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財閥經濟對中國的啓示_風聞

2018-09-01 18:29•  作者：  慕峯

字號： 大 中 小韓國經濟資源高度集中於少數財閥，三星、現代、SK、LG、韓華和樂天六大財閥2017年營收佔韓國GDP超過60%，產業覆蓋石油、化工、燃氣、制鐵、建設、船舶、汽車、電子、信息通信、半導體、物流、金融、醫藥、時尚產品等各領域，控制了韓國經濟命脈，並對全球經濟有重要影響。這種以財閥為主導的經濟模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對韓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又是什麼，這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內容。

緣起從二戰後經濟發展來看，後發國家能夠突破自身限制、迎頭趕上，在較短時間進入高收入發達國家之列的，集中在東亞地區。1993年世界銀行發佈了《東亞的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自此引發了對東亞模式長達二十餘年的研究和討論。東亞地區，除日本是在戰前就開始工業化之外，韓國、台灣地區、新加坡乃至中國大陸，都是在戰後才開始實施工業化。儘管歷經多次經濟危機，日韓新台等東亞經濟體，始終位處發達國家或地區之列，在科技創新方面仍然領先全球諸多國家。歐美日韓學研界對東亞模式的研究和討論從未中斷，直到最近幾年，仍有相當重要的專著產出。

中國雖從經濟總量和各項宏觀經濟指標方面已領先東亞諸國，但從經濟質量和人均經濟指標來看，仍與日本有相當差距，與韓國也仍有差距，在關鍵技術和科技創新方面，尤其是前沿科技創新所必需的基礎性研發方面，體現得更為明顯，這種差距要超過大多數國民想象。儘管如此，自然科學和科技領域的進步其實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尤其考慮到龐大市場所帶來的各種機遇和互聯網時代專業知識分享的全球化。真正與發展階段不相匹配的，是仍然缺乏對全球情勢能夠進行長期深入研判的社科類學研力量，而中國在這方面的資金和物力投入並不稀少，中國社科領域學研人員的待遇甚至超過相當多數發達國家。決定未來的最終不在於有多少技術力量，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過往、當下和未來。

選擇以韓國為題，在於韓國具有東亞模式的共同特點，並且，韓國比日本起步更晚，無論是資源還是安全等方面的條件，都要比日本更差。但韓國從一窮二白，到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政策，再到汽車、船舶、半導體、新材料及其他高新技術發展，相關產業已處於全球中高階段。同時，東亞諸國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內在聯繫，中國既是日韓的目標市場，也是日韓產業轉移的目標國。從相關產業發展階段來看，日、韓、中分別處於高端、中端和中低端三個階段，戰後東亞的產業轉移，也有從日本到韓國再到中國的現象。中國的發展，對韓國的影響更為直接。早在2012年，韓國《朝鮮日報》即清晰的提出，“韓國的危險在於處於一個‘夾心’位置，高端技術比不過日本，在中低端的製造組裝方面又被中國趕超，由於產業轉移，韓國國內製造業出現‘空洞化’”。很顯然，韓國的危機意識比中國更強。

從更宏觀歷史視角看，東亞的現代化是東西方兩種古老文明融合的典範。借用Carroll Quigley的文明進化史觀來看，日本、韓國乃至新加坡，作為律令制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帶，在近代遭受西方文明的衝擊後，開始與西方工業文明主動融合，但保留了諸多自身特點，這些特點構成了東亞模式的文明基礎，通常的經濟分析一般不會觸及這個層面。在這個視角下，我們可以將日本和韓國看作是東方律令制中華文明與西方工業文明融合的“先例”。正如Quigley所言，一個文明的核心地帶，在遭受另一種文明衝擊後，並不會像這一文明的邊緣地帶那樣可以及時轉向，核心地帶的轉向往往更慢，因為存在大量既得利益因素，同時存在過往強盛的心理抵制因素。因此，中國的轉向從近代開始，直到今天仍在進行。文明融合的過程，也是原生文明再生與成長的過程。我們仍然身處這個宏大的時代命題之中。對日韓和整個東亞的研究與思考仍然非常必要，天朝上國的心態仍須摒棄。

寫作本文，是自我認知提升的一個過程。最近一個多月，我集中收集和閲讀的資料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系統研究韓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新近著作，包括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Barry Eichengrenn教授、原哈佛亞洲中心主任Dwight H. Perkins教授、哥倫比亞商學院Huge Patrick教授以及韓國高麗大學樸英哲教授近年的專著，上述學者在東亞經濟和社會研究乃至政策制訂方面均具有很高的影響力。

二是韓國總統和財閥的傳記或評傳，及對部分財閥企業研究的專著。

三是從普通韓國人視角反應韓國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新近著作。

上述材料涉及專著16本、論文十餘篇。

此外，我自己整理了韓國六大財閥（三星、現代、SK、LG、韓華、樂天）的發展歷史，製作了大量圖表（包括六大財閥的財務數據和股權結構），在國內尚屬首次，在文中將逐一展示。

其他資料來源還包括：韓國統計局的相關數據，Fortune 500、Trading Economics、IHS Markit、DRAMeXchange、JATO、Eworldship的研究分析和統計數據。

本文所引用的各項數據及觀點均在文中註明，參考資料來源附於全文末。

需要提及的是，“財閥”（Chaebol）一詞，在中文裏意含貶義，在國外研究資料中，Chaebol一詞反應的是具有權勢的鉅富家族。現實情況是，Chaebol對整個韓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確能夠產生決定性影響。

本文主要涉及以下幾個主題：韓國經濟現狀，韓國財閥經濟的形成歷史及其原因，韓式財閥政商關係的形成及其影響，韓國財閥的繼承問題，以及韓國財閥經濟對中國的啓示。

本文分為三大部分，前兩部分為大量史實和數據的整理與陳述，我的個人觀點與評述將放在第三部分。

（一）一、韓國經濟現狀韓國國土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人口5,144萬（2016）。以地區生產總值（GMP）計，首爾是全球第四大都市圈（8,459億美元（2014）），僅次於日本關東都市圈、美國紐約都市圈和洛杉磯都市圈。首爾都市圈人口2,560萬，佔韓國總人口的49.76%。

與普通國人觀感不同，韓國今天仍是具有相當實力的經濟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韓國2017年GDP總計1.53萬億美元，位列全球第12位；人均GDP（PPP）為39,387美元，是中國的將近3倍，位列全球第30位；製造業工資水平為4,092.4美元/月，是中國的將近5倍

