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怎麼就成了鐵哥們兒？【系列一】_風聞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文揚】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在即，來自非洲大陸的各國領導人云集中國首都，在“合作共贏，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之下，探討進一步加強合作、發展中非關係之路。

從2000年第一屆部長級會議算起，今年是論壇的第18年；從2006年峯會算起，這次是第三次峯會。

中國與非洲大陸關係之好，在當今國際關係中是難得一見的奇景，好的程度，在三年前的約翰內斯堡峯會上有個定義，叫“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強過普通的友好關係，遠超一般的和平共處關係。

表面上看有點不好解釋。兩個地方相距遙遠，要説友誼源遠流長肯定談不上。正式的交往歷史始於1956年新中國與埃及建交，到了1960年代才有了國家領導人互訪，只是近半個世紀裏的事。再往前追溯，勉強可以把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到過東非海岸這件事算上，但怎麼也比不上中國與東亞、中亞、南亞諸國那種上千年的“自古以來”歷史，也比不了中國和歐洲、俄羅斯、北美那種至少上百年的交流關係。

張騫通西域距今2100多年，迦葉摩騰竺法蘭白馬寺譯經距今1900多年，玄奘西行和鑑真東渡距今1300多年，馬可波羅來華距今700年，利瑪竇來華也有400年，但非洲人呢？第一位黑非洲代表人物踏上中國土地，是時任幾內亞總統的杜爾1960年的訪華之旅，距今只有不到60年。

俗話説友誼不分先後，別看是剛認識不久的新朋友，轉眼之間竟混成了鐵哥們兒。全世界見證，在非洲都不一定聚得起來的首腦高峯會，北京這裏説辦就辦，一招呼全來。

可是，畢竟國際社會江湖風高浪急，雖説是和平時代，但也到處可見友誼的小船説翻就翻。這中國和非洲之間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怎麼就這麼越混越鐵？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理解？

從根本問題説起…

提到非洲，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貧窮落後。但若細究，最本質的問題卻不是貧窮，而是落後。

但還是要從貧窮這一點切入。

1985年是世界對於黑非洲的貧窮突然良心發現的一年，那一年的LIVEAID演唱會由英國的樂隊發起，美國、前蘇聯、加拿大、日本、南斯拉夫、奧地利、澳大利亞和前西德等國共同響應，創造了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衞星電視轉播，全球近40％的人口觀看了直播，總計籌集了大約1.5億英鎊善款，用於埃塞俄比亞的饑荒救濟。

到2005年，20年裏LIVEAID演唱會總共辦了8次，在英國發展成了“讓貧窮成為歷史”的社會運動，在G8峯會期間有幾十萬人進行了遊行，要求富國增加對非洲的援助。

直接的效果是，富國對非洲的官方援助翻了兩倍到三倍。例如美國，2006年的對非援助從2001年的每年14億美元增加到了56億美元，2007年又增加了4.4%。歐盟同意到2010年將對非援助在2005年基礎上翻倍，並實現援助佔國民收入0.7%的目標的承諾。其時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的“援助翻倍，貧困減半”簡化理念代表了當時對於非洲問題的全球認知。（JonathonGlennie：《非洲援助之惑》，2008）

但是夢幻很快破滅了，對非援助並沒有像最初預期的那樣，成為啓動經濟增長的資金池，非洲的可持續發展並沒有切實發生，平均高達GDP佔比9%的援助，讓捐助國看不到未來逐步減少的可能，反而看到了長期性依賴的形成。前世界銀行研究發展部主任SirPaulCollier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現實與當前流行的信念正好相反。援助沒有被浪費，它讓非洲經濟在困難時期風雨飄搖。”（F&D，2006.12）

此圖表表明，在大幅度提高了對非援助之後，非洲的人均GDP甚至還沒有恢復到增加援助之前的水平上。

當然，內在因素很多，例如人口的增加等。但總的情況確實是一個荒謬的結果：在過去的30年裏，富國俱樂部對非援助的大幅度增加並沒有帶來非洲經濟的增長。

從此圖表中可以看出，桔紅色表示的黑非洲地區近5年的GDP總體上是下降的。

對於這個可悲的結果，很多批評都集中在援助的附加條件問題上，因為捐助者主要是西方國家，而它們在過去30年的對外援助都不同程度地附加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條件。於是，富國對窮國的援助，背後又閃露出了西方對前殖民地“新殖民主義”掠奪的魔影。

舉幾個典型的例子：貿易自由化是“華盛頓共識”主要內容之一。於是，肯尼亞政府在IMF的指令下降低了進口紡織品的限制，並放開了棉花市場的管制，結果大量的歐洲、亞洲紡織品湧入該國，短期內消費者得了便宜，但長期的結果卻是，該國最悠久的行業之一被徹底摧毀了。根據OXFAM的資料，1984年肯尼亞的棉花年產量為7萬包，但到了1995年，已降到了2萬包，僱傭的工人也從32萬人降到了22萬人。

國有企業私有化是另一個主要內容。本來，世界市場上的銅價從2003年開始飛漲，產銅大國贊比亞按説可以大賺一筆。但是援助附加條件強行要求採礦業從國有產權中分離，礦山出售。結果，贊比亞國有采礦公司被一分為七，被外國投資者收購。而為了吸引外國投資，政府只收取少量的採礦税，眼看着全球銅價翻了番地上漲，贊比亞國庫收到的税收，卻不足私有化之前的三分之一。

再就是關税。2003年加納議會批准了一項新預算，其中包括上調大米與禽類的進口關税，以幫助本地農民對抗進口國的補貼政策。但是，雖然上調的幅度遠低於WTO的限制，IMF的官員還是強迫加納政府取消了這項決定。結果，因為享受補貼的雞肉在加納大量傾銷，進口家禽從20年前的僅佔10%增加到了約97%，導致數千養殖户的生活陷入困境。（JonathonGlennie：《非洲援助之惑》，2008）

這都是在西方新自由主義革命最高潮的那些年裏發生的事情，如今聽起來匪夷所思。受援國的主權形同真空，在停止援助的威脅之下，任何苛刻條件都不得不接受。正如前肯尼亞財政部長所形容的，“（援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根大胡蘿蔔，正如在一個垂死的婦人面前晃着救命藥一樣。我們別無選擇。”

救命藥可以確保活命，但活下來之後的各項強制也可確保讓受援國變成一具行屍走肉。據統計，在2004~2005年，埃塞爾比亞政府需完成45條世界銀行的附加條件，坦桑尼亞要完成48條，這還不包括其他雙邊捐助的額外條件。

以援助換關税，以援助換貿易，以援助換附庸關係，表面上看，西方國家不斷增加對非援助的金額，但實際效果卻是，捐助國通過附加條件獲利頗豐，而受援國卻喪失了走出貧困的機會。時至今日，很多受援國都已經醒悟了，阿根廷前總統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曾激烈地表示，要讓下一代阿根廷人永遠不再聽到IMF這個組織的名字。

只有看到西方對非援助的這個背後面相，才能真正理解今日中非合作的特殊之處。

此圖表出自英國《經濟學人》2017年5月的一篇文章，顯示出一個與西方對非援助完全不同的投資與項目分佈。

2006年1月中國政府提出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鑑”的政策。2007年11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腦會議上，中國政府宣佈將採取８個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發展，推動了中國對非洲援助的大規模增長。這都是西方國家對非援助中不可能有的內容，也是與“華盛頓共識”根本上不相容的內容。

2013年，習近平主席上任後首訪破天荒地選擇了非洲三國，中非合作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本文為中非系列文章第一篇，敬請期待後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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