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俄關系略論_風聞

作者當代中國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研究院丁明，首發於《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三期。    

    1992年是中俄關系發展史上關鍵的一年。其意義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這就是“承上啓下”。“承上”是指兩國在這一年完成了從中蘇關係到中俄關系的平穩過渡;“啓下”則是指通過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在平穩過渡的基礎上，中俄關系在1992年後走上了全面發展的健康軌道。但縱觀全年，兩國關係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一度受到了消極因素的干擾。因此，有必要對兩國關係發展初期的歷史進行審視，總結其中的寶貴經驗，同時也對其中的某些消極因素或稱隱患進行分析。

一

    1991年12月27日，中俄兩國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錢其深外長致電科濟列夫外長，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俄羅斯聯邦政府並決定中國駐原蘇聯大使王暮卿改任為駐俄羅斯大使。（1）蘇聯解體後，中俄關系向何處發展?這個問題引起了國際上的普遍關注。究其原因，不僅在於中俄是世界上的兩個大國，又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兩國關係的發展對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還在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均發生了變化，中俄兩國也由此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人擔心，剛剛實現了正常化並不斷髮展的兩國關係，會不會由於蘇聯的解體和中俄之間出現的差異而改變方向，甚至背離正常化的軌道。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係的破裂就與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有直接的關係。

    兩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從中國方面看，鄧小平在蘇聯解體前夕的講話實際上已經為中國製訂對俄政策確定了基調，他指出:“不管蘇聯怎麼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係，包括政治關係，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2）就是説，一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二不搞意識形態爭論。根據這兩條基本方針，中國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與俄羅斯以及蘇聯解體後的前蘇聯其他國家發展關係的政策。1991年12月27日，就在錢其深致電科濟列夫的同一天，李嵐清和田曾佩率中國政府代表團抵俄羅斯訪問。李嵐清對俄副總理紹欣表示，中國政府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俄羅斯人民的選擇。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就俄羅斯出現的新形勢表態。（3）此次訪問取得了三項重要成果:一是確認1989年和1991年中蘇兩個聯合公報所確定的基本原則依然是中俄兩國關係的指導原則;二是繼續履行中國和前蘇聯簽訂的各項條約和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三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和合作關係。三項成果都寫進了兩國關係會談紀要。這樣就為兩國關係的平穩過渡奠定了基礎。

    從俄羅斯方面看，葉利欽總統1992年1月在聯合國總部會見中國總理李鵬時的講話，應該是俄羅斯首任最高領導就如何發展兩國關係的第一次表態。會見時，李鵬再次強調中國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中蘇兩個公報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俄羅斯聯邦的睦鄰友好關係。同時，中國在處理與外國關係時，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中俄兩國人民有着傳統的友誼，兩國間的4000公里邊界應成為和平與友誼的邊界。（4）葉利欽表示，俄羅斯將格守雙方已有的兩個聯合公報，並儘快批准已經簽署的中蘇邊界東段協定。俄羅斯聯邦與中國社會制度不同，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也不相同。分歧不應妨礙兩國的合作。發展同中國的經濟關係對俄十分重要，俄方願意與中方開展多領域、多渠道、多種形式的合作。（5）葉利欽的講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在繼承中蘇關係已有的成果和不搞意識形態爭論上的立場與中方非常接近，這無疑是一個好的開端；二是他的講話並非放空炮。不久以後，即1992年2月，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便批准了《中蘇東段邊界協定》。

    從1991年12月底蘇聯解體中國很快正式承認俄羅斯，至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俄羅斯並簽署兩國關係會談紀要；從1992年1月底李鵬總理與葉利欽總統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會見，至2月份中國首任駐俄大使遞交國書正式就任、中國人大常委會和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分別批准《中蘇東段邊界協定》，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裏，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兩國就基本上完成了從中蘇關係到中俄關系的平穩過渡。也就是説，“繼往”的問題至此已基本解決。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開來”，開闢兩國關係發展的未來。