韓國共有15家企業位列Fortune 500（2017），包括：三星集團旗下的三星電子（15）、三星生命保險（413）和三星物產（447）；現代三大集團旗下的現代汽車（78）、起亞汽車（209）、現代重工（313）和現代摩比斯（323）；LG集團旗下的LG電子（201）和LG Display（479），還有從LG集團分立出來的GS加德士（486）；以及SK控股（95）、韓國電力（177）、浦項制鐵（208）、韓華（246）和樂天百貨（431）。中日韓三國都市圈及Fortune 500分佈信息如下：

從超大型企業財務情況來看，韓國六大財閥2017年度總營收約為9,420.12億美元（其中三星集團3,253.62億美元、現代三大集團2,580.71億美元、SK集團1,195.62億美元、LG集團1,419.81億美元、韓華集團554.67億美元、樂天集團415.69億美元，此項數據來源見下文各財閥財務數據統計表）。六大財閥年營收佔韓國年度GDP超過60%，其中僅三星集團年營收就佔韓國GDP超過20%。

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韓國的經濟集中度存在雙高情況，一是首爾都市圈GMP佔韓國GDP 60%，二是六大財閥營收超過GDP 60%。這種經濟集中度是韓國過往發展的反應，也反應了韓國經濟方面的問題，後文將詳述。

產業發展方面，在半導體、顯示面板、新材料、手機、汽車、船舶及相關零部件行業領域，韓國仍然位居全球前列。以2017年數據為例：

1、半導體領域

具有從材料、設計、製造到封測的整體能力。在尖端研發方面，三星電子與台積電、Intel等形成激烈競爭，居於行業領先地位。三星電子10nm級產品已經量產，用於高通驍龍和三星Exynos芯片，7nm級產品2018年也將量產。從半導體產品來看，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在全球DRAM市場穩據70%以上份額，在NAND FLASH市場則穩據50%以上份額。由於下游產品市場佔比非常高，使得韓國上游半導體材料公司也具有全球競爭實力，這些企業包括SKC、SK材料、KEC等數十家。

2、顯示面板領域

9英寸以下的小尺寸面板中，三星電子和LG Display佔據全球40%以上市場份額；在大尺寸面板領域，三星電子與LG Display佔據全球25%以上市場份額。隨着中國企業產能的擴大，韓國企業市場佔比將會進一步下降。但就LCD顯示面板的上游材料行業來看，在彩色濾光片、偏光片方面，三星SDI和LG Display基本實現自制，液晶材料和基板玻璃則由美國和日本企業壟斷。在OLED顯示面板領域，三星和LG是全球主要生產商，中國企業在未來也將擴大產能，但從上游材料行業來看，韓國的三星SDI、LG化學、斗山、SKC和歐美日相關企業（陶氏化學、UDC、日本德山及出光興產等）佔據了幾乎全部市場。

3、手機領域

韓國手機在亞洲面臨中國手機廠商的激烈競爭，就全球市場而言，三星2017年出貨量佔比為21%，位列所有手機廠商首位；歐洲市場和北美市場出貨量佔比分別為33%和24%，分列第一、二位。由於韓國企業在手機零部件（芯片、顯示面板）領域的領先地位，整機利潤率較中國企業更高很多。當然，眾所周知，全球手機行業超過80%的利潤都還屬於Apple。

4、汽車領域

韓國主要有現代和雙龍兩大綜合性汽車集團，以及韓泰等大型汽配企業。現代汽車集團具有汽車整車、零部件的完整研發和製造能力，在全球汽車市場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以2017年營收計，現代汽車集團下屬現代汽車、起亞汽車和現代摩比斯三家公司，分別位列Fortune 500（2017）第78、209和323位，如將現代汽車和起亞汽車兩家整車企業作為整體看待，則在Fortune 500將位列第32位，排在豐田、大眾、戴姆勒、通用汽車、福特和本田之後；如果再加上汽車零部件企業現代摩比斯，在車企中排名將僅次於豐田和大眾。

以2017年銷量計，根據JATO統計數據，現代和起亞銷量分別為395.11萬輛和251.13萬輛，分列全球車企銷量的第6、10位，如將上述兩家公司作為整體看待，則將位列第3，僅次於豐田和大眾。但現代汽車和起亞汽車銷量分別比2016年下降了9%和10%，面臨相當壓力。

從汽車零部件領域來看，現代汽車集團仍具相當實力。根據Automotive News，現代汽車集團旗下現代摩比斯、現代威亞、現代Powertech和現代DYMOS，分列2017年全球汽車零部件配套供應商（以營收計）第7、34、48和56位，若以整體看待，將位列第2，僅次於羅伯特·博世。此外，韓華集團旗下韓華高新材料在汽車輕量化材料方面也位於領先地位，GMT、LWRT全球市場份額第一，EPP全球市場份額第3。

5、船舶領域

造船產業正在從中日韓三國競爭逐漸走向中韓兩國競爭。韓國主要造船企業包括三星重工、現代重工和大宇造船海洋，在高端造船尤其是LNG船領域，韓國佔據優勢。儘管因為全球經濟不景氣，導致造船行業處於低谷，但2018年一季度全球成交的18艘LNG船，訂單全部由韓國船企獲得。

此外，大多數人並不瞭解的是，三星、現代、SK等公司，從1970年代開始，就已大規模進入能源輸出國市場，參與了沙特、科威特、阿聯酋、巴林、伊拉克、土耳其、卡塔爾、伊朗、利比亞、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挪威、澳大利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眾多國家大量的大型能源設施建設（包括煉油工廠、石化工廠、天然氣工廠、發電站、油料碼頭、LNG碼頭、海上石油平台等）。海外建設領域，包括曾經和目前全球的最高建築，台北101大廈和迪拜哈利法塔，均由三星建設負責建造。造船、航運與海外建設行業協同，共同構成了韓國的全球能源保障網。

從民眾生活水平來看，韓國平均收入為3,544.24美元/月。但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之後，大多數民眾無法再獲得長期僱傭類工作，隨着老齡化的加重和生活成本的提升，大量老年人也需要繼續工作才能維持生計。韓國普通民眾在住房、教育支出方面也面臨諸多問題，後文將逐一涉及。

