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濟博弈的可能前景與對策之一：目標分析_風聞

中美經濟博弈的可能前景與對策之一：目標分析

分享到：    時間：2018-09-02 18:41•來源： 於導談天説地•作者： 於中寧•瀏覽：242評論：0字號： 大 中 小中國提出的目標是互利共贏，這就和美國的美國第一區別開來了。中國對貿易戰的應對也是謹慎的。中國公開説，中國的態度是不挑戰也不怕戰，中國積極尋求談判，並做出有底線的讓步，這些都是中國尋求互利共贏，有所讓步這個目標的具體舉措。中國的底線就是，不能在主權問題上讓步，也不能在做不到的問題上讓步，更不能在國家尊嚴上讓步。

8月23號晚上，賓夕法尼亞大學副教務長伊曼紐爾在北京的泰康學院講課，他曾經是著名的癌症醫生，曾在克林頓和奧巴馬兩屆政府中任白宮醫療改革主管，那個被特朗普否決的醫改方案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他的弟弟是現任芝加哥市市長，另一個弟弟是好萊塢著名投資人。他們一家都在美國的政治漩渦中浸潤很深。

在我們共進晚餐時他問我對中美貿易戰怎麼看？因為時間很短，不可能長篇大論，我簡單的回答説，我的感覺是這場貿易戰會打打停停，最終打不下去。他問為什麼？我説，因為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太強，規模太大，尋找替代性非常困難。他並沒有表示贊同我的觀點，只是説，我給你補充一點，特朗普要遇到大麻煩了，如果中期選舉民主黨獲勝，彈劾特朗普是大概率事件。

我説，美國把中國確定為戰略對手，是兩黨共同支持的，已經成為國家戰略。但是我不認為美國的政治利益能戰勝商業利益。由於地理因素，美國不可能受到任何現實的政治和戰略威脅，但是經濟上的損失可是每個企業每個消費者都能實實在在感受到的，美國的體制決定了美國的政治更注重眼前利益。

他笑了，説，美國政治的最大特點就是不確定性太強，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我談到了美國民主黨現在缺少一個領軍人物，他説，我經歷了許多次選舉，每一次的結果都與預想不同，在選舉中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現在無法做這個判斷。

顯然，中美經濟博弈存在着許多不確定性，沒有人能斷言結果，除非他自認為是先知或上帝。

但是，認真的分析仍然是可能的，儘管這些分析未必能準確預言結果，但是它提供了一種在科學上被稱為腦力實驗室的邏輯演繹進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這個邏輯演繹進程的結果，他是後來找了數學家朋友才幫助他建立了數學結構。

19世紀末，16歲的愛因斯坦發現牛頓力學和麥克斯威爾電磁學的內在矛盾，企圖以笛卡爾的以太論進行研究。笛卡爾是著名的幾何學家，是現代邏輯之父。笛卡爾的邏輯學有兩個基本原則，第一實事求是，第二有效論證。笛卡爾的邏輯學不但對現代科學有幫助，也是現代人文學科的基礎，就像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一樣。

一個人，如果不能從嚴謹的邏輯中獲得力量，那他只能像雷曼教授在他的名著《邏輯的力量》中所説，利用虛構和類比、聯想這一類的偽事實和偽邏輯去壯膽。高善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説中越邊境戰爭是鄧小平向美國的投名狀，因此中國現在也應該向美國投出投名狀。首先他有意歪曲事實，其次他是進行不當類比，他的整篇講話都毫無邏輯性，這就是中國網紅經濟學家的水平。那些沒有受過邏輯訓練的人，只會被這些人煽動，而無法分辨真偽，無法分辨其結論的可靠性和可信性（這兩點在邏輯學上是不一樣的）。

