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蘇聯改革的比較_風聞

中國與蘇聯改革的比較2018年05月31日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作者簡介：高放 1927年2月生於福州市，1950年起在中國人民大學執教，1981年被評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博士生導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出版專著和文集有：《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世界和中國》、《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政治學與政治體制改革》等。 北京 10087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蘇聯擴展到歐亞十幾國。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推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開始對舊模式、舊體制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是互相影響的。到1989至1990年，東歐八國和蘇聯的改革先後都以共產黨的失敗和下台而告終。造成這種悲劇性的後果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着重談對蘇東劇變深層原因的看法，把我個人的研究心得和盤托出。

一、蘇聯東歐變化對我們黨較大的三次影響

　　第一次影響是在1956至1957年。開始毛澤東是想從蘇東變化中吸取教訓，他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以蘇為鑑，重、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等等十大關係要作較大變化。黨的八大也指出要吸取蘇聯的教訓，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但是到1957年時發生了變化。毛澤東認為波匈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東歐國家沒有抓階級鬥爭。於是，毛澤東開始轉向抓階級鬥爭，造成了反右派的擴大化以及1958年後的“大躍進”。總之，第一次蘇東變化，開始我們是想吸取它的經驗教訓，但是很快就變了。變的結果，是1957年以後我們在某些方面比蘇聯東歐搞得更“左”，以致出現“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深重災難。

　　第二次影響是因為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鬧事、罷工，波蘭實行了軍管。1980年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端正路線的關鍵時期，特別是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我個人看法，應把這篇講話視為整個改革的綱。可是這篇講話發表後，發生了波蘭事件。中央一些領導人據此認為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搞，一搞就會亂。

　　到1986至1987年，鄧小平又一次感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不會成功。因此他又一次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本來已經收進《鄧小平文選》的8.18講話，又重在1987年7月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這在黨的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其目的是為了喚起全黨對政治體制改革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着手，帶動全面改革。1987年黨的十三大上，又專門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

　　第三次影響是由於1989年至1991年蘇聯和東歐的徹底劇變。16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柬埔寨在1979年最早垮了，1989年以後一下子又垮了10國。中國共產黨又面臨着如何吸取蘇東教訓的問題。但是1990至1991年，國內“左”的思潮明顯上升，一些人不是正確地從蘇東劇變中吸取教訓，而是認為蘇東劇變是胡亂改革開放造成的，就是不抓階級鬥爭，對西方開放，加快了和平演變。一時間出現了很多奇談怪論。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於1992年初發表了南方談話，批判了國內上升的“左”的思潮，指出要從正面吸取蘇東劇變的教訓。南方談話一個重要的論點是：“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而且強調“左”是根深蒂固地存在，所以着重是要反“左”。

　　總之，蘇東變化對我們黨產生了三次重要影響，前兩次我們沒有能全面地、準確地吸取蘇東劇變的真正教訓，“左”傾思潮有所上升，以至走了彎路。第三次也有“左”傾思潮上升的趨勢，是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把這股風剎了下去。但是，“左”的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二、關於蘇東改革與中國改革比較研究的幾點看法

　　能不能正確吸取蘇東劇變的經驗教訓，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至關重要。蘇東改革和中國改革的最大的不同點，就是蘇東改革失敗了，導致三亡：亡黨、亡國、亡社（社會主義）；中國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導致三興：興黨、興國、興社。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黨大約只有3600萬黨員，現在發展到5800萬，國民生產總值翻了兩番，綜合國力、社會主義實力大為增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蘇東改革為什麼改了40多年，最後導致了三亡呢？對此理論界流行三種觀點，這些觀點我都不同意。

