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人的班級規模,為何90年代可以但今天不行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13684-2018-09-04 15:42
來源:微信公眾號“騰訊大家頻道”
適度規模是一個各行各業普遍面對的問題。
比如搞農業的要適度規模經營,夫妻兩口子,如果是種大田作物,藉助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供的機械化服務,搞個200畝也是正常的,規模再擴大,就得考慮僱人了;如果是種經濟作物,蔬菜瓜果之類的,生長週期短,一年好幾茬,同樣是兩個人,可能搞個三十多畝就能累得夠嗆。
再比如教育,它不是種糧食、種菜、養豬,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充滿個性的孩子,一個老師究竟應該對應多少個學生(師生比),一個班級究竟應該有多大的規模(班額),就不僅僅是考慮教育者、管理者單方面的感受,還要服務於人才培養和課堂教學的效果。

班級的適度規模,對於大學來説,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在大學,班級已經越來越虛化甚至被架空了,因為招生時就寬口徑按學科而不是專業招進來的,上課時從第二個學期開始又自由選課了,日常生活中還有各種學生組織、興趣社團,所以大學的班級是鬆散的,沒有共同的課程、共同的生活,這個共同的組織也就逐漸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於是,教育部門基於對大學教學質量監管的考慮,主要盯緊的是教學班的規模。所謂的中班化、小班化教學,其實人數也都在50-100之間,而大班教學實際上是沒底的,一個階梯教室裝個200人都是可能的。
**大學生較之中小學生有更強的自學能力,因而課堂教學所承載的功能和責任也就沒有中小學那樣多。**當然課堂上也會有一些討論、互動,但對於大學教師來説,大班教學與中班教學、小班教學的差異未必很大。
中小學就特殊得多。九年義務教育作為基礎性教育,有高密集度和高強度的課程教學安排。一個班主任管理30人、50人還是70人,一個教室坐下30人、50人還是70人,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義務教育階段的大班額問題始終是一個老大難問題。**為了防止記憶錯亂,我還特意翻出小學和初中的畢業照看了一下,都是將近70人的規模。教室裏的課桌擺的密密麻麻,甚至講台兩邊還各有一個座位,一般人認為那是吃粉筆灰的“差座位”,實際上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雅座,只有學習成績好且近視的同學才有資格被安排到那個位置。而坐在最後一排的,基本都是被老師認為是成績不好的、厭學的同學。偌大的教室,任你視力再好,坐在後排也基本是很難看清黑板上寫了什麼,久而久之,那裏就成了上課睡覺的樂園。
我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九十年代度過的。或許是那時的50後父母們教育平權意識沒有這麼強烈,或許是那時的學校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性沒有這麼明顯,抑或是那時的中小學升學壓力沒有這麼巨大,總之在那種大班額甚至超大班額的狀態下,日子也便這麼過。
本世紀以來,這種表面的平靜就被迅速打破了。大約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學齡人口大幅度減少。小學生減少了25%,初中生減少了百分之十幾。按道理講,人少了是相應減少班額的大好時機嘛。別急,後面又有問題。
第二,快速的城鎮化引起人口的大規模流動。這些介乎於城鄉之間無法立足的數以兩三億之巨的流動人口,他們往往挈婦將雛,將孩子帶入打工所在地,經過一段時間的政策調整,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地接受九年義務教育逐漸成為共識。那麼對於人口流入地而言,其義務教育基本公共服務的對象就增加了,但是教育基礎設施的增加和經費的投入卻未必能立即跟上,也不會立竿見影。畢竟,新建學校不只涉及硬件的問題,師資的建設、品牌的形成,都不是三年五載可以完成的。這種情況下,每個班級的學生數量就年復一年膨脹起來了。
第三,農村的大規模“撤點並校”。“點”指的是教學點,甚至可能不到十個孩子。分屬不同年級,卻在同一個課堂上學習。教師往往也只有一位,那就必須是“全能型”的了。數學、語文是必須要會的,偶爾還要客串一下體育課老師。一個年級上課時,其他年級的背過身去上自習、做作業。這類教學點條件一般都非常艱苦,勉力維持確實對教師、對學生而言都是一種折磨。“校”指的是鄉鎮中心學校下屬的小學,又分為“完全小學”和“不完全小學”。“完小”是一年級到六年級齊全的學校,“不完全小學”就是年級上存在斷層的小學。
統計顯示,從1995年到2010年,農村教學點從19.4萬所減少至6.5萬所,減幅高達66.5%,部分地區甚至達到80%-90%,遠遠超過適齡學生自然減少的幅度。以至於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調整的意見》,要求“堅決制止盲目撤併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已經撤併的學校或教學點,確有必要的應予以恢復。對保留和恢復的農村小學和教學點,要採取多種措施改善辦學條件,着力提高教學質量”。可是這一糾偏的舉動雖是亡羊補牢猶未遲也,可既成的嚴重後果卻需要漫長的時間去消化。
這個嚴重後果就是大班額的問題,非但隨着人口流動和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學,而在作為人口流入地的發達地區出現,也由於農村超高強度“撤點並校”這一有意識的“逆向供給側改革”,使得這一問題大面積蔓延到作為人口流出地的欠發達地區。因為行政村學校、鄉鎮中小學和縣城中小學是一個“連通器”,堵住了一端,只能流向另一端。

