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製造了難民危機？演藝明星、報紙和網絡大V_風聞

“不幸的源泉是菲迪亞斯的醜聞

伯里克利怕他也會遭到同樣的不幸

因為他害怕你們的憤怒和你們的無情

為了保護他自己，

他投入了那顆小小的火星：米加臘法令

以此點燃了焚燒我們的城市的大火”

——《平安》，第605句，前421年首演（偉大的詩人阿里斯托芬講述雅典領袖伯里克利，在民眾怒火逼迫下不得不捲入毀滅雅典自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之痛事）

無論當前的輿論如何鄙夷歐美的難民政策，都不能忽略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今天肆虐歐洲的龐大難民潮，並不僅是政治家們製造的，它的出現恰恰得益於歐洲自身荒謬的政治氛圍。事實上，在整個過程中，輕佻的媒體和自負的專欄作家們所製造的民意，取代了原本審慎的現實評估，並釀成了不必要的災難。

誰製造了難民潮？

一個穩定的中東，並不會產生難民潮。

難民潮的出現，離不開中東的動盪。如果沒有歐洲大國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的粗暴干預，很難想象中東的難民潮能夠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不過，在2011年1月，當阿拉伯之春的動盪火苗開始在突尼斯的街頭開始湧動之時，西方的決策者事實上秉持了相當謹慎的政治姿態。法國薩科齊政府支持中東的穩定，當時的外長阿利奧·瑪麗甚至在國民議會上發言稱，法國需要向突尼斯等國提供"鎮暴訓練"和裝備，以控制示威的民眾；就在此前，薩科齊政府也多次與利比亞卡扎菲開展軍事和經濟的雙邊合作，並構建出相當不錯的兩國關係。

歐洲大國最初對中東民眾暴亂的警惕立場並非荒謬，而是出於對歐洲地緣利益的清醒認知。即歐洲的安全離不開穩定的中東，這是歷屆法國政府基於現實的共識。儘管中東政府大多都是殘暴的獨裁政府，但那裏的痛苦終究與西方無關。2003年希拉剋到訪突尼斯時，與當地獨裁者本·阿里的談話即反映了這一認知，希拉剋説：“人類的第一權利是吃飯權，而政府的第一服務則是秩序”。

不過，掌握輿論的西方知識分子、藝人和媒體們顯然不這麼看。2011年1月，法國《世界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薩科齊支持中東獨裁者維持秩序的外交政策是對民主的背叛；《解放報》則在隨後製作了視頻專輯，標題為“獨裁者和西方40年的愛情”，直指西方政府對中東獨裁者們的寵愛，甚至賣武器給對方，以幫助對方鞏固統治。這在當時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繼阿利奧·瑪麗之後的法國外長朱佩在執掌外交部的當天,就在法國電視台評論利比亞局勢,聲稱法國對使用武力將有所保留,並不主張建立禁飛區或干涉卡扎菲的行動

更加不幸的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恰恰出現於一個相當敏感的時機，無論是法國薩科齊，還是美國奧巴馬，都面臨着2012年緊迫的選舉壓力。並不樂觀的民意支持度，使得他們喪失了抗拒輕佻輿論的政治意志——他們不得不採取行動，哪怕代價是歐洲未來的安全。

就這樣，曾經是總理熱門人選的外長阿利奧·瑪麗，在上任不足三個月後因支持獨裁者被薩科齊解職，儘管她在離開時聲稱，從職業的角度看，自己“沒有犯任何過失”；而當時的西方領袖們則為了爭取輿論的認同，義無反顧地捲入了中東的政治衝突，並在歐洲周邊製造了持續的動盪。

法國著名知識分子Bernard-Henri Lévy（左一），帶着兩名法國記者到利比亞的東部城市班加西接觸了反對派,並自作主張把反對派的代表帶回了巴黎。為反對派製造了巨大的輿論海嘯，並迫使法國政府承認了利比亞反對派，並不得不干涉內戰

據卡扎菲之子賽義夫透露，卡扎菲政府在2007年資助了薩科齊的選舉，雙方具有持久的交情，並在移民、安全和經濟領域進行着穩定有效的合作。因此，當薩科齊對中東動亂的態度發生驟變，並在2011年3月份，率先派遣戰機轟炸卡扎菲軍隊的時候，這位利比亞獨裁者感到無法理解，“我的好朋友薩科齊簡直是瘋了！”

事實就是這樣，難民的大量產生固然源於西方干涉催生的中東動盪，但干涉卻並非西方政治家的本意，而是西方政治輿論重重炒作下的政治氛圍。

誰製造了難民危機？

當中東陷入動盪之後，難民的大量出現也就可想而知，這當然會對臨近的歐洲形成衝擊。然而，只要歐洲政壇能夠擁有基本的常識並謹守門户，就能夠在難民潮的衝擊下維持自身的安詳和體面。

對於這一點，歐洲執政者們其實是相當清醒的。2015年7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與一羣中學生錄製"生活在德國"的電視節目時，當場拒絕了一名巴勒斯坦裔女孩申請居留的乞求，她聲稱"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裏可有成千上萬的人，要是我們説聲’你們都過來吧’，到時候我們可控制不了局面。”然而，這一言論迅即引發了媒體對德國女總理的強烈抨擊，專欄作家和輿論領袖們製造了強大的輿論海嘯，攻擊她為“冷血的女巫”、“骯髒的政客”。在選舉政治的氛圍下，這樣的稱謂是難以承受的，考慮到默克爾正在試圖爭取第四次連任，輿論的政治壓力也將相當迫人。