    但是，恰在此時，出現了一些問題。1992年3月16日，俄外長科濟列夫首次訪華。臨行前，他在機場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兩國之間除了睦鄰關係之外，不可能有別的關係”。（6）在北京與錢其深會時，科濟列夫又表示：“俄羅斯重視同西方的關係，也重視同亞洲國家，特別是同中國的關係”。（7）回到俄羅斯後，科濟列夫再次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説對中國的訪問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莫斯科有充分的準備和願望同中國發展正常、全面的睦鄰關係，等等（8）。就是説，從啓程前到會談中再到歸國後，科濟列夫對中俄關系都發表了熱情洋滋的談話。但不久以後，4月11日，同樣是科濟列夫，在接受俄羅斯《獨立報》記者採訪時卻好像換了另外一個人。他在談到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時明確地説:“俄羅斯應當步人最積極發展的民主國家行列，以便在這些國家中佔有歷史以及地理給我們確定的應有的位置。我們的鄰國有美國（越過白令海峽）、日本、西歐各國。我們同這類國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衝突，但卻存在着同它們建立友好關係、將來建立聯盟關係的各種可能性。（9）令人吃驚的是，科濟濟夫在他開列的鄰國名單中，居然把他剛剛訪問歸來不久的最大的鄰國中國給“漏掉”了。這一“疏忽”不能不引起外界的諸多猜疑。除中國外，蘇聯解體後新獨立的原加盟共和國，也無一例外地被排除在鄰國之外。有趣的是，在談到他自己開列的鄰國名單中列第一位的美國時，科濟列夫還別出心裁地加了一個註腳，即所謂“越過白令海峽”，似乎生怕有人因缺乏地理常識而鬧不明白俄美是如何搭界併成為鄰國的。無獨有偶，就在科濟列夫發表這一番高論之前，還發生過一件事情。這就是科濟列夫訪華期間，曾向中國領導人提出討論人權問題。回國後，他還就此向記者作了披露，説俄羅斯主張在人權監督領域廣泛開展國際合作，不同意中國領導人關於不干涉內部事務、人權應服從於主權的主張等等。緊接着，還是在3月，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日內瓦會議上，俄羅斯代表支持將所謂的“中國在西藏破壞人權”的問題列為大會議程。（10）

    一方面要唱中俄關系的讚歌，另一方面，在其他場合卻要奏出與中俄關系主旋律相悖的音符。這種在1992年上半年出現的令人不解的現象，其實並不奇怪。如果對俄羅斯獨立之初的外交政策稍加回顧，就可以發現，它與科濟列夫等人為代表的一批親西方派人士主張俄羅斯投向西方懷抱並奉行所謂“一邊倒”政策有直接的關係。

二

    1992年是俄羅斯獨立後的第一年，其內政外交均面臨嚴峻的考驗。從年初開始，在葉利欽和代總理蓋達爾的領導下，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式的激進經濟改革，試圖依靠西方的經濟援助穩定國內經濟，走出自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已經開始的嚴重經濟危機，實現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的全面過渡。這是一個龐大的計劃，其核心是依靠西方的援助，而非俄羅斯自身的條件和實力。這樣一來，葉利欽就把俄羅斯與西方捆在了一起。正如蓋達爾所説：“如果我們不能吸引對俄羅斯經濟大規模的貸款和投資，我們就不能克服所面臨的問題。”（11）於是，葉利欽便旋風般地訪問了歐美數國，通過簽署協議，獲得了一大筆英鎊和法郎貸款，還得到了加拿大的糧食，可謂滿載而歸。在參加安理會首腦會議期間，葉利欽還向布什提出，兩國關係的優先發展方向是經濟合作，美國應通過經濟援助的方式，幫助俄羅斯建立盧布穩定基金。不久以後，老布什總統便代表西方國家宣佈要對俄羅斯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援助。

