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嶽父楊昌濟四次致函吳稚暉_風聞

【王興國  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船山學社社長】

楊昌濟在英國留學時，於1911年至1912年間先後給吳稚暉寫過幾封信。這些信主要是圍繞楊毓麟蹈海和辛亥革命勝利而展開的。

昌濟毓麟，親如兄弟

楊昌濟（1871—1920），字華生；楊毓麟（1872—1911），字篤生。二者均為湖南長沙人。後者在年齡上比前者只小一歲，但在族中卻小兩輩，所以後者稱前者為“叔祖”。輩分雖然不同，但卻情同手足。他們曾在長沙城南書院同學，又都參加過戊戌時期湖南的一些變法活動。變法失敗，先後赴日本留學。楊毓麟是1902年4月初抵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專攻政法。但他“見國勢日危，欲奔走呼號以救之，不復能安心求學”①。

在讀書期間即參加許多革命活動，並於1906年6月加入同盟會，1907年在上海任《神州日報》總主筆。楊昌濟則於1903年到日本，先後進入弘文學院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讀書。他雖然也參加過楊毓麟等人組織的拒俄運動，但不願參加拒俄義勇隊。他的理由是：“吾自度非破壞才，且志在學問，不能從軍也。”②所以一直潛心在日本讀書。

圖｜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楊昌濟

圖｜楊毓麟（1872-1922）

1908年4月，楊毓麟當了清政府派駐歐洲留學生總監蒯光典的秘書。楊毓麟到英國後，和當時正在英國留學的章士釗一道，向蒯光典極力稱讚楊昌濟的道德學問，蒯於是調楊到英國繼續深造。1909年春天，楊昌濟來到英國進入蘇格蘭阿伯丁大學留學。這年冬天蒯光典因故去職，楊毓麟辭去秘書的職務也進入阿伯丁大學專攻英文。

楊昌濟和楊毓麟再一次同學。可是當他們在英國緊張地進行學習的時候，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難。消息傳到英國時，楊昌濟和楊毓麟都十分悲痛，而楊毓麟尤甚。犧牲者大多是同盟會的骨幹、楊毓麟的親密戰友，因此對他的刺激最大。他本來就有製造暗殺武器、導致炸藥爆炸留下頭痛的毛病，這時更是夜不成寐，憂傷過度，精神失常，時哭時歌。後來，他又看到英國報紙公然鼓吹瓜分中國，而清政府對帝國主義的無理要求則步步退讓，於是更加憤慨不能自已，準備自殺。

他託吳稚暉和石瑛將其歷年積蓄130英鎊中的100鎊轉交黃興作為革命經費，30鎊轉寄其老母，以報養育之恩。8月5日，從阿伯丁乘車到利物浦投海自殺，遺體為漁夫所獲。

毓麟蹈海，稚暉善後

楊毓麟自殺時，楊昌濟正在德國旅遊。當他得知楊毓麟的噩耗時，其遺體已經由吳稚暉主持埋葬在利物浦公共墓園。楊毓麟為何將積蓄交吳稚暉、石瑛處理，吳氏又為什麼主持楊毓麟的葬禮呢？這是由他們當時在英國留學生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吳稚暉（1865—1953），名朓，字敬恆。江蘇武進人。1903年7月《蘇報》案爆發，吳遭通緝，逃往英國倫敦，過起了半工半讀的留英生活。他樂助好施，在中國留英學生中聲望頗高。

1905年春，吳在倫敦與孫中山結識，同年冬加入中國同盟會，成為孫中山的忠實信徒。1907年6月他在法國巴黎創辦《新世紀》，成為革命黨的一大喉舌，與在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報》東西呼應，因而聲名大作。1910年5月《新世紀》停刊之後，吳稚暉住在倫敦負責同盟會歐洲支部的工作。楊毓麟自殺後，吳氏是以同志身份主持其喪事的。

石瑛（1879－1943），字蘅青，湖北通山縣人。1904年留學歐洲，學習海軍專業。次年，結識孫中山。1905年，與吳稚暉等接受孫中山指示，在英國組成同盟會歐洲支部。所以當楊昌濟從德國返英並赴利物浦憑弔楊毓麟墓後，便以宗親身份於8月14日給吳稚暉寫了一封感謝信：

稚暉先生大人執事：

篤生蹈海，誠為極可悲痛之事。無窮希望，一朝頓盡，固國民之公戚，非僅友朋之私痛也。

先生高義薄雲，為之經營殯葬，表揚烈士之心跡,葬儀隆重，歿有餘榮。聞先生三夜不眠，昌濟感激至於無地。謹以同宗之故，代表其家屬先鳴謝悃。

篤生上有高堂，當不令聞此慘耗。其兄在奉天，頃已作書告之矣。篤生夫人甚賢，其兒女皆近長成，有其兄弟扶持，尚可無慮。所遺行李存阨北澱車站，收條現存敝處，但未知其鑰匙之下落，容遲當為之取出寄歸。