　　第一種觀點：認為蘇東改革失敗，關鍵在於蘇聯在斯大林之後的改革，從赫魯曉夫起到戈爾巴喬夫，都是全盤否定斯大林，長期推行右傾機會主義，因此葬送了蘇聯。這是一種很流行的説法。這種看法認為，蘇聯的變化是從1953年開始的。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鼓吹“三和”（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兩全”（全民黨、全民國家），把蘇聯搞亡了。有人認為，蘇聯改革失敗，“第一位掘墓人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是最後的埋葬者。中國改革成功是由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確地評價了毛澤東的功過和毛澤東思想，執行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這個看法是對的。但反過來説，赫魯曉夫的作法應該怎麼看？他在蘇共二十大上批評斯大林的錯誤，揭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他對斯大林的評價並不公正，確實一度引起思想混亂。但從其基本經濟政策來看，赫魯曉夫主義仍然是“左”，不是右。這個有關是非的認識問題不解決的話，就不能從蘇東劇變中吸取深刻的經驗教訓。實際上赫魯曉夫路線是形右實“左”，少右多“左”。赫魯曉夫不是蘇聯的第一個掘墓人，而是斯大林之後蘇聯的第一個改革家，如果要説是“改革家”的話，他是一個蹩腳的、不高明的、不成功的改革家。斯大林“左”的東西，他並沒有改掉，只作了局部修補。正因為斯大林“左”的錯誤長期沒有得到改正，才導致了蘇聯後期的右。從赫魯曉夫到1987年前的戈爾巴喬夫一直是“左”。戈爾巴喬夫上台兩年半以後，到1987年11月他的《新思維》一書出來後，才開始轉向右的方面。

　　第二種觀點：把蘇聯劇變僅僅歸結為“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有人認為蘇聯是被黨內外三種資產階級力量聯合起來搞垮的。一是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戈爾巴喬夫；二是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勢力，即所謂民主派；三是西方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有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不忘階級鬥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好幾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把一些傾向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都撤換下來了。的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是警惕右，又防止“左”，幾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説，在我國根深蒂固的還是“左”。説蘇聯是資產階級聯合搞垮的，這不完全符合事實。蘇聯在1936年就消滅了資產階級，長期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市場經濟。1991年劇變以前，蘇聯並不存在強大的資產階級勢力，不能説蘇聯黨內存在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靠戈爾巴喬夫等一兩個領導人就能夠把擁有1900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2億多人口的社會主義國家悄悄搞垮嗎？這不能讓人信服。説西方對蘇聯、東歐搞和平演變，不錯。西方也在中國搞和平演變，為什麼在中國不能得逞，在蘇聯、東歐卻能得逞？對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下結論，還要分析更加深層的內部原因。

　　第三種觀點：認為蘇聯失敗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超前；中國成功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先行。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應該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這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甚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要慢半拍、淺三分，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這個觀點帶有很大的誤解。蘇聯失敗，不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超前，而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改變了方向。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弊病的根子在政治體制，按理説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要全面發展，取得成功，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先行，先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着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正是因為從三中全會起，首先改革政治體制。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點。如果不是三中全會打破新的個人崇拜、新的個人集權，發揚黨內民主，實行集體領導，黨的領導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能端正路線嗎？中國的改革，正是政治體制改革先行，而三中全會正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起點。隨後，1980年開始實行黨政主要領導職務分開，黨的主席不再兼政府總理。近20年來，中國的改革，一方面，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出現很多問題，尤其是腐敗越來越加劇，老百姓反映極為強烈，有的地方“怨聲載道”。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不能説與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政治體制改革在大的方面沒有重大的突破性進展沒有關係。在有的方面確有進展，如公務員制度、人事制度改革、基層民主等，這都是必要的，應當充分肯定，也需要堅持下去。但是在權力制衡的監督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馬上轉向搞市場經濟，錢權交易現象必然加重，腐敗必然加劇。