    與此相適應，葉利欽在政治上走得更遠。獨立伊始，他就希望與西方結成聯盟，徹底融入西方：“俄羅斯自古以來和歐洲就是一體，我們應該與歐洲委員會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等歐洲機構聯成一體，應該加人其政治和經濟聯盟。（12）對西方的“一往情深”並非出自葉利欽個人的好惡，也不僅僅在於其與西方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並在國內實行反共政策。更為重要的，一是他把俄羅斯經濟復興的希望完全寄託在西方的援助上，不得不倒向西方。蓋達爾説：“俄羅斯政府將奉行親西方的政策，並深信對於俄羅斯的現狀來説這是唯一理智的政策”，為吸引貸款和投資，“必須徹底消除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中的一切對抗成分，並使這種關係真正成為完全盟友式的夥伴關係。（11）（p.669）二是在國內政治鬥爭中，葉利欽始終得到西方的支持，不僅有政治上的支持，還有財政上的支持。每當他在國內政壇地位不穩的關鍵時刻，西方總要站出來，幫助他渡過難關。從某種程度上講，葉利欽的政治命運是與西方聯在一起的。他需要得到西方的支持以鞏固其在國內的政治地位，而西方同樣需要他在俄羅斯推行所謂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反共意識形態。由此而言，葉利欽上台並獨掌大權以後推行親西方的政策，希望一步跨人西方“大家庭”，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蓋達爾是一個不喜歡説話兜圈子的人，常常把葉利欽的許多政策解讀得非常露骨，他曾直截了當地説：俄羅斯“對西方的恐懼是沒有道理的，美國和歐洲，基本上不會給我們帶來軍事危險。沒有任何理由將北約力量的加強視作對俄羅斯利益的威脅。相反，俄羅斯完全有必要同北約建立緊密的聯盟關係。無論從意識角度來看，還是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都沒有任何根據證明俄羅斯不能同民主大國建立牢固的軍事政治聯盟。這一聯盟在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對俄羅斯都有利。（13）

    在葉利欽和蓋達爾的影響下，俄羅斯政府和議會中有相當一批人認為，既然俄羅斯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已經發生了轉變，俄羅斯就應該融人西方。同樣，西方世界也應該伸出雙臂歡迎俄羅斯的轉向。於是，他們一廂情願地打出了“重返歐洲”和“迴歸文明世界”的旗幟。在俄羅斯，這批人被稱為“大西洋主義派”，其代表人物就是俄羅斯聯邦首任外交部長科濟列夫。事實上，早在1990年10月，也就是在蘇聯尚未解體之前，科濟列夫就已擔任原蘇聯俄聯邦外長。而他的政治觀點更是在此之前就已確立。1991年8月，在慶祝“8.19勝利”的白宮廣場集會上，科濟列夫明確地説:“這次事件，使我們認清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只有西方民主國家才是俄國的真朋友。（10）(p.481)

    俄羅斯獨立以後，俄羅斯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出台了一份研究報告，提出冷戰後新的國際秩序將以七國集團為核心。根據這一份顯然是由科濟列夫主持制定的研究報告，俄羅斯外交政策應該圍繞這個核心來制訂。這就是所謂的“一邊倒”外交，它與葉釗欽的親西方思想是完全合拍的。1992年2月，科濟列夫在莫斯科與到訪的北約秘書長韋爾納就歐洲問題、裁軍以及雙邊關係問題舉行了會談。會談後，韋爾納欣喜地説，他“與科濟列夫的會談證明，原為潛在的敵人現在正在變為夥伴”。（14）3月底，面對國內出現的針對“一邊倒”政策的批評，科濟列夫用嘲笑的口吻回答：“如果把希望寄託在同南朝鮮的友好上，同時同前蘇聯在朝鮮半島北部舊的意識形態盟國保持高水平的軍事合作是天真可笑的。"（15）此外，“一邊倒”政策還有一個任務，這就是通過外交努力從西方爭取更多的經濟援助。與上述政治、經濟任務相比，其他的事情都應該退居次席或進行調整甚至180度的大轉彎。於是，在朝鮮核設施問題上，俄羅斯便一改過去的做法，積極支持西方對朝鮮核設施進行國際監督的立場;在南斯拉夫衝突問題上，俄羅斯放棄傳統立場，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西方對塞爾維亞共和國實施制裁；俄羅斯還支持西方對伊拉克實施空中打擊，並在全球範圍內實行收縮政策，不斷地從傳統盟國撤退，停止對這些國家例如古巴的各種援助。不能否認，這個時期俄羅斯外交的變化與其國內經濟惡化、整體實力急劇下降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更為重要的，這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使然。1992年3月，科濟列夫訪問日本。在與日本外相渡邊的會談中，他懇切地希望日本給予更多的經濟援助，幫助俄羅斯渡過難關。不料日方非要堅持所謂“政經不可分”的原則，明確表示如果領土間題得不到解決，日本對俄的經援將是有限度的。（16）11月，俄羅斯投票支持聯合國對伊拉克、利比亞以及南斯拉夫三國的制裁後，面對國內的批評意見，俄外交部發言人作出了一個令聽眾汗顏的解釋：“如果不參加制裁，我們就得不到西方任何貸款，這大約是150億美元；就不能延期支付俄羅斯的債務，僅延期支付這一項我們今年就為國庫節省了180億美元。（11）(p.672)通過上述回顧可以看出，正是這個時期推行的“一邊倒”政策造成了俄羅斯外交的失衡。