篤生臨命之時，曾發一書與昌濟作永訣，又有書寄其弟，屬昌濟為之轉寄。此信先寄至阨北澱，復由阨北澱轉寄德國,昌濟得信稍遲。雖星夜遄歸，竟未得親送其葬，中心疚悔莫可名狀。昨禮拜六、日至利物浦，同曹君亞伯憑弔其墳，日暮不得歸，今日始抵倫敦。先生若有何事物慾寄與其家人，昌濟可為轉達。容當趨謁恭聞大教。

專此即頌

俠安！

據吳稚暉《民國前一年日記》（載九洲出版社2013年出版之《吳稚暉全集》卷十），吳氏1911年8月7日“得篤生遺書，與蘅青(石瑛)同去利物浦。夜，見篤生屍，告警署。”8月8日，“上午，裁判。下午，看墳。”8月9日，“上午，看殮。”8月13日，“往會館借篤生照。”這就是楊昌濟在信中所説的“聞先生三夜不眠”。信中提到的曹亞伯（1875—1937），原名茂瑞，字慶雲，因信奉基督教，禮名亞伯。湖北興國州（今陽新縣）人。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6年，以官費留學英國。過新加坡時，與孫中山晤見暢談。抵英後，初習海軍，後因在英倡言革命，被清廷免去官費待遇，遂習礦冶，並任中國留學生會館館長。他陪同楊昌濟憑弔楊毓麟墓是很自然的。據吳稚暉上述日記，楊昌濟在倫敦期間曾與他見過面：8月16日，“往看楊華生。”8月18日，“華生下午來。”8月22日，“得華生書。”

圖｜楊毓麟蹈海自殺後，楊昌濟致信吳稚輝，以同宗之誼感念吳稚輝高義薄雲

代表宗親，妥理後事

8月23日，楊昌濟收到吳稚暉的信，立即覆函：

奉到來示，於篤生先生殉義情形，瞭如指掌，感何可言。留葬英倫之説，弟二次作書與性恂皆力主之。其家人皆明白人，想不至力持舊説也。

墓碑必立，已無疑義。先生若屬店主人開錢監之賬，往索取之，渠當照付。弟頃作書與之，將篤生先生苦學致疾，感憤時事，蹈海自沉情節告之，並以喪葬之費約五十七八鎊，請其由公開銷。渠得此，儘可以作報告矣。錢接公使館轉來奉天民政使張來電詢問此事，蓋性恂已知此消息矣。弟未發電與之，因葬事已妥，無庸過急也。何日立碑，弟當陪往。

信中提到的“性恂”即楊德麟（1870—1913）之字，為楊毓麟之兄。時在奉天辦《自治旬報》。信中所謂“舊説”，指按照中國傳統觀念，死後遺體要歸葬故土。而楊氏表明，他兩次給楊德麟的信，都是力主“留葬英倫”。據吳稚暉《民國前一年日記》，1911年10月2日，“楊華生來。得性恂書。”

​楊德麟回信表示同意留葬英國，並説：“如中國有重見天日之時，則烈士英靈自當隨怒潮東返；不然，則大陸沉沉，猿鶴蟲沙，生者且不知死所，歸骨又奚為乎？”③楊信中所説的錢監指錢文選（1874—1957），字士青，安徽廣德縣人。宣統元年（1909）任學部留學生襄校監試官，二年改任駐英留學生監督。錢氏當時嫌楊毓麟的墓碑費用過高拒絕開銷，經過楊昌濟做工作，還是報銷了。所以吳稚暉《民國前一年日記》1911年10月28日日記：“華生君來言：錢款付出。”“奉天民政使張”，指張作霖，時任奉天民政使。因為楊德麟在他手下工作，所以打電報給中國駐英公使館詢問楊毓麟逝世情況。

1912年3月22日，楊昌濟致信已經回國的吳稚暉雲：

篤生先生墓碑已成，聞駱君已寄其照片前來，想已收到。現在大局粗定，百事維新，需才正亟。如此品學兼優、熱誠愛國之士，正為社會國家所倚賴，乃超然長往，良可痛惜。《詩》雲：“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檢閲遺書，不覺隕涕。頃將其詩稿寄至行嚴兄處，以供先生印行之資。尚乞酌奪。石君衡青處並乞致意。

信中所説的“大局粗定”，指辛亥革命成功。這封信還表明，楊昌濟按照吳稚暉等人的願望，將他所保存的楊毓麟詩稿8篇加以整理。他還寫了一篇《蹈海烈士楊君守仁事略》，簡要而準確地記述了楊毓麟的生平和思想，與詩一起寄章士釗。這些詩和楊氏所寫《事略》於1914年發表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三、四號。

