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是誰加給我們的？_風聞

苦難，是誰加給我們的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作者：李向前

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參觀有感

在人類歷史上，戰爭、掠奪和大屠殺，曾無數次不幸發生過。然而，毀滅生靈最多也最殘酷的，當屬20世紀30年代崛起的法西斯主義所發動的世界性戰爭。從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策動九一八事變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止，整個人類的傷亡數字超過了7000萬。其中，中國死傷了3500萬人；蘇聯則付出了2000多萬人的傷亡代價。而在歐洲，德國法西斯一共屠殺了600萬以上的猶太人。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正因為如此，記住戰爭、悼念死難者和審判戰爭罪犯才具有了普世意義。

2005年5月12日在柏林建成並揭幕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羣和紀念館（英文名為THE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可以説為悼念被戕害的亡靈和教育後人作出了努力。它的出現，使得人們再次直麪人類的傷痛，直面那些完全被莫須有的歧視、偏見和憎恨所荼毒的生靈。紀念碑羣造型奇特，展覽館的佈置和説明痛徹人心。不誇張地説，所有參觀過它的人，只要是善良的、道義的、人性的，都會在走出紀念館的那一刻，正確回答“苦難，是誰加給我們的”這一重大命題。

紀念碑和博物館的建立，經過了德國聯邦議會的長期辯論。議案最終的通過時間是1999年6月25日。建立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和紀念館的動議，是由一位廣告設計人李·盧斯最先提出的。他在1988年就倡議建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他的建議得到了包括聯邦德國前總理勃蘭特以及猶太人大屠殺紀念協會的支持。最終，這個聞名世界的紀念碑羣和紀念館，選址在柏林市中心原納粹總理府舊址之上。它距離德意志的民族標誌勃蘭登堡門及聯邦議會僅一箭之遙。在這片寸土寸金而又深具歷史內涵的地段建立紀念碑，不僅證明了它佔地的貴重，更表現出修建者對它地位的尊崇。世界很多國家都在首都中心位置修建紀念碑，以緬懷自己的民族英雄。而德國人則痛心疾首，在首都的心臟處建起了有關自己民族歷史污點的永久性碑碣。

當然，沒有人試圖把德國人民同法西斯分子劃等號。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只佔德意志民族的小部分。但是，一個產生過法西斯狂熱並導致極大罪惡的土地和生活其上的人，應該對自己的民族性進行反思。

但顯然，一個民族要認識自己曾經有過的歷史缺陷、歷史錯誤甚至歷史罪行並不容易。同樣是犯有發動戰爭罪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至今還在推諉、塞責甚至否認他們對中國、亞洲其他國家和太平洋地區所進行的侵略。而就一般民眾來説，戰爭所帶來的苦難，幾乎是同樣巨大的。從1944年到1945年，當戰場逐漸逼近第三帝國本土時，那些曾經是世界最重要也最知名的城市如柏林、德累斯頓等，幾乎在日復一日的盟軍轟炸中夷為平地；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則連續遭受兩顆原子彈的轟擊（據説，如果盟軍的原子彈早些試製完成，可能首先投放的是德國工業城市德累斯頓。當時，盟軍設想以毀滅式的大轟炸來徹底摧毀德軍戰鬥意志）。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將苦難強加給了無辜的他國人民；另一方面，他們發動的戰爭也給自己民族帶來巨大傷痛。由於這樣的悖論，生活在這些國家裏的人們，就處在一種心理困境中。他們經常殊自發問：我們自己到底算不算戰爭的受害者？

因為戰敗以及對猶太人、吉卜塞人等的種族大屠殺，在德國，“受害者”（VICTIMHOOD）一詞始終是個民族禁忌。通常，人們避諱使用這個詞，擔心它造成政治上和語義上的麻煩。但即使如此，“受害者”的心理維度，在德國人中仍然是存在的。因為，在1945年前後，戰爭的確為蘇佔區和西方三國佔領區民眾帶來了毀滅性打擊。當時，因戰爭失去親人的家庭無以計數；因戰爭被迫遷徙的人也以千萬計（據統計約有1200萬～1400萬人），這些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1945年的冬天極為寒冷，可以想象，這些失去家園的人們，既缺少食物、薪火，又沒有禦寒之物，他們只能掙扎在死亡線邊緣。戰爭雖結束了，但德國大部分城市已成一片廢墟。據有關材料，在西方三國佔領區，從1945年到1946年，人均日熱量攝入剛剛達到一千大卡，比維持正常所需的2400卡要少一半以上。此外，大量的戰爭賠款和以拆卸工業設備抵償戰爭賠款的行動，更使民眾恢復生產、改善生活的希望大受挫折。在這種啼飢號寒、哀鴻遍野的窘況下，在一般德國人中產生“受害者”的想法和怨艾，於情理是自然的。由於這段悲慘的記憶，普通德國人中的這種“受害者”情結，甚至蔓延為集體性記憶。

