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怎麼就成了鐵哥們兒?【系列一】_風聞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2018-09-01 09:53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文揚】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在即,來自非洲大陸的各國領導人云集中國首都,在“合作共贏,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之下,探討進一步加強合作、發展中非關係之路。
從2000年第一屆部長級會議算起,今年是論壇的第18年;從2006年峯會算起,這次是第三次峯會。
中國與非洲大陸關係之好,在當今國際關係中是難得一見的奇景,好的程度,在三年前的約翰內斯堡峯會上有個定義,叫“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強過普通的友好關係,遠超一般的和平共處關係。

表面上看有點不好解釋。兩個地方相距遙遠,要説友誼源遠流長肯定談不上。正式的交往歷史始於1956年新中國與埃及建交,到了1960年代才有了國家領導人互訪,只是近半個世紀裏的事。再往前追溯,勉強可以把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到過東非海岸這件事算上,但怎麼也比不上中國與東亞、中亞、南亞諸國那種上千年的“自古以來”歷史,也比不了中國和歐洲、俄羅斯、北美那種至少上百年的交流關係。
張騫通西域距今2100多年,迦葉摩騰竺法蘭白馬寺譯經距今1900多年,玄奘西行和鑑真東渡距今1300多年,馬可波羅來華距今700年,利瑪竇來華也有400年,但非洲人呢?第一位黑非洲代表人物踏上中國土地,是時任幾內亞總統的杜爾1960年的訪華之旅,距今只有不到60年。
俗話説友誼不分先後,別看是剛認識不久的新朋友,轉眼之間竟混成了鐵哥們兒。全世界見證,在非洲都不一定聚得起來的首腦高峯會,北京這裏説辦就辦,一招呼全來。
可是,畢竟國際社會江湖風高浪急,雖説是和平時代,但也到處可見友誼的小船説翻就翻。這中國和非洲之間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怎麼就這麼越混越鐵?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理解?
從根本問題説起…
提到非洲,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貧窮落後。但若細究,最本質的問題卻不是貧窮,而是落後。
但還是要從貧窮這一點切入。
1985年是世界對於黑非洲的貧窮突然良心發現的一年,那一年的LIVEAID演唱會由英國的樂隊發起,美國、前蘇聯、加拿大、日本、南斯拉夫、奧地利、澳大利亞和前西德等國共同響應,創造了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衞星電視轉播,全球近40%的人口觀看了直播,總計籌集了大約1.5億英鎊善款,用於埃塞俄比亞的饑荒救濟。
到2005年,20年裏LIVEAID演唱會總共辦了8次,在英國發展成了“讓貧窮成為歷史”的社會運動,在G8峯會期間有幾十萬人進行了遊行,要求富國增加對非洲的援助。
直接的效果是,富國對非洲的官方援助翻了兩倍到三倍。例如美國,2006年的對非援助從2001年的每年14億美元增加到了56億美元,2007年又增加了4.4%。歐盟同意到2010年將對非援助在2005年基礎上翻倍,並實現援助佔國民收入0.7%的目標的承諾。其時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的“援助翻倍,貧困減半”簡化理念代表了當時對於非洲問題的全球認知。(JonathonGlennie:《非洲援助之惑》,2008)
但是夢幻很快破滅了,對非援助並沒有像最初預期的那樣,成為啓動經濟增長的資金池,非洲的可持續發展並沒有切實發生,平均高達GDP佔比9%的援助,讓捐助國看不到未來逐步減少的可能,反而看到了長期性依賴的形成。前世界銀行研究發展部主任SirPaulCollier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現實與當前流行的信念正好相反。援助沒有被浪費,它讓非洲經濟在困難時期風雨飄搖。”(F&D,2006.12)

此圖表表明,在大幅度提高了對非援助之後,非洲的人均GDP甚至還沒有恢復到增加援助之前的水平上。
當然,內在因素很多,例如人口的增加等。但總的情況確實是一個荒謬的結果:在過去的30年裏,富國俱樂部對非援助的大幅度增加並沒有帶來非洲經濟的增長。

從此圖表中可以看出,桔紅色表示的黑非洲地區近5年的GDP總體上是下降的。
對於這個可悲的結果,很多批評都集中在援助的附加條件問題上,因為捐助者主要是西方國家,而它們在過去30年的對外援助都不同程度地附加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條件。於是,富國對窮國的援助,背後又閃露出了西方對前殖民地“新殖民主義”掠奪的魔影。
舉幾個典型的例子:貿易自由化是“華盛頓共識”主要內容之一。於是,肯尼亞政府在IMF的指令下降低了進口紡織品的限制,並放開了棉花市場的管制,結果大量的歐洲、亞洲紡織品湧入該國,短期內消費者得了便宜,但長期的結果卻是,該國最悠久的行業之一被徹底摧毀了。根據OXFAM的資料,1984年肯尼亞的棉花年產量為7萬包,但到了1995年,已降到了2萬包,僱傭的工人也從32萬人降到了22萬人。
國有企業私有化是另一個主要內容。本來,世界市場上的銅價從2003年開始飛漲,產銅大國贊比亞按説可以大賺一筆。但是援助附加條件強行要求採礦業從國有產權中分離,礦山出售。結果,贊比亞國有采礦公司被一分為七,被外國投資者收購。而為了吸引外國投資,政府只收取少量的採礦税,眼看着全球銅價翻了番地上漲,贊比亞國庫收到的税收,卻不足私有化之前的三分之一。
再就是關税。2003年加納議會批准了一項新預算,其中包括上調大米與禽類的進口關税,以幫助本地農民對抗進口國的補貼政策。但是,雖然上調的幅度遠低於WTO的限制,IMF的官員還是強迫加納政府取消了這項決定。結果,因為享受補貼的雞肉在加納大量傾銷,進口家禽從20年前的僅佔10%增加到了約97%,導致數千養殖户的生活陷入困境。(JonathonGlennie:《非洲援助之惑》,2008)
這都是在西方新自由主義革命最高潮的那些年裏發生的事情,如今聽起來匪夷所思。受援國的主權形同真空,在停止援助的威脅之下,任何苛刻條件都不得不接受。正如前肯尼亞財政部長所形容的,“(援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根大胡蘿蔔,正如在一個垂死的婦人面前晃着救命藥一樣。我們別無選擇。”
救命藥可以確保活命,但活下來之後的各項強制也可確保讓受援國變成一具行屍走肉。據統計,在2004~2005年,埃塞爾比亞政府需完成45條世界銀行的附加條件,坦桑尼亞要完成48條,這還不包括其他雙邊捐助的額外條件。
以援助換關税,以援助換貿易,以援助換附庸關係,表面上看,西方國家不斷增加對非援助的金額,但實際效果卻是,捐助國通過附加條件獲利頗豐,而受援國卻喪失了走出貧困的機會。時至今日,很多受援國都已經醒悟了,阿根廷前總統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曾激烈地表示,要讓下一代阿根廷人永遠不再聽到IMF這個組織的名字。
只有看到西方對非援助的這個背後面相,才能真正理解今日中非合作的特殊之處。

此圖表出自英國《經濟學人》2017年5月的一篇文章,顯示出一個與西方對非援助完全不同的投資與項目分佈。

2006年1月中國政府提出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鑑”的政策。2007年11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腦會議上,中國政府宣佈將採取8個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發展,推動了中國對非洲援助的大規模增長。這都是西方國家對非援助中不可能有的內容,也是與“華盛頓共識”根本上不相容的內容。
2013年,習近平主席上任後首訪破天荒地選擇了非洲三國,中非合作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本文為中非系列文章第一篇,敬請期待後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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