圖｜1909年，孫中山在倫敦與吳稚輝父子合影留念

武昌起義 ，力助輿論

楊毓麟殉國後兩個多月，武昌起義成功，楊昌濟一方面為楊毓麟未見革命勝利而痛惜，另一方面則為辛亥革命的勝利而熱烈歡呼。1911年10月21日楊昌濟寫信致吳稚暉，談他對革命的感想：

奉來示並讀致行、弱兩君書，仰見愛國至誠，遠謀碩畫，欣慰之至。讀今日報，知國民軍已獲勝利。薩鎮冰水師戰鬥不力，想是意存觀望。袁氏要求明年開國會，內閣純用漢人，已經允諾。然已晚矣。弟在此亦無可為計，惟與行兄商議多發幾個電報而已，有相知者告以弟之所見，冀可以少助輿論之勢力。

弟固以先生所論求學百人之一自命者，於政治運動未暇多有所助。先生濟時之傑，當此吃緊關頭，必能大有所佈置。惟貴體恐不宜過勞，尚望為國珍攝自愛，為禱。

圖｜楊昌濟就時政問題與吳稚暉寫信探討一二，表明立場，以期稍助輿論

“行、弱兩君”，“行”指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湖南長沙人。時在英國阿伯丁大學讀書。“弱”指吳弱南（1886—1973），安徽省廬江縣人，章士釗妻。“國民軍已獲勝利”，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成功。據吳稚暉《民國前一年日記》1911年10月13日,“得革命消息（實昨日晚報已有）。”“薩鎮冰水師戰鬥不力”， 薩鎮冰（1859—1952），1877年赴英國學習海軍。

1909年被委為籌備海軍大臣和海軍提督。武昌起義後，清廷急調當時在上海的薩鎮冰率海軍主力艦隻西進，配合清軍反攻。10月17日，薩鎮冰在楚有號軍艦望台上，用望遠鏡觀看革命軍與清軍在漢口鐵路線附近的交戰。革命軍前仆後繼的犧牲精神，附近工人農民冒着槍林彈雨，手執勞動工具，幫助革命軍追殺逃敵的情景，讓薩鎮冰大為驚訝。他對身旁的“楚有號”艦長説：“吾輩自服務軍界以來，從未見過如此壯烈的場面，足見清廷失去民心久矣。”

他統率的軍艦基本處於觀戰狀態，並未積極炮擊武漢三鎮，迫不得已開炮時也故意打偏。所以楊昌濟説他“意存觀望”。袁氏，指袁世凱。

武昌起義後，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已罷黜兩年有餘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袁世凱提了六項條件：第一，明年召開國會，第二組織責任內閣，第三開放黨禁，第四，寬容革命黨，第五，授以指揮前方軍事的全權，第六，保證糧草的充分供給。信中説“弟在此亦無可為計，惟與行兄（章士釗）商議多發幾個電報而已”，這段話實際涉及到長期被淹沒的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即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後，國際輿論議論紛紛，有同情者，有反對者，也有持中立態度者，於是楊昌濟便與章士釗商量，選擇那些比較傾向革命的外國輿論翻譯寄至於右任主持的《民立報》刊登。對此事，章士釗後來也有回憶：“武漢起義之明日，英倫新聞界中，異議稍起，莫禮遜於克強（黃興）尤多微詞。愚審外邦輿論之力，可左右吾黨之大事也。即擇其議之袒己者，通電《民立報》，以安吾軍心，主旨即在證明革命不足召瓜分之理。

自後一日一電，或一日數電，如是者月餘，愚發倫敦之電始休。”章氏此論，除了沒有講此事的起始是與楊昌濟商議的結果之外，其餘都是符合事實的。白吉庵在《章士釗傳》中曾引多條《民立報》上當時所刊來自英國阨北澱特電。對於此事，當時《民立報》主編于右任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的一次講演中也提到：“當時《民立報》駐英國的記者就是章行嚴先生。辛亥革命時，章先生首先打一個電報回來説，英國輿論主張對中國內政不加干涉。當時在國內革命進展上有極大有影響。”④

這個功勞是應該記在楊昌濟和章士釗兩個人身上的。所謂“先生所論求學百人”是説吳稚暉主張要有一批潛心做學問的書呆子，這一主張很符合楊昌濟“自度非破壞才，且志在學問”的一貫主張，所以他在歡呼辛亥革命的同時，又為“於政治運動未暇多有所助”而自謙。

註釋：

①《楊昌濟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頁。

②李肖聃：《楊懷中先生遺事》，《楊昌濟集》，第1269頁。

③《楊昌濟集》，第642—643頁。

④轉引自白吉庵《章士釗傳》，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頁。

（載於《世紀》雜誌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