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為何對中國援助非洲感到焦慮？恰恰是因為中國尊重了市場邏輯_風聞

**中國在非實踐遵循市場邏輯，而西方的評價更多基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有必要梳理這兩種不同視角，求同存異。**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壽慧生，文章來源於“FT中文網”。

隨着非洲市場的不斷擴大，中西方國家在非洲的投資和援助不斷增長，雙方對投資和援助方式的衝突日益明顯，成為阻礙合作、推進非洲發展的巨大障礙**。西方輿論對中國在非洲的疑慮是多層面的。一方面源於中國在非洲的利益本身具有複雜多樣性，但更重要的是雙方的視角和邏輯有根本不同。中國的實踐遵循市場邏輯，而西方的評價更多基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有必要梳理這兩種不同視角和邏輯，求同存異，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合作提供更為合理可行的基礎。**

西方人未能兑現的承諾

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國際發展領域卓有成就，但讓他成為西方媒體令人矚目的公眾人物的原因之一是他對西方國家戰後國際援助的抨擊。在2006年出版的《白人的負擔》一書和多次演講中，伊斯特利如此譴責戰後國際援助史上“最大的悲劇”：儘管人們公認非洲兒童無法享受十幾美分一支的抗瘧疾藥為一大悲劇，更大的悲劇是，在西方為非洲投入6000多億美元的援助之後，非洲兒童仍舊無法獲得十幾美分一支的抗瘧疾藥。

他所描述的是戰後直到1990年代末的非洲：經濟停滯甚至倒退；戰亂、貧窮、瘟疫長期肆虐。更為不幸的是，非洲的停滯發生在戰後全球和平發展的繁榮階段，這個時期人類發展速度迅猛超出工業革命以來任何一個階段，各個國家和地區從未以如此快速的節奏在財富和健康方面趨於平等。

不幸的是，唯有非洲被排斥在這個發展浪潮中，不僅沒有享受戰後發展紅利，相反在1990年代進入負增長，成為西方人眼中怪異的一個地區，幾乎不可救藥。美國總統特朗普2018年1月在一次私下講話中用“糞坑國家”（shithole）描述海地和非洲國家引發的醜聞不過是反映出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成見。

在對非洲的投資增長缺乏動力的情況下，西方社會的主要解決方法是援助。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主設計者，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的薩克斯教授（Jeffery Sachs）批評過去的援助計劃失效的根源在於援助資金投入太少，反映出西方人對非洲缺乏關愛。他給出的藥方是更多的援助資金，用更精細的計劃來指導這些資金。

薩克斯的建議在西方社會輿論中引發強烈共鳴。不僅是政府和學者，西方的民間社會也以拯救非洲為榮。但無論是官方援助還是民間人道主義救助，都反映出西方援助機制中存在的反市場行為：精細地規劃指導非洲人用發達國家的錢來擺脱貧困和疾病；讓人道主義擠佔市場機制。

**這顯然是一個奇怪的現象：西方人用市場原則管理本國經濟，卻用反市場的社會工程理念來援助非洲。**用伊斯特利的話説，薩克斯代表的西方援助機制背後的思維模式是計劃者（planner)，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為援助接受方規劃宏大的發展路徑，而市場需要的是探尋者（searcher），自下而上在實踐中尋找適宜特定環境的解決方式。在伊斯特利看來，這種自相矛盾的癥結在於西方援助者居高臨下的姿態以及潛意識裏對非洲人的道德優越感，讓對非援助項目成為西方人自我道德滿足的工具，卻在實質上剝奪了非洲人在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正因如此，在伊斯特利用《白人的負擔》這首著名的白人至上主義詩歌來為他的書命名，藉以批評西方國際援助機制的失敗根源。

非洲的援助陷阱

不僅僅是伊斯特利，其他大量學術研究和觀察都指出西方援助機制對非洲國家的傷害。邏輯其實很簡單：過多的援助導致非洲國家形成援助依賴，失去自主發展的動力。用盧旺達總統卡加梅的話説，援助的本來目的是讓非洲國家擺脱援助。但事實正相反，大量非洲國家淪為西方援助的犧牲品，導致國際援助被某些專家斥為“致命援助”（Dead Aid）。

一個簡單的比較可以看出過度的援助對一個地區的負面影響在於擠佔市場動力。這個圖比較不同發展中地區的商業資金和國際援助的佔比。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東亞和拉美地區等國際援助佔比較低的地區正是發展較好地區，而中東、北非、南亞、中亞、撒哈拉非洲等發展緩慢地區則主要依賴國際援助。

**問題的關鍵當然並非是國際援助本身，而在於援助機制。**大量研究顯示，國際援助的一個重要弊端是國際援助機構往往把雷同的援助方案千篇一律地應用在歷史背景和現實狀況截然不同的非洲國家，用僵化的價值觀，例如備受詬病的華盛頓共識中的新自由主義原則，以及遠離腐敗專制政府等“政治正確”，來指導援助資金的流向和使用方式。例如，西方援助機構主張小政府的理念，限制非洲政府的開銷。一個直接結果是導致很多國家用於民生的政府支出遠不及用來清償國際債務的費用。一份報告稱，塞內加爾在2003年將三分之一的税收用來清償國際債務，遠遠超過花在國民醫療上的費用。烏干達政府花在每個國民身上的醫療費用僅為3美元，而清償債務的費用達平均每人15美元。同期的利比里亞政府在分配1億2千萬美元年度預算時，只能將其中的700萬用於幫助佔國民人口比例8%的艾滋病患者。

