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政體的國家在歐洲歷史進程中的演化_風聞

作為政體的國家在歐洲歷史進程中的演化

李非

在中國近五千年曆史中，秦國一統天下的時間為公元前三世紀末，自此之後，中央專制的王朝週期性崛起，興盛，衰亡。漢、唐、宋、元、明、清都是當時世界頂尖的強盛的中央大帝國。大一統的國家觀念已經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到每個中國人的頭腦。

與此相反，自從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文明，公元前509年建立的古羅馬帝國創造出燦爛的西方文明，並相繼衰落之後，西方開始了歷史性的大衰敗，經歷了黑暗的千年矇昧時代。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內，歐洲再也沒有走出復辟羅馬帝國，一統西方天下，並循環往復的道路。古希臘的文明，古羅馬的帝國成為永恆的過去，漸漸被人忘記。

失去了統一，黑暗的看不到盡頭的歐洲“世界”使得宗教興盛起來，公元一世紀，基督教誕生，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很快，伊斯蘭諸帝國強大起來，而歐洲卻是教派紛爭，城邦林立，商人坐大，一個又一個小國的出現與滅亡如同天上的流星閃爍。一些商人的聯合體武裝割據於城邦，以金錢和暴力為雙重手段控制着大片地區，在教會、國王、市民和農民之間取得平衡。在這個時期，西方人的宗教意識頑固，國家觀念十分淡漠。整個歐洲沒有抵於外族入侵的能力，遭到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一遍遍地屠殺和洗劫，歐洲成為飽受壓迫的蠻荒之地。

在十五、十六世紀後，含英國、法國、丹麥、俄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德國等諸封建國家的集羣才在歐洲形成。這些封建國家中，荷蘭和德國建國最晚，對應於中國的明末清初時代，法國、英國、西班牙要早一些，但也在公元四世紀之後，對應於中國歷史上的漢朝三國時代。這個地區的封建國家體系建立後，不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比中國的春秋戰國列強爭霸激烈，而且還多次經歷異族異教的入侵和壓迫。一個個國家不斷產生，又很快滅亡。十一世紀為反抗異教徒的壓迫，十字軍東征。到了十三世紀，被西方稱為“黃禍”的忽必烈的蒙古軍隊開始了對歐洲的大屠殺，大洗劫，並佔領和統治了歐洲很大一部分地區。在朱元璋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推翻元朝後，被稱為“黃禍”的蒙古人對歐洲的統治壓迫崩潰，才使得歐洲得以喘息。這時開始了被稱為資本主義啓萌的文藝復興運動，基督教的地位得以確立。整個地區才迎來相對和平的時期。

按照辯證法的邏輯，最黑暗處往往生出光明。工業社會的草創，恰恰也在當時最為黑暗的西方發生。該地首先是農業生產力極不發達，一個地區往往只有單一的產品。如某地只產羊毛，某地只產鹹魚，某地只產亞麻等。這使得商貿不得不發展，商貿的發展促進了商品的需求，商人羣體壯大。由於貿易的發展，商路的擴大，商品數量和質量的要求提高，用人力生產不能滿足需要，利用人力之外能源驅動的機器因此被髮明出來。工商業制度由此而漸具雛型。在交易規模擴大的過程中，商人創造了保證資本運作的會計與信用制度，以及商品交易所和股份制，為商貿和工業發展提供了保證。城邦小國間的貿易使得商業得到發展，惡劣的農業環境造成產品的單一，地域間人民的生存極大的依賴於貿易，客觀上造成商人的地位很高。需求的擴大使得商人與諸封建小國結盟，靠着國家暴力工具的保護進行貿易和搶劫，依靠奴隸的勞動擴大生產，使得生產力擴大。

伴隨商業和貿易的發展，在商人的參與下，歐洲由國王統治的各個封建國家開始強盛起來。與中國自秦統一天下後輪番更替的中央專制王朝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國王缺乏絕對的權力，國王、貴族、教會和商人就權勢相互勾心鬥角，依靠四方的利益均衡取得政權內部的穩定，併為了他們的共同利益向外擴張。

這時歐洲內部各國紛爭不斷，霸權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間易手。而在諸封建王國內部，已成為資本家的商人先是以金錢對抗權力，辦法從公開討價還價到暗地裏行賄收買國王或者貴族，最終是通過若干次流血的或不流血的革命，爭得了合法的，公開地用金錢競爭執掌統治權的國家制度。這樣一種制度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從這個制度產生的外部與內部環境看，脱胎於封建諸國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有很強的封建屬性。

