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奪回，屢次遭失敗：燕雲十六州對宋朝為什麼那麼重要？_風聞

一説到宋代，人們的反應經常是“積貧積弱”。“積弱”最簡單的證據就是大宋始終未能收復幽雲十六州，這構成了大宋的一塊心病，為了這塊土地，與大遼進行的幾次戰爭都失敗了；其他方向的對外擴張也始終不成，乃至最終因為北方無險可守而亡國。

幽雲十六州。圖源：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版

如果説這個“積弱”似乎還説得過去的話，“積貧”則全非如此。不僅不貧，大宋在經濟、文化、技術等各領域幾乎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巔峯。陳寅恪先生曾讚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大宋確實配得上這種讚譽。

大宋廢除了唐代的坊制，市場自由度大為提高，民間貿易高度發達；宋代是古代中國唯一不長期實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也不以經商為恥；帝國還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工商業税收和關税收入成為政府財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形成了從東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羣島環中國海龐大的貨幣共同體，這在古代王朝中是獨一份。宋代發達的經濟催生了繁榮的第三產業，社會中工匠甚多，並逐漸形成了工匠行會制度，這意味着民間社會自生秩序的深度發展。

文化層面，有人將宋代稱為中國古代的“文藝復興”時代。儒家復興，影響力向下貫穿至今。民間講學的活動在宋代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四大書院；伴隨着的是鄉約的發展，講求所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鄉村帶來基於宗族的基本組織原則和自覺意識，成為後世鄉村自治的基本規範，與書院所傳播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德理想相表裏。宋詞的發展達到了中國文學的又一個高峯；各種勾欄、瓦子的興盛意味着發達的民間消費，消費型社會反過來使得文學、繪畫、書法等等一系列藝術的發展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基礎，所以宋代誕生了一系列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

技術層面，宋代的航海、造船、醫藥、工程、農藝等等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發明當中有三個是在宋朝才出現或獲得了廣泛的應用。沈括的《夢溪筆談》當中關於技術的一系列敍述，不過是當時技術發展高度活躍的一個反映而已。

大宋能夠如此之富裕而又進步、開放，前提當然是其在中國古代社會最高的自由度，換言之，朝廷對社會的壓制力是很小的，這樣民間的創造力才能充分釋放出來；但這也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大宋朝廷對於社會的動員與組織能力相對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於是，一個弔詭的歷史邏輯就浮現出來了，經常被視作是大宋“積弱”之象徵的無法收復的幽雲十六州，實際上正是大宋賴以獲得自由雍容的政治—社會狀態的前提；讓宋朝人如鯁在喉的這片北境土地，實際上卻是大宋之所以成其為大宋的生命線。

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展開來看看草原地區與中原地區兩種截然不同的秩序邏輯了。這背後有着通常的中原視角史觀中被屏蔽掉的很重要的東西，也是我們理解宋遼關係的關鍵。

賀蘭山岩畫中的狩獵場景。 賀蘭山是中國農耕民族和獵牧民族的交界地帶

仔細看一下中國歷史的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從來沒有過一個純粹的中原王朝或説漢人王朝能夠穩定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長城南北，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漢人王朝只能統治長城以南。這是個需要獲得解釋的歷史事實。

由此需要向前再追問一句，歷史上人們是如何定義漢人的？實際上，一般情況下對漢人的定義並不是基於血統，因為從血統上根本説不清楚，歷次的民族大遷徙，導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會有北族的混血，更何況楚、越等在西周的時候還被視作蠻夷的人，進入帝國時代之後就被視作漢人的一部分，血統上更是無法追溯。所以，所謂的漢人是用文化來定義的，具體來説就是儒家文化。

文化只有轉化為一個社會羣體的日常倫理實踐時，我們才會稱這個社會為某文化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時，其所依憑的載體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有重大區別。對於一神教來説，其載體是個體心靈的皈依。耶穌基督的信徒或者安拉的信徒，無論走到哪裏都可以按照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來生活；即便是被孤身扔在孤島上或沙漠裏的人，也不會因此就無法按照其信仰的要求來生活，他甚至必須加倍虔誠，才能鼓起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否則就精神崩潰了。但是儒教要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的話，其載體是一種表達着特定倫理意涵的人際關係結構。“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等，都無法脱離開一種人際關係結構而展開。這種人際關係結構還要求父子、夫妻、兄弟等人倫關係在物理意義上比較穩定，倘若彼此經常不知對方所在，則其倫理也無從展開，這就要求人們過定居生活。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須要農耕，此時一個硬性的自然約束條件就浮現出來了，即只有年降水量不少於四百毫米，才有可能依靠農耕來生活。