既然是集體記憶，就有很大存在空間。硬性刪除這種集體記憶，不是容易辦到的。因此，民族性的反思教育，就變得十分必要。通過教育和反思，最終使普通德國民眾懂得一個道理：“苦難，到底是誰加給我們的？”同時也要使人們覺悟到，如果德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那麼它實質是在道義上混淆了善惡；在歷史上違背了真實；在責任上顛倒了輕重；在法律上認同了不公正的裁決。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關“受害者”觀念的爭論，在德國從來沒有停止過。不斷有有識之士站出來，以自己的行為告誡國人，真正的受害者應該是那些死於法西斯屠刀下的人們。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僅僅是因為種族問題、身份問題和作為國際法必須保護的戰俘，就被殘忍的成百上千萬地剝奪了生命。這是人類進步行程中所不能容忍的。

最先站出來的，是被稱為“1968年的一代”人。這代人出生在戰後。在1968年前後成為大學生。他們大聲疾呼，要德國人以更加開放的思維面對納粹時代，反思納粹給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整個世界帶來的巨大傷痛。後來出任聯邦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就屬於“1968年一代”的一員。他在成為德國總理後仍然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他在一個公開講話這樣説到：“我們要紀念那些被德國屠殺的600萬猶太人；我們要紀念那些在德國人發動的戰爭裏成為犧牲者的上百萬的歐洲和蘇聯人；只有在這之後，我們才可以提到由於戰爭帶來苦難但卻無法説出來的我們德國人自己。”

更為著名的事件是，德國總理勃蘭特於1970年2月訪問華沙時，在華沙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的屈膝一跪。有人説，勃蘭特那張下跪的照片，不僅顯示了勃蘭特的人格，更標誌了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從紀念碑回到下榻處後，勃蘭特對朋友説：“我幾乎是不自主地跪了下去。因為當我站在紀念碑前，面對那些遭受如此巨大苦難的魂靈時，沒有任何一個字或祈禱，可以由衷表達我所感到的沉痛和懺悔。”

1985年，西德總統理查德·魏薩克在議會發表講話時也指出：德國人“反人類的罪行”，特別是實行大屠殺的這種“毀壞人類文明”的行為，必須成為西德人公共記憶的核心。

這些痛心疾首的自罪反思，代表了社會的良知，也主導了社會的心理趨向。進入九十年代，德國國內對法西斯主義加給人類災難的思考，形成了更為強大的社會潮流。人們運用電影、電視和展覽等手段，對法西斯德國的殘酷、暴虐及瘋狂做了充分展示。1995年，一個名為“毀滅戰 德國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4”的展覽曾轟動一時。這個展覽在德國和奧地利各個城市裏展出。它以無法辯駁的事實和影像材料告訴人們，普通德國國防軍（即“WEHRMACHT”。他們不是蓋世太保，也不是專門執行處理和屠殺納粹佔領區猶太人、戰俘的特種警察部隊即“SS”，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奪得政權以前就建立的德國正規軍）是多麼廣泛地參與了對猶太人和蘇聯戰俘的大屠殺。他們甚至僅僅出於懷疑，就隨便處決那些被認為是游擊隊的佔領區民眾。這種屠殺的規模，都在萬人以上。

1996年，丹尼爾·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一書出版。這本書引起了學術界和社會的巨大反響。它以大量原始檔案和確鑿證據表明，在希特勒統治下，排猶傾向是一般德國人的典型特徵。戈德哈根説：這種排猶主義幾乎構成了20世紀德國的歷史。它表現在：“對猶太人的偏見成為一種強迫觀念，達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德國社會的一切毛病和缺陷都歸咎於猶太人。這種排猶主義，其主張是異常激烈的，往往傾向於暴力。”由此，戈德哈根斷言，德國人蔘與屠殺猶太人是自願的，並非在納粹分子的強迫之下。

充分的證據使德國人認識到，法西斯摧殘人類的罪行，並不僅僅是一般想象中納粹特種警察部隊在集中營或死亡營裏乾的那些勾當，而是整個德軍在侵略推進中隨時隨地進行的屠殺（RUN-OF-THE-MILL）。甚至，普通德國民眾在反猶浪潮中也充當了加害者的角色。由此，德國人開始丟棄原來堅持的所謂“乾淨的戰爭”的觀念，將戰爭和對猶太人、吉普賽人、戰俘的野蠻屠殺聯繫在一起。