　　蘇聯改革失敗的真正原因不是單一的，應該用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合力論來解釋。從1991年起，我就這一問題發表過多篇文章。我認為蘇聯東歐劇變有12個原因：外因與內因，內因為主；遠因與近因，近因為主；客觀原因與主觀原因，主觀原因為主；微觀原因與宏觀原因，宏觀原因為主，大的決策有錯誤；下層原因與上層原因，上層原因為主，上層領導出了問題；淺因與深因，深因為主。淺因，如民族矛盾沒處理好。深因就是蘇聯共產黨沒有很好掌握不發達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特殊規律。不發達國家的黨和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征途中應該正確處理四個“主義”，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關係。這四個主義大體上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四個階段。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封建主義糟粕比發達國家多，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比發達國家少。不發達國家實現社會主義，要掌握好它的特殊規律，應該着重剷除封建主義糟粕，適當利用資本主義成果，不能急於建成“一大二公”、“三高四純”的社會主義，更不能急於建成共產主義。蘇聯和東歐國家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都犯了錯誤。從根子上説，蘇聯共產黨受教條主義、封建主義的影響太深。教條主義的影響表現在把馬克思、恩格斯針對發達國家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簡單地搬到蘇聯來。封建主義的影響更多地表現在封建君主專制的東西對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影響很深。長期的教條主義和封建主義影響難以改正，到1987年以後，戈爾巴喬夫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蘇聯的解體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從盛到衰？我以前在一些文章中談到過。我認為，11個社會主義國家主要都是被“左”葬送的。最先是柬埔寨。柬埔寨共產黨推行一套極左的路線，致使眾叛親離。從1989年的東歐6國、1990年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到1991年的蘇聯、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其失敗的原因，毫無例外地都是長期推行“左”的路線。蘇聯後期的右傾大約持續4年，從1987年底到1991年12月。東歐其他一些國家主要是在後期搞右，長期也是“左”。有沒有一“左”到底的？有。羅馬尼亞就是一“左”到底，但敗得更慘。不僅亡黨、亡國，甚至齊奧塞斯庫夫婦也被押上軍事法庭就地槍決，亡身喪命。長期的“左”，促使後期轉向右的極端，先“左”後右，合葬了社會主義。如果只看到了後期的右，而無視或忽視長期主要的錯誤是“左”，那就是目光短淺，只看到病象、病變，迴避了病根、病源。蘇東劇變的病根、病源是“左”的東西，病象、病變是後期右的東西。如果還不能真正從蘇聯、東歐劇變中吸取教訓，痛下決心，大力剷除教條主義和封建主義；如果還以為蘇聯東歐這些國家是由於個別領導人最後右傾才喪失了社會主義，而無視或輕視長期根深蒂固的“左”傾頑症的禍害；如果在改革開放當中不能有效地防止外來的和平演變，並且根治內部的腐敗，聽任腐敗系統化、制度化，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免還會出現新的動盪，甚至還會發生劇變。對於剩下的5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説，並不是不存在重蹈蘇東劇變覆轍的可能性。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盛世危言，不可掉以輕心。

三、蘇聯社會長期存在的三大矛盾導致“三個危機”和“三個滅亡”

　　蘇聯劇變，從長期來考察，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深層的矛盾，而蘇共長期無視這些矛盾，也無力、無法解決這些矛盾，最後引起三種危機，蘇共急劇轉向右，導致前面所説的三個滅亡。在1936年以前的過渡時期，蘇聯還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過渡時期結束後，蘇聯於1936年宣佈建成社會主義，開始出現了新的矛盾。到80年代，一直沒有能夠解決好這些新矛盾。蘇聯社會存在哪三大矛盾呢？

　　第一個矛盾：過“左”的路線與過度集權的黨政領導體制同社會主義社會要求高速健康發展生產力、發展民主自由的矛盾

　　1、過“左”的路線。蘇聯共產黨執政74年，從政治路線和某些重大政策方面看，大約有半個世紀都是推行“左”的路線，大約有9年(1921-1929)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40年代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路線也基本正確，最後4年轉向推行右的路線。

　　前9年正確路線時期，執行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允許發展一部分資本主義，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經濟，逐步改造小農經濟。鄧小平談到蘇聯社會主義時，唯一肯定的也就是新經濟政策。1930年，斯大林急劇地轉向對資本主義的全面進攻，提前結束新經濟政策，實現農業全盤集體化。1936年蘇聯宣佈建成社會主義，並不想進一步鞏固和完善。1939年斯大林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斯大林的整個指導思想是急於求成，對農民（特別是富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少數民族都採取了過“左”的政策。在戰後經濟恢復時期，斯大林於1946年又提出一國可以建成共產主義。在國際上，他急於消滅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急於實現世界革命。

　　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是不是搞右的呢？不完全是。在某些問題上，這也需要撥亂反正。因為從1956年起，我們黨和赫魯曉夫有分歧。1963至1964年中蘇兩黨進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大論戰，中共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觀點的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錯誤，給廣大幹部羣眾留下了赫魯曉夫就是現代修正主義總代表、右傾機會主義總代表的深刻印象。實際上，赫魯曉夫搞的“三和”、“兩全”也有“左”的一面，只是因為當時黨的指導思想在某些方面比赫魯曉夫更“左”，所以認為赫魯曉夫是右。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是緩兵之計，還是想“埋葬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我們認為他放棄了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不要暴力革命，是右。實際上，當時還看不出暴力革命爆發的形勢。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存在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形勢。