三

    1992年上半年，儘管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對中俄關系的發展有一定的干擾，但並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這裏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面對俄羅斯獨立以後出現的一系列新的情況，包括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內政外交的變化，中國一直採取尊重別國人民的選擇、不干涉別國內政的立場。不管俄羅斯內部發生什麼變化，中國都堅持同俄羅斯發展睦鄰友好關係。與此同時，在處理兩國關係時，堅持“非意識形態化”，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10月，錢其深在會見俄羅斯副外長庫納澤時強調：“中俄雙方應當共同努力繼承中蘇關係正常化以後的積極成果，也就是説繼承中蘇關係的積極因素。中俄關系從一開始就應當建立在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並繼續前進，避免過去一些因素起不好的作用。可以相信，中俄關系比過去的中蘇關係會更健康、更正常。”（17）顯然，錢其深在這裏所説的起過不好作用的“因素”，應當包括造成中蘇關係破裂原因之一的意識形態爭論。既然不搞爭論，那麼，如果兩國之間出現了問題或者分歧，應當怎麼解決呢？12月16日，葉利欽訪華前夕，楊尚昆主席在接受俄羅斯記者採訪時曾就這個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他説，“國與國之間在某些問題上存在分歧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世界上很難找到兩個觀點完全相同、沒有分歧的國家。有分歧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換意見，進行磋商，一時解決不了的，各自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這不應當妨礙兩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展關係。中俄兩國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點遠遠超過分歧，這是事實，也是雙方的共識。”楊尚昆指出:“中俄兩國關係邁向新台階的特點是，兩國關係既不是對抗的，也不是結盟的，而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係。這是一種新型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時代的潮流。”（18）今天，當我們回顧中俄關系發展的歷程時，重温我國領導人當年的講話，可以更加深刻地領悟這些講話體現出來的思想是何等的英明。

    其次，從1992年五六月份開始，俄羅斯外交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並朝着有利於中俄關系的方向發展。5月，俄羅斯提出“雙頭鷹”政策，即俄的外交政策既要面向西方，又要顧及東方。（19）7月，葉利欽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東西方都應該是俄羅斯外交的重點，俄羅斯外交需要從“倒向西方”轉而“堅定不移地走向東方”。俄羅斯將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11）(p.806)不久，科濟列夫在俄遠東地區講話時，也表示俄羅斯將在遠東地區發展同中國、日本、南朝鮮、東盟國家、美國和加拿大的多方位對外聯繫。在這裏，他一改4月份的那一次講話，把中國排在了俄羅斯一系列鄰國的第一位。他強調俄羅斯將同時面向東方和西方，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既不是親西方的，也不是親東方的，而是平衡的。在談到北方四島問題時，他也一改上半年訪日借債時的謙恭，強硬地説俄羅斯不會拿領土做交易，領土問題不能靠一國向另一國轉讓領土來解決，而應通過雙方承認邊界來解決。（20）如此明確地表示俄羅斯外交的重點要從倒向西方轉而走向東方，這在俄羅斯領導人對其外交政策的闡述中還是第一次。

