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對郭沫若的評價如此兩極化？_風聞

文/劉繼明

今年是郭沫若先生逝世四十週年，但除了個別學術團體組織的紀念活動，主流媒體鮮有人提及，一如四十年來郭沫若在中國文化界備受冷落的境遇。

記得郭沫若去世時，我還在上初中，語文課本中有一篇《科學的春天》，是郭沫若在全國科學大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我祝願全國的青少年從小立志獻身於雄偉的共產主義事業，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實學好現代科學技術，以勤奮學習為光榮，以不求上進為可恥。你們是初升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革命加科學將使你們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學家點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春分剛剛過去，清明即將到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過去了四十年，重讀這樣充滿激情和詩情的文字，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同樣充滿激情詩情的《女神》和《屈原》，想起那個才華橫溢，充滿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的“五四詩人”。

在許多像我一樣出生於60年代的人心目中，郭沫若不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匠，而且是一個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的革命家和社會主義中國的重要領導人。

“郭沫若同志是我國傑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以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歌創作,歌頌人民革命,歌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開一代詩風,成為我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者。他創作的歷史劇，是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國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的開拓者。他創造性地把古文字和古代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學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包括文學、藝術、哲學、歷史學、考古學、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外國進步文藝的翻譯介紹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樹。他長期從事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組織領導工作，扶持和幫助了成千上萬的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長，對發展我國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和魯迅一樣，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一位學識淵博、才華卓具的著名學者。他是繼魯迅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這是我從網上搜到的一段四十年前關於郭沫若的介紹，其中“他是繼魯迅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這句話，出自鄧小平在郭沫若追悼會上致的悼詞，顯然代表了官方對郭的權威評價。

然而，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説，郭沫若的名字早已隨他的時代煙消雲散，偶爾有人談起他，也大多是一副輕薄、鄙夷的語氣，常常在他的名字前加上“無恥文人”“文化流氓”“馬屁精”“變色龍”等一類侮辱和醜化的定語。這類詞如果用於在世者，足以按誹謗罪起訴，但作為歷史人物的郭沫若，其名譽權不再受現行法律的保護，似乎也只能任人辱罵和詆譭了。

今日大眾視野中的郭沫若儼然變成了一個小丑，這無疑是四十年來學術界最為顯著的成果之一。四十年來，對郭沫若的攻擊和誹謗一刻也未曾停止過。曾經看到一篇《為什麼説郭沫若是無恥文人》的文章，列舉了郭的“四大罪狀”：1、見風使舵；2、賣友求榮；3、好色濫情；4、、拋妻棄子。作者還以審判者的口吻説：“以上四點，如果放在當今任何一個公眾人物身上，都足以使他被唾沫淹死，郭沫若全部囊括，確實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人。”

但只要認真地對郭沫若的生平做一番研究就會發現，所謂“四大罪狀”，要麼是穿鑿附會，要麼是無中生有、惡意誹謗，沒一條站得住腳，例如許多學者將郭沫若最後一部史學專著《李白與杜甫》，當做他奉承毛澤東和作為“馬屁精”的鐵證。而事實並非如此。據青年學者、郭沫若研究專家李斌考證，1979年，夏志清問前來美國訪問的錢鍾書：郭沫若為什麼要寫貶杜揚李的書?錢鍾書答曰：“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反不喜‘人民詩人’杜甫，郭沫若就聽從聖旨寫了此書。” 錢的這一説法從此在學術界廣為流傳。台灣學者金達凱也據此認為：“關於《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寫作動機與目的，大都認為郭沫若是揣摩當時中共統治者的心理，迎合毛澤東的好惡，不惜違反自己以往尊重杜甫的言論，作違心之論。”“當大陸政治季候風轉向時，郭沫若就換了另一幅面孔與口吻，《李白與杜甫》一書，就是這種急劇轉變的產物。”直到不久前，還有學者認為這部著作體現了“郭沫若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將偉大領袖的審美情趣拔高為平衡文學藝術家歷史地位的準繩”，表面上是反潮流，但“滲透全書的那種帶有‘文革’印記的拔高或苛求歷史人物的思維方式，在實際上迎合了這股潮流。”還有學者指出，郭沫若迎合的是“遵法反儒”的政治風氣：“據説李白已內定為法家詩人，而杜甫是儒家，《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是順乎尊法反儒的時代潮流”。“此後不久便隨之而來一場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李白與杜甫》以揚李抑杜為基調，正是迎合這種政治運動的需要的。” 這些觀點今天已經成為各種貶損郭沫若人格的網絡文章的重要材料。

