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的日本（一）：民族“娘化”_風聞

【文/紅色槍騎兵】

1945年8月28日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因為侵略戰爭的失敗，這個國家首次全境被外國納入軍事佔領之下。佔領日本的美軍設置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要將日本徹底重建為一個美式民主社會，一個再也不可能成為戰爭策源地的國家。幾十年後的今天看來，日本似乎並未因為戰敗和佔領而改變，佔領軍激進的改革彷彿成為了歷史長河中的小小插曲。但是至少在1940年代的最後幾年中，日本似乎離脱胎換骨已經如此之近。日本在戰敗後的幾年中，到底經歷了什麼，又留下了什麼？

1947年，在東京破敗的街道上方，舞女躺在樓頂上

忍所不能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終於在廣播中語義含糊地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並不僅僅是一份勸降的文書，甚至也並非僅僅是戰爭目標的宣言。在它惜墨如金的字句中已經包含了戰後要對日本進行改造的目標。

宣言裏面寫明：“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以及盟軍佔領的結束需要上**“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日本只能有生產“其經濟所必須品及可以償付貨物賠款之工業”，而不可能繼續維持總體戰能力。

事實上，《波茨坦宣言》這些簡明扼要的條例僅僅是對許多更為具體文件的總結：即將主導對日佔領的美國陸軍部計劃着要在日本搞一次規模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其目的是要將日本徹底和永久性地解除武裝和非軍事化。

在政治和社會上，要建立一個既反對軍國主義復活又能抵擋共產主義影響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要對所有鼓吹軍國主義的分子進行清算。要完全放開言論和出版自由，徹底改變日本民眾的性格。

而對於經濟方面，則準備解散掌握日本大部分工商業命脈的產業和金融聯合體，促進勞工運動和土地改革。日本的產業結構將被調整為以生產低端消費品為主。

總的來説，美國人打算徹底重建日本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結構，甚至還要改變國民性格。這樣的工作量無異於重建一個日本。

日本民眾跪在瓦礫中收聽“玉音放送”

其實，就戰後遭到的處置而言，日本是相當走運了：當時東西陣營對抗的苗頭已經顯現，超級大國對於佔領地區的處理，往往是基於赤裸裸的實力政治。德國被一分為四實施軍事統治，朝鮮被美蘇分割佔領，先前淪為戰場的亞洲和歐洲國家，已經被大國各自劃定為勢力範圍，無論美國還是蘇聯都沒有什麼興趣對他們進行重建，只想着扶持聽話的政權。

美國唯獨對日本另眼相待，要對其日本進行徹底的和平與民主改造。在軍國主義政府壓榨下喘息了幾十年的日本人民之所以這麼幸運，主要是因為美國的戰略佈局：朝鮮半島是與蘇聯對峙的前線，而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則是美國亞洲反共的主要基石。日本的定位就顯得很超然，美國希望它成為一個友好的弱國，一個無力也無害的盟友。

可是，日本的統治者們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並不是為了接受這種改造。在《終戰詔書》裏面，裕仁清楚地説出了投降的目的：“朕於茲得以護持國體”。什麼是日本的“國體”呢？**所謂“國體”從政治上説是日本天皇，世襲權門和官僚的統治秩序，而從經濟上説則是在戰爭中建立起來的總體戰工業體系。**對於裕仁天皇和高官們來説，正是存着這樣偉大的目標，他們才“忍所不能忍”，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

事後看來，裕仁天皇和他的重臣們並沒有認真讀懂《波茨坦宣言》，至少是沒有按照美國人的方式直白地理解它。他們想的是：倒退三十年，日本不也曾經是堂堂的“君主立憲民主制度”，是“光明磊落反戰國家”嗎？所謂“和平與民主”改革，無非就是將粗暴的軍人剪除，恢復天皇和門閥精英的“善政”。這與“國體”並不違背。

即便是已經戰敗投降，裕仁和他的重臣們依然懷揣着這種日本式的一廂情願。他們還不知道美國人絲毫不珍惜這個“國體”。如果佔領軍的改造得以實現，當然意味着意味着日本的“國體”將灰飛煙滅。

反差萌

1945年8月28日，第一批盟軍終於踏上了日本的國土，他們的任務是建立佔領軍在接下來幾年管理日本的主要機構：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SCAP）。不過在日本，另一個簡稱用得更廣泛些：GHQ——“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最高司令官”就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位於東京千代田區有樂町的第一生命保險大廈，當年是駐日佔領軍的司令部

