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禧攻略》看乾隆：一個族羣身份意識最強烈的大清帝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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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我們通過近來的熱播劇《延禧攻略》，談了一下高貴妃以及高氏家族的身世問題，本文我們把目光瞄向本劇的男一號——清高宗乾隆。

和另一部清宮宮鬥劇《甄嬛傳》類似，第一集就是秀女選秀入宮。為了不被皇帝撂牌子賜花，秀女們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力圖要在十幾二十秒內的面試完成人生的一大轉折，不僅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背後的家族利益。

    第一集最戲劇性的場面發生在舒貴人身上，她説自己的耳飾代表了滿族的民族特色，讓乾隆感慨了一番，説，“滿清舊俗在大清入關後漸漸沒落了”，很是傷心，告誡皇家旗人子弟不要忘記自己從哪裏來，要時刻牢記自己的族源。舒貴人基本上就靠着這個耳飾，成為那一批秀女中唯一一個面試成功的。

無獨有偶，《甄嬛傳》中的富察貴人一度得寵，原因也是雍正察覺後宮的漢女越來越多，為了維持滿漢蒙三大羣體的平衡，“雨露均霑”在很多時候就不得不讓位於抬滿壓漢。

   本文借秀女入宮皇帝的感慨為切入角，談一談乾隆的族羣身份認同問題。

 80年代中後期之後，清高宗下江南的故事以被多種文藝表現形式加以演藝，評書、相聲、話劇、電影電視劇不一而足。港台的清宮戲一度扎堆，蔚為大觀，並且在短時間內就有多部有關戲説乾隆的影視劇作品，典型代表就是鄭少秋主演的《戲説乾隆》。

    作為中國曆代王朝在位時間最久的帝王，乾隆早已成為國內文化產業的一大IP。筆者注意到，諸多作品對乾隆加以戲説虛構的一大爛俗橋段，就是影影綽綽地渲染他那所謂撲朔迷離的身世。其實早在清末民初，好事者在坊間就彙編了諸如“弘曆非滿洲種”、“乾隆的親媽其實是漢人”的風聞成冊，彙編成了小説。各種文藝作品裏的他下江南，就有了別樣的味道：暗訪自己的身世。風聞漸盛時，惹的不少科班出身的史學家都寫過不少學術文章加以辨析。

    稗官野史和民間劇作家們對乾隆南遊虛構演義樂此不疲，卻忽視了他在登基之後朝着另一個方向多次有過遠離北京城的“巡守”——東巡。

    東巡的目的地是哪裏呢？盛京。

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經提到，盛京是滿清帝國的陪都，意義極其特殊。在滿清入主中原之前的原始股這一批漢臣中，出生在遼地盛京者，在政治地位上往往要壓關內的明朝降將一頭，而且這個羣體形成了政治資源的代際傳承，歷朝清帝均青眼相加，優渥待遇。

從康熙朝開始，皇帝就有“重塑關外”，整飭根本重地的強烈意識：此地乃帝業之所由來，日昌日熾。

    中國歷史上帝王拜謁發跡之地本是尋常之事，往往還要寫一篇“回鄉記”，告誡身邊肱骨之臣創業之艱守成不易，要不忘初心。康熙帝的三次東巡分別出現在除掉鰲拜、平定三藩和打掉準噶爾之後，帶有明顯戡亂統一成功告慰祖先的希冀。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滿清最高統治者在入關後除了無暇東顧的順治帝之外，至道光帝，僅有雍正沒有過東巡這樣一個在祖宗面前宣示海域蕩平、逆賊殲滅的雄舉，頗耐玩味。

  不過愛新覺羅`弘曆踐祚後，立即把躬身盛京之事提上日程，而且從整個的東巡禮制方面看，比他爺爺更進一步。

乾隆，一個把盛京神話為滿族龍興之地的版權歸屬者。

    查閲《清高宗實錄》，以盛京作為關鍵詞檢索，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乾隆每每提及這快“佑啓我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王業”之地的時候，均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地域性構建的意圖。乾隆四十三年，他還曾這樣説：

輕視故都而憚於遠涉，或偶詣祖陵，視周延攬古蹟而漠不動心，是則忘本而泯良。

    顯然，這是説給皇子皇孫們聽的。如果耽於沉迷漢地的煙花酒巷，江南風光，忌於旅途勞苦，懈於出關祭祖，那就是忘本，沒了良心。

在《清仁宗實錄》中記載了很多乾隆訓導嘉慶的話，涉及到東巡問題，有如下言語：

盛京不可不去，南巡必宜遲，即不去亦可。

南巡可以不搞，但東巡不搞是萬萬不能的。大清累洽重熙之盛，如果沒有敬天法祖，對遼瀋舊疆失去了眷懷之意，那就是數典忘祖，清帝國的合法性也將被削弱，從這個意義上講，江南對核心階層的滿清勳貴來説其實倒可以算是一個“化外之地”。