　　那時，我們認為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全民國家否認了黨和國家的階級性，不講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講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是右。實際上，赫魯曉夫之所以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其中一個重要想法是急於要在20年內建成共產主義，從超越歷史階段這個角度看，還不能不説又有“左”的一面。

　　赫魯曉夫之後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是一脈相承的，“左”的錯誤沒有克服掉，只是稍微作了點變動。赫魯曉夫時期是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意識到蘇聯在20年內還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但在60、70年代，他認為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1982年之後安德羅波夫對“發達社會主義”又作了修補，他提出發達社會主義起點論，還是要逐步為過渡到共產主義作準備。他認為蘇聯還沒有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發達社會主義的起點，又接近了些實際。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時期，放棄了“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認為蘇聯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提出加速戰略，在原來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加速發展，並沒有意識到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轉向搞市場經濟。到1989年東歐發生劇變，蘇聯黨才猛醒過來，意識到再堅持傳統的計劃經濟不行了，在1990年才改變提法，急於要在500天之內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這樣就進一步把蘇聯的經濟搞亂了。

　　總之，蘇共在總體上長期推行急於求成、急躁冒進、超越階段的“左”的路線（在某些方面也有右的政策和制度相伴隨），難以改正，致使廣大人民和黨員對黨的領導和改革失望了，於是社會上和黨內右的思想必然滋長，想從社會黨的民主社會主義找出路。這就促使蘇共領導人從1987年底以後逐步轉向右的方面。

　　2、過度集權的黨政領導體制

　　過“左”路線如果僅僅是路線問題，那還不難解決。通過實踐檢驗以後，可以改變認識。但是由於過度集權的黨政領導體制，使得蘇聯過“左”的路線長期難以糾正。現在人們談論到斯大林的許多錯誤，可是對他最大的錯誤，我們長期認識不清楚。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我們黨先後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其中涉及蘇聯體制問題，但只是擦邊而過，沒有深入探討。我們黨當時看到了蘇聯制度存在一些問題，還説斯大林破壞了民主集中制。但斯大林推行的是什麼制？沒有説。現在來看，當時對斯大林錯誤的認識是不夠的，沒有看到他搞的制度或體制存在嚴重弊病。到1980年鄧小平8.18講話，對斯大林的錯誤才有了深刻的認識，看到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存在問題。1982年以後，才改用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的提法，以示具體的體制和根本的制度還是有區別的。

　　不少人認為，斯大林最大的錯誤是肅反擴大化，我認為那是具體政策上的錯誤。斯大林最大的失誤是他違背了馬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説，形成了過度集權的黨政領導體制（請注意，我在這裏用“過度集權”，而不用“高度集權”，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在必要時要有高度集權，但過度集權，就過頭了），給蘇聯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造成長期的、廣泛的危害。

　　(1)在國家領導體制上，斯大林搞了個人集權制、領導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按照馬列主義國家學説，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是民主共和國。民主共和國與君主專制國有三點區別：前者國家領導人應該實行權力制約制、限任制和選舉制；後者則實行個人集權制、終身制和指定繼承人制。自古以來這兩種政體的區別截然分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應該怎樣實現民主共和制？馬克思還只有巴黎公社72天的經驗，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6年，在民主共和國方面作出了表率。列寧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實行集體領導。他作為政府總理、黨的政治局委員，與其他委員一樣，每人一票，平等表決，而且列寧常常處於少數。在領導人限任制問題上，十月革命前夕，列寧對托洛茨基説，我們奪取政權後，準備55歲就退下來。可是1924年列寧54歲時病故。列寧不指定接班人。列寧遺囑中對每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優缺點作了評價，沒有暗示誰接班。

