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鏡如是中共的內應嗎？——塔山阻擊戰揭秘（二）_風聞

近年來，關於時任國民黨第17兵團司令的侯鏡如與中共在塔山阻擊戰中存在默契的説法較為流行。如在某歷史訪談節目中有嘉賓談到：“國民黨軍塔山總指揮侯鏡如是中共1925年的老黨員，南昌起義的時候是賀龍手下的20軍教導團團長，塔山激戰之前1947年他已經和中共取得了聯繫，侯鏡如藉口敵情不明拖延援軍的進度，毀滅了蔣介石東西對進的最後希望，塔山激戰之後十個月，侯鏡如率兵起義投奔了共軍。”[1]有的研究著作斷言：“從侯鏡如的簡歷看，似乎不用作過多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侯鏡如當時的心態。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為黨做了大量的工作，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後才參加國民黨軍隊，1947年又與我黨建立了秘密聯繫，他當然不會拼命為蔣介石賣命”。[2]有的文章將侯鏡如在塔山阻擊戰中的一些消極舉措與言論稱之為“對塔山戰役取得勝利起了獨特的積極作用”、“顯然是侯鏡如以自己的方式幫助中共和解放軍”。[3]然而，考諸事實，侯鏡如當時與中共已經取得聯繫或默契的説法難以成立。

從侯鏡如的經歷來看，他確實曾是中共黨員，但自1931年因作“兵運”工作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之後，長期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一直並未能與中共再次建立起組織聯繫。所謂侯鏡如“1947年又與我黨建立了秘密聯繫”，根據當事人的回憶，較為確切的情況是：1947年8月，北平地下黨學委會擔任中小學教委書記的薛成業在韓自勵的介紹下與李介人見面。薛成業與師大女附中的進步教師王友石有地下工作關係，日本投降後，侯鏡如任北平警備司令期間，韓自勵曾任北平市宛平縣政府秘書。而92軍的軍需副官李介人則是韓自勵的學生，又是侯鏡如的外甥，與韓自勵來往較多。因而，經韓介紹，薛、李在王友石家裏見面會談。

李介人談及國民黨要垮台，説不願意在92軍幹了，並表示願為中共工作。1947年底，薛成業回解放區向劉仁彙報工作時，提到韓、李的情況，劉仁指示要薛直接聯繫李介人，抓緊這個關係，打開92軍上層工作的渠道。

薛成業回北平後，與韓自勵、李介人建立了直接的聯繫。李介人當時已經離開了92軍，但由於李在92軍熟人較多，與師、團以上軍官都有來往，且他又有與侯鏡如親戚關係，因此雖然他不在92軍，但對92軍的情況仍很熟悉。

1948年4月，李介人在交通員季鴻陪同下，秘密來到解放區的泊鎮（中共北平城工部機關所在地）。劉仁會見了李介人，並詢問：“我黨中央有位領導同志跟侯鏡如一同住過監獄，交情很深。他寫封信，你能把信交給侯鏡如嗎？”李介人表示可以辦到。

劉仁提到的這封信是指安子文寫給侯鏡如的信，內容主要是回憶安與侯在黃埔前後的友情，並歡迎侯伺機起義，為人民立功。1948年8月，劉仁派專人將信送交學委。學委將該信交給薛成業，薛由交給李介人，李隨即將信交給侯的夫人李嵩雲。侯夫人看了信後，將信撕碎，對信的內容未置一詞，只説了些別的事情。恰逢又有客人進來，李介人遂告退。

當時地下黨分析，侯夫人的舉動可能是怕出事而故作姿態，信的內容一定會和侯鏡如講。東北錦州戰役開始後，蔣介石任命侯鏡如為第17兵團司令，並令侯鏡如到葫蘆島指揮援錦的部隊。李介人得知消息後，覺得是進行工作的好機會，就給侯鏡如寫信，表示如有需要，可供驅使，以試探侯的態度，但侯鏡如並沒有回答。

一直到遼瀋戰役結束之後，國民黨第92軍奉調北平駐防，侯鏡如為能左右自己的部隊，將自己的連襟第17兵團參謀長張伯權調任第92軍第21師師長。地下黨分析認為，侯鏡如如果有起義的想法，為抓住軍隊，是會和張伯權商量的。於是轉而以張伯權為突破口，派李介人找張伯權談，並提出由中共代表和他詳談，張表示同意。