**針對默克爾拒絕巴勒斯坦女孩永久居留的言論，德國輿論界予以猛烈抨擊。左翼評論員薩莎·魯博發推稱：“如果你覺得安格拉·默克爾是個好人，就看看這段視頻好了”；反對黨綠黨青年陣線負責人楊·施諾亨博也表示：“對着攝像頭告訴一個小姑娘她的命運與你無關？丟人”；**該黨高級律師卡廷·戈因艾卡德轉發並評論説：“政府在難民政策上犯的錯不是摸摸頭就能摸沒的”；網民傑夫·曼恩稱：“面對痛哭的小難民，默克爾拍拍頭後讓其滾蛋。真是無語”；馬提亞·格蘭蒂斯更指責説：“默克爾，一個基督徒，竟沒有同情心，對現實世界也不瞭解。心碎。”

到了2015年9月初，敍利亞小難民艾蘭·庫爾迪溺亡的照片再次震撼了歐洲輿論，在狂熱的道德浪潮的衝擊下，默克爾最終選擇了順從，並下令德國開始無限制地接受難民。毫無疑問，與所有脱離實際的善意一樣，她的決策開啓了災難。

點燃歐洲的大火

就這樣，超過300萬的難民湧入了歐盟，他們大多數進入了德國。這些難民大多數都是缺乏伴侶的青壯男子，為了進入歐洲已經家財散盡，並缺乏在歐洲謀生的必要技巧，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世界觀與歐洲完全不同。歷經殺戮和飢迫的難民們在宗教信仰的緊密聯結下，以數千到數萬的規模聚居在歐洲特別是德國的繁華錦繡之地。

在脆弱的新社區中和寬鬆的西方法律下，貧窮、飢渴的難民們卻遠比鬆散温良的歐洲原住民更好鬥、更團結和更有力量，在這種局面下，試圖讓難民們自控將比讓資本家拒絕利潤更加困難。考慮到難民們無法融合的文化背景和艱難的未來就業之路，最初感激之情或將轉瞬即逝，隨之而來的是持久的挫折、憤懣和不可避免的宗教狂熱。

柏林恐襲製造者難民阿尼斯•阿姆裏的家人表示，“他在電話中無數次跟我們表達他想回突尼斯。他有迫切的重回家鄉的願望，因為在歐洲的生活太難了。”但對於一個在進入歐洲過程中傾盡了一切財產的難民家庭來説，回去又談何容易。

難民們是不可能被真正遣返的，他們被迫逃離了家鄉，事業和財富幾乎已經一無所有，離開富裕的歐洲，拋棄飽暖無憂的生活，對於他們來説，是根本無法接受的。考慮到難民的組織能力和羣居規模，當前的歐洲政府很難具備強制實施遣返的能力——埃及、約旦、黎巴嫩和敍利亞等國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都由於無法執行遣返，而最終淪為所在國的既成事實和沉重負擔。

事實上，對於歐洲來説，恐襲劇增和治安惡化僅僅只是難民災難的徵兆，而非結束，那些真正的厄運尚未來臨，卻並不遙遠。1916年7月， 30多萬中亞難民為了躲避俄軍的屠殺，被新疆當地政府收容進入了伊犁地區，僅僅28年之後，伊犁的原住民們就被暴亂淹沒在了血泊之中；1970年6月，巴勒斯坦難民在阿拉法特的率領下，發動對約旦政府的叛亂，約旦國王侯賽因·賓·塔拉勒幾乎被殺；1975年，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挑動了該國的長達15年的大規模內戰，最終徹底摧毀了黎巴嫩的繁榮。

黎巴嫩人對巴勒斯坦難民極盡呵護，但黎巴嫩最終毀滅於災難

考慮到歐洲與當前難民們格格不入的文化、語言和族羣，未來的痛苦恐怕將更加嚴重，災難的程度也會更不可控。總之，焚燒歐洲的大火，最終被西方的專欄作家和媒體們通過政客之手點燃了。

後記

任何政治決策都是需要責任能力的，而責任能力的源於決策者承擔責任的能力。令人遺憾的是，在2011年3月和2015年9月的關鍵時刻，決定歐洲命運的並非是能夠承擔責任的政治家，而是自命不凡的專欄作家和輿論領袖，他們粗暴地扭轉了政客們脆弱的意志，為自己贏得了偉岸的名聲，卻在最初的狂歡之後輕鬆地避開了歷史的審判。

毫無疑問，薩科齊會成為中東動盪的罪魁，默克爾將淪為歐洲毀滅的禍首。而那些真正製造了災厄和毀滅的專欄作家、輿論領袖和《紐約時報》們，將會在善忘的掩護下，繼續演繹道德偉人的崇高。

公元前431年，蘇格拉底親眼目睹雅典在輿論領袖的壓迫下，走向了毀滅自身的戰爭；1936年11月，主張強硬遏制納粹的丘吉爾，面對西方媒體的圍剿，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歐洲步入毀滅。

西方輿論領袖羅素猛烈抨擊丘吉爾的強硬對德政策，使得丘吉爾深陷輿論絕境。這位雄獅不禁嘆到“當災難降臨之前，政治家永遠都是孤獨的。”

同樣，當今天的西方輿論將政治家的審慎視為自私、現實視為卑鄙的時候，文明的災厄也將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