二、韓國財閥基本情況從前述經濟數據看，韓國的經濟運轉系以財閥為主導。韓國與日本的不同在於，日本除有財閥之外，還有大量中小企業，尤其是製造業隱形冠軍企業。而韓國在財閥之外，中小企業大多數處於服務業領域，這是韓國經濟一直以來的問題所在。在詳述韓國財閥經濟模式形成歷史之前，我們應先對韓國財閥的基本情況有所瞭解。關於財閥經濟模式的產生和發展歷史，將在後文詳述。下列圖表資料的整理，在國內尚屬首次。

1、三星集團

李秉喆（1910-1987）於1938年在韓國大邱市創建了三星商會株式會社（Samsung Sanghoe），從事食品貿易。1947年李秉喆將辦公地點遷至漢城，並與曉星集團創始人趙洪濟合資創建了三星貿易公司。趙洪濟與李秉喆因經營理念不同，後將公司分立，分別形成三星、曉星、韓泰輪胎和其他一些企業。1987年李秉喆去世後，第三子李健熙執掌三星集團。2014年李健熙因心臟病入院，未再公開露面。2018年4月30日，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FTC）認定李健熙因為喪失溝通能力，對三星集團下屬公司無法有效控制，在5月1日決定將李健熙獨子、三星集團副會長李在鎔列為三星集團負責人。

（1）三星集團的財務情況

李健熙家族透過十分複雜的交叉持股控制三星集團。三星集團前結構調整本部法務組組長（類似於三星集團總法律顧問）金勇澈於2007年爆出三星大量內幕，後出版《三星內幕》一書，掀起軒然大波，其中對於李氏家族透過交叉持股規避遺產税等安排有十分詳細的敍述。韓國財閥代際傳承及政商關係等問題將在後文詳述。

2、現代集團

鄭周永（1915-2001）於1938年在漢城創辦了京一商社，1940年成立阿道服務（A-do Service）汽車修理廠，1947年創辦現代土建（Hyundai Togun）。1950年鄭周永將汽修與土建公司合併，更名為現代建設（Hyundai Constructions）。1996年，鄭周永宣佈次子鄭夢九任現代集團會長，副會長由五子鄭夢憲擔任。1997年鄭周永提名鄭夢憲擔任現代集團聯合會長。1999年鄭周永宣佈引退，要求鄭夢九一同隱退，遭到拒絕。1998年鄭夢九領導的現代汽車集團脱離現代集團，2001年鄭周永第六子鄭夢準領導的現代重工集團脱離現代集團。自此，現代集團分為三家。同年，鄭周永去世。因涉及金剛山開發事件，鄭夢憲於2003年跳樓自殺，其妻玄貞恩繼任現代集團會長。

由於現代汽車集團和現代重工集團的獨立，玄貞恩領導的現代集團目前僅存現代電梯、現代峨山、悦榕莊等少數企業。

3、SK集團

崔鍾建（1929-1973）於1953年從韓國政府手中購買了在朝鮮戰爭中被夷為平地的“鮮京織物株式會社”用地，予以重建。1973年崔鍾建去世，其弟崔鍾賢繼任鮮京集團會長。1998年鮮京集團以英文名（Sun-Kyung）首字母更名為SK集團，同年崔鍾賢去世，崔鍾建的長子崔泰源繼任會長。

4、LG集團

具仁會（1907-1969）於1947年創辦樂喜化學株式會社，1958年創辦金星株式會社。1969年具仁會去世，1970年具滋暻接任第二任會長。1983年公司更名為樂喜金星，1995年更名為LG，同年具本茂接任第三任會長，具滋暻任名譽會長。2018年5月20日具本茂去世，養子具光謨擬接任會長。具光謨為具本茂之弟具本綾的兒子，因具本茂喪子，具光謨被過繼給具本茂。

5、韓華集團

金鐘喜（1922-1981）於1937年成立“朝鮮機修廠”（Chosun Machinery Shop），1953年收購了朝鮮火藥共販股份公司，成立韓國火藥。1981年金鐘喜去世後，金昇淵接任會長。1992年韓國火藥集團更名為韓華集團。

6、樂天集團

辛格浩（1922-）於1948年在日本成立日本製果公司。在日期間，辛格浩與二戰甲級戰犯重光葵的外甥女重光初子結婚，獲得日本政商資源。1965年韓日關係正常化，1967年辛格浩在韓國投資成立樂天制果，樂天開始在日本和韓國分頭髮展。樂天集團現任會長為辛格浩次子辛東彬。

從以上財閥現狀可以看到，韓國六大財閥在產業領域覆蓋了石油、化工、燃氣、制鐵、建設、船舶、汽車、電子、信息通信、半導體、物流、金融、醫藥、時尚產品等各領域，年度營收佔韓國GDP超過60%，可謂掌握了整個韓國經濟的命脈，對全球經濟和相關產業有巨大影響力。任何一家財閥的關鍵產品如果出現供應波動，都足以對全球產生重要影響。

（二）韓國經濟資源高度集中於少數財閥，三星、現代、SK、LG、韓華和樂天六大財閥2017年營收佔韓國GDP超過60%，產業覆蓋石油、化工、燃氣、制鐵、建設、船舶、汽車、電子、信息通信、半導體、物流、金融、醫藥、時尚產品等各領域，控制了韓國經濟命脈，並對全球經濟有重要影響。這種以財閥為主導的經濟模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對韓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又是什麼，這是本節主要探討的內容。

一、不同執政時期韓國財閥情況1、李承晚、尹潽善執政期（1948-196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鮮半島獨立，以三八線為界開始南北對峙。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成立，李承晚任首任總統。

在韓國成立之前，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現代創始人鄭周永和韓華創始人金鐘喜的經營事業已開展十年，LG創始人具仁會於1947年創辦了樂喜化學，樂天創始人辛格浩於1948年在日本創辦了日本製果。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歷時三年，1953年7月27日南北簽署停戰協議。朝鮮戰爭對各財閥創始人的經營事業產生了重要影響，李秉喆、鄭周永和具仁會都離開漢城前往釜山。李秉喆在1951年創辦了三星物產（Samsung Mulsan），1953年又在釜山創辦了第一製糖和第一毛織，第一製糖是韓國首家制造業企業。鄭周永從1950年開始在釜山經營物資運輸，停戰後，基於建設方面的經驗，大量承接駐韓美軍工程和戰後重建工程，完成了洛東江高靈橋修復及漢江第一大橋重建等工作。具仁會在1953年創辦了樂喜工業，主要生產合成樹脂、塑料、牙膏等日用品，又在1958年創辦金星公司，以生產收音機、電扇、電話等電器為主業。金鐘喜在1952年收購了朝鮮火藥共販股份公司，成立了韓國火藥，使韓國在1958年成為亞洲第二個擁有自主生產工業火藥技術的國家。崔鍾建則在水源接收了自己曾經任職的鮮京紡織，從事紡織、化纖工業。