佔領軍在這個島國首先見到的是一片瓦礫：由於美軍的戰略轟炸（包括兩顆原子彈），66個主要城市被嚴重摧毀，城區的40%都被毀滅。東京65%的住房被炸燬，真正完好的僅剩下皇宮和少數繁華地段——佔領軍立即從容不迫地將其徵用，這裏就成了通行英語的“小美國”。

最開始佔領軍們還是有點心驚膽戰的：或許日本人會仇恨造成這一切的美國人，他們可能會利用藏匿的武器搶劫佔領軍，或者發動自殺式攻擊。但事實卻正相反，到處都是一致的配合和順從。尤其是有許多漂亮的年輕女性，穿着豔麗的和服或者是時尚的洋裝，一邊微笑着揮手一邊用帶口音的英語説着“哈嘍”。很快這些姑娘們就學會了按照美國人的方式燙頭髮，塗鮮豔的口紅，並且還會以美國式的直白摟住白人和黑人的脖子，説“愛老虎油”了。

有樂町是佔領軍機關的集中地，同樣也是站街女集中的地方

這倒讓佔領軍們喜出望外又大吃一驚：以往他們見到的日本人形象都是穿着骯髒醜陋軍服的士兵，挺着刺刀，神態野蠻兇狠。如今到處都是年輕女性挽着他們的胳膊，坐進他們的吉普車，住進他們的住處，不分日夜順從地服侍着他們。**日本民族的形象本來是狠毒陰險的敵人，現在卻似乎突然給“娘化”了，**變成了容易操縱，可以隨意享用的女性。這種奇異的“反差萌”不亞於幾十年後他們的子孫看到日本人將戰艦和王牌飛行員娘化的感覺。

這種形制高貴的和服曾是貴族女性在正式場合才着用的，不過給佔領軍服務的女侍們普遍穿這種衣服

自然，其中有一部分女性來自官方建立的對佔領軍特殊慰安組織（RAA），然而它的宗旨並非是有意要去鼓勵女性服從佔領軍，反而是要防止這種情況出現：慰安組織的本來目的就是引導佔領軍只去“使用”部分特定的女性，從而讓保衞大多數大和撫子的貞操。進一步説就是要保護種族的純潔和日本女性從屬於日本男性的“社會良俗”。

日本官方根據他們在戰爭中的經驗，認為美軍一旦登陸肯定會衝進各家各户強姦婦女，正像日軍乾的一樣。因此他們在建立慰安機構的同時，警告年輕女性們不要對佔領軍表現得太過友善。畢竟在一個男權社會中，本族婦女為外國人所“佔有”實在是件丟臉的事情。

美軍佔領留下了不少混血後裔，比方説日本影星草刈正雄

RAA以“為國獻身”的高尚情操感召了一些身世清白或者不那麼清白的婦女，但是似乎忘了考慮她們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承受能力，有一位先前是文員的姑娘因為一天接待20個顧客，最終精神崩潰自殺。RAA慰安機構很快就因為性病流行而關閉了。

事實證明大和撫子們讓當局失望了，她們並不覺得自己的貞操需要保護，而是很自然地就獻出去了。美軍的強姦事件多少是有一些的，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日本女性主動去親近他們。在眾多媒體的報道中，她們的形象被勾勒出來：塗着厚厚的口紅，穿着從佔領軍消費社裏買來的絲襪，在路燈下搔首弄姿。這些“潘潘”（站街女郎）的行為並沒有任何高尚或者保護同胞而犧牲自己的想法，相反，她們的目的是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

當時留下來的報道揭露了這樣一個事實：**不少“潘潘”並不為温飽犯愁，她們出賣身體的所得往往花在了化妝品和奢侈品上。**尤其令當局難堪的是，“潘潘”們表示賣身於人的墮落生活令她們樂在其中，用口紅和絲襪把自己裝扮起來讓他們感受到了戰敗前的生活中少見的“自由和真實”。她們而是痴迷於追逐“愛情”的生活，痴迷於周旋在外國男人中的感覺。“潘潘”們尤其對“從良”的規勸嗤之以鼻，因為那些鼓勵大家“振作起來建設新日本”的官員和名人，幾乎也都在從事着阿諛佔領軍的工作。

RAA的失敗和潘潘女郎們也為日本當局敲響了警鐘：指望日本民眾去抵制佔領軍的改造是不可能的。從物質到精神都徹底戰敗的日本國民正不加區分地歡迎佔領軍帶來的一切，當然也包括大逆不道的改革措施。

