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放任經濟學的邏輯謬誤_風聞

我始終覺得英文裏一些單字的中文翻譯並不恰當，有時這種翻譯上的偏差，甚至會導致長期而深刻的誤解，從而引發了政策上的嚴重後果。在經濟學和政治學裏，最重要的例子可能是“Liberal”這個形容詞吧。我認為正確的翻譯是“開明放任的”，而不是“自由的”，所以它的動詞“Liberate”是“解放”；它的名詞變化“Liberty”則是“受放任”的意思，因而經常可以和“Freedom”（“自由”）混用，雖然實際上還是有細微的差別，不能完全通用。但是“Liberalism”就應該翻成“放任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Freedomism”？）才對。

那麼美國的所謂“Liberal Democracy”就是“開明放任式民主制”而不是“自由派民主”；“Liberal Economics”也應該是“放任經濟學”而不是“自由經濟學”。

不論如何，美國式的放任經濟學是由資本家鼓勵資助、基於一系列錯誤的假設、最終一再導致危險而有害的結果，這個事實我已經多次討論過了。它的錯誤假設包括Homo economicus是完全理性、全知全能、絕對遵守規則和道德（可是放任經濟學又同時不容許外來的規則和道德，所以這種自發的良知，如何在細節上保持一致，也是不能解釋的）、並且個別獨立（所以企業是美式經濟學的內建矛盾）。這些假設的謬誤性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廣為所知（參見林毅夫的著作），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政策沒有被美式思想毒害的主因。

今天我想提出放任經濟學的另一個邏輯謬誤，它是基於數學上博弈論（Game Theory）的一個已知事實，但是我從來沒有見到有人把它應用在經濟學上。如果這是因為我孤陋寡聞，那麼請讀者更正指教。

這個博弈論上的結果，叫做Braess’ Paradox（佈雷斯悖論），由德國數學家Dietrich Braess在1968年提出，一般被應用在交通管理和電網設計上。它是非常違反直覺的，因為它説，增建道路可能反而阻礙交通。

上圖是佈雷斯悖論的一個簡單例子。交通從左邊的Start開始，要前往右邊的End。原本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分別經過A和B。從Start到A，和從B到End，都是普通的單線公路，所以所需的時間t=T/100，這裏T是路上車輛的總數。從Start到B，和從A到End，是非常寬廣、但是比較曲折的高速公路，所以t在實用範圍內基本是定值=45。

假設我們有4000輛車必須從Start開到End，那麼效率最高的分配，是2000輛走A路、2000輛走B路。如此一來，大家都花費2000/100+45=65時間單位。請注意，這個最優解並不需要交通警察來強制執行。如果所有的駕駛人都是全知全能、而且完全理性，那麼他們自然會平均分佈到兩條路線上去。事實上，即使大部分人是非理性的，只要理性的少數不是太少，後者仍然可能彌補前者的一窩蜂，平衡兩條路的交通；這正是我以前解釋過的“套利”（“Arbitrage”）機制。換句話説，在這個設定的背景下，放任經濟學是可以得到最優解的。

現在假設有人注意到A點和B點的位置很近，可以很簡單地開通聯繫，於是花了大錢建了一個效率極高的交流道，效率高到A、B之間所需的交通時間可忽略不計。那麼這時每個駕駛的個別最優解（也就是放任經濟學的最優解），都是從Start先到A，接着轉到B，然後才開往End；但是所需的時間是多少呢？t=4000/100+4000/100=80！！！換句話説，大家都吃虧了。

考慮最後做決定的那位駕駛，他是全知全能而且完全理性，並且有合理的道德以及守法精神。如果他也走大家的路，那麼他必須花80的時間；如果他走大家不走的路，那麼他必須花t=45+45=90的時間。做這個犧牲會幫助其他人多少呢？那3999位駕駛所花費的時間減少到t=3999/100+3999/100=79.98，每人節省了0.02時間單位。我想這樣的犧牲，只有墨子的信徒才會自願；一般的道德標準是不會做出這樣的要求的。

所以總體來説，有了交通警察，強迫關閉A和B之間的捷徑，是現實裏唯一能讓羣體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換句話説，集中的管理和協調，是經濟效率最優化的必要元素之一。放任經濟學先天就無法達到Global Optimum（全局最優）。上面的例子，在交通上似乎不常見，但是在經濟上卻是俯拾皆是，A和B之間的捷徑往往對應着新科技所帶來的新經濟手段，沒有了適當的監管，這些新生意並不一定是對整體社會有利的。

【後注】忘了提，正文中那個例子，在開通了新的交流道之後，全局的最優解並不是把A和B之間的聯通封死，而是2250人先到A，然後只有500人被容許轉到B。當然這樣相對更復雜的方案，更是隻有在集中計劃協調之下，才有可能。

請注意，這個最優解並不是完全平等的：只有那500人可以享受到t=45的優惠待遇，其他3500人的t=67.5，反而比原先的t=65稍微糟糕一些；而享受優待的那500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能和貢獻。這正是市場經濟的一個特徵：全局的最優解，往往是不平等、甚至可以説是不公平的，即使有了強力有效的政府監管，為了社會羣體利益的最大化，還是有些人會得不到他們的Fair Share（合理報酬），所以社會主義的最低福利保證，是彌補市場經濟先天缺陷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