《李白與杜甫》書影

郭沫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

李斌進一步分析道：

“在80年代產生的這些觀點，符合反思文革、貶低郭沫若的時代思潮，但跟事實並不相符。首先，郭沫若對杜甫有微詞是其一貫的表現，而並非如上述論者所謂的見風使舵、對杜甫‘先揚後抑’。其次，毛澤東儘管在1958年前後確實公開説過喜歡李白，但後來他對李白也有過嚴厲批評，他同王洪文、張春橋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時説：‘你李白呢?儘想做官!結果充軍貴州。’ 辯證地看待歷史人物，是郭沫若和毛澤東的共同特點。以郭沫若對毛澤東的瞭解，他不可能只知道毛澤東肯定李白的一面，而不知道其否定李白的另一面。故他即便迎合毛澤東，也不會如此拙劣。再次，《李白與杜甫》開始寫作於1967年，尊法反儒、批林批孔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才開始展開的，在波橘雲詭的激進年代，處於決策層外的郭沫若不可能在四年之前就能預料到後來的高層思想。綜上所述，説《李白與杜甫》為了逢迎毛澤東，趕上尊法反儒的時代潮流的觀點無疑是站不住腳的。”

李斌還認為，“郭沫若作為創造社的領袖，以叛逆的姿態和撕碎一切假面的激情出現在文壇，受到以北大、清華的教授們為代表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詬病。……沈從文在1930年嘲笑流亡中的郭沫若沒有純正的‘趣味’、‘不會節制’、‘糟蹋文字’、‘創作是失敗了’。季羨林在1932年的日記中説：‘讀完《創造十年》，我第一就覺得郭沫若態度不好，完全罵人。’錢鍾書雖然沒有直接點名批評過郭沫若，但在1933年評論曹葆華的《落葉頌》時推崇‘消滅自我以圓成宇宙，反主為客’的‘神秘主義’，反對‘消滅宇宙以圓成自我，反客為主’的‘自我主義’，在論者看來：“他對自我主義所作的描述，儼然是對郭沫若的‘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之類‘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衝動的傳神寫照。” 沈從文、錢鍾書等人反感‘罵人’、反感‘自我主義’，要求節制，處處表現出了郭沫若於他們作為‘異己’的存在，而其背後正是他們對傳統的遵守和對體制的順從。”（李斌：《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著述動機發微》）”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李白與杜甫》非但不能視為郭沫若“見風使舵”“取悦領袖”和“人格卑下”的證據，反而可以當做具有強烈叛逆精神的郭沫若，“向幾千年歷史和‘文明’”和季羨林、錢鍾書、沈從文所尊崇的“歷史‘常識’”進行的一次辯駁。然而斗轉星移，局勢變換，長期邊緣化的學院派（自由派）知識分子在重新成為“主流”之後，郭沫若像李白那樣，最終難逃“被漫畫化和放逐的悲劇命運”。

由此可見，圍繞《李白與杜甫》對郭沫若從學術到人格所進行的全方位批判乃至栽贓和潑污，是自“五四”到新中國成立後錯綜複雜的政治嬗變過程中，兩種截然不同的知識人格、價值選擇和政治路徑發生激烈碰撞的集中體現。而作為《女神》的作者和創造社領袖，郭沫若個人性格及作品中散發出的那種令人暈眩的狂飆突進的氣質，既是他骨子裏我行我素的個性的自然流露，又與“五四”時期充滿反抗和叛逆的時代精神秘不可分。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新舊兩種文化和新舊兩種政治的分水嶺，正如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二十週年時指出的那樣：“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羣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在毛澤東看來，五四運動最大的功績，就是催生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登上了歷史舞台，而最初在五四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則隨着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逐漸失去領導資格，降為了一般的“盟員”。毛澤東的論述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因為五四運動不久的1921年，中國共產黨便誕生了，而這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創建者如陳獨秀、李大釗以及毛澤東等人，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加者乃至領導者。“對於毛澤東來説，‘五四’運動不僅提供了中國共產黨及其現實策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歷史證明，而且也是一個關於未來社會及其與中共關係的現實的預言。”（汪暉：《什麼是‘五四’文化運動的政治？》）