在起步階段，六家財閥創始人的經營事業與戰後經濟恢復緊密相關，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李承晚自1948年至1960年擔任韓國前三屆總統，執政期間主要採取兩項經濟政策：一是維持韓元兑美元的高匯率，因當時韓國主要依靠美國援助，高匯率可使美元援助效用最大化；二是禁止與日本貿易，反應了韓國民眾對日本殖民歷史的反抗心理。在這一時期，韓國幾乎沒有出口，工業方面主要是為駐韓美軍提供建設服務，以及進行戰後恢復性建設。在1961年，整個韓國的工業增加值只有4.14億美元。（Perkins，2013）

經濟凋敝伴隨着政治腐敗，在1960年選舉中，由於李承晚的舞弊行為引發民眾反抗，暴發四一九運動，導致李承晚下野並流亡夏威夷，1965年客死美國。1960年，曾任漢城市長、商工部長官的尹潽善當選第四屆總統。但尹潽善領導的民主黨新派與民主黨舊派圍繞總理提名開展激烈競爭，張勉僅以一票優勢當選總理。

2、朴正熙執政期（1963-1979）及第一次經濟危機

1961年5月16日，韓國陸軍少將朴正熙率眾發動兵變，組建革命內閣，1963年當選總統。朴正熙執政長達十八年，這個時期是韓國經濟發展模式成型最為重要的階段，也是所謂“漢江奇蹟”的開創期。在1961年，韓國整體經濟實力與朝鮮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因此，全力發展經濟，是韓國當時急需。自新羅統一後，朝鮮半島就有文人治國的傳統，歷經100年左右的高麗武臣統治期是唯一例外。儘管民眾支持，但朴正熙兵變帶來的衝擊，還是令韓國傳統知識分子階層難以接受（趙甲濟，2013）。1961年6月5日，美國總統直屬的韓國問題緊急處理小組提交了關於韓國兵變問題的綜合報告書，該報告分析，“516兵變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少數軍人制訂了非常周密的計劃，加上張勉政府未能得到國民對其解決國家問題能力的信任”，並建議“美國政府應當盡力支援和指導，使這股力量轉向社會改革”，進而提出今後應主要靠經濟手段對韓國政府施加影響。（趙甲濟，2013）這份報告直接影響了美國此後對韓國的政策走向。

朴正熙組建的革命內閣，平均年齡比張勉內閣年輕二十歲。當時，韓國軍官約6萬人，其中10%有赴美留學經驗（趙甲濟，2013），比原政府官員視野更廣、能力更強。朴正熙的施政目標，在於通過去除政治積弊，集中發展經濟。從1962年起，韓國開始實施經濟政策“五年計劃”，直到1998年金大中就任總統後不再製訂。

在整個朴正熙執政期，主要有兩項重要的經濟政策，即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驅動政策。與之配套的，是直接導致韓國財閥產生的一項重要制度——綜合商社制度。

在1960年代開始實施出口導向政策的原因在於，韓國經濟疲弱、國內市場狹小，李承晚政府嚴重依賴美元援助，如美國撤回駐軍，則韓國經濟難免崩潰。要實現經濟獨立，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但由於朝鮮半島礦產資源集中在北部，而土地改革後，傳統用於出口的農產品已只能滿足於國內消費，因此製造業是唯一可以考慮的領域。但韓國缺乏發展製造業的自然資源尤其是能源，寄希望於由私人企業自行發展，幾乎沒有任何可能。

為了發展製造業，朴正熙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繼續從張勉政府就已開始的韓元貶值，1955年1美元兑55韓元，到1964年已貶值到1美元兑255韓元（樸昌根，2012），在整個1960-1980年代韓元一直處於低估狀態（但直到1986年韓國才實現貿易順差，因為韓國企業需要花很長時間去了解、適應國際市場需求進而取得國際市場份額）；二是進行產業保護，限制外商直接投資；三是進行利率改革，通過提高實際利率使銀行儲蓄增加；四是對特定行業實施直接補貼（包括出口補貼、鐵路運費折扣、電費折扣等）；五是每月召開例會，由朴正熙、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共同檢討出口政策成效，在例會上，朴正熙會根據企業家的反饋，直接下令去除政策障礙；六是建立韓國科技研究院，吸引海外韓裔專家回國效力。在這一時期，幾乎所有行業都受惠於韓元貶值，相當多數也受惠於直接的出口補貼。（Perkins，2013）

在此期間，韓國大企業都開始佈局出口。三星建立了紐約辦公室，向尼日利亞出口縫紉製品，向埃塞俄比亞出口軍用織物；現代完成了泰國帕塔尼納拉西瓦高速（Patani Naratiwat Highway）、關島住宅區和越南一個港口的建設；鮮京織物收購了海外通商；樂喜在內羅畢、東京、紐約、新德里、漢堡和法蘭克福先後成立了分支機構；韓華則成立了太平洋貿易公司。此外，受益於1965年韓日官方關係正常化，樂天在1967年進入韓國市場，創建了樂天制果和樂天鋁業。同時，製造業也繼續發展，現代汽車於1967年成立，1968年首款車型Cortina下線（與福特合作），由蔚山工廠量產；金星還生產出韓國首台冰箱、黑白電視、空調、電梯和洗衣機。

由於高利率政策，在1965年前後，即便是韓國政府大力支持的出口商也需要支付高達20%的銀行貸款利率，而此時外國貸款利率僅為12%，且外債實際由韓國央行（之後為韓國外匯銀行）提供實質擔保。同時，由於限制FDI，韓國企業的國外融資主要採取了銀行貸款和供應商信貸的形式。外債和出口金額比率從1965年的6%上升到了1970年的30%。但隨着韓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全球經濟放緩，到1969年已有約30家韓國公司無力償還外債。這是韓國第一次經濟危機。韓國政府不得不與IMF協商制定了經濟調整計劃，包括在1971年將韓元貶值18%、廢止大多數出口補貼及進一步放開利率管制等。由於推遲了國內債務的付息時間，減少了國內債權人的利息，使外債償付得以維持。（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寬浩，2012）