於是，乾隆重構了盛京作為清帝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意義，還把東巡設立為一種常態的，制度化的皇家行動準則加以傳承。

   性格謹小慎微，行事比乃父低調很多的嘉慶帝對乾隆的諄諄教導惓惓在唸，他在位的時候為了平定白蓮教叛亂，內帑靡費，海內滿目瘡痍，大清國的國力明顯走向了下坡路，即便如此，他仍然勒緊了褲腰帶東巡了兩次，了卻了時巡舊國乃傳心之法的祖訓一大心事。

   嘉慶的繼任者道光更是把消極的守成之策發揮到極致，在帝位上時刻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西夷寇邊的噩夢擊鼓傳花落到了他的頭上，英吉利船堅炮利逼迫北京方面簽下城下之盟，也是他的氣運不佳。內外交困之下，這位“補丁皇帝”依然勉為其難，雖然降低了東巡的規格，但完成了“寅承大統，篤念貽謀”的這個程序之後，也交出了典紀巡方這個不得已的答卷。

可以這麼説，如果沒有乾隆在東巡問題上如此熱心，並強有力地推為皇家訓令，以孝威鎮懾後人，很難説嘉慶道光等有多少勞師東巡的動力。

重修舊宮，恢復滿語

    幾十年來，“滿族漢化”説一度是處理滿漢文化交融的主流歷史解釋模式，不過近些年遭到了“新清史”學派的強有力挑戰。

    漢化説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滿清核心統治階層在入關後習漢文，在官方文書和自我表達的語言方面貌似形成了以漢代滿的局面。滿清皇帝的滿語水平到底如何，是不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水平呈直線下降趨勢？這一點曾被史學界廣泛討論。

語言的統一和融合和族羣自我意識的建立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語言在身份認同過程中的加權比重，這一點卻大有可討論之處。典型的案例便是愛爾蘭和蘇格蘭，兩地雖然被英語同化，但在特殊情況下，族羣分野的界限並未因語言的融合而消失，反而會有擴大化的趨勢。

   而且，最主要的一點，皇帝對於語言在國家民族意識形態的塑造中的主觀動機，直接關乎處理族羣文化互動問題的導向。

   乾隆不但在陪都盛京恢復了薩滿教祭祀儀式，以神道社教的君人南面之術區隔漢地的儒釋道三教合一，而且他也是在歷代滿清皇帝中，是最熱衷著作滿語詩的一個，他曾有意把滿語的語句鑲嵌到漢詩的格律中，這一點可以在他的《盛京土風雜詠十二首》中有着突出的表達。

   除此之外，他還在盛京大搞文化建設，複製北京城的文物典章，他在盛京崇政殿後的鳳凰樓設立了藏書處，每次纂修皇家玉牒，都要在這裏存有備份。而且藏書處的帝王實錄均用滿漢雙語書寫，《四庫全書》的第二部抄本，曾經也儲存在盛京新建的文溯閣內。正所謂學以易智，文以移情，乾隆在關外陪都發起的滿語復興運動，是他呼喚滿族本色迴歸的訴求，與此配套的，這是盛京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皇家宮苑的重新改建。

2006年，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清瀋陽故宮研究》一書，筆者在翻閲時，感觸最大的還是瀋陽故宮在乾隆朝的面目大改，閣樓齋院和附屬的園林的格式、大小、體量等都和雍正和康熙時代有了重大變化，比如南北中軸線上新建了東西所，增設了日晷和月台，美輪美奐的崇政殿成了康乾盛世的重要建築表徵，宮殿建築羣的大興土木讓滿清皇帝在關外的敬典崇謨增添了更多的莊重感和儀式感，鞏固了盛京作為陪都的政治意義，並暗示後來者，遼瀋才是第一故鄉，南宋有“莫把杭州作汴州”的箴言，大清也有“莫把北京作盛京”的督訓。

瀋陽故宮

**滿漢分治——**封禁漢人入關

   遼地是明末清初時大明王朝和建州女真拉鋸戰的區域，曾遭受到嚴重的兵燹之災，局勢逐漸穩定之後，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為了恢復經濟秩序，曾在遼東地區大批招募漢人到關外墾殖荒地，當然，募漢人進關也是因為以漁獵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女真人不善耕種。多年下來，盛京城的主要居民曾經以蟻聚的形式形成了邊疆駐防狀態。

   清軍入主中原之後，攜帶了大批的家眷，而且貧民為生活計，也出現了奔向關內的現象，一時間遼地出現了勞動力人口流失的局面。

   復旦大學歷史系葛兆光教授曾經主持過“從周邊看中國”項目，以朝鮮、越南人的視角看明清的風俗文物，提供了寶貴的他者視角。

來大清朝貢的朝鮮使團曾親眼目睹瀋陽的農民在康熙初年遷徙至北京的現象：男女扶攜，車轂相擊。順治多爾袞這一批入關的滿清先民有着殉道般的先鋒開拓意識，對滿清貴族的思鄉情緒非常不滿，認為這是意志不堅，缺乏政治決斷的表現。