的確，那決不是一場“乾淨”的戰爭。根據今天的研究，希特勒侵略波蘭和實施他所謂的“巴巴羅薩”計劃，真正意圖並非以軍事為主，而是經濟目的大於軍事目的。納粹德國當時設想，在發動戰爭之後，其戰略動作主要是施加對東歐和蘇聯的經濟掠奪。這些經濟掠奪，又主要以當地的糧食、工業設備、戰略資源和勞動力為目標。與人們的想象剛好相反，當時，納粹德國發動戰爭並非因經濟力飛速膨脹、積攢下了巨大的財物力儲備，而恰恰因為處在深幅的經濟衰落中，才試圖以發動戰爭來解脱困境。

這就決定了戰爭的“骯髒性”。戰前，希特勒曾大肆談論過美國的移民經驗，聲稱要把伏爾加河變為德國的密西西比河。納粹德國當時設想，要大量向波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移民，遷出波蘭人口的80%～85%，烏克蘭人口的64%，白俄羅斯人口的75%，然後將德國人移往上述地區。他們甚至計算出德國移民的人口密度應為每平方公里80人。這遠遠低於了德國1939年時每平方公里133人的人口密度。為實現這個移民計劃，被遷出的當地人口將被分成兩部分：有勞動能力者將作為奴隸為納粹德國服苦役；而老弱病殘和孩童，則被投入毒氣室。因波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為猶太人聚居地，所以，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主要發生在這些地區。

1941年6月中旬，也即在侵蘇的“巴巴羅薩”計劃發動一週前，黨衞軍頭領希姆萊在對特種警察部隊的訓示中，提出了即將出現的所謂“種族戰”。他當時已經估計到，“由於戰爭行動和糧食問題，將有2000萬到3000萬斯拉夫人會死亡”。當年11月，第三帝國元帥格林對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長西亞諾（CIANO）宣稱：“德國佔領蘇聯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如何處理2000萬到3000萬飢餓的當地人”。這兩個納粹德國的大戰犯，此時已露出兇險的殺機。

任何以侵略為目的的戰爭，都必然伴隨着大規模屠殺、掠奪和種族滅絕。德意法西斯入侵幾乎整個歐洲、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國和亞洲的大部分，造成幾千萬無辜生命被剝奪的慘劇和至今仍無法計數的財產損失。他們不僅葬送了人性，也褻瀆了所有人類用於形容“淨潔”的語彙。這個道理幾乎毋需解釋。德國人從“骯髒”戰爭所帶來的可怕後果中醒悟：比起大規模的對猶太人、吉卜賽人和戰俘的殺戮，自己因戰爭所遭受的苦難，不僅不是數量上的區別，更在性質上迥然不同。長久而痛苦的反思最終告訴他們：無論死難的猶太人、吉卜賽人和大量遭屠殺的戰俘，還是德國人民自己，人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所遭受的苦難，根本上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的自身缺陷以及由這個缺陷所導致的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發動者！正因為如此，在德國，沒有人質疑1945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四項指控：陰謀策劃實施威脅和平的犯罪；計劃發動侵略戰爭的犯罪；實施戰爭的犯罪和反人類的犯罪。

良知和良心，是社會心理正常發展的基礎。扭曲的心態往往衍生變形的社會行為。而良知和良心，就社會整體塑造而言，是需要不斷激勵和維護的。一個民族意識的進步，同社會良心和良知的弘揚關係緊密相連。如果沒有上述反思去喚醒社會良知並使之堅定起來，德國社會將永遠不敢面對自己恥辱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説，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羣的設計，正是喚起德國人民乃至所有參觀者良心與良知的一個功德碑。