此時適逢美國陷入越戰泥潭，尼克松於1969年7月25日在關島宣佈了新的美國策略，對盟國將僅提供核武器保護傘、物資和空中支援，不再提供地面部隊支援，也即所謂“尼克松主義”。（Perkins，2013）朴正熙政府由此決心實現韓國的重工業自主，進入1970年代後，推出了重化工業驅動政策。1973年1月，朴正熙發表了“重化工業化宣言”，宣佈韓國以在1980年代初達到人均國民收入1,000美元為目標，將加快發展石化、鋼鐵、機械、造船等重化工業。隨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金融上擴大間接融資渠道，設立國民投資基金；税收上將列入重要產業的相關企業實施直接的所得税減免、扣減，對相關設施和原料進口設置減免關税優惠；在工廠用地和人力政策方面予以傾斜。（樸昌根，2012）

在政策的具體執行中，樸氏政府相當積極主動。當樸氏政府認定要發展某一產業時，會主動找來相關企業，要求執行，並給予特殊優惠。例如，朴正熙曾建議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承接建造現代化造船廠的任務，以使韓國能自行建造巨型油輪，用於運輸石油，滿足韓國重化工業的能源需求。鄭周永在完成對挪威、日本等先進造船工業國的考察後，認為任務過於艱鉅。此時朴正熙委婉的表示，“好吧，如果你只是想做些簡單的事，我會表示理解”，這意味着現代集團將失去政府的支持。鄭周永最終接受了建造任務，首艘油輪於次年下水。但此時OPEC油價處於高位，正值油輪行業的低谷，沒人願意購買韓國建造的油輪。於是朴正熙令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對使用韓製油輪向韓國運輸石油者，給予特殊優惠，而韓國在施行重化工業政策後，已成為主要的石油進口國。這就使現代集團主動買下了自己建造的油輪，並開始航運業務，韓國由此開始逐漸成為全球主要的造船業國家。（Perkins，2013）

韓國能源匱乏，石油幾乎100%依賴進口。在此條件下發展重化工業，難度巨大。在“重化工業化宣言”發表9個月後，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引發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10月17日，OPEC要求以色列從阿拉伯佔領區撤退，決議每月減產5%，阿布扎比和沙特相繼宣佈中斷對美國供油。11月4日，OPEC宣佈減產25%。韓國因與美國的關係，被OPEC列入非友好國家名單。到1974年1月1日，石油價格同比上漲4倍。1974年，朴正熙政府決定讓韓國企業進入中東建設市場，通過賺取石油美元來解決能源問題。在銀行擔保、減免50%企業所得税的政策導向下，韓國企業開始有組織的進入中東建設市場，從1973年開始，到1978年共獲得146.8億美元建設訂單，接下來三年又獲得了266億美元建設訂單。在1978年頂峯時期，韓國建設企業在中東員工人數達到14.2萬。但由於集中進入中東市場，1970年代末，已有58家韓國企業在中東建設市場展開惡性競爭，1980年代開始，韓國企業海外建設經營狀況開始惡化。（趙甲濟，2013）

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韓國企業經歷出口危機。1974年10月，三星和大宇提出參照日本建立綜合商社，並向韓國商工部提交韓國綜合商社育成方案。1975年4月30日，韓國政府正式頒佈關於綜合商社的規定，其最低資格標準為：（1）自有資本總額不少於10億韓元（約250萬美元）；（2）年度出口額在5,000萬美元以上；（3）出口產品7項以上，每種產品出口規模50萬美元以上；（4）產品的出口對象國要在10個以上，每一個國家的出口額不低於100萬美元；（5）需有10個以上海外分支機構等（吳勇紅，1997）。1975年5月19日，三星物產登記為第1號綜合商社，5月27日，大宇、雙龍登記。其後曉星物產、半島商事、鮮京、三和、錦湖實業、現代綜合商事和慄山實業均逐一登記。

韓國政府給予綜合商社在進出口貸款方面高度優惠，而在出口導向政策下韓國企業本來就高度依賴國外市場，有資格登記成為綜合商社的又只可能是少數大型企業，因此直接導致大量陷入生存危機的中小企業被少數綜合商社所併購。1970-1975年，現代、大宇和雙龍的增長速度分別達到33%、35%和34%（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韓國大型企業由此演變為跨界財閥。1980年，韓國前十大財閥營收的GDP佔比已達48.1%（梅昌婭，2017）。

在1970年代，韓國的產業發展主要有三個突出表現：一是開始集中發展重化工業；二是開始進入中東建設市場，同步開拓海外能源；三是為了運輸建設材料和能源產品，開始大力發展造船業和航運業。以上三點具有非常強的內在邏輯。除此之外，1969年韓國商工部提出了電子工業培養方案，標誌着韓國電子行業的起步。甚至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當時也報考了電子工程專業。而綜合商社制度的施行，直接導致大量中小企業被財閥併購，財閥興起，經濟資源趨於集中。此時期各財閥的發展情況如下：

韓國資源匱乏、市場狹小、戰後經濟疲敝，既與北方對峙，又高度依賴隨時可能減少的美國援助。在強烈危機感之下，為了實現經濟獨立，朴正熙政府強力干預經濟，推行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驅動政策，使韓國走上了一條與其自身資源秉賦十分不匹配的經濟發展道路，對韓國後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樸氏政府的經濟政策需要企業家去執行，為了得到企業家的支持，政策本身就內涵了經濟驅動因素。由於資本匱乏，通過金融壓制和高利率將資源集中於生產企業，創造出高負債率的財閥。這一時期的韓國企業家，也有着非常強烈的進取心和創業精神。可以説，當時韓國的執政利益與財閥利益以及普通國民利益是緊密捆綁在一起的。

樸氏政策促使韓國重化工業及造船、航運業從無到有、快速發展壯大，另方面在石油危機中挺進中東等地能源輸出國市場，保障了韓國能源安全，也使韓國企業開始走向國際化，這些政策為韓國國民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使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韓國GDP從1962年的全球第101位躍升至1979年的第49位。根據1978年一份韓國報刊的調查，在政府機構、銀行和企業任職十年以上的韓國白領家庭，100%擁有電視、96%擁有冰箱、64%擁有洗衣機、42.7%擁有鋼琴、2.7%擁有小轎車（Myungji Yang，2018），而在此十七年之前，韓國要比朝鮮還貧弱得多。