四百毫米等降雨線，其地理分佈大致就是長城。越過長城以北若還想活得下去，必須遊牧化，否則是死路一條。而一旦遊牧化之後，就意味着中原式的人際關係結構、家庭結構等等必須得放棄掉，也就是無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來生活了。從文化上來看，這就不是漢人了。這是為什麼純正的中原王朝的統治從來沒有穩定可持續地越過長城的原因。它也許有能力派兵遠赴漠北驅逐遊牧者，但要説統治漠北，則必須駐軍；而所駐之軍的後勤補給，無法從中原持續獲得，只能就地取材，也就是隻能遊牧獲得，但一旦遊牧起來，也就不再是漢人軍隊了。所以即便中原王朝強大時能夠掃蕩漠北，但事畢仍必須撤軍南返，於是只不過是替草原上的其他遊牧者掃清崛起的障礙而已。

因此，長城南北兩邊的統治邏輯、治理邏輯、財政結構、軍事結構在古代全都是不一樣的。長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是靠龐大的官僚體系完成治理的；君主在這裏主要起到的是象徵正當性的作用，他不能無視官僚體系的常例化規則而肆行己意，相反應當“垂拱而治”，倘若君主總是繞過官僚體系行事，則後者將無所措手足，帝國的治理一定會出現問題。君主的能力在這裏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主繼承的穩定性，以便確保帝國正當秩序的穩定性，這就是中原的君主繼承原則會落實在嫡長子繼承製上的原因。王國維曾説：“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者，乃傳子法之精髓。……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嫡長子”是天然的、無法引起任何爭議的身份。

帝國的官僚體系之運轉，依靠龐大的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依靠税收。這裏就又浮現出一個前提，即税收的成本不能大於税收的收益。這還是隻有在定居地區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則完全做不到，因為遊牧者居無定所，税收的成本必定會大於收益。於是，草原上無法建立起類似中原的中央財政，從而就養不起官僚體系，這就進一步意味着草原上的統治規模不會很大，因為其只能通過熟人關係來完成治理。此時鄧巴數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會起作用，一旦統治規模超過了一百五十人（概數）之後，熟人關係已經無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須按照規則來統治了。但按照規則統治就必須通過官僚來執行，可是草原上又養活不起官僚。所以一個部落一旦超過一百五十人之後，它就只能分裂為幾個小部落各自遊牧。

​ 

但歷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遊牧帝國，它們從何而來？這又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那就是強大的遊牧帝國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實際上它們是直到中原形成統一帝國之後才出現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從未形成過值得一提的遊牧帝國。這裏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種財政—政治邏輯上去。

遼代錢幣（“天朝萬順”，契丹文，藏上海博物館歷代錢幣館）

由於生態原因，草原上的物產有限，有一些必需品遊牧者只能從中原獲取，有兩種辦法可以獲取，貿易或戰爭，而貿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只要中原沒有統一，則中原的諸侯國會競相與草原部落進行貿易，因為它們能從草原買到重要的戰爭品馬匹；不與草原貿易的諸侯國在與其他諸侯國的戰爭中很可能會處於不利地位。如此一來，諸侯國之間的競爭關係會使得草原與中原的貿易關係達到一個大致的市場均衡價格。對於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來説，這樣一種貿易條件是令人滿意的，無須聯合起來向中原爭取更好的條件，因為聯合這件事本身將使得小部落的自主性受到約束，貿易的利潤也會被盟主剝去一層，實際結果還不如聯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統一，則中原帝國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關閉貿易，或者規定一個遠遠偏離於市場均衡價格的貿易條件。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面對這種狀況，通過戰爭獲取必需品會變成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項。要想對中原發動戰爭，小部落便必須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大的部落聯盟，於是強大的遊牧帝國出現了。