    俄羅斯外交之所以在1992年下半年會出現變化，有兩點原因。一是國內輿論的壓力。早在3月份，也就是“一邊倒”政策出台不久，葉利欽的政治顧問謝爾蓋·斯坦科維奇就提醒領導人重新考慮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優先考慮同東方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他認為，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需要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東西方之間搞平衡。（10）(p.469)科濟列夫的顧問西多羅娃在與俄通社記者談話時也發表了與她的上司並不一致的觀點，指出：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應當審慎、平衡和實用，同鄰國的關係應當建立在“考慮彼此利益的非意識形態化基礎上”。俄羅斯科學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前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西塔良認為，俄羅斯在發展同西方合作的同時，也應該對亞洲方面(包括印度和中國)以及近東各國給予大力關注。（10）(p.486)9月，俄羅斯總統外交顧問安·米格拉尼揚更是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全面批評，認為“科濟列夫和俄羅斯其他領導人實際上把一種意識形態方針，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方針，用另一種意識形態方針(根據這條方針，在取締蘇共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後在美國、西方和俄羅斯

之間存在着目標和價值的完全一致)予以替換了”。“科濟列夫於1992 --1993年期間把整個外交政策都變成了國內的意識形態鬥爭。”（21）這些精通外交的有識之士們的批評，集中到一點，就是要從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出發制訂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這無疑擊中了“一邊倒”政策的要害。正如米格拉尼揚所説:“俄羅斯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不會總是和西方的利益，特別是美國的利益相一致。”（22）

    二是西方口惠而實不至的援助以及對俄羅斯的歧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在蘇聯解體之後曾經對俄羅斯作過諸多許諾，但大都沒有兑現。例如，1992年，西方許諾對俄羅斯提供的財政援助為240億美元，而實際到位的只有150億。初看起來數目尚可，但稍加分析便可發現其中的奧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0億美元，世界銀行0，由西方政府提供擔保的出口信貸125億美元，西方政府的援助款15億美元。（23）也就是説，在這150億援助款中，幾乎沒有俄羅斯所需妥的不附加條件的貸款，佔主要部分的是西方公司提供的125億美元的出口信貸，以幫助俄羅斯購買西方公司想要賣掉的貨物(西方政府只提供支付擔保)。信誓旦旦要給俄羅斯援助的西方政府，實際上只掏了15億美元。（23）(p.99)顯然，對於俄羅斯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而言，這點錢無異於杯水車薪。不僅如此，西方還繼續採取對俄歧視和限制俄產品進人國際市場的政策。政治上，西方也在不斷地對俄羅斯耍手腕。美國國務卿貝克在俄美首腦華盛頓會晤後曾公開表示：“美國與俄羅斯能走向建立持久友誼、夥伴關係甚至聯盟。”（24）但實際上，西方國家對於從龐大的蘇聯脱離出來的俄羅斯抱着一種鄙視的態度，把它降為二流甚至三流國家。布熱津斯基在談到俄羅斯時，就以譏笑的口吻説它“現在成了一個麻煩甚多的民族國家，在地理上沒有便捷的與外部世界聯繫的通道，在東、西、南三面都面臨着會與鄰國爆發削弱自己的衝突的潛在的危險。似乎只有北部無人居住和難以通行的、幾乎永久冰凍的地區，才是它地緣政治的安全地區。”（25）他還坦率地説:莫斯科仍同華盛頓分享超級大國地位的説法只是一種幻想，美國不會同俄羅斯分享全球的權力。

    面臨國內外的壓力，葉利欽不得不重新考慮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儘管他的頭腦中有強烈的“親西方”思想，儘管他想盡快融人西方社會，成為西方大家庭的一員，但是，他畢竟是一個政治家，是一個世界上幅員最廣大的國家的最高領導。他必須從國家的現實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如果在國家利益上出現閃失，後果不堪設想，他本人也將身敗名裂。1992年上半年的“一邊倒”政策給俄羅斯國家利益帶來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它不僅降低了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同時，也損害了葉利欽個人在俄羅斯國內的聲譽。以向西方借債為例，葉利欽始終堅持西方援助對俄羅斯改革至關重要的觀點。然而面對實行“休克療法”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葉利欽也慌了神，他説:我們的心情充滿優慮，“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許諾，告訴人們不久就會得到‘七國集團’的大宗財政援助”。（26）這使他遭到兩種批評。“首先，人們指責他通過把俄羅斯變為一個乞討者並允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西方組織對俄指手畫腳，使俄羅斯蒙受恥辱。其次，當西方的公報中提到的鉅額資金沒有到位時，他也受到批評。”（23）(p.98)