但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導致經濟資源向少數財閥高度集中，財閥在擴張中承受的高額外債，最終還是由韓國政府予以隱性擔保。1967-1978年韓國的年平均通脹率高達14.2%（Perkins，2013）。在這種發展模式下，韓國政府在國民經濟發展中開始難以擺脱對少數財閥的依賴。

1979年7月6日，朴正熙被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刺殺身亡。如果閲讀更多資料，可以得知樸氏執政後期韓國政治局勢緊張。樸氏傾力發展經濟，創造了“漢江奇蹟”，多年之後仍然能夠得到相當高的評價，這種記憶甚至影響後人，成為朴槿惠獨特的政治資源。但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由於過度依賴軍人，沒有足夠時間和環境去完善法治，導致韓國政府內部與財閥之間關係複雜，利益交換嚴重。此後韓國執政更迭的焦點問題以此為濫觴，影響至今。

全斗煥和盧泰愚執政期間，韓國財閥在重化工業、造船業等領域繼續開拓全球市場。韓國人均GDP從1980年的1,674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438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963年的9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普及，根據1987年的一項調查，韓國中產階級家庭中，超過90%擁有冰箱、彩電、電話和相機，超過一半擁有鋼琴，42%擁有小轎車（Myungji Yang，2018）。

財閥雖然規模擴張迅速，但財務狀況並不理想。李健熙直言：“1986年的三星是一家垮台的企業”（宋在鎔、李京默，2013）。此期間，部分財閥着手產業調整，開始將視野聚焦於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此時期各財閥的發展情況如下：

韓國雖然再次渡過危機，但高度依賴債務發展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為了維持外債融資，開始擠壓勞工利益。這一階段，在重化工業領域的持續發展和國際化，使中產階層大量出現；但另方面，勞工問題開始突出，不斷爆發勞資衝突。盧武鉉和文在寅就是在此期間擔任勞工律師，逐漸走上韓國政治舞台的。盧執政期開始，韓國執政階層利益開始與財閥利益捆綁，逐漸與民眾利益形成對立，為此後韓國經濟社會發展諸多根本性問題埋下伏筆，“青瓦台魔咒”不斷。

韓華創始人金鐘喜、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分別於1981年和1987年去世，金升淵和李健熙接任會長。韓國財閥開始步入“二代”。

3、金泳三執政期（1993-1998）及第三次經濟危機

金泳三於1992年12月當選韓國總統，是自朴正熙以來首位非軍人出身的總統。金泳三以民主化人士身份當選總統，施政目標在於清除腐敗、促進廉政、發展經濟。金泳三下令徹查全斗煥、盧泰愚執政期間的秘密政治資金問題，全、盧二人分別被判處終身監禁和有期徒刑17年，後由金大中於1997年特赦。

金泳三將經濟全球化擺在其經濟政策的最優先位置，通過實施金融去監管和市場開放來放鬆和逐步停止對資本賬户下交易的管制（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受惠於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1996年韓國成為OECD第29個成員國。加入OECD，韓國需要去除貿易和投資壁壘。儘管相關限制看似被去除，但實際執行中仍有非常多的障礙（Perkins，2013）。在此期間，財閥的高負債運營模式並未得到改變，1990年代韓國的間接融資比例仍然高達54%（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從產業佈局來看，與前一時期相比，部分財閥開始在高新技術領域蓄力。

1997年，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相繼爆發經濟危機。韓國採取加息捍衞韓元。由於亞洲經濟局勢惡化，外國銀行開始收緊放貸，逐漸不再向韓國企業續展短期貸款。韓國的銀行-財閥體系開始崩潰。（Perkins，2013）利率和貨幣衝擊使49%的韓國企業出現流動性困難（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從韓寶鋼鐵破產開始，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席捲韓國，三美、真露、大農、起亞等財閥相繼宣告破產。到1997年底，破產企業總數高達3萬。危機的頂峯，第二大財閥、作為韓國象徵之一的大宇集團也走上破產之路。韓國政府被迫向IMF再次救援，這是二十年來首次由OECD國家向IMF請求援助，對韓國的自尊心造成極大打擊。期間，爆出政府金融監管機構和銀行高層因收受賄賂而未對貸款進行嚴格審查，金泳三之子金賢哲收受鬥陽集團等企業政治獻金的事件也浮出水面。財閥與執政者的瓜葛並未因自詡為“民主化人士”的當選而停歇，金泳三民望跌至谷底。

5、盧武鉉執政期（2003-2008）

2002年12月，以勞工律師身份出道從政、代表韓國社會中下層的盧武鉉，以微弱優勢當選總統。盧氏執政期間，掀起第四波金融自由化浪潮，旨在將漢城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需要資本賬户交易的完全自由化、韓元可自由兑換及國際化，以及允許以韓元進行離岸交易。韓國並不具備實現上述目標的客觀條件，政策難以推進。針對漸增的貨幣升值壓力，盧氏政府決策放鬆對資本外流的管制。一系列措施誘發了大規模的短期外債增長（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短期外債規模佔到GDP的20%。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10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資金大規模流向低風險、高流動性資產，去槓桿催發境外資金低價拋售韓國資產，韓國股市和匯率暴跌。韓元從2008年7月的1美元兑換不到1,000韓元暴跌到11月的1美元兑換不超過1,500韓元。IMF危機以來的韓國金融自由化，使外國投資者尤其是美國對沖基金持有韓國股市總市值的約50%，而盧氏改革又為資本外流打開方便之門，在全球金融市場失控時，韓國門户大開。

經歷金大中改革之後，財閥集中優勢發展，到盧氏執政期間，在多個行業都開始居於全球領先地位。電子產業及半導體方面：三星研發出全球最大80英寸、102英寸FHD PDP、全球最大17英寸AMOLED、40nm 32G NAND閃存、50nm 1G DRAM、全球最早實現AMOLED量產；LG研發出全球最大尺寸20.1英寸LTPS AMOLED、全球最薄2.4英寸手機用屏、全球首款14.1英寸彩色柔性電子紙及全球首款100英寸FHD屏。造船業方面：三星建造出全球首艘極地鑽探船、全球首艘北極穿梭油輪、全球最大的26.6萬平方米LNG輪；現代完成全球最大螺旋槳推進器（直徑9.1米）建造，製造出全球最大動力的船用發電機，建成全球最大的LNG運輸船，建造全球最大電子制御式大型發動機（10.9千萬馬力）。此期間六大財閥發展情況如下：