很長一段時期，毛澤東的論斷成為了五四運動最為權威的主流觀點，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就是在郭沫若去世後不久，以李澤厚等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提出了“救亡壓倒啓蒙論”，直至近年來學界流行的所謂“兩個五四”的觀點，不過是“救亡壓倒啓蒙論”在新世紀的一種延續。

所謂“兩個五四”，指以倡導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和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即所謂“文化的五四”和“政治的五四”。前者被李澤厚們推崇為堪比歐洲文藝復興，並開啓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啓蒙運動”，後者被指責中斷了現代性進程，濫觴為一場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並由無產階級主導的共產主義運動。這種觀點在新中國成立的“後三十年”，逐漸成為了知識界乃至整個社會的主流敍述。被稱為自由派學者的張鳴就曾認為：“當年五四政治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輸入學理，改造文化的實踐，剛剛開了頭，就被一場挾帶道德高調的政治運動打斷，紮實的文化改造和建設，至少部分地被浮躁的羣眾政治取代了。”（張鳴：《“兩個五四”在今天》）

張鳴的話代表了當今知識界的主流敍述，郭沫若逝世後所遭受的前後“判若兩人”的褒貶譭譽，正是“新時期”以來這種敍述的必然反映。

毫無疑問，如同毛澤東一樣，郭沫若也是“五四”精神的參與者和繼承者之一。不僅如此，郭沫若五四後就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參加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投身到中共革命的行列，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郭成為地位顯赫的國家領導人。這種政治光譜直到他去世那一刻也從未改變。因此，“始終處於中國革命漩渦”的郭沫若，絕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家和學者，還是一個具有堅定信仰的革命家、政治家，而且後一種身份對前一種身份佔有統御和支配性的地位。

多年來，在郭沫若與毛澤東的關係上，自由派文人們編造了許多關於郭“吹捧領袖”和“軟骨頭”的所謂“劣跡”。譬如網上曾經盛傳據説是郭沫若獻給毛澤東的一首“祝壽詩”《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天安門上紅旗揚，毛主席畫像掛牆上，億萬人民齊聲唱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萬歲萬歲壽無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賽過我親爺爺。”後來證明是偽作。

其實，毛澤東和郭沫若早在1926年就建立了親密的私人友誼，當時郭沫若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大詩人和學者，連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也待若上賓，對於不過是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的毛澤東，大概用不着拍他的馬屁吧。從那時算起，郭沫若和毛澤東相交達半個世紀之久。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曾跟一位與他親近的青年説，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這不僅因為毛澤東已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更因為毛超撥非凡的才華和人格力量。1949年1月，社會各界舉行歡迎從香港歸來的民主人士大會。會上，郭沫若公開表示，今後要“以毛澤東主席的意見為意見”。開國大典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無黨派人士給毛澤東獻錦旗，錦旗上大書：“我們永遠跟你走。”而毛澤東也一直很尊重郭沫若。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毛澤東在桂園接待各界人士，談話快結束時，毛澤東從衣袋裏掏出一塊老懷錶來看時間。郭沫若見這塊懷錶已經很舊，毛澤東目前正在和國民黨談判，應該有一塊更好的表，他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錶相贈。毛澤東對郭沫若的這一贈品十分珍視，曾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起這塊表的來歷。平時兩人書信往來，毛總是稱比他大一歲的郭為“沫若兄”，年事漸高後，毛對別人提起郭時還尊稱為“郭老”。