　　但是，後來斯大林實行個人集權制，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他既是黨的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又是全軍武裝部隊總司令、最高統帥。斯大林還搞領導職務終身制，並指定馬林科夫為接班人。斯大林的三制，帶有封建君主專制的色彩，背離了民主共和國的原則，對蘇聯有長遠的影響。斯大林之後，從赫魯曉夫開始的改革，始終沒有觸及斯大林的政治體制，只在某些政策方面作了調整。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新黨章專門作出規定，黨內領導人任期不超過三屆，但德高望重者可以例外。這實際上為赫魯曉夫實行領導職務終身制開了綠燈。勃列日涅夫上台時58歲，任期18年，76歲病故。安德羅波夫1982年68歲接班，70歲病故。契爾年科74歲接班，75歲病故。蘇聯在1982至1985年的兩年4個月內，黨和國家三易其首，這是老人政治、終身制的貽害。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普遍地受蘇聯體制的影響。東歐1989年劇變時，東歐國家的第一把手大部分是70多歲的老人。

　　斯大林體制對中國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毛澤東在個人集權制、領導職務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三個方面都受了斯大林的影響。建國之初，毛澤東集黨、政、軍、政協等多個職務於一身，而斯大林在1941年才完成了黨、政、軍三權的統一。斯大林搞終身制到73歲，毛澤東到83歲。斯大林指定接班人一次到位，毛澤東先後指定了幾個。從國家政治體制方面來看，毛澤東執行了斯大林體制，而且在高度集權的某些方面超過了斯大林。我們國家“左”的錯誤長期難以糾正，跟這種體制密切相關。鄧小平8.18的講話，是痛定思痛的總結。他總結斯大林、毛澤東晚年的教訓，認為應該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着手，我們國家才有振興的希望。

　　從一般政治學來看，斯大林背離了民主共和國的三制，從社會主義政治學來看，斯大林還加強了、加深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體制，幹部等級授職制和高幹特權制。前三制加後三制，這六制使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制發生了在實踐中很大的變形。

　　(2)在黨的領導體制上，斯大林實行總書記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外，還實行了一些具體制度，這也有很多弊端。

　　第一，關於政治局的權力。

　　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共產黨的政治局從何而來，政治局在黨內是什麼性質的機關，總書記何時才有，他在黨內究竟處於什麼地位。在廣大黨員心目中，大都認為政治局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實際上，根據馬列建黨學説並非如此。

　　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是1847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參與建立的，那時的黨中央根本沒有政治局，也沒有總書記，中央設有中央委員會，由5人組成，有主席，主席主要是會議召集人和主持人。俄國黨於1898年建立，沒有設過主席，只是在1903年至1904年設過總委員會主席。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沒有主席，也沒有總書記。黨的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也不多，只有幾個或十幾個人，實行集體領導，並沒有設政治局。政治局從何而來？蘇共中央正式建立政治局，是在1919年的蘇共第八次代表會議上。政治局並不是黨的權力中心，而是和中央組織局並列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兩個執行機關。黨的權力中心在黨的代表大會（從1847年馬克思建黨以來，在黨章中明文規定，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是最高執行機關）。中央還有一個機構即書記處，也是1919年才正式建立的，是日常辦事機構。最初沒有設總書記，只有三五個書記。俄共成為執政黨後，因書記處處理的事務繁多，在1922年4月俄共十一大之後，才選舉斯大林為總書記，作為書記處的首腦。在俄文中，總書記為秘書長之意。當時斯大林並沒有因為擔任了總書記而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列寧才是俄國黨公認的領袖，但他的黨內職務只是政治局委員。斯大林後來明確地説，在蘇聯，中央全會決定一切，政治局決定一切，把政治局從中央委員會的執行機關變為黨的權力中心。30年代之後，政治局會議經常不召開，由總書記獨攬大權。

　　根據馬列建黨學説，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是黨的權力中心，所以從馬克思到列寧都主張黨代表大會實行年會制度。斯大林破壞了黨代表大會年會制。十月革命後列寧在世領導6年，召開了6次黨代表大會。1925年以後，蘇共召開黨代表大會的時間間隔越來越長。從相隔2年、3年、4年、5年，以至13年之久。斯大林把黨的權力中心從黨代表大會轉移到政治局，使政治局成為凌駕於全黨全國之上的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這是他在黨政領導體制方面所犯的最大錯誤，後來長期也難以改正。1952年蘇共黨的十九大黨章規定黨代會至少每4年召開一次，1971年的二十四大又改為每5年召開一次。