不能實事求是也不能有效論證的情況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普遍存在。無論他的標牌是專家、學者、還是官員，或者是企業家。在CFA考試中，有一個被反覆強調的職業道德就是要區分事實和你的觀點，也就是説，一個金融家的第一職業要求就是要能夠分辨事實和你一貫持有的觀點之間的區別。能不能實事求是，是做經濟工作和研究經濟的一個基本職業要求，中國大多數從事這樣工作的人都基本上不符合這個要求，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以後的文章中再詳談。

分析中美經濟博弈前景的觀察點有許多，我們將在幾篇文章中從十個方面來分析。這一篇，我們將着重從中美雙方的目標進行分析。

在給企業講管理課時，我非常看重項目管理這個方面，因為它非常實用，具有很強的工具性。項目管理的第一條，就是要確定一個簡單、明確、切實可行的目標，並且與長期戰略相銜接。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有以下幾個目標，這幾個目標之間有一定的邏輯聯繫：

第一，製造業重新迴歸美國。這樣，不但使美國充分就業，而且使美國獲得已經喪失的比較優勢，這就是在中低端特別是中端製造業的比較優勢。這樣，美國就重新獲得在高中低端的全部比較優勢，就像70年代前的美國。由於美國具有別的國家都沒有的高端優勢，美國就會形成大量順差。

這個目標，從簡單邏輯的角度説是講得通的，但在實踐上根本不可行。因為美國現在已經接近充分就業，大量製造業迴流美國，先不説整個投資、僱傭、技術準備方面的漫長時間，一方面，不可能找到那麼多的勞動力，因為美國要獲得全部比較優勢，至少要增加上億的勞動力，即使大規模開放移民都做不到；另一方面，美國在海外的大量投資將被放棄，美國在海外的市場也會大幅度萎縮。美國製造業還會面臨自己跟自己競爭的問題。

也就是説，特朗普要搞自力更生，這聽起來確實有點怪怪的。不要説特朗普根本做不到，就算做得到，對中國反倒也許是件好事。大家都自力更生，自己過自己的，世界上就沒有那麼多爭端了，世界就和平了，唯一的問題是它不符合資本主義本性，資本主義要向回退才行。

第二，消除貿易逆差。第一個目標做不到，這個目標就更做不到。大量的進口如果無法做到國內替代，那麼貿易逆差就會持續存在，除非美國人大量降低消費。和中國人的儲蓄消費習慣不一樣，美國人很早就養成了借貸消費的習慣，如果還不了錢，就個人宣佈破產，這種消費純粹就是無賴消費，但是美國人玩得起，因為有美元支撐。也就是説，美元的世界儲備地位與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互為表裏的。

美國提高中國產品進口税，只會產生四個結果，第一，美國國內替代，前面已經説了，這個可能性不大；第二，美國人降低消費，這個可能性也不大；第三，境外替代，只是將逆差從一些國家轉移到另一些國家，先不説這個轉移的成本，這種替代不會消除逆差；第四，進口税提高了國內消費品的價格，逆差沒有消失或少量消失，而消費品價格的提升將會推高通貨膨脹率，帶來一連串的經濟後果。正像許多美國經濟學家所説，實質上就是向國內消費者徵税。

無論從哪一個單獨結果或綜合結果來看，消除貿易逆差的目標是無法達到的。

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政治經濟目標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內在矛盾。限制移民和向國內轉移生產力是相互矛盾的。德國為什麼不願意限制移民？因為德國同樣存在缺少勞動力的問題，特別是在低端。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在保持白人種族數量優勢和持續發展經濟中間存在兩難，沒有任何辦法能解決這個難題。

特朗普消除貿易逆差和保持美元儲備地位這兩個目標之間也是存在着根本矛盾。美元的地位是貿易逆差的支撐，貿易逆差產生了對美元的大量需求，一旦貿易逆差消失，對美元的需求就會大幅下降，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儲備地位。

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主要依靠四大要素，也就是全要素生產力，包括金融資本，以自然資源為主的物質資本，勞動力，也就是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規律是收益遞減，而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是收益遞增。