精神戰敗

長達15年的“大東亞戰爭”，讓日本損失了全部財富的四分之一，包括五分之四的船隻，三分之一的機器設備，和四分之一的陸地交通工具，農村生活水平降低到戰前的65%，城鎮生活水平降到35%。

遭到戰略轟炸的東京

戰爭是結束了，但還有些戰爭的孽債要償還。戰爭時期日本經濟的運轉，相當程度上依靠從佔領區掠奪的物資和勞動力。在偷襲珍珠港以前，**日本稻米的31%，食糖的92%，大豆的58%和食鹽的45%依賴從朝鮮，台灣和中國大陸輸入。日本本土的煤礦幾乎全靠從中國和朝鮮掠奪的勞力維持開採。**戰爭一結束，掠奪和奴役就都隨之結束了，而最基本的糧食和燃料供應都成了問題。

1945年的日本遭遇了1910年以來最大的歉收，這點僅有的糧食也立即被囤積藏匿起來。幾百萬陸海軍官兵從海外回國，更加重了食物供應的負擔。供應生活必需品的配給制度瀕於崩潰，主婦們常看的雜誌裏面開始介紹怎麼種植家庭菜園和分辨可食用的野菜，而青少年雜誌則開始鼓勵孩子們捉螞蚱吃。**到了10月，東京的大米儲備僅夠維持三天。**媒體不無聳人聽聞地指出，1945年的冬天可能會有數以百萬計的日本人凍餓而死。

最後，是美國大發慈悲，用食物將日本從饑荒的邊緣拯救了出來。日本人民並未因此完全吃飽，但至少有餘力去趴在“小美國”的美軍消費社的櫥窗上，呆看來自大洋彼岸的奢侈品：糖果，雪茄，留聲機和收音機，其中還有些本土產物，比方説絲綢質的和服和珍貴的古董。

“小美國”地區一角的陸軍消費社（PX）

日本人從物質上戰敗的同時，精神上也戰敗了。據稱是“解放黃種人”的“大東亞聖戰”最後給日本帶來的是毀滅和災難，“神國”的子民現在要吃“鬼畜”的嗟來之食過活，先前他們每天生活在“一億總玉碎”的死亡壓力之下，而現在證明這種犧牲是徒勞和虛妄的。

日本帝國為了動員國民參與總體戰而構建起來的上層建築整個崩塌掉了。於是民眾立即轉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就像歡迎美國的救濟糧一樣，歡迎佔領軍的改革。

10月4日，GHQ發佈了《人權指令》，宣佈解除政治言論限制，廢除旨在鎮壓左翼人士的《治安維持法》，臭名昭著的特高科警察被解散，政治犯全部被釋放了。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為表示抗議宣佈辭職，而一週之後，接任的首相幣原喜重郎等到的是更加重磅的命令：要求實現“憲法的自由化”，促進勞工運動和教育自由，賦予婦女選舉權，改變產業壟斷實現經濟民主，總之，消除日本社會一切的專制統治殘餘。

11月初，佔領軍開始解體作為財閥中心的控股公司。12月15日，作為天皇崇拜和軍國主義信仰中心的國家神道教被勒令與國家政權分離，12月22日，在GHQ的壓力下，議會通過了保障勞動者集會，罷工，團體交涉權利的工會法。

日本民眾還沒有完全理解天賜改革的意義，就迫不及待地山呼萬歲。民主與和平被視為大能的麥克阿瑟元帥和佔領軍賜予的禮物——**如果要日本人自己來，恐怕無法做到這麼徹底和有效率，一方面因為來自草根的民主力量還很弱小，一方面是日本人自己沒有這麼敢想敢幹。**而保守派們們打心眼裏抗拒這種改革，他們依然有能力壓制飢餓疲勞的民眾，可是沒法抵擋佔領軍的直接要求。

裕仁和他的重臣們反對一切將關於天皇制，專制統治，政治壓迫和侵略政策等“根本性”原因的追究，企圖將戰爭解釋為軍隊內部一小撮不負責任的陰謀分子帶來的“失常”行為。眼看着“國體”日漸動搖，這些人幾乎五內俱焚。

不過佔領軍畢竟是外來的強龍，還不熟悉日本的特殊國情。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日本的統治精英們展開了令人歎為觀止的集體隱秘行動，試圖抗拒佔領軍的經濟民主化，結果卻造成了日本經濟史上空前的浩劫。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