盧武鉉以勞工律師出身，以微弱優勢獲選總統，並無足夠的政治經驗和資源，在經濟政策方面乏善可陳。盧氏以代表社會中下層為其政治依憑，但家屬和核心下屬在執政期均捲入與企業相關的貪腐案件，後遭檢方調查，盧氏在卸任後也多次接受調查。2009年5月23日，盧武鉉選擇跳崖自殺，悲情謝幕。

5、李明博執政期（2008-2013）

2007年12月，李明博當選韓國總統。李明博曾在現代集團旗下現代建設任職27年，並曾擔任過漢城特別市市長。在競選時，李明博提出“747”的口號，即實現經濟增長率保七、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萬美元、經濟規模位居全球第七，從這一口號及當選結果，可以看到韓國民眾對於經濟現狀的不滿和對發展的期盼。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韓國再次進入被動調整階段。

李明博執政期，試圖通過積極減税、放寬限制去培養新的增長動力。但韓國民眾和輿論對此的理解是，“削減企業所得税是對大企業集團給予優惠”（韓國《朝鮮日報》2011年9月9日），李明博本人又是長期供職現代集團的高管，疊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最終減税政策無法推行。金融危機傳導至韓國後，2008年11月的韓國股市比一年前下跌了60%以上，韓元半年內貶值超過40%。現代重工集團宣佈2008年1-10月訂單量減少50%，8月份韓國汽車對美出口創5年最低。韓國央行在10月13日與美聯儲簽署了3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10月20日開始總額達1,3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併為2009年6月30日前到期或新借的本地銀行外債提供總額為1,000億美元的3年期付款擔保，同時動用外匯儲備，通過外匯市場向韓國的銀行和企業提供300億美元資金，增加市場外匯供應。此外還出台了降息、增加財政預算開支、為非首都區新房提供消費税優惠等經濟刺激政策。

此期間，韓國對外淨債務幾乎為0，外匯儲備接近短期債務總額的一半，且企業槓桿率已經從金大中時代的250%下降到50%，總體而言，所受衝擊要弱於1997年（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寬浩，2012）。

金融危機期間，部分財閥主動調整結構、逆勢擴張，使韓國企業在電子產業和半導體領域繼續擴大領先地位。三星研發出全球首個40nm DRAM、在中國蘇州建立7.5代 LCD工廠、大規模生產20nm 4G超高速移動DRAM，同時收購了醫療設備公司Medison和德國OLED材料企業NOVALED等。LG研發出全球最大的19英寸柔性電子紙、全球首款55英寸電視用OLED面板、全球首個6英寸UV LED晶圓、全球首款105英寸曲面UHD電視面板，並實現FRR 3D液晶屏、6英寸LED晶圓和6英寸可彎曲OLED的全球首次量產。SK則在2012年收購海力士，一舉切入半導體存儲產業，實現了與SKC、SK材料等上游材料部門的協同。此期間六大財閥的發展情況如下：

當人們一度認為李明博逃脱了“青瓦台魔咒”時，2018年3月22日，韓國首爾中央法院簽發了對李明博的逮捕令。韓國檢方認為，李明博涉嫌從三星電子收受DAS公司在美國的訴訟費68億韓元、從前友利銀行金融控股會長李八成等人收受賄賂，涉賄規模達111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510萬元），並涉及DAS公司設立的約350億韓元（約合2.05億人民幣）秘密基金問題。李明博案仍在審理。

5、朴槿惠執政期（2013-2017）

2012年12月，朴槿惠當選總統。朴槿惠系朴正熙的長女，她的當選，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韓國民眾對已成過往的“漢江奇蹟”的再度期盼。

朴槿惠在經濟政策方面提出了經濟改革三年規劃，包括去除積弊、穩固經濟基礎，發展以增加就業為中心的“創造型經濟”，以及刺激內需、均衡內需與出口。在朴正熙時代，韓國政府商工部提出電子工業培養方案，朴槿惠恰逢其時的選擇了西江大學電子工程專業，可以説對電子行業的發展十分了解。而進入2010年代後，三星、LG、SK在電子、半導體和顯示面板等信息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以及信息科技時代的深入，自然使朴槿惠將所謂“創造型經濟”納為自己的施政主要目標。此階段部分財閥之間進行了重要產業重組，三星集團將化學、軍工防務和航天板塊（包括旗下三星綜合化學、三星道達爾、三星Techwin和三星Thales）整體出售於韓華集團，這一重組使三星將優勢進一步集中於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而韓華集團在軍工防務和化學材料領域的優勢也得以擴大。此期間六大財閥的產業發展情況如下：

朴槿惠最終未能逃脱“青瓦台魔咒”。2017年2月28日，負責調查朴槿惠“親信干政”事件的特別檢察組認定，樸氏與其密友崔順實，從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處收受賄賂。同一天，備受質疑的三星集團未來戰略室（前身為三星集團結構調整本部）宣告解散。除李在鎔外，特檢組還調查了現代汽車集團會長鄭夢九、韓華集團會長金昇淵、SK高管金昌根和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作為證人傳喚了SK會長崔泰源、LG會長具本茂、韓進集團會長趙亮鎬等。2017年3月10日，韓國憲法法院通過了對朴槿惠的彈劾案，樸氏成為韓國曆史上第一位被成功彈劾的總統。檢方隨即以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對其提起公訴。

很難説，到底是韓國執政者在為國民經濟施策，還是韓國的財閥經濟模式在選擇和摒棄韓國總統。基於本篇梳理的歷史，在下一篇，我們將集中討論為何韓國屢現“青瓦台魔咒”，而財閥卻可以“長盛不衰”，以及韓國財閥經濟模式對中國會帶來哪些啓示。

（三）在資源匱乏、追求經濟獨立的目標下，朴正熙政府制定了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的產業政策，在經歷了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機導致的韓國出口危機後，綜合商社制度正式確立，大型企業趁機兼併大量中小企業，韓國經濟資源開始高度集中，財閥成型。