只有在屬地不大，國王權力受限，並與教會存在矛盾的環境下，資本主義才獲得充分發展的自由，得到自己的“領地”，這個“領地”就是資本家自己的企業。在企業中，資本家就和封建領主一樣，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是世襲的，完全自由的。而為資本家勞動的工人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完全喪失自由的。過去有美國農業資本家買來的黑人奴隸為資本家做苦工。今天依然有少數地區，資本家使用奴工為其勞動。這一時期是自由資本主以發展的早期，有很強的“工業奴隸社會”特徵。

隨着歐洲地區對世界其它地區的貿易擴大和殖民佔領，一個個國家開始強大，資本家日益依賴國家的力量開拓新的市場，爭奪市場份額。這個時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諸霸權國相繼興起，霸權在諸國間不斷易手。這個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恰好對應為“工業時代的封建”。在這個時期，國家開始強大，國家內商人的地位很高，國家幾乎成為商人的國家，國王和王公貴族經常參與商人的買賣，與他們共享利潤。

像麥哲倫、哥倫布這樣著名的冒險家都是靠説服國王及資本家對探險事業參股分肥，而成就了他們劃時代的大航海發現的。這樣一些國家，説的好聽，是擴大了的城邦，城邦中的人要靠外出經商生活。説的難聽，實際上就是一些匪巢，住在裏面的土匪要靠外出搶劫，殺人越貨生活。土匪與匪巢之間，只有利益的相互依賴關係，沒有忠誠。在如此淡薄的“國家”觀念下，作為資本家和工匠的國民往往隨某個國家的興盛而進入這個國家，又隨國家的衰亡而逃離這個國家。在各霸權國相繼興盛衰亡的過程中，伴隨資本家及能工巧匠的流動，資本隨之流向霸權的中心。當霸權國衰落的時候，資本體現為大規模的流出。最終，整個世界性的資本像雪球一樣，跨國界的滾動，越滾越大。

歷經三百年的發展，歐洲的霸權國不斷更換，從葡萄牙到西班牙，從西班牙到荷蘭，從荷蘭到法國和英國。現代國家意識，在這樣的霸權爭奪戰中，才逐漸成形，體現為愛國主義。愛國就是愛自己乃至家族的根本利益，愛國表現為積極參與國是，愛國表現為奮勇參加國家間的戰爭。一場戰爭的勝利，標誌着國家內國民個人利益的進一步上升。進入20世紀，最強烈地想從英國及美國手中爭奪霸權的國家，是德國和日本。

德國統一的很晚，其實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這樣的國家裏，國民的國家意識最強。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充分認識到了以國家形態來保護和發展本國工商業的重要性和高效率。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從哲學的高度論證了國家的神聖性，德國政治家俾斯麥則在經濟上實踐了李斯特的學説，開以國家體制行資本主義的先河，從而使得德國迅速崛起壯大，最後通過“普法戰爭”的勝利，使得德國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日本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是年輕的，作為農耕封建社會是最古老的。歷經一千五百多年來，天皇始終都是名譽上的最高統治者，而治權在大名手上，大名對國家的統治權則是通過武士刀和鮮血進行的“戰爭競選”得到的。整個社會儼然是2000年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活化石。這樣，日本以封建社會的形態接受西方同樣自封建社會演變而來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相對中國來説，要容易的多。僅僅需要大名成為資本家，武裝的爭奪日本治權變為資本家通過和平的方式競選治權。而日本的現代國家意識從過去武士家臣對大名的忠誠轉化為對代表國家形象的天皇的忠誠。通過“甲午戰爭”的勝利，日本在剝奪了中國的巨大財富後，也因之而強盛起來。

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取得國家政權的資本家們，通過立法、民主選舉制度、輿論宣傳、經濟政治文化理論等社會上層建築各個方面，徹底堵死了原先社會中作為一個重大階級的官吏能夠出頭的機會，使官吏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存在。這樣，名義上的“國家”始終處於弱勢，決策層在資本家集團，資本家集團總是在關鍵的時刻才利用“國家”來號召全體國民做出犧牲，以便為自己謀得最大利益。以英國為例，歷來發動的爭奪殖民地的戰爭有許多是英國商人搞的，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大規模向中國走私鴉片，遭到清政府的抵制，為此左右英國政府的英國資本家不惜發動對中國的鴉片戰爭。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事先與英國滙豐銀行簽訂了分肥合約。直到現在，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也是軍隊開道，商人後續跟進分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