世紀波希米亞試圖實行改革而被哈布斯堡王朝殺害的一位民族英雄。雕像下，擺放着人們敬獻的鮮花。白色的馬蹄蓮和黃色的秋菊，把英雄映襯得更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