部落聯盟的首領大可汗通過對戰利品分配權的壟斷，可以形成一種衍生性的或者説附屬性的中央財政。只要他能夠帶領大家持續地從中原獲取戰利品，或者通過不斷的戰爭壓力迫使中原允許貿易，則大可汗便能持續此種衍生性中央財政，遊牧帝國的統一就能維繫下去。但這就帶來一個要求，即大可汗必須能征善戰，否則衍生性的財政便難持續，部落聯盟必解體。能征善戰的要求就意味着大可汗的繼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為了確保統治者是個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來説繼承製不是父終子及，而是兄終弟及。但這會帶來一個麻煩，就是待到立國可汗這一輩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後，該由誰來繼位做可汗呢？子侄輩裏面會有不止一個出來希望繼承汗位，並且由於其父曾為某任可汗，這種繼位的主張並非無根據，但又不可能全都繼位，於是部落聯盟就會分裂，發生內戰。這是“胡虜無百年之運”之説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立國可汗的兄弟一輩加在一起也活不過一百年，待他們全都去世之後，下一代便一定會發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國發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對手的中原帝國便會獲得分而治之的機會。所以，歷史上所謂中原帝國擊敗草原帝國，諸如大漢遠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實際上是中原帝國終於熬到了草原帝國分裂的那一天。回看歷史，會發現中原帝國的這種勝利多半發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證。草原帝國會面臨週期性的繼承危機，這種危機在草原上是無解的，於是草原上一方面會對中原保持經常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又會週期性地陷入失序狀態。這種失序並不會讓中原帝國更加好過，因為它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打交道的對象，外部安全格局處於一種更加不確定的狀態。

宣化遼代墓羣壁畫

草原帝國還面臨另一個問題，即對大可汗來説，衍生性的中央財政的規模，完全不足以支撐他將麾下所有的兵都養起來。草原上的遊牧者，生產、生活、戰鬥的單位都是合一的，也就是兵民一體，大可汗養不起，意味着聯盟內小部落的兵仍然是歸屬於小部落首領的，一旦諸多小部落首領聯合起來，則大可汗也不得不受其約束。就像在八旗鐵騎入關之前，努爾哈赤只掌握兩旗，後來皇太極多掌握了一個旗，但仍有更多的旗是在大汗的直接掌控之外、由旗主主導的。這是滿洲人有“八王議政”傳統的根本原因所在。遊牧者會持久地保持着一種軍事貴族民主制——當然，東北的統治者不是純粹的遊牧，而更多的是以漁獵為生，但其政治—財政—軍事邏輯與遊牧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軍事貴族的持續存在，使得對於大汗的征戰能力同樣有着很高的需求。

但是一旦草原民族能夠入主中原的話，則前述的草原邏輯就會開始發生變化。而如何才能入主中原呢？徒靠武功肯定是不行的，必須能夠依照中原所需的統治邏輯來進行統治。但是，由前述討論可知，純粹的中原人實際上是無法理解草原邏輯的，純粹的草原人也無法理解中原邏輯，因為兩個地方對於君主的要求完全不同。

能夠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必須能夠兼通兩種邏輯，建立起一個二元帝國，這就是入主中原者都是來自農耕—遊牧過渡帶的長城沿線或者中國東北的原因，長城沿線是拉鐵摩爾特別關注的所謂“邊緣地區”（蒙古是個特例，但蒙古人最終真正統治中原是依靠了來自東北的契丹人的協助）；倘不能兼通兩種邏輯，則入主之草原民族的統治必會很快地坍縮為其中的一種，無法兼制長城南北。北魏的前中期都是二元帝國，所以能夠穩定北方；但孝文帝南遷洛陽，實際上是放棄了草原邏輯，在他身後沒有多久北魏便亡國了，此為一例。