多爾袞索性來了一個釜底抽薪，把原盛京一代的村鎮大肆破壞，造成了大片的無人區，沃野千里的遼東處處敗瓦頹垣，一望蒼茫，百里村落荒無一人，野狗野狼遍地跑。

   隨着時間的推移，清朝統治者開始意識到“國託本於民”，殘破的關外對維護滿洲根本之地極為不利，尤其是康熙二十五年，大清對沙俄在極北苦寒之地用兵，讓康熙顧慮重重的是軍隊的後勤，畢竟從遼寧到黑龍江人煙稀少，沿線的補給是個大問題。

  於是康熙決定再次以政府主導大規模招民墾荒，棄地分給新民墾種，把盛京一帶的官員計入墾荒的KPI考核，比如遼陽知府張尚賢，就因為徙渤海黃海一代的海島舊民回遼有功而升官。

山東、直隸、山西的新一代移民是闖關東的主力軍和拓荒者，拿到了盛京户口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傳播了農耕文化。從順治六年到康熙二十七年，盛京地帶的總人口翻了三倍。這就給乾隆的關外人口新政埋下了伏筆。

    按照通行的社會學解釋，新移民在地廣人稀的地方往往生育率很高，隨着闖關東的漢人人口增多而且翻倍，引起了滿漢族羣意識這跟弦繃得很緊的乾隆帝的警覺。

乾隆五年農曆四月，他下令開始封禁漢人入關，對此，他這樣説：

盛京為滿洲根本之地，所關甚重今彼處聚集民人甚多，悉將地畝佔種盛京地方糧米充足，並非專恃民人耕種而食也。與其徒令伊等佔種，孰若令旗人耕種乎？即旗人不行耕種，將地畝空閒。

他已經看出來隨着墾殖人口的增加，引發了滿漢的土地之爭，他寧可把地再次拋荒，也不能讓漢人耕種，因為盛京為滿洲根本之地，讓漢人佔據了這個地方豈不是搗毀了滿人的老巢？

而且乾隆還有着把漢人全部從關外遷回原籍的極端想法。但前文已經提到，從努爾哈赤開始，漢人在遼東就逐漸紮下了根，把這裏當成了自己的真正家園辛勤建設。

從最早的漢移民開始算，到乾隆初年已經有了百年，讓這批人再回關內談何容易？乾隆也意識到政策的落實確實很困難，他設立了一個期限，十年。讓那些還沒有拿到了關外户口的在10年內出關：其不願入籍者，定限十年，令其陸續回籍。

而且乾隆頒佈了海陸禁出入令，嚴防死守入關的漢人，目的是徹底切斷內地移民入關的通道。乾隆的關外禁漢令的另一個推動力來自他對盛京地區滿族文化衰苶的擔憂，他在第三次東巡之後曾這樣説：

   盛京乃根本重地，向來滿洲風俗淳樸，居家崇尚節儉，清語及馬步射無不嫺熟，從無紛華靡麗之習 縱該處有漸染流俗。

   漸染流俗的意思就是旗人沾染了太多漢人的風俗，已經不醇美了。

在禁止移民的律令之上還有旗漢二元土地丈量和分配製度，意圖首崇滿洲，滿人治滿。問題是滿清入關之後百年，旗人在關外越來越成為寄生族羣，政治上的特權腐化了他們的心性，本來是半漁獵半農耕的生產模式被提籠架鳥生活模式取代，他們比關內的旗人墮落的還要快。所以給他們分地的結果還是拋荒，或者他們還是不得不僱傭漢人耕種。

理解了這一點，就能看明白為何上層的禁止移民的政策如此嚴厲，還是沒能阻擋漢人在關外的人口膨脹，《中國人口史》援引《盛京通志》的記載，從乾隆六年禁漢令之初，到乾隆二十六年的近近20年裏，奉天和錦州從14萬户增加到了29萬户。

    結語

    在清朝的十幾個皇帝中，清高宗，也就是乾隆，也許是他們之中最有族羣自我意識的帝王，在滿漢分治的上層建築領域中的政治規劃中，他比康熙有着大踏步的“前進”，更是和雍正在很多方面形成了奇異的反差（可參見《大義覺迷錄》的存廢過程）。

   但族羣分野的制度變革往往不得不和現行的經濟形態的變化相呼應，無論是乾隆激進的“防漢”心態，還是清末漢族知識分子激進的排滿風潮，最終都充當了歷史進程不自覺的工具。

最後不妨拿其乾隆他爹雍正的一句話結束本文：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説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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