於是，薛成業和李介人會見了張伯權，講了形勢，交代了政策，鼓勵其起義。張伯權完全同意。為取得侯鏡如的同意，李介人和張伯權還用無線電話和塘沽的侯鏡如通了話，用暗語請示起義的事情，並得到了侯的首肯。

此後，聶榮臻接見了李介人，並指示李去見侯鏡如，要求他率部起義。李介人與侯見面後，侯鏡如稱陳長捷他指揮不動，塘沽的段澐第87軍三個師及獨立第95師，指揮上也有困難，他的可靠班底只有第92軍補充團編成的第318師及兵團直屬部隊。侯還將軍事部署圖拿出來給李介人看了，表示：“如果解放軍攻塘沽，我撤走”，並建議解放軍從西北方向進攻天津。第二天，侯鏡如派諜報參謀送李介人出了國民黨防線。

解放天津後，侯鏡如撤至上海，即與李介人通了信。因怕蔣介石發覺92軍起義一事，侯藉口母病，避居香港。中共後來派李介人赴香港動員侯伺機起義，侯遂於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時，率部起義成功。[4]

以上即是解放戰爭期間中共與侯鏡如接觸的大致經過，雖始於1948年8月，然而至葫蘆島援錦之時，侯鏡如並未與中共建立真正的聯繫，對中共方面的試探未予回應，也談不上雙方存在“默契”甚至“假打”。當然，侯鏡如對前途有自己的看法，援錦並不十分積極。[5]1948年年底，國共戰爭大形勢已經確定，侯鏡如及其基本部隊第92軍始決心抓住機會起義。侯鏡如的表現和做法，應該説是識時務的，但要説他自塔山阻擊戰起就因曾是共產黨員的經歷而與中共存在默契，則去事實甚遠。

塔山防禦戰之後，侯鏡如部撤至在津塘一帶，與中共有過接觸。雙方接觸的有關史料，可以作為判斷此前他與中共是否已經建立聯繫的重要旁證。

1948年12月17日聶榮臻致電中央軍委、華北局：“侯鏡如亦表示動搖，我已電平津辦經有關方面即轉告他，時機緊迫，要他做最後決策。希望他站在人民方面為人民立功，重新回到革命戰線上來，並做出具體方案，派人與我方接洽等。已有來電稱：約定‘李介人’的介紹，去塘找他的師長等語”。中央軍委於12月19日18時致電聶榮臻並告林彪、羅榮桓、劉亞樓，提出：“你們可以從各種線索與傅作義、侯鏡如甚至劉化南這些匪首進行談判和分化，但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徹底解除他們的武裝，並將這些匪首逮捕起來，絕不容許這些人保存其反動力量，談判和分化只是達到殲滅他們的一種手段。”[6]

12月21日24時中央軍委致電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稱：“侯鏡如從葫蘆島撤回很悲觀，他自己的92軍又被調往北平，故你們可用送信勸降方法去試一試，至少可以使他發生某種動搖；假如你們能用炮火完全封鎖塘沽，使他感到走投無路，此種方法可能發生更多的效力。此外，你們還可起草公開的勸降書，發來中央審查作口語廣播，並在前線印發傳單。”[7]

12月23日，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等在平津前線指揮部會見了北平城工部部長劉仁和北平地下黨員李介人、交通員季鴻，詳細詢問了關於侯鏡如和第92軍的情況，指示李介人去塘沽，要侯鏡如指揮天津和他本人的部隊就地起義，之後將有關情況報告了中央軍委。12月23日22時中央軍委再電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同意允許九十二軍起義前答應他們編為一個軍，答應保護侯鏡如，並仍為該軍軍長”，並指出“昨電要你們公開廣播對侯鏡如勸降，因九十二軍事件不宜如此做出，對侯個人寫信（送給塘沽一處）似仍可行，望酌辦。關於保護侯鏡如請告塘沽一線注意”。[8]