在全球化背景下，四大要素中的三個都是全球流動的，只有勞動力的流動受到限制，因此勞動力優勢就必然會成為永久的要素優勢。只要國家這種政治形態不消失，勞動力優勢就會最終決定國家的興衰。美國現在在金融資本、物質資本和知識資本這三大要素方面仍然佔有分量不同的優勢，它要保持這一優勢的一個辦法就是減少和禁止要素流動。但是，美國無法阻止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流動，它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阻止自己能夠掌握的知識資本的流動。

第三，阻止中國2025計劃。知識資本既可以在流動中獲得也可以在自生中獲得。特朗普的目標是既限制流動也限制自生。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美國根本做不到的。美國可以限制自有知識資本的流動，但是限制不了別人，何況知識資本流動的形態是非常複雜的，美國也只能限制增量的一部分，而無法限制存量增量的大部分。

更根本的是，美國不可能限制知識資本在中國的自生，一個原因是，中國知識資本的存量已經足夠的大，完全可以支撐增量的發展，另一個原因是——請注意，以下的話有些政治不正確——中國人太聰明瞭，如果不是世界所有種族中最聰明的，也是最聰明的之一。

最近，美國一個“大學生公平入學”(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組織向哈佛大學提起的一項訴訟，這起曠日持久的案件背後是一場圍繞平權政策的大戰。在這起訴訟中，哈佛大學被迫公佈瞭如果沒有平權政策，華人在新生入學比例中將佔到45%，也就是説，如果通過公平的入學考試和甄別，美國的頂級大學中將有一半學生都是華人，這就是美國對中國充滿恐懼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人，人又多，又聰明，有什麼樣的資源能比這樣的資源更具有長遠價值？

美國阻止中國2025計劃，是一個極其傲慢又愚蠢的目標，美國不但根本做不到，相反會大大削弱美國的優勢地位。正像美國多位大學校長的文章所指出的，美國政府的正確做法是向中國政府學習，向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大量投資，由於美國在知識資本存量上對中國有六倍左右的優勢，而知識資本的增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知識資本的存量，所以如果美國與中國同等投資知識資本，中國要在知識資本這個要素上追上美國，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恐怕難以做到。

關於知識資本的問題，我們在兩個多月前寫了一篇長文，按我的計劃，屬於這個系列的第18篇，因為要在媒體發表，目前還在審核中，以後讀者將會看到，這裏就不多説了。

第四，美國第一，美國重新偉大。

如果從冷戰結束開始，美國確實曾經稱霸世界一段時間，美國的唯一霸權可能還會延續一段時間。從整個世界歷史看，這個時間並不長。美國稱霸世界，是由特殊的地理和歷史環境決定的，這樣的地理和歷史環境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朝鮮戰爭開始，美國霸權的頹勢就開始顯現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幾乎沒有打過一次勝仗，儘管他打擊的對象都是很小很弱的國家。美國打擊阿富汗這麼不值一提的國家，全世界都站在美國一邊，美國還有盟國做幫手，美國還有阿富汗的內部支持者，但是將近20年了，美國仍然沒有取得勝利。

美國以表面上看起來確實十分強大的力量，連一個小國都對付不了，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理由還要挑戰全世界呢？甚至連自己的盟友和哈巴狗都不放過，這種想法是不是有點太瘋狂了？

但是，特朗普的目標有他自己的內在邏輯。特朗普是個蹩腳商人，他這一輩子都是靠訛詐做生意的。特朗普曾向兩個香港商人融資合作開發地產，項目結束後，他在美國法庭告兩個香港商人得到的太多了，法庭判他敗訴，因為利益的分配完全是按合同執行的。特朗普就是這麼一個無賴商人，甚至他的親家也因為詐騙入過獄。