在這個背景下,2016年,國務院《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就提出了實施消除大班額計劃:“到2018 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額,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額”。今年的兩會期間,教育部負責人專門重申了這一目標,並分析了“大班額”的三個危害:“一是影響學生身心健康,人一多,烏泱烏泱的,心情肯定不好。二是影響教學質量,坐在後排的看不到板書,聽不到老師授課內容。三是有可能帶來安全問題。”
問題在於,一個鄉鎮,也只能是舉全鄉鎮之力辦一所中心小學、中心中學,陡然增加的這些必須接收的生源如何安置,才能滿足儘量控制和消除大班額的要求呢?一個簡單的方式是拆東牆補西牆,把圖書室、閲覽室、電腦室等功能性教室騰退,作為班級教室。但是這馬上就面臨連鎖的問題,如何面對教育部門的農村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的評估呢?這個評估是懸在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頭上的一柄利劍,是必須要達標的,而評估的指標就包括生均佔地面積、生均宿舍面積、生均圖書冊數等等指標。
我們當然也可以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何不食肉糜地説一句:可以擴建學校、新建教學綜合樓嘛。談何容易!前不久我看了掛職所在地的一所有着六十多年曆史的縣城中學,這裏90%都是山地,以往還發生過嚴重滑坡,能夠建設校舍、教學樓的區域十分有限。六十多年來,一直是螺獅殼裏做道場,只能在一塊狹長地帶一字排開,把教學樓、宿舍樓密集地排布在那裏。從建築的功能和效率來看,十分不合理,但只能如此。
在這一點上,民辦學校的自由度、靈活性就大得多。他們有充分的選擇權和自主權。前年,發達地區一位民辦高校的董事長曾對我説,他們正準備申請“專升本”——從大專升格為“三本”高校,面臨着教育部門的考核評估。評估有一系列的硬指標,大抵也是以各種“生均”指標為主。他説,這個城市寸土寸金,我現在這個辦學場地都已經是郊區的郊區了,再讓我擴張面積、新建教學樓、圖書館之類教學設施來滿足“生均”指標,我根本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從另一個方向來做減法,我大幅減少招生數量,這樣分子雖然沒變但分母就變小了呀。我問那你學費就損失了吧?他微微一笑,我可以漲學費。我這才恍然大悟,作為民辦高校他的自由度確實是比公辦高校要大得多。
公辦中小學的難言之隱是一樣的。**他們承擔着無條件兜底接收學生的責任和義務,卻面臨多個維度的嚴格考核與評估,**的確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特別是在一些貧困縣,“控輟保學”是完成脱貧必須達到的硬指標。每次下鄉調研,我都要特別留意失學問題。雖然規模不大,只是零星出現,但仍未坐到清零。原因是多方面的:父母外出打工,老人看護不力,孩子自身厭學等等,但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前些年“撤點並校”的連鎖反應。

在這樣的偏遠山區,中小學教師結構已經高度依賴外來師資(基本達到60%左右),因為教師是公開招考的,本地教育水平決定了本地培養的師範生考不過外地師範生,但是外來師資能否穩定地在這裏紮根投身教育卻充滿變數。鄉鎮中學的流動性也因此極大,教師們往往奮鬥三年五載評上一定職稱職級之後,就轉身跳槽到更好的去處。所以,在鄉中心校師資都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村裏就更難留得下人。這就帶來了適齡兒童就近就地入學的不便,倘使家中父母外出務工,老人看管留守兒童,那輟學發生率就大大增加了。
事不關心,關心則亂。當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義務教育工作形勢十分複雜,必須做好持久戰的準備。“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必須理清不同目標之間相互關聯、此消彼長的利害關係,謀定而後動。
大班額的問題確實危害很多,也應該消除,但當相當一部分地區多年曆史遺留問題積重難返的情況下,不顧及其他社會影響,突擊冒進,就極易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