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政策使韓國必須具備足夠的能源儲備，而韓國石油幾乎100%依賴進口。以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為契機，朴正熙政府引導韓國企業進軍中東等能源輸出國市場，賺取石油美元。在此過程中，韓國石化、造船、航運、汽車等產業從無到有，發展到全球領先，為後期電子和信息科技發展所需的材料等上游行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韓國經濟發展初期，執政利益與財閥利益和民眾利益具有一致性。政府產業政策與財閥市場行為互為依存。儘管不同時期執政者對各家財閥的側重不一，但由於韓國企業面向的是全球市場，因此在全球競爭壓力下，韓國企業的產品只能以質優、價廉取勝，無法以劣質或者大規模侵權來實現全球擴張，這是對韓國製造業發展的外部約束所在。由於初期韓國國內資本不足，產業保護政策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資，同時財閥不希望控制權被稀釋，而重化工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高度依賴投資，因此除了依賴韓國政府主導下的銀行債務融資外，還高度依賴外債。槓桿率過高使韓國先後經歷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兩次國內經濟危機，都依靠IMF救助和壓制國內債權人以及勞工利益才維持了外債償付的正常。但即便到了1980年代，韓國間接融資比例仍然高達79%，製造業槓桿率高達400%。隨着1990年代以後韓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勞資矛盾日益提升，執政利益、財閥利益和國民利益開始分化。

1997年亞洲危機引爆了韓國前三十年積累的高負債問題。金泳三政府不合時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使短期外債比例不斷提升，而亞洲經濟危機導致外國銀行信貸收縮，不再向韓國企業續展短期貸款，49%的韓國企業陷入流動性危機。1997年危機削弱了韓國財閥對政府的議價能力，給金大中實現財閥經濟結構調整以重要契機。

中國產業政策之難，在於足夠廣闊的國內市場足以承受一定時期的價格扭曲，進而產生大量“彎道超車”的錯覺。與日韓產品必須去佔領全球市場不同，中國如果關起門來搞產業，在短期的確會出現“興旺”局面。正如前期對電動車領域的補貼，其結果自然是大量套利行為的產生，而初期反應在上報材料中，則是“產銷兩旺”的喜人氣象，最終要取消補貼時，產業就開始以就業相要挾。當共享單車被吹捧成“新四大發明”時，內部人無不在嘲笑某些媒體的無知，對外卻表現出足夠的“真誠”，就差決心要以“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以官方背書抬高估值的大戲一演再演，這本是資本的遊戲，卻一再為塔西佗陷阱助力。產業政策應當如何實施？很顯然，關起門來謀發展，直接補貼終端是最糟糕的方式。政策施行應當是針對主要企業都無法承受的基礎研發領域，如果主要企業能夠自行研發，那麼應當讓市場去決定，而不需要政策施以援手、干擾定價。官方媒體和政策的初期起草者應當與任何新概念和新話題保持足夠的距離，尤其是官方媒體，應當繼續作為輿論監督者而存在。這些新概念話題的製造，幾乎無一例外出於資本炒作的需要，這樣的故事一年又一年，怎麼也該看明白了。對中國而言，至今還沒有韓國財閥那樣能夠對國民經濟產生決定性影響的私人家族企業，這既是因為中國經濟體量過於龐大，更是因為一直以來，私人產權保護在中國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話題，近兩年還在通過司法糾錯重塑企業家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政策沒有對某些行業或者企業予以傾斜。事實上，每個階段總有一些企業對政策的影響力要超過其他企業。我們更要理解的是，互聯網新時代的特點，是無論誰掌握了足夠的網絡力量，就可以左右社會焦點和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甚至可以將某些話題屏蔽於人們的視線之外，更可以讓人們認為某些新穎的概念就代表這個世界的未來。這樣的遊戲週而復始、不分國界，甚至極其低俗。當你能夠影響上億人口時，你真正想做的就只是這些嗎？

東亞模式並沒有任何神奇之處，它不過是在農業時代環境下，先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去實現初步的工業化，再通過打開國內外市場去實現工業發展，回頭再來補足農業發展部分。信息時代能有多少進步，全然在於基礎設施的優劣，和製造業還能發展到何種地步。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主要區別，是本國市場巨大，但正是因為有如此巨大的市場，我們本應獲得的，應當比現在多得多。東亞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全然依賴於全體國民數代人的辛勞與忍受，並非每個國家的國民，並非地球上每個地區的人類，都能夠長期忍受這種辛勞與付出。中日韓三國，一直是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三個國家，一直也是國民最為辛勞的三個國家，甚至即便是中國企業去收購歐美企業，都要在自己的大半夜去跟被收購方開電話會。東亞模式的成功，與其他地區的無法複製，藴含着不同文明的巨大差異，國家、企業與普通國民的共識，才是發展的根基。如果不能明白這點，如果新經濟的新貴們認為所有資源都是天上掉下來的，都是政府應當用財政去補貼的，都是可以拿就業要挾去換取的，那些辛勞的國民都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才處於今天的社會地位，那這個文明之下的發展共識，就將進一步撕裂。韓國，足以為戒。

希望這三篇文章，讓中國學研和實務界今後對韓國資料的引用，對韓國政商和產業觀點的認知，發生足夠的改變。至少，我們能夠非常清楚韓國財閥經濟體制的來龍去脈；至少，我們不用再羨慕以全體國民為代價而形成的財閥模式；至少，我們明白為什麼會有“青瓦台魔咒”。

社會科學的基礎研究是遠遠比自然科學研究更為重要的方面。今天的中國，看似互聯網傳播發達，個體所面對的信息量之大，令人心生惶恐。其實，相當多數都是以訛傳訛，更多的，是讓人在廣告中暢遊的各類軟文。在新的傳播方式下，冷靜思考的聲音已經少之又少，所謂“圈層經濟”，首先消滅掉了讓你頭腦清醒的那個圈層，也就是有深度的思考和報道羣體。互聯網時代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一家獨有，但以中國普羅大眾的智識水平，應當是最無抵抗力的那個羣體之一。年薪十萬和年薪百萬的人羣沒有任何差別。

這是我第二次嘗試進入一個對自己來講完全陌生的認知領域，從最基礎的資料收集做起，再到形成歷史的、完整的觀點，這樣的工作對我來講更像是智力挑戰的遊戲。本文之後，休息幾日，我將寫一篇稍微輕鬆的文字，分享如何在垃圾信息充斥的今天，利用互聯網去構建自己的認知體系。

(由於有文字限制，被迫作了相當部分的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