郭沫若對毛澤東的欽佩乃至崇拜，除了毛作為革命領袖的人格魅力，更因為兩人從青年時代形成並在漫長革命征途中建立的共產主義信仰。可以説，郭沫若終其一生都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和踐行者，直到去世，他沒有按規格將骨灰安放到八寶山公墓，而是撒到了被毛澤東樹為中國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典型的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梯田中。

郭沫若和大寨的結緣可以追溯到1965年冬天。為了響應“農業學大寨”的號召，郭沫若親率中科院的專家們，奔赴大寨參觀訪問，學習“取經”。他來到大寨後，與全國勞動模範、大寨村的當家人陳永貴一起搬石造田，參加勞動，並與大寨人結下了很深的“階級感情”。在大寨學習與勞動期間，郭沫若詩興大發，寫下了許多歌頌大寨的詩篇。

其中最著名的當數《頌大寨》——

全國學大寨，

大寨學全國。

人是千里人，

樂事天下樂。

狼窩戰良田，

凶歲奪大熟。

紅旗毛澤東，

紅遍天一角。

郭沫若離開大寨時，大寨人依依不捨，郭沫若鄭重承諾：“等有空了，一定再到大寨來看看。” 後來，由於事務纏身，他一直沒能實現重返大寨的諾言。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與世長辭，留下遺囑“將部分骨灰撒在大寨的大地上”，以兑現他對大寨人的承諾，將骨灰撒在大寨的梯田中。

除此之外，郭沫若常為人詬病的還有他在粉碎“四人幫”前後填的兩首詞。一首是1976年5月20日寫的“水調歌頭”《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另一首是1976年10月21日發表於《解放軍報》，11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的《水調歌頭•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對於詩詞中先是歌頌“文革”，後又揭批“四人幫”的句子，被自由派視為郭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巔峯之作”。但殊不知，在郭沫若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旨在“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運動，從一開始就全心全意地擁護和支持，用現在的説法，郭應該算是典型的“極左”；而按照當時的官方文件，“四人幫”之所以被打倒，其主要罪狀就是破壞文革。因此，所謂“見風使舵”説根本不成立，恰恰表明跟郭死後將骨灰撒到大寨那樣，是他至死不渝信仰共產主義的一種表現。

對此，自由派們顯然是無法理解的，或者即便理解，也難以容忍，只能以“見風使舵”“馬屁精”之説，對郭極盡庸俗化和醜化，這不僅是出於他們自身的政治立場，還源於其內心格局的狹小和陰暗，這種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容易使自己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尷尬。這一點，在錢鍾書對待郭沫若的態度上，表現得尤為充分。

錢鍾書1949年後和郭沫若在同一單位供職，郭沫若是科學院院長，錢鍾書是科學院屬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據自由派學者謝泳撰文披露，一向以清高孤傲自詡，新時期被主流知識界封為“文化崑崙”的錢鍾書，當年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也寫了文章，還是在《人民日報》上”；而且，錢不僅在“揭發”郭以史學著作《李白與杜甫》向毛澤東“獻媚”這件事上有功，還早在其小説《圍城》中，就曾通過影射手法諷刺郭撰寫《甲申三百年祭》也是為了對毛獻媚：

我們來看《《圍城》第七章中的一個細節描寫：“何況汪處厚雖然做官，骨子裏只是個文人，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髮。‘週年逝世紀念’和‘三百年祭’，一樣的好題目。”（《圍城》第2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這段文字最見錢鍾書諷刺風格，如果説其它文字還算一般敍述，我們不大可能索引出具體所指，但這個“三百年祭”，顯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為“三百年”並非約定成説，錢鍾書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別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就是妄斷錢鍾書的心理，這個理解在學術上也可以成立，因為巧合也是寫作時記憶的反映。

《圍城》寫於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寫於1944年，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四天，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曾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説，“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此文在延安和當時共產黨控制地區大量發行。《圍城》的敍事，凡具體事件、書名及當時風尚，皆有真實所指，而這個諷刺，也可以理解為是錢鍾書對一篇名文的態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對文章作者人格和學術的評價，不知這個理解有無道理？