在議會通過建立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議案之後，德國人最終為這個紀念地的構築，選擇了美國建築師彼德·艾森曼的方案。艾森曼的方案的確別出心裁。他為紀念地設計了一個墓碑羣。這個墓碑羣由2711塊高低錯落、猶如墓穴的深灰色混凝土長方塊組成。它們各自長2.38米，寬0.95米。其中有303塊碑高超過4米；有569塊碑高在3-4米之間；數量最多的是高1-2米的矮碑，共有869塊。每一塊混凝土碑的重量大約為8噸，而最高大者有16噸之重。它們就是這樣以外圍低、中間高的形制，組成了一片灰色的墓碑林。灰色，代表了沉重和悲哀，而長方形的混凝土羣體鑄造，則象徵了死去的千千萬萬無辜者。人們可以從碑羣的各個方向走到它的深處。當你來到碑羣的中心，被一個個深灰色混凝土方塊包圍的時候，你會感到前所未有的壓抑和悲沉，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死於非命的人們。如果是在夜晚，由祭奠者留下的一簇簇蠟燭，在昏暗中變成了星星螢火，更營造了墓地式的肅穆氣氛。碑羣的設計理念沒有離開傳統，仍然直觀地告訴人們這是一片墓地；但它又沒有使用任何象徵性符號，只是用一個個深暗色調的混凝土塊來引發拜謁者的聯想。建築師艾森曼在解釋他的設計理念時講到，他希望人們在走進或離開碑羣時，能夠找到自己對碑羣意義的理解。的確，每個走進碑羣的人，都會為沉重所包裹；而當走出碑羣時，人們的心仍然是抽緊的，在很長時間裏無法擺脱壓抑的氛圍、忘卻對死難者的牽掛。儘管碑羣外面陽光燦爛，但心中的陰影卻無法被快速驅散。可能，這正是設計者為紀念碑羣營造的特殊魅力。

其實，從接受學的角度講，只有給祭奠者心中留下不能抹去的記憶，才達到了紀念的最終目的。大屠殺已經過去了六十餘年，並且它將離今天越來越遠，越來越為後人生疏、淡忘。於是，怎樣使德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不忘過去，便成為紀念地設計的核心考慮。儘管沒有設計高聳的墓碑，也沒有擺放長明火和永不凋謝的花環，但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羣和紀念館卻用另一種方式固化着人們的記憶。這其中，設計者深思熟慮地採用了各種有效的紀念元素。

這些紀念元素的集大成者，就是大屠殺紀念館（也稱信息中心）。

紀念館位於碑羣的地下。走進它，就像走入一間佈置精細的博物館；而同時，它又是地上碑羣的心臟，因此進到它的內部，就如同走進了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墓穴。

紀念館由六個部分組成，即圖片與文字介紹走廊；遺言屋；被害者家庭展覽廳；死難猶太人名錄與資料館；大屠殺地址介紹和大屠殺資料庫。這六個展廳的組合排列，完整而深刻記錄了歐洲猶太人遭受迫害和屠殺的歷史，給參觀者以刻骨銘心般的痛苦追憶。在圖片與文字介紹走廊，參觀者可以讀到從1933年開始直至1945年納粹分子實行的種族歧視、隔離、虐待與屠殺猶太人的歷史過程。它展示的圖片典型、真實，真切反映了那段人類的歷史悲哀。猶太裔孩童胸前的黃色星星標誌以及他們可憐無助的目光；被隔離起來的猶太人居住區和被隨意毆打的場面，令人噓唏不止；而猶太人被隨意屠殺的場面，則引發人們對法西斯獸行的無限憤慨。圖片和文字介紹走廊不長，卻記載下一個民族的悲哀和整個人類的恥辱。

而緊接着出現的紀念館遺言屋，是一個讓更多的人感到哀痛的設計：

“我坐在裝滿物品和行李的車廂裏。爸爸和媽媽還有MISCHA坐在車廂的遠處。要我們離開時沒有通告。我們離開時還唱了歌。爸媽還健康，但他們沉默着。我們還要走三天 ”這是一位叫ETTY HILLSUM的女孩在通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火車上留下的遺言。這段話寫在明信片上。聰明的ETTY把明信片從車廂縫隙中塞出來，從而使後人有幸讀到一位將要走進死亡營的孩子的感受。後來人們知道，ETTY到達奧斯威辛集中營幾周後便死於毒氣。這張明信片被照相放大存在大屠殺紀念館遺言屋。它同收集到的十餘件遺言一起，被設計者安放在遺言屋的地板上。遺言屋裏只有微弱的燈光。遺言透過地燈映在地板上，就在參觀者的腳下。這場景讓人們真實感到了死難者在地下的呻吟。

“現在我們知道了可怕的細節。5000多個猶太人被送到PONAR而不是KOVNO並被槍斃，就像動物一樣。在死之前，人們懷着極端的恐懼，打開車廂，撕開帶鐵網的車窗想逃出去，但被射殺了。”這段話採自一個叫JITSHOUK RUDASHEWSKI的13歲男孩的日記。1943年9月，他被射殺於當地一個樹林的萬人坑裏。