特朗普的美國第一，就是經濟學的收益最大化，商業實踐和政治歷史都證明，這是非常錯誤的戰略。

在2005年的文章《管理哲學》中，我們對最大化目標做了如下闡述：

【“經濟學堅持使用“最大化”概念的一個原因是，它從來沒有力圖區分競爭和交易的不同，而是傾向於把交易同質化為競爭，使交易競爭化。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關於5種競爭力量分析的論述（波特：《競爭戰略》，1982），波特教授把橫向的競爭和縱向的交易同質化，把它們都界定為競爭。

在純粹的競爭關係中，雙方沒有合作意圖和前景，那種非勝即敗的最大化目標是現實選擇之一，也是人類面對這類關係的習慣反應；但在交易關係中，雙方有合作意圖和前景，非勝即敗的最大化目標就不是一個現實選擇。

在現實中，交易參與者都抱有非常現實的期望，持有從交易底線到最佳出價的一組動態目標，只有當對手是不能保護自己利益的笨蛋時，己方利益才有可能最大化，而這種情況不但是現實中較少發生的，也不是經濟學設定的。

觀察現實市場交易的討價還價過程可以證實，堅持“最大化”目標，大多數情況下都達不成交易，而且可能損害自己的利益。商學院案例庫中充滿了這一類案例，P&G和沃爾瑪的交易案就非常典型。P&G一開始由於堅持最大化目標緻使交易失敗，反使自己利益受損，後來採取合理目標和合作態度，反而增進了自己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市場趨勢表明，競爭越來越交易化了，而不是交易越來越競爭化。豐田汽車公司是這一趨勢的卓越代表，它先和競爭對手通用汽車公司辦合資公司，傳授豐田生產方式，又和另一競爭對手合作研製混合動力汽車，現在又企圖挽救福特汽車公司，在這個過程中豐田公司不但沒有受到損害，相反它更強大了。

我們認為，經濟學理性人的設定應用“最優化”概念取代“最大化”概念。“最大化”概念雖然簡單卻不是最優“奧卡姆剃刀”，會帶來許多困惑。“最優化”概念包含了“最大化”，也包含了在信息和時間因素加入後的動態選擇，雖然稍許複雜卻精確的多。

博弈論的發展也許能支持我們的這一看法。

簡單的博弈論模型似乎支持了利益目標最大化假説。例如在著名的“囚徒困境”中，每個參與人（players）都針對對方可能採取的兩個策略（strategies）選擇使自己支付（payoffs）最大化的策略，導致結果（outcome）的均衡（equilibria）（在博弈論中結果均衡和策略均衡是兩個不同概念，博弈論更重視策略均衡）。

但是，這個模型並非“資源”稀缺，其結果也不是帕累托最優，如果加入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教授的“聚點”（Focal Points）因素，就可能出現不同結果。而且，正像艾裏克·拉斯繆森教授在《博弈與信息》（Games and Inform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中指出的，如果改變支付組合，這個模型就成了帶來混亂的“建模者困境”（英文見http://www.bus.indiana.edu/~erasmuse/book/），而在我們看來，改變了的支付組合才反映了真實情況。

博弈論研究者看到了簡單模型與現實的差距，通過引入信息和時間因素，使模型變得複雜，並帶來許多不確定性，而在不確定下描述目標的最佳概念顯然不是“最大化”而是“最優化”。

對經濟學來講，博弈論最重要的發展是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教授帶來的。在名著《衝突的戰略》（TheStrategy of Conflict）中，謝林教授置疑博弈論中支付最大化目標，認為它並不一定能導致最優策略和均衡結果。

謝林教授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從博弈分類角度闡述這個問題。他的分類不同於標準的博弈論分別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方法，而是將零和博弈（他有時稱為完全衝突博弈）和完全合作博弈看成博弈分類的兩端，中間的廣大空間稱為混合博弈。混合博弈既有衝突、競爭的成份，又有合作、協商、討價還價和妥協的成份。在零和博弈中，支付最大化目標才是最優策略選擇；而在混合博弈中，支付最大化目標並非最優策略選擇，因為混合博弈需要合作和互諒，以避免兩敗俱傷。關於“謝林分類”的意義，我們將在後面的註釋中進一步討論。