——謝泳《錢鍾書與郭沫若》

​對於錢鍾書這種並不光彩的行為，作為自由派的謝泳顯得格外寬容，以“壓力下為尋求自保，寫文章批判別人極為常見”做了開脱，與他對郭沫若的苛責態度形成了鮮明對照。相比較之下，一位佚名網絡作者對郭、錢二位的評價倒客觀中肯多了：

郭沫若雖善於‘歌功頌德’，但仔細觀察，其歌頌之對象，皆為‘革命陣營’之領袖。

其人生性浪漫浮誇，熱衷新事物，喜投機，雖謀身，卻初心不改。歷五四，北伐，抗日，解放，建國後諸多運動，皆有言功，從未隱藏自己真實意圖，始終走在時代最前沿。與性格合拍。

錢鍾書者，少年狂狷，以英文揚名。中年以後師古。愛惜羽毛，憂讒畏譏。持才傲物，卻外表謙卑。未曾有一日與革命同志向，卻以苟全於亂世官場，聞達於革命政權而自詡。陰陽雙面。不直也。且心思晦暗。喜猜度。晚年病危之際，以曲附中供之身，怒斥探病粉絲‘不三不四’‘想沾自己的光’。性狹也。

錢氏，謀身且曲，郭氏，謀身且直。錢不如郭也。

這段文字堪稱是為郭沫若和錢鍾書勾勒的一副惟妙惟肖的素描，讓人得以窺見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自由派與左翼知識分子之間始終難以“見容”的真正奧秘。其中透露的政治信息無疑是耐人尋味的。

如果説五四運動主要是以胡適、蔡元培等為代表的一批親歐美派知識分子和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一批親俄派知識分子聯合主導，成為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兩種勢力，那麼，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裏，這兩股力量之間的博弈和較量一刻也不曾間斷過，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的道統和法統得以定於一尊，歷史的天平真正傾斜到了“親俄派”，也就是共產黨和工農大眾這一邊。用毛澤東的話説，原來的“盟長”下降成了普通的“盟員”，原來的“盟員”上升成了“盟長”。由此帶來的政治地位和文化身份的變化，真可謂“天翻地覆慨而慷”，譬如建國初期，郭沫若便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後來又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以文化人之身站上國家領導人之位，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而相比之下，那批一直視郭為“異己”的自由派如錢鍾書、陳寅恪、季羨林等人，在新體制下則只是大學裏的一名教授或研究所的普通研究員，同地位顯赫的郭沫若一比，簡直判若雲泥。而且在隨後對知識分子不斷進行“工農化”的思想改造過程中，他們遭受的諸多屈辱和痛苦，與一直身居政治和文化高位的郭沫若作為歷史主宰者的感受顯然有天壤之別。這一點，從後來季羨林和楊絳在其一系列隨筆散文中用“牛棚”比作“五七幹校”可見一斑。

不過，那時的中國已進入“新時期”。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事件。歷史像一個鐘擺，在轉了一個大彎之後，終於倒向了自由派這一邊，以郭沫若、茅盾等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迅速邊緣化，直至完全被逐出主流知識界，遭到長期的貶損乃至污名化、妖魔化。如同一輛列車在快速行駛很長一段之後突然轉向，剎車之猛，拐彎之急，大概讓許多人出乎意料。自由派中間的許多人其時已年逾花甲，但還是忍不住為歷史終歸“正途”喜極而泣，只差像杜甫那樣吟哦“漫卷詩書喜欲狂”了。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6月12日，郭沫若的生命走到了終點。中國人講究“蓋棺定論”，但對郭的評價並沒有隨着他的去世而“定論”，恰恰相反，自他逝世後，中國知識界和學術界對他的否定性評價像洪水一樣決堤而出，不絕如縷，使郭的文化地位彷彿從雲端一下子跌落到了地獄，其褒貶和譽謗的反差之大，不僅在中國就是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也罕有其匹。