由以上來往電報可知，至1948年12月21日，中共對侯鏡如的接觸仍限於“談判和分化”，將其視為“匪首”之一，對其開展勸降等工作，目的在於“至少可以使他發生某種動搖”。只是當軍委瞭解到國民黨第92軍已經準備起義之後，才採取措施“保護侯鏡如”，並改變了原來的公開勸降的做法。如果侯鏡如早在塔山作戰時就已經與中共取得聯繫，雙方存在“默契”的話，中共不會遲至平津戰役開始時仍將侯鏡如視為“匪首”，也不會試圖採取公開廣播的勸降方式了。

根據侯鏡如等人的回憶，當時塘沽情況混亂，第87軍軍長段澐等人竟直接找侯吵鬧要先撤，不願接受戰鬥任務，侯鏡如為穩定軍心，將船隻分配給各部隊，同時劃分防守區域，才使部隊稍稍安定下來。侯鏡如的這種做法顯然不是在“幫倒忙”。[9]時任十七兵團作戰處處長的賴惕安在回憶中也提到，侯鏡如在遼瀋戰役之後對於蔣軍的危急局勢十分焦急，幾次電報蔣介石、傅作義，建議迅速放棄張家口、唐山等外圍據點，將全部兵力固守平津塘三角地區，並保持重點於津塘，依靠塘沽海口，使大軍有迴旋餘地。當解放軍向塘沽的進攻展開後，侯鏡如採取的措施依然是：“嚴飭第一線部隊固守，並繼續加強塘沽至新港的防禦工事，企圖爭取時間，作必要的逃跑準備”。[10]如果侯鏡如在塔山已經決心幫中共的忙，那在塘沽就不是這種表現了。

另外，中共方面的代表李介人於12月25日到達第17兵團部後，向侯彙報了黃翔、張伯權派代表與平津前線解放軍聯絡的情況，轉達了聶榮臻、羅榮桓的意見。此時侯鏡如仍表示：天津的陳長捷名義上歸他指揮，但實際上只聽傅作義的，要組織天津、塘沽守軍起義難以辦到。[11]這固然是實情，同時也表明侯鏡如實際掌握的軍隊有限，即使他本人試圖與中共達成某種默契，也是力不從心的。

再回到塔山阻擊戰的過程。侯鏡如是10月11日下午到達葫蘆島的，當天討論了作戰方案及攻擊時間，“原計劃準備十二日拂曉開始，後來羅奇意見要大家準備一天，好讓第一線部隊連長以上軍官，特別是獨立第九十五師的軍官（該師剛到這裏，對塔山地形不熟悉）要偵察地形和現地研究步、炮的協同，擬改為十三日拂曉開始進攻”。[12]

東北野戰軍方面，10月13日林、羅、劉向軍委、東北局報告：“錦西北援之敵，今晨七時向四縱陣地猛烈攻擊，至十六時仍在戰鬥中”。[13]東野《陣中日記》也提到：“今出犯之敵，鐵路東為九十五師、一五七師兩個師，戰鬥較激烈，敵人攻擊者為其主力，我傷亡較大，四縱約千人”。[14]據“塔山阻援戰鬥總結”的記錄，當天東野第4縱隊阻擊部隊傷亡高達1048名（傷791人，亡211人，失蹤46人），[15]這是整個阻擊戰階段單日傷亡最大的一天。據參與阻擊戰的部隊反映，“這一次惡戰是敵人在塔山戰鬥中兵力之多，火力之猛，進攻之兇，達到最高峯的一次，這是擊敗‘趙子龍師’決定塔山存亡的驚天動心的一天”。[16]

10月14日，東北野戰軍發起對錦州的總攻。當天，林、羅、劉致電軍委和東北局，稱：“錦西之敵，本晨五時又開始進攻，正激戰中，敵在第一線展開有五個師”。[17]“敵企圖拼命挽救錦州敵被殲命運，於早七時仍以獨九五師為主的四個師的兵力以常家溝以北及塔山為重點向我各陣地全線猛撲，並以金錢收買其班、排幹部老兵組成‘奮勇隊’以密集肉蛋隊形向我陣地反覆猛衝，均被擊退”。[18]據第二天林彪等向中央軍委、東北局的報告：“錦西昨日向我塔山進攻之敵，與我拼刺刀數次，以九五師戰力最強。黃昏時我全線反擊，將敵全部打垮”。[19]