謝林教授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用“聚點”（Focal Points）這個概念來描述心理、習慣、文化這類社會因素對目標和策略選擇的影響，這就大大增加了不確定性（同時也使原本看起來根本不可能有聚合點的選擇有了“聚點”），使得“最大化”這一僵硬概念顯得尤其不合時宜。”】

所以，當特朗普提出美國第一時，那就意味着美國將和世界進行一場零和博弈，而這樣的博弈肯定進行不下去，這樣的博弈目標肯定實現不了。

總體上來説，美國的目標充滿着傲慢、訛詐、內在矛盾和非可行性，它不像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政治行為，而充斥着特朗普總統的個人色彩，對這一點，美國的精英層也有清醒的認識。

儘管從特朗普總統個人行為特點來看，他會在大量的口頭訛詐之後採取一定的理性行為，但是他把目標設的過高，會給自己的理性行為下套，使自己沒有後退妥協的餘地，所以可以斷定，美國的後續行為，也不會是非常理性的。

對比美國，中國的目標和行動都是非常理性的，中國的行動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就是釋放最大的善意，做好最壞的準備。

中國提出的目標是互利共贏，這就和美國的美國第一區別開來了。中國對貿易戰的應對也是謹慎的。中國公開説，中國的態度是不挑戰也不怕戰，中國積極尋求談判，並做出有底線的讓步，這些都是中國尋求互利共贏，有所讓步這個目標的具體舉措。中國的底線就是，不能在主權問題上讓步，也不能在做不到的問題上讓步，更不能在國家尊嚴上讓步。

當然，中國還需要做好最壞的準備。近幾年的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已經為中美貿易戰預作了一些準備，例如去產能，去庫存，降槓桿，中國在中美貿易戰還沒有進行到關鍵時刻之前，應該堅持這些政策，以便為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增槓桿預留空間。

但是在我看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思路仍然不夠清晰，既缺少大的方向感，也缺少資本市場的強力配合。同時，面對美國的貿易戰，有兩個政策需要儘快出台，一個是進口替代政策，一個是出口替代政策。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以後再談。

近日，李嘉誠在記者的採訪中談及中美貿易戰。李嘉誠直言：

【“我不希望貿易戰再深化，對兩個國家會有損失。中美貿易戰受影響的不單是中國及美國，香港經濟亦會受影響，因此希望可以找到一條出路。大家愛和平，不再鬥爭。”】

他還説：

【“如果中美雙方一定要分出勝負，那麼特朗普一定是輸家。”

“宏觀因素我就不再展開，網絡上有很多專家分析過。我的判斷邏輯很簡單，特朗普肯定沒有下過中國象棋，所以他註定輸。下過象棋的人都知道，心浮氣躁的人，一定會輸；沒有必勝把握頻繁將軍的人，也一定會輸。縱觀中美貿易戰，特朗普浮躁傲嬌，而北京卻無比沉穩。特朗普頻頻主動出擊，而北京都是深思後精準反擊。所以我判斷，特朗普註定必輸。”】

李嘉誠講的就是在企業戰略中的判斷力和決斷力。美國在中美貿易博弈中，有許多基本判斷是錯誤的，他的決斷又是不斷變化的，不可預期的，這就會大大抵消美國在經濟實力中的優勢，古希臘的博羅奔尼撒戰爭就清晰的説明了這一點，美國教授艾里森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很可能是美國人給自己挖的，這一點，我們也以後再談。

中國應該慶幸有特朗普這樣一個對手。

2018.08.25

【於中寧，察網專欄學者，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國家一級導演。93年後轉入經濟、管理理論研究和投資。著有《現代管理新視野》等。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於導談天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