與之相反，自由派們則紛紛從邊緣進入主流，由“異類”回到了“正統”，用一句毛時代流行的話説，他們終於“找回了失去的天堂”，其中不乏郭沫若曾經有意無意壓制和傷害過的如錢鍾書、沈從文，都一個個搖身一變成了“大師”和“泰斗”，比起當年的郭沫若毫不遜色。比郭更勝一籌的是，他們中的有些人在盡享榮耀時，還沒忘記朝着早已聲名狼藉的郭沫若啐幾口唾沫，這種行為的貶義説法叫“落井下石”，褒義説法叫“痛打落水狗”，他們當然是取義後一句——此句出自魯迅先生，“左翼”一直是魯迅的政治標籤，廣義上可以視作郭沫若的同盟者，但新時期後，學界早已將魯迅“形塑”成了“自由知識分子”。況且，在經過許多人考證之後，郭沫若三十年代化名寫文章批判和謾罵魯迅，已經成為了一件“誰也不能否認”的“惡行”，從而將“魯郭”實行了成功的切割（學界素有“魯郭茅、巴老曹”的排序）。誰要替郭辯護，誰就是反對魯迅，就是以主流知識界為敵。

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對郭沫若評價的起伏跌宕和翻雲覆雨，再次證明了這是一條顛簸不破的鐵律。但辯證法告訴我們，每部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歷史包括歷史人物的評價，從來不是“最後的審判”，也就是説，歷史的書寫將不斷接受一個個和一代代書寫者的“再書寫”“再評價”。對郭沫若的評價也是如此，尤其當書寫者如果“通過偽造書信、回憶錄等材料，將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諛奉承、表裏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態度粗暴、致人死地的酷吏，在道德上塑造成始亂終棄、玩弄女性的流氓，從而通過對郭沫若革命理念和行為的妖魔化和庸俗化，以達到將革命收編進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目的”時，更有可能面臨嚴厲的質詢。譬如，自由派們在對郭沫若進行政治清算和道德審判時，卻對屬於自己陣營的錢鍾書在巴黎留學期間“嫖宿站街妓女”視而不見，同理，對季羨林在日記中寫道“我今生沒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多日幾個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觸”，非但不予指責，反而以“真特麼有個性”倍加欣賞，這與他們長期針對郭沫若“不堪”私生活的口誅筆伐，形成了鮮明對比。類似的“雙重標準”，在當下文化界也屢見不鮮。

俗話説，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何況郭沫若這樣一位複雜而重要的歷史人物？説到底，郭去世後遭受的中傷和詆譭，不單是他個人的“厄運”，而且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經受重大挫折的一種普遍症候。冷戰結束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蘇聯文豪高爾基等人，無一例外地遭受了猛烈的攻擊和誹謗，範圍從私人生活到學術思想及政治實踐，手段包括造謠、污衊、謾罵、構陷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被視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毛澤東，幾十年來更是成為了“自由派”集中攻擊和詆譭的首選目標。

1883年，恩格斯曾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

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鬥爭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滿腔熱情、堅韌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鬥爭。最早的《萊茵報》(1842年)，巴黎的《前進報》(1844年)，《德意志—布魯塞爾報》(1847年)，《新萊茵報》(1848—1849年)，《紐約每日論壇報》(1852—1861年)，以及許多富有戰鬥性的小冊子，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各組織中的工作，最後，作為全部活動的頂峯，創立偉大的國際工人協會，——老實説，協會的這位創始人即使沒有別的什麼建樹，單憑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為這樣，馬克思成了當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誣衊的人。各國政府——無論專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產者——無論保守派或極端民主派，都競相誹謗他，詛咒他。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作蛛絲一樣輕輕拂去，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給以回敬。現在他逝世了，在整個歐洲和美洲，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千百萬革命戰友無不對他表示尊敬、愛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膽地説：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

作為“繼魯迅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郭沫若所受到的污衊和誹謗，不亞於任何一位革命導師和領袖人物，都不過是共產主義運動從高峯跌入深谷之後的一種“多米諾效應”。

我想，對於郭沫若，這不是他的恥辱，而是光榮。

2018年8月19-21日初稿

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