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到底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_風聞
大牧_43077-2018-09-02 23:51
一見菌：中國到底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8小時前 
中國到底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求是》雜誌9月1日發表署名為“秋石”的文章，系統論述了這個問題。
該文言語犀利，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實也對經濟有強有力的干預，他們把中國歸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要抹黑中國，阻礙中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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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興業銀行駐巴黎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姚煒在去年發佈的報告中就説，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當時貿易戰還未爆發）中，美國真正的“心病”是中國對於“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執着。
根據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布的2016國會年度報告，中國一直都在推行一系列產業經濟政策，幫助中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對國外企業的不公平優勢。
雖然自2015年以來，貨幣操縱（刻意貶值本幣以換取價格優勢）並不構成中美之間的矛盾點，但包括出口限制，產業補貼，強制技術轉讓，本地化採購和知識產權保護不當等一系列有問題的干涉行為，仍然是可以被清楚地觀察到。
特別是在中國追求本土創新的過程中，為了保護國有企業的核心優質產能、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SEI)的國際競爭力，中國政府專項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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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槓桿”過程中，中國也有“國進民退”的跡象。
7月23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表態，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堅定做好去槓桿工作，只是在操作上要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台時機。
之後，海通證券在8月初發布的報告中稱，要改變的不是去槓桿，而是“國進民退”！
報告稱，今年以來，央行層面的貨幣政策已經轉向了實際寬鬆，3次定向降準釋放的基礎貨幣超過2萬億，銀行可以自由支配的超儲率位於2%的歷史高位，貨幣利率大幅下降。而且最近央行還鼓勵商業銀行投放廣義信貸，包括購買低等級產業債、發放企業貸款等等。
但是從金融機構的反應來看，在貨幣放鬆之後，其第一時間並不是投放民企貸款、而是大幅投放國企和融資平台貸款。
事實上，在過去幾年，中國銀行貸款結構的最大變化是從民企流向了國企。
央行公佈了截止2016年的信貸投向結構數據，包括國企、私企、集體企業、港澳台和外資企業。從存量信貸佔比來看，2016年國有企業佔據54%的企業貸款份額、民企佔比34%，貌似差距並不懸殊。
但是如果觀察增量信貸，2016年國有企業新增貸款6.9萬億、佔據78%的新增企業貸款，而民企新增貸款僅為1.5萬億，只佔新增貸款的17%。而在2013年以前，民企佔增量信貸的比重接近60%，國企的佔比只有34%。
報告稱，這一逆轉發生在2014年，從那一年開始，國企信貸開始了狂飆猛進，而民企信貸一路萎縮。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7月20日發佈的2018年企業“降成本”大型調研成果顯示， 從融資規模來看，過去3年國有企業平均融資規模迅速上升，從2015年的7.15億元上升到2017年的22.54億元，民營企業從5.99億元下降到4.6億元。
另外，從融資成本來看，國有企業通過銀行貸款、債券融資、股權融資和其他融資方式的融資成本都低於民營企業。
反觀2014年之前，央行數據顯示，2011-2013年，民企佔據了60%以上的新增信貸資源，遠高於國有企業。
另外，這幾年民企的利潤也下降的比較厲害，和國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對於中國企業的運行效率，有一個簡單的共識是民企的效率要高於國企，因為民企的法人治理結構更完善、民企老闆為自己負責，而國有企業存在所有者缺位的問題。
從資產收益率來看，2017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總資產為42.5萬億，淨資產16.8萬億，一共創造了1.66萬億的利潤，相當於9.9%的淨資產收益率。而民營工業企業的總資產為25萬億，淨資產為12萬億，一共創造了2.38萬億的利潤，相當於19.6%的淨資產收益率，遠高於國有企業。
從資產負債率來看，2017年末國有工業企業為60.4%，而民營企業僅為51.6%，這説明民營企業利用更少的資產、更低的負債，創造了更多的利潤。
但事實是，過去兩年民營企業的日子並不好過，比國有企業差得太遠了。2017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增速高達45.1%，遠超民企11.7%的利潤增速。而18年上半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增速高達31.5%，遠超民企10%的利潤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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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家資本主義”的説法，《求是》雜誌9月1日撰文強力反駁。
文章稱，到底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是列寧提出的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性特徵的概念，表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國家作用的不斷增強，主要包括兩層意思：
一是指國家政權對企業的控制，“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這些或那些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資本主義”。
二是指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監督和調節，“壟斷資本主義正在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由於情勢所迫，許多國家實行生產和分配的社會調節”。
按照當下“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的觀點，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是兩種截然對立的資本主義形式。然而，考察歷史事實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從來都離不開國家的作用。在所謂“西方世界的興起”的故事中，國家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資本原始積累時就明確指出：英國資本積累的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税收制度和保護關税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
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之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原則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並沒有消退，事實上，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自由競爭與國家干預相互交織、此消彼長，是資本主義制度演變的一條主線。
歷史上崛起的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它們在經濟起飛階段，國家對經濟發展都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
19世紀末，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下，與生產社會化相伴隨的生產和資本的集中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生產和經濟活動日益集中於少數大資本，產生了明顯的壟斷趨勢，特別是金融資本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不僅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還開始掌握國家的政治權力，將其影響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方面，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環境政策和國有化等多種手段，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對經濟的干預空前加強，與壟斷資本的結合日益緊密，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式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成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受到一定挑戰，但絕沒有退出歷史舞台。