　　就中國共產黨來説，也不是一建黨就有政治局。政治局成立於1927年6月1日第三次修改黨章後。黨中央原來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27年6月後才改稱中央委員會。1925年四大以後，中共才設總書記，陳獨秀最初稱委員長。1943年後我們黨才設主席，1956年八大後增設副主席，總書記的位置就更低一些。從大革命後期起，設中央秘書長，後又撤消，以後幾經變化，到1954年中央的秘書長改由鄧小平擔任，1956年後秘書長改稱總書記。當時鄧小平表示還是當秘書長，不要當總書記，毛主席很風趣地説：總書記就是秘書長嘛。

　　第二、關於監察機關。

　　在代表大會閉幕後，為了有效地對中央進行監督，列寧繼承國際共運好的經驗（德國社會民主黨曾經建立中央監察委員會，專門監督中央），於1919年提出，從1921年起，蘇共中央建立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由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其任務是專門監督同級黨委。1923年，列寧在臨終前寫下《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一文，主張國家的監察機關與黨的監察機關合並，合併以後的機構專門監督中央領導人，包括總書記在內。1934年蘇共十七大修改黨章，斯大林把原由黨代表大會領導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改為歸屬中央委員會領導，其任務是監督地方黨委是否執行中央的決議。從此中央監委的性質完全改變。從1934年以後，沒有任何機構能監督蘇共中央領導人。我們黨的中央監察機構，也不能不受蘇聯黨的影響，一直是屬中央委員會領導的。

　　第三、關於如何對待黨內的不同政見。

　　黨內在決策問題上、在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這是很正常的。不同意見應該自由、平等地展開討論、爭鳴。不能求得共識時，以少數服從多數來進行決策。決策錯了，可以召開黨代表大會糾正。列寧領導的6年，黨內有很多派別。列寧反對派別活動，但是贊成黨內民主自由，從來沒有把誰打成反黨集團。從斯大林開始，把黨內持不同意見者打成反黨集團，人為地加深、加劇了共產黨黨內的路線鬥爭，產生了極惡劣的後果和影響。

　　在我看來，斯大林的又一個大的錯誤，是把過度集權的體制與過“左”的路線結合起來，阻礙了社會主義社會高速、健康地發展生產力、發展民主自由的要求。蘇共黨內的高層領導人如布哈林、沃茲涅先斯基等都看到了計劃經濟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的意見。但由於過度集權的領導體制，也與當時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有關，他們都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集團、右傾機會主義者，不僅被開除黨籍，還被槍斃。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中央認為，市場社會主義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現代修正主義的變種，是資產階級思潮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並對蘇共黨內外主張發展市場經濟的人，扣上“市場社會主義”的帽子。

　　第二個矛盾：黨政官僚特權集團與勞動大眾的矛盾

　　過度集權的體制的另一個嚴重弊端，是形成了一個黨政官僚特權集團。根據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學説，巴黎公社開創了兩個原則，一是主要領導幹部選舉產生；二是領導幹部和工人工資平等，工資待遇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水平。而斯大林搞的是等級授職制和高薪特權制，背離了巴黎公社的原則。蘇聯在斯大林中期（1935至1936年）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特權集團。托洛茨基曾提出過，蘇聯出現了一個工人官僚階層。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寫成《新階級》一書，也認為南斯拉夫出現了新階級。這些説法，未必準確，有爭議。我琢磨了很久，可以不用“階層”、“階級”這些詞，而用“官僚特權集團”較為合適。

　　蘇聯出現的官僚特權集團，顯然是受封建等級制度影響的產物。蘇聯在分配方面，對羣眾實行“左”的平均主義，對領導幹部實行右的封建主義等級制。這個官僚特權集團從計劃經濟體制內獲得了很多好處，害怕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風險，害怕失去他們的利益，所以就以馬列主義為招牌，打着意識形態的幌子，維護自己的特權，成為反對改革的阻力。如果蘇聯這些黨政領導幹部知道經濟體制改革之後，可以不伴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轉去搞市場經濟體制後，從權錢交易中還可以得到更多的好處，那樣他們可能也會贊成市場經濟的。

