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做台灣研究不容易_風聞

從廈門大學1980年開辦台灣研究所算起，台灣研究作為一個正式的研究領域已經走過了將近40年的歷程。雖然這個領域的研究積累也算久，個人進入的門檻也不高，但任何一個在這個圈子中的人都多少覺得，在這個領域的耕耘並不容易，很難取得成果。很多人前仆後繼，也亦有更多人中途退出，甚至徹底與台灣事務絕緣。縱然也有很多泰級別的人物，但基本都是左右開弓，有人做美國，有人做日本，除了台灣還有其他安身立命的本事，像陳孔立只為台灣辛勤一輩子的老前輩，鳳毛麟角，後起之秀基本都秉持着技多不壓身的原則，從容的在各個相關領域遊走，有事才會擺出台灣研究的頭銜。

為什麼做台灣研究比較難？這其實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但根本上的問題在於台灣尷尬的地位。台灣“是國不是國”，“是省不是省”的模糊角色，在一個具有“大一統”傳統的國家之中，是一個敏感的存在。台灣研究是一個側重政策性的研究領域，你很難將其視作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也就限制了你的討論空間。迄今為止，關於兩岸的新奇理論，多出自台灣的學者，他們可以從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等學科借鑑和發揚，但這些理論的經驗基礎都或多或少有“兩國論”的前提。在“一箇中國”原則下，任意地發揮都有可能踩到紅線，而在兩岸關係如履薄冰的時候，一些有益的嘗試也會被別有用心的人上綱上線，解讀到不着邊際。

論文是學者個人價值的唯一體現，但涉台研究成果發佈的難度較高。台灣研究這個領域的人際圈子相對集中，一場論壇幾乎可以認識全部研究人員。圈子小，核心刊物也就少，新一期的南大核心評估僅留下了《台灣研究集刊》一家，考評壓力陡然增大。綜合性刊物、或者學科類刊物雖然也是考慮的方向，但這個領域太受政治形勢的影響，編輯出於明哲保身的目的，對和台灣沾邊的研究都持有謹慎的態度，哪怕台灣只是被作為一個案例來論證一個新提出的理論。國外刊物的自由度相對較大，一些台灣研究轉進SSCI也是常見的路徑，但台灣體量真的是太小了，影響力不夠，雖然是學術類刊物，但終歸是雜誌，編輯也是要考慮閲讀量的。

尺度小，發表難，也不怪大家為了生存各顯神通。其實在大陸事關統戰的研究一向經費充足，全國各大高校和智庫都有台灣研究的相關機構，以期能分到這杯羹，生活滋潤的台灣研究大咖往往都是政府的重要智囊，高校屆天字第一號的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已經多年沒有理論輸出，但卻是諮詢和宣傳的重地。所以，想留在這個圈子，不是不能活，但秉持純學術理想肯定活不下去。當然也有一些通過學者會走“次國家”的道路，將研究單元縮小，比如上海交通大學的林岡教授，公開的成果基本大部分聚焦在台灣的政黨，有許多理論上的貢獻，但其美國的背景，也讓他隨時能夠從台灣專家轉變為美國專家，雞蛋終歸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裏。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國家和社會是二元的研究單元，如果上文的原因來自國家層面，那麼社會層面也給這個領域的研究帶來一定的阻礙，這個阻礙主要指的是民意構建起來的輿論環境。

關注兩岸關係的人應該都有體驗，近年來大陸對台灣的民意並不友善，蔑視、仇視的言論增多，“武統”言論氾濫，台灣在大家眼中已經不是“太平洋的風”。這種心態的變化，一方面來自國家發展而抬升的民族主義情緒。國人本就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傳統，隨着兩岸實力對比越來越明顯傾向大陸，大陸民眾愈發自信，而台灣問題的久拖不決，一定程度上會刺激急切情緒。另一方面，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和兩岸開放互動，兩地幾乎可以達到資訊互聯互通的程度，因為島內政治形勢多變，而誘發的台灣社會對大陸民眾態度的幻化莫測，也讓長期受教“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大陸民眾感到極度失望和憤懣。

這兩種情感結合在一起，便構建起了不利於台灣的公共輿論空間，大眾傳媒的市場導向，會繼續膨脹和鞏固這個場域。那麼相應的，怕受到輿論攻擊，一些涉台言論的尺寸也會受到限縮，嘲諷、挖苦台灣的情緒化文章越來越多，真實反映現實狀況的內容就會被自動驅逐。人們常説台灣媒體環境是封閉的，台灣精英用阿貓阿狗新聞來給台灣民眾灌雞湯，從某種程度講，大陸涉台的輿論環境也是如此，正在趨向一種自娛自樂性的封閉，人們相信也樂於看到台灣整體的崩壞，而忽略台灣在諸多微觀領域還領先大陸超多。

無論是朝堂之上，還是江湖之遠，台灣問題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已經讓台灣研究的困難程度超出了學術汗水的純粹，但或許這也是其極具魅力的地方。特殊性和複雜性本身就是在提供新的經驗事實，這會帶來豐沛的議題選擇，保持這個領域的話題熱度，這對每一個熱衷台灣的人而言都是一種誘惑。但玫瑰是帶刺的，理想值得鼓勵，但也需要長袖善舞的聰慧。只要統一大業還在進行，還會有更多的人投入其中，甚至統一後如何進行治理和整合，也會保持台灣研究的生命力。縱然台灣研究者像被三明治一樣夾在中間，但上下壓力之下滲出的醬香，也甚為甘甜。

（原文首發在多維新聞，發帖時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