    對於1992年俄羅斯外交上的失誤，葉利欽並非沒有清醒的認識。經過一番思考後，10月，他在俄羅斯外交部的部務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對俄羅斯的外交現狀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説俄羅斯是一個大國，現在只是碰到了暫時困難。但目前俄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得畏首畏尾，常常處於守勢，跟在別人後面走。他批評西方在向俄提供經濟援助方面言行不一。在談到俄與原蘇聯各共和國的關係時，他説必須制定與獨聯體國家相處的行動綱領，以捍衞俄羅斯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俄外交只應遵循一個原則，即保護俄羅斯的利益和安全的原則。（27）

    從7月講話強調俄羅斯要從“倒向西方”轉向東方，到10月講話強調要捍衞俄羅斯的利益，葉利欽實際上已經在扭轉“一邊倒”的走向，對外交政策進行調整。儘管這一調整經歷了較長的時間，中間也有過某種反覆，直至1995年底科濟列夫下台才算告一段落，但畢竟是有積極意義的。正如俄羅斯前外長伊·伊萬諾夫所説：“俄羅斯對外政策明顯的親西方傾向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而且根基表淺。俄羅斯外交很快就從中汲取了應有的教訓。這也是現實生活所驅使，因為對外政策不是在理論辯論中確立，而是在解決直接涉及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具體的、相當複雜的國際問題過程中產生的。”（28）

    199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時指出，一年來中俄關系取得了良好的進展，中俄雙方本着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的精神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前景是很好的，並指出:中俄兩國的首次高級會晤對今後兩國關係的發展有着重大意義，必將進一步促進中俄兩國關係的發展。作為會晤的成果，雙方發表了兩國《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29）科濟列夫1993年1月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發表講話時，也高度評價葉利欽總統不久前對中國的訪問成果，認為這次訪問“實現了俄中關係的突破”，“俄羅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其他亞太國家的關係將不再意識形態化，佔上風的將是務實態度”。（30）葉利欽訪華後，中俄關系進人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僅1993年一年俄羅斯就有25個副部長級以上的代表團訪問中國，1994年訪華的代表團達36個。隨着兩國進一步開放邊境口岸，邊境和地方貿易蓬勃發展起來。中俄貿易1992年比1991年增長50.2 % ,  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長31%，達到76.79億美元。（11）(p.810)

    歸納起來，1992年上半年出現的某些不和諧因素之所以沒有對中俄關系產生重大影響，其一是由於中國始終堅持原則，排除干擾，促使兩國關係朝着健康的軌道發展；其二也與俄羅斯外交政策在這一年開始的調整有關。對俄羅斯而言，當它把外交的重點從完全倒向西方轉而走向東西方平衡時，中俄關系就顯得突出了。當然，更深層的原因是國家利益。伊萬諾夫在總結俄外交領域的教訓時也認識到：“在充滿矛盾的國際形勢條件下，我們越來越確信，對外政策唯一可靠的方針，是始終捍衞國家利益。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當代的威脅和挑戰作出相應的反應，就一系列問題自覺地形成自己的立場，目標明確地確定同其他國家的關係。”（28）（p.7）1992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中俄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兩國學者一致認為進一步發展中俄關係存在着巨大的潛力和廣闊的前景。這個結論就是在分析兩國的國家利益基礎上得出來的。學者們指出，中俄在國際上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相反卻存在共同的利益;兩國最高領導都高度重視睦鄰友好關係，視對方為最主要的鄰國;兩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互為補充的經濟結構，等等。（31）正是由於國家層面上的一系列利益上的共同點，決定了中俄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不斷接近，也決定了兩國關係的不斷攀升。當然，在中俄關系的發展中，也時常會出現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如近幾年被某些人經常鼓譟的“中國威脅”論，也就是説，中俄關系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人們忽視的變數。但是，我們相信，在兩國的共同利益面前，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消極因素終會讓位於積極因素，變數也終有一天會成為有利於兩國關係的定數。這是不以某些懷有敵意的人的意志為轉移的。1992年中俄關系發展的歷史就説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