　　第三個矛盾：大俄羅斯主義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

　　蘇聯民族結構與中國不同，在120多個大小民族中，俄羅斯民族不佔絕對多數。十月革命時，俄羅斯民族只佔人口的42%。1989年俄羅斯民族也才佔50.8%，剛過半數。蘇聯革命勝利後，列寧以各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的原則解決民族問題，採取聯邦制的形式組成多民族的國家，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一個聯邦。但是，長期以來，大俄羅斯主義嚴重，實際上是過度中央集權。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長期以來，也推行大俄羅斯主義，把俄羅斯族往少數民族地區大量移民，推行俄語，甚至搞民族大遷徙，多次批判地方民族主義，在宗教、文化、語言問題上歧視少數民族。

　　總之，這三個矛盾長期不能很好解決，導致了蘇聯經濟、社會政治、民族三大危機。

　　經濟危機：蘇聯在戰後的50年代，經濟增長接近10%，60年代降至8%，70年代是5%，80年代經濟增長2%-3%，1990年經濟負增長2%，1991年達到-12%，赤字急劇增加，物資不足，通貨膨脹嚴重。

　　社會政治危機：黨的威信下降，很多人對黨過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不滿，要求實行多黨制。社會秩序混亂，動盪不安，工人罷工、怠工增多。

　　民族危機：民族要求獨立、分離。蘇聯的解體從1940年被兼併的波羅地海沿岸3國開始。在歷史遺留問題上，戈爾巴喬夫搞公開性、民主化，不讓歷史留下空白，公佈了1939年9月蘇德秘密簽訂的將波羅地海沿岸劃歸蘇聯勢力範圍的協定文件。由於處理不當，引發了波羅地海沿岸三國於1990年3月至5月率先獨立。到1991年8.19事件後，各民族害怕又回到過度集權的舊體制中去，到12月21日，11個共和國領導人簽署了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書，這樣蘇聯就完全解體了。

　　於是，上述“三個危機”導致了蘇聯的“三個死亡”：亡黨、亡國、亡社（社會主義制度）。

四、應該怎樣對待西方的“和平演變”？

　　波蘭出現團結工會鬧事、罷工，實際上與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共產黨長期不民主，漠視工人福利、意見和要求有很大的關係。波蘭軍管結束後，團結工會在1989年6月議會大選中獲勝，上台執政。原來與統一工人黨合作的民主黨和統一農民黨也與統一工人黨分手，但是也得不到羣眾的支持。羣眾認為它們是附庸黨，缺少獨立性。然而我們只從“左”的方面總結了波蘭的教訓。有人由此認為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搞，也不能給民主黨派過大的權力，否則容易出亂子。可是，我們應該看到，用壓制民主、限制自由的辦法一時可以奏效，但不是長遠之計，最終將會把矛盾激化。西方多黨制為什麼在社會主義國家有影響？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黨內民主、人民民主不充分。東歐的波蘭、捷克、民主德國、保加利亞這四國也實行多黨制，但民主黨派長期都是共產黨的附庸，不能真正對共產黨進行有效的監督，在羣眾中也沒有威信。當東歐劇變時，民主黨派大都作鳥獸散。有一點值得注意，東歐新執政的黨都不是原來與共產黨合作過的黨。

　　西方的和平演變，一靠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為物質後盾，二靠市場經濟，三靠多黨制，四靠文化自由。因此，對付西方的和平演變，我們要有正確的對策。靠什麼？一要把科技搞上去。二要自覺地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要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創造條件實行黨代會年會制，對黨的高層領導人能實行有效的監督，充分發揮黨的最高監察機關的有效作用，擴大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充分發揮其權力制衡機制的作用。四要堅持文化“雙百”方針，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可以展開爭鳴。對民主自由的屬性要全面地看。民主自由固然有其階級性，但也有它本身質的規定性。不符合這個質的規定性，那種民主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例如選舉，應該是自下而上提名、有差額的選舉，有競爭的機制。我們的民主需要完善，要逐步創造條件擴大差額選舉的使用範圍，既要發揮協商制的長處，也要重視差額選舉制的優點，要把兩點的長處結合好，形成更大的政治優勢。

　　當然，中蘇兩黨兩國的改革既有聯繫，又有很大的不同。蘇聯改革導致三個滅亡的深層原因值得我們認真總結，作為借鑑。“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我們應該從蘇共、蘇聯的滅亡中吸取教訓，在大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快政治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全面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這樣才能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全面的勝利。

　　*此文是作者1998年1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舉辦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卷）研討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