由戰鬥的激烈程度來看，雙方也不可能存在“默契”。

有部分國民黨將領認為援錦東進兵團在正面攻擊無效時，應採用兩翼迂迴的戰法，“以小部分兵力實施正面佯攻，而以東進兵團之主力從左、右兩翼迂迴前進，繞過共軍正面防禦陣地，共軍陣地左翼為坡度徐緩之丘陵地帶，右翼瀕臨遼東灣（按：此處有誤。可能是採訪者不熟悉地形，將左右翼顛倒了），灣內停泊有國軍之海軍艦隊，以兵團主力緣左翼丘陵逕錦州，再以步兵或海軍陸戰隊至遼東灣登陸，兩翼鉗形攻擊，撲向錦州之敵，其危必解”。[20]也有研究者提出，“從事後看來，即使當地地形勢多麼不便於迂迴，但是繞過塔山防線仍是唯一可行之路（後來等到杜聿明來到葫蘆島之後也做了迂迴的指示，但已經為時太晚），國軍又一次不自量力，成為自己的‘火力迷思’受害者”。[21]

這些所謂“迂迴”或“兩翼攻擊”的方案，都是紙上談兵的“傑作”。事實上，“我防禦地帶東瀕大海，西接大小虹螺山，地幅狹窄，敵人既不能同時展開較大兵力正面進攻，也不便於從兩翼對我迂迴”。[22]按照當時國民黨軍的士氣、戰力、裝備，想要實施更大範圍內的迂迴，必須犧牲火力和機動的優勢，國民黨軍高層很難下決心去實施這樣的計劃，即使那麼去做，也不見得比實戰更有利。有的研究者將侯鏡如授意其參謀長張伯權所提出的正面進攻方案，稱之為“顯然是侯鏡如以自己的方式幫助中共和解放軍”，[23]未免言過其實。

[1] 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3_10/16/30372108_1.shtml。

[2] 李建國：《遼瀋戰役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270頁。

[3] 翁有為、孫君健主編：《侯鏡如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46頁。

[4] 薛成業、李介人、季鴻：“策動國民黨第九十二軍起義追記”，《華北軍區敵軍工作史（上冊）》，總政治部聯絡部，1997年12月。第542-551頁。

[5] 侯鏡如：“第十七兵團援錦失敗經過”，《遼瀋戰役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241-253頁。

[6] 《華北軍區敵軍工作史（下冊）》，總政治部聯絡部，1997年12月，第559、562頁。

[7]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平津戰役》，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98頁。

[8] 《華北軍區敵軍工作史（下冊）》，總政治部聯絡部，1997年12月，第567頁。

[9] 侯鏡如、梁述哉、黃翔、劉青嶺：“天津戰役蔣軍被殲記”，《塘沽解放紀實》，中共塘沽區委宣傳部編印，1999年1月，第123頁。

[10] 賴惕安：“十七兵團塘沽漏網記”，《塘沽解放紀實》，中共塘沽區委宣傳部編印，1999年1月，第125-137頁。

[11] 薛成業、李介人、季鴻：“策動國民黨第九十二軍起義追記”，《華北軍區敵軍工作史（上冊）》，總政治部聯絡部，1997年12月，第549頁。

[12] 侯鏡如：“第十七兵團援錦失敗經過”，《遼瀋戰役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247-248頁。

[13] 《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03頁。

[14] 《陣中日記（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035頁。

[15] “塔山阻援戰鬥總結”，《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遼瀋戰役資料彙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資料處，1964年5月，第27頁。

[16] 冷世澤、唐春琪、江夫：“十月十三號”，《塔山英雄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政治部編印。

[17] 《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03頁。

[18] “塔山阻援戰鬥總結”，《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遼瀋戰役資料彙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資料處，1964年5月，第27-28頁。

[19] 《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04頁。

[20] “吳秉衡先生口述”，《口述戰史彙編（第三集）》，【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2年12月，第390頁。

[21] 程嘉文：《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台】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第265頁。

[22] “東北野戰軍4縱隊第12師塔山野戰陣地防禦戰鬥”，《軍師戰例選編（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司令部軍訓部，1978年8月，第94頁。

[23] 翁有為、孫君健主編：《侯鏡如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