美國雖然號稱自由市場經濟、自由資本主義的代表，但實際上，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明顯和重要的。歷史上，美國是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從建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經濟學説史上曾頗有名氣的“美國學派”，就是以其鮮明的保護主義等國家干預主張而著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開始推進貿易自由化，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卻有增無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更是成為美國經濟學的主流，並一度主導了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
比如，美國政府總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60年的26.8%上升到了2010年的41.3%；美國政府僱員數從1940年的400多萬增長到2010年的2200多萬。有研究創新問題的專家指出，作為小政府和自由市場學説的倡導者，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技術和創新方面實施大規模的公共投資計劃，從而為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經濟成功奠定基礎。從互聯網到生物技術，甚至頁岩氣開發，美國政府一直都是創新引領增長的核心驅動者。
可見，所謂純粹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資本主義其實從未真正存在過，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都與國家資本主義脱不了干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一書中就明確指出，在所有發達的工業化社會中，我們都看到了一種混合經濟，即市場決定大多數私人部門產品的價格與產量，而政府運用税收、支出和貨幣管理計劃來調控總體經濟的運行。
著名經濟史學者尼爾·弗格森在《我們都是國家資本主義者》一文中就指出，將中美之間的競爭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全球制度競爭，過於簡單化，也是錯誤的。顯然，給社會主義中國、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扣上“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實屬張冠李戴，這頂“桂冠”中國擔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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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的文章稱，“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借用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對立為資本主義辯護，併為遏制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發展製造輿論。
一方面，試圖轉移和掩蓋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深刻弊端的質疑，將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導致的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威脅。
另一方面，將矛頭直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竭力歪曲、抹黑、污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試圖動搖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信心，迫使中國放棄被實踐所證明的成功道路和制度，最終遏制中國的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困境，而中國等國家發展依然強勁，特別是中美之間相對實力的消長，使發達國家的內部矛盾以及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結構性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
一些國家一方面不可能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視而不見，另一方面更不情願把中國的成功歸功於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於是，一個由列寧最早提出、本來屬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是西方經濟學的範疇——“國家資本主義”，竟然成了某些人拿來解釋和抨擊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專屬概念。
文章稱，把國有企業等同於“國家資本主義”，也是站不住腳的。國有企業是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制度形式，既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事實上，國有企業最早就出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掀起了規模較大的國有化浪潮，建立了一大批國有企業，遍佈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即使在私有化高峯時期，西方國家仍然保留了相當規模的國有企業。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和深化的過程中，西方國家更是將大量企業國有化，以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蕭條，可見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也具有一定程度調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社會制度不同，國有企業的性質和作用也不同。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本質上被政府背後的少數大資本家控制，最終還是為他們攫取利潤服務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肩負着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促進分配公平、實現共同富裕等諸多重任，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西方國家政要攻擊中國國有企業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國有企業不斷做優做強做大，能夠更好地為中國的發展，為中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可靠保證，而這是他們極不願意看到的。
把發揮政府的作用等同於“國家資本主義”，更是匪夷所思。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演變的主題，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這是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離不開政府的有效調節，包括制定市場規則、提供公共產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等等。
不同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政府是資本的代言人，服務於壟斷資本利益，因而，也就難以從全社會利益出發，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有效調節，以克服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之間的基本矛盾，解決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政府是全體人民的代表，服務於人民利益，因而，也就能夠從社會全局和長遠利益出發，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有效調控，以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既不在於是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不在於要不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要不要國有企業的存在，而在於是以資本為中心、為壟斷資本服務，還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
一些人宣揚的“國家資本主義”論的邏輯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只要國家干預經濟是為私有制和資本利益服務的，那麼，政府幹預再多，都屬於“自由市場制度”，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只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那麼，無論政府幹預多少，都屬於“國家資本主義”；如果是西方國家扶持本國企業打入國際市場，就屬於“自由市場制度”，如果是新興市場國家扶持本國企業，就屬於“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典型的經濟霸權主義邏輯。
原創：一見菌 來源：一見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