從大遼開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主動構建的二元帝國，不再追求最終的全面漢化，通過南北二院制度，“以漢制治漢人，以國制治契丹人”。其最高統治者在長城以南以中原儒家的方式來統治，其身份是皇帝；在長城以北按契丹的傳統遊牧的方式來統治，其身份是大可汗。兩種身份凝聚在他一個人的身上，由此來形成帝國的統一。此時帝國的財政邏輯變了，由於一部分中原地區已經納入其直接統治之下，最高統治者無須帶人征戰也能通過官僚體系而穩定地從這裏獲得財政來源了；他還可以用這筆錢把草原騎兵都贖買下來，軍事貴族對於君主的約束力因此也就喪失掉了。這樣一個財政邏輯的轉化，就使得君主不再“必須能征善戰”也能獲得穩定的中央財政，兄終弟及的繼承邏輯就可以轉化為父終子及了。草原帝國所面臨的週期性的繼承危機這一困境於是被化解，“胡虜”之運由此可以突破百年。

大遼國祚得以延續兩百餘年，對幽雲十六州農耕地區的掌控，是其關鍵。幽雲十六州的土地面積雖然在大遼疆域內只佔很小一部分，但其人口卻佔大遼總人口的六成還要多，從而確保了大遼穩定的中央財政。也許還可以再加上個次要原因，即大宋的歲幣，這對大遼來説更進一步補充了其中央財政。大宋通過“澶淵之盟”向大遼購買了和平，相當於帝國對外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杯酒釋兵權”則相當於帝國對內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

在內蒙古赤峯市敖漢旗發現的遼代“鷹軍圖”

大遼的長壽，使其成為一個大宋可與其進行穩定的長期交易的草原霸主，可以用確定的財政方案解決軍事問題；大遼則反過來替大宋解決了無序的草原民族對於中原構成威脅的問題。倘若大遼是個短命帝國，大宋將面臨草原上各種無序力量的衝擊，則大宋或者更早地亡國，或者只能選擇大明的對社會進行高度控制以確保國家動員力的方案，也就不會有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基於和平與雍容而成的“造極於趙宋之世”的中原文化了。從這個角度看，被割走的幽雲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頭之病，但實際上是其安全保護傘的必要骨架。

而已經有效地解決了自己的財政和治理問題的大遼，也沒有更大的興趣南侵，宋遼兩國交好百餘年未曾發生戰爭。金庸先生在《天龍八部》中説遼道宗耶律洪基欲圖南侵滅亡大宋，實際上是小説家的虛構。真實歷史是，在宋仁宗去世之際，宋朝使者去到大遼通告，遼道宗握住宋使的手泣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直到後來徽宗朝的昏君佞臣聯金攻遼，中原才又遭兵禍。但是待到宋金和議成功後，基本上南宋又是向大金購買和平，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而大金卻在帝國治理中沒有多久便放棄了從大遼學習來二元帝國結構，導致它無法有效處理草原問題，最終亡於草原力量，大金也無法像大遼一樣構成大宋的一個維持時間足夠長的屏蔽力量了。反過來，對南宋來説，執意北伐的岳飛，其岳家軍已近於私屬軍隊，類于軍閥，是必須被剪除的。在這裏重要的並不是岳飛的意圖，而是其實力；不能容許任何軍閥坐大，這是宋以後帝國的一個基本生存邏輯，與從兩晉到大唐的豪族主導的帝國有着很大區別。

遼道宗皇帝、皇后契丹文、漢文哀冊並蓋及拓片之一（藏遼寧省博物館）

從後世的視角來看，中原帝國選擇與草原帝國合作，用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是個最低成本的選項。中原帝國由此而不面臨外部威脅，不需要強大的動員與控制機制，於是其社會層面有着高度的活力。從唐代開始浮現的海洋秩序，在大宋的主動推動下，進一步發展起來。通過海外貿易，刺激起大宋帝國內部的經濟發展，從而轉化為帝國強大的財政能力（更不用説來自外貿關税的收入），以此再向草原帝國方面購買和平保障；中原的社會則在此過程中獲得最大的發展空間。大宋在陸地方面轉向內在，但是在海洋方面已經頗有進取精神。後世拒絕以財政方案解決軍事問題的大明，與大宋正好構成鮮明對照。

對於幽雲十六州與草原中國——中原中國之關係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窺見中國歷史的深層結構。中國歷史並不是由中原單線條地演化的歷程，而是整個東亞大陸上的一部體系史。草原、中原甚至海洋，互為條件、互相構造，其間的複雜互動關係，才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的鑰匙。幽雲十六州，在這裏彷彿是一面鏡子，讓我們通過它看到中國歷史的本質。

（本文原載於《讀書》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