“親愛的ARMAND：MADELEINE和我在火車上給你寫信。他們把我們塞進運馬的車廂，不知要把我們運到哪裏。這裏不是人呆的地方，非常臭，但也得忍耐。他們把孩子都標上號碼，以便我們可以再次找到他們。愛你。”這是一位叫HOTMAN的法國猶太人母親寫給丈夫的信。雖然，HOTMAN走下火車後憑標記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但她們母子最終還是難脱厄運。1942年8月4日，她和孩子死於納粹的毒氣。

“傳言是可怕的。納粹用各種辦法殺死猶太人。一些人被送到集中營。在那裏他們最多活一個月。想多活時日，就超出了人類的忍受。一些人被槍殺，一些人被活埋，還有一些人死於毒氣 ”這篇日記節錄的作者叫CHAIMA KAPLAN，是一位波蘭學者。1942年6月25日，KAPLAN和他的妻子被殺死於TREBLINGKA集中營的毒氣室。

“親愛的爸爸，死亡前我要向你説再見。我們是那樣想活下去。但他們不讓。我們就要死了。我真害怕死，因為小孩們是被活着扔進死人坑裏的。永遠再見了！親吻你，TENDERLY。”這遺言是一個孩子留下的。看得出，他在被害前陷入了極度的恐懼和絕望。

下面的遺言是在戰爭期間被地下游擊隊公佈出來的。作者叫FELA，是位猶太婦女。由於這份遺言，人們第一次證實了納粹分子使用毒氣集體屠殺猶太人：“我親愛的，我們已經給你寫了明信片。上面説了我們的命運。他們把我們弄到CHELMNO，已經有25000個猶太人被毒氣殺死，屠殺在繼續。你們可憐我們嗎？只有NATAN、媽媽和我逃過了。沒有人能逃過。我們不知道我們將會怎樣 ”FALA、NATAN和她們媽媽的最終結局不得而知。但依明信片所述推測，她們不可能有更好的命運。

1980年，人們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原址新發現了一份遺言，它記錄了一個叫MURCEL NADJARG的猶太人的親見親聞：“我們抬着死屍。她們是無辜的婦女，被裝進焚屍爐。他們逼迫我把灰燼放進袋子，裝上車然後扔進河裏。河上漂的都是灰燼的遺蹟。我看到這一幕真是不可形容。大約有600,000匈牙利、法國和波蘭猶太人被殺死。”“午飯後，有5輛車的屍體被掩埋。一輛車上扔出一個年輕婦女，她的孩子還在吸吮着她的乳房，但他已經死了。我們每天從早到晚7點都在幹這個。我們聽到車上的人的嚎叫和拍門聲。工作完成之前，有6個掩埋工人被射殺 ”

讀到這樣撕咬人心的遺言遺書，沒有人不會動容。因為，書寫它們的人似乎還是活的。他們就在你的耳邊述説，在你的眼前哭泣。他們是一個個活靈靈的生命。這些活的生命，就在你眼前被毒氣吞噬、被子彈撕碎。而他們沒有任何過錯。殺死他們的唯一理由，就因為他們的種族，因為他們的身份！可以相信，來到遺言屋的每個人，在讀了這些死難者的呻吟後，都徹底悟到了公義：真正承受苦難的，是腳下死去的這些人；而造成人類苦難的，不可能有別人，只能是那些戰爭的發動者，那些實行納粹統治的法西斯分子。在遺言屋裏停留的人很多，但幾乎沒有聲響。人們讀着腳下的遺言，被它們打動，為它們祈禱。

紀念館其他四個展廳，也都發揮着極大的心靈救贖和強化記憶的功能。家庭廳通過15個猶太人家庭的對比，展示了歐洲猶太人在大屠殺發生前後的命運；死難猶太人名錄與資料庫則提供給參觀者數量巨大的名單資料。按照紀念館的介紹，一個人要讀完全部所存的死難者名錄和簡歷卡片，幾乎要花費6年7個月零27天。此外，通過與以色列YADVASHEM猶太人屠殺紀念館連網，讀者可以閲讀到超過300萬條有關名錄和信息。

這是一個包羅巨大而又別開生面的紀念系統。它的功能集中到一點，就是回答人們的各種疑問，建立人們強固的是非、真假和善惡的心理底線。也許，一些頑固的法西斯餘孽和新出現的納粹分子還在拒絕正義、詆譭文明，但在正義的努力面前，他們是阻擋不了良知的進步的。而人類良知的推進，顯然更依賴於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他們代表了未來，也肩負着光大良知的社會責任。如何教育他們，讓他們記住歷史，記住曾經有過的人類罪惡，是極其重要的。而在這其中，關於到底是誰給各國人民帶來苦難的疑問，已然不言自明。

（本文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