最為嚴重的後果是，在這些僵硬的價值觀和政治原則的束縛下，非洲國家淪為援助對象而非發展主體，在發展方向和操作方式上聽命於西方捐贈者，喪失發展的自主性和發言權，扼殺掉髮展的內在動力。

下面這個圖來自於世界銀行2001年一份名為《非洲的援助與改革》的報告，該報告對10個非洲國家的案例進行了分析。該圖顯示，國際援助的一個直接的負面後果是對非洲國家公共政策質量的破壞。這份有影響的報告給出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贊比亞的政策質量指標與該國接受的國際援助佔GDP之比正好呈負相關，意味着過量的國際援助扼殺了政府指導市場的能力。此外，該報告還發現，援助能夠起積極作用的國家往往是那些能夠制定正確政策的國家，但在那些無法制定此類政策的國家，援助反倒助長惡政橫行！

中國在非洲的商業路徑和市場邏輯

中國的對非援助和投資並非完美。事實上，中國政府和企業在國內市場存在的幾乎所有問題都在非洲有所反射，也不會在短期內消失。同時，國際投資存在的所有問題中國企業也不能避免。此外，中國企業在尊重市場邏輯與遵守市場規則之間存在差距，需要彌補。這些問題毋庸諱言，有待中國政府和企業逐步學習改善，但不足以成為否定中國在非洲的依據。何況從“內生性發展”的理念上講，非洲國家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對非洲發展的影響更為關鍵。

但是今天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和援助成為西方人攻擊的對象，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的做法商業氣息濃厚，政治上無視西方長期以來遵循的一些原則，特別是對非洲國家的援助中不附加政治條款，被指責為協助專制腐敗政府提供便利條件。而在商業投資上，中國資本在這些方面則更為突出，偏向於流入專制腐敗國家。同時中國企業和銀行以能源、礦產等作為還款形式用來減少風險的做法更被西方世界視為資源掠奪和新殖民。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在非洲確實以投資為重，援助所佔比例有限。例如，2015年中國宣佈之後三年對非資金支持600億美元，其中僅有50億為援助，其它大部分是貸款和投資基金，反映出中國傾向於用市場化的資金支持方式開展中非合作。

**西方人擔憂的當然不僅僅是非洲人的福祉。中國人在非洲的投資和援助方式與西方似乎截然相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人的戰略焦慮。**儘管缺乏嚴肅的學術成果的支持，但在西方人看來，中國資本背後的政治和戰略傾向明顯：既與非洲專制政權過從甚密，有時又在高風險（例如蘇丹）或資源貧瘠（例如埃塞俄比亞）的非洲國家大量投資，顯然利益複雜多樣，目的深遠，遠非僅僅商業驅動可以解釋。

這顯然是一個無法在這裏展開的大問題，需要另文探討。但如果從市場層面和實際效果來講，中國的進入從根本上改變了非洲的命運，也對國際和平與繁榮的局面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結合前面所描述的戰後全球繁榮非洲與非洲的滯後之間的巨大反差，可以説，非洲的騰飛是21世紀初最令人興奮的事件之一，讓非洲終於有望追趕上全球發展的步奏而不再是一個拖累。而非洲的騰飛始於21世紀初，正是中國資本開始大量湧進非洲的時間。這是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事件，不應該被中國在非洲的戰略意圖所遮蔽。

從根本上講，中國對非洲的最大貢獻是為非洲提供了不同的選擇。這正是市場的最大價值所在：提供多樣化的選擇，增進人的自由度。

西方人對中國的援助和投資的最大不滿是不附加政治條件，在實際操作上使用極為靈活的方式，例如用能源礦產等還貸。在西方人眼中這些行為不負責甚至意圖令人懷疑。但恰恰是這種靈活性和寬鬆為非洲人提供了期待已久的自主性、自由度和發展動力。對中國早期的發展經歷有所瞭解的人都熟悉中國的鄉鎮企業騰飛背後政商間理不清的複雜關係。1990年代的西方文獻熱衷於批評這種發展模式，卻沒有意識到，也無法否認這種自由度對中國早期發展產生的巨大激勵作用，同時也無法否認這種自由度對中國早期發展產生的巨大激勵作用。而此後讓這種做法失去吸引力的主要驅動還是市場機制的成熟，而不是外部的批評。

簡單地説，一些西方人忙於批評揣摩中國在非洲的道德缺陷和戰略意圖，卻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發展其實可以很簡單，其核心是激發當地人的積極性，合理配置資源。中國的農村經濟復甦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都源於這個簡單的邏輯。不幸的是，這個簡單的事實可以被僵固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輕易否定。

在過去40年間，中國人最有感觸的發展經驗就是摒棄這些價值觀的束縛，讓意識形態為市場邏輯讓路，讓政治服務於市場規律，讓市場成為發展的驅動力，讓當地政府和社會成員主導發展模式，讓他們為自己的決策買單。中國人用沉重的代價換來這些經驗，並用來指導在非洲的投資和援助，從而改變了非洲。西方人沒有理由無視這些經驗，剝奪非洲國家的發展機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