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人的班級規模，為何90年代可以但今天不行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騰訊大家頻道”

適度規模是一個各行各業普遍面對的問題。

比如搞農業的要適度規模經營，夫妻兩口子，如果是種大田作物，藉助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供的機械化服務，搞個200畝也是正常的，規模再擴大，就得考慮僱人了；如果是種經濟作物，蔬菜瓜果之類的，生長週期短，一年好幾茬，同樣是兩個人，可能搞個三十多畝就能累得夠嗆。

再比如教育，它不是種糧食、種菜、養豬，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充滿個性的孩子，一個老師究竟應該對應多少個學生（師生比），一個班級究竟應該有多大的規模（班額），就不僅僅是考慮教育者、管理者單方面的感受，還要服務於人才培養和課堂教學的效果。

班級的適度規模，對於大學來説，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在大學，班級已經越來越虛化甚至被架空了，因為招生時就寬口徑按學科而不是專業招進來的，上課時從第二個學期開始又自由選課了，日常生活中還有各種學生組織、興趣社團，所以大學的班級是鬆散的，沒有共同的課程、共同的生活，這個共同的組織也就逐漸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於是，教育部門基於對大學教學質量監管的考慮，主要盯緊的是教學班的規模。所謂的中班化、小班化教學，其實人數也都在50-100之間，而大班教學實際上是沒底的，一個階梯教室裝個200人都是可能的。

**大學生較之中小學生有更強的自學能力，因而課堂教學所承載的功能和責任也就沒有中小學那樣多。**當然課堂上也會有一些討論、互動，但對於大學教師來説，大班教學與中班教學、小班教學的差異未必很大。

中小學就特殊得多。九年義務教育作為基礎性教育，有高密集度和高強度的課程教學安排。一個班主任管理30人、50人還是70人，一個教室坐下30人、50人還是70人，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義務教育階段的大班額問題始終是一個老大難問題。**為了防止記憶錯亂，我還特意翻出小學和初中的畢業照看了一下，都是將近70人的規模。教室裏的課桌擺的密密麻麻，甚至講台兩邊還各有一個座位，一般人認為那是吃粉筆灰的“差座位”，實際上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雅座，只有學習成績好且近視的同學才有資格被安排到那個位置。而坐在最後一排的，基本都是被老師認為是成績不好的、厭學的同學。偌大的教室，任你視力再好，坐在後排也基本是很難看清黑板上寫了什麼，久而久之，那裏就成了上課睡覺的樂園。

我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九十年代度過的。或許是那時的50後父母們教育平權意識沒有這麼強烈，或許是那時的學校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性沒有這麼明顯，抑或是那時的中小學升學壓力沒有這麼巨大，總之在那種大班額甚至超大班額的狀態下，日子也便這麼過。

本世紀以來，這種表面的平靜就被迅速打破了。大約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學齡人口大幅度減少。小學生減少了25%，初中生減少了百分之十幾。按道理講，人少了是相應減少班額的大好時機嘛。別急，後面又有問題。

第二，快速的城鎮化引起人口的大規模流動。這些介乎於城鄉之間無法立足的數以兩三億之巨的流動人口，他們往往挈婦將雛，將孩子帶入打工所在地，經過一段時間的政策調整，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地接受九年義務教育逐漸成為共識。那麼對於人口流入地而言，其義務教育基本公共服務的對象就增加了，但是教育基礎設施的增加和經費的投入卻未必能立即跟上，也不會立竿見影。畢竟，新建學校不只涉及硬件的問題，師資的建設、品牌的形成，都不是三年五載可以完成的。這種情況下，每個班級的學生數量就年復一年膨脹起來了。

第三，農村的大規模“撤點並校”。“點”指的是教學點，甚至可能不到十個孩子。分屬不同年級，卻在同一個課堂上學習。教師往往也只有一位，那就必須是“全能型”的了。數學、語文是必須要會的，偶爾還要客串一下體育課老師。一個年級上課時，其他年級的背過身去上自習、做作業。這類教學點條件一般都非常艱苦，勉力維持確實對教師、對學生而言都是一種折磨。“校”指的是鄉鎮中心學校下屬的小學，又分為“完全小學”和“不完全小學”。“完小”是一年級到六年級齊全的學校，“不完全小學”就是年級上存在斷層的小學。

​統計顯示，從1995年到2010年，農村教學點從19.4萬所減少至6.5萬所，減幅高達66.5%，部分地區甚至達到80%-90%，遠遠超過適齡學生自然減少的幅度。以至於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調整的意見》，要求“堅決制止盲目撤併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已經撤併的學校或教學點，確有必要的應予以恢復。對保留和恢復的農村小學和教學點，要採取多種措施改善辦學條件，着力提高教學質量”。可是這一糾偏的舉動雖是亡羊補牢猶未遲也，可既成的嚴重後果卻需要漫長的時間去消化。

這個嚴重後果就是大班額的問題，非但隨着人口流動和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學，而在作為人口流入地的發達地區出現，也由於農村超高強度“撤點並校”這一有意識的“逆向供給側改革”，使得這一問題大面積蔓延到作為人口流出地的欠發達地區。因為行政村學校、鄉鎮中小學和縣城中小學是一個“連通器”，堵住了一端，只能流向另一端。

在這個背景下，2016年，國務院《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就提出了實施消除大班額計劃：“到2018 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額，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額”。今年的兩會期間，教育部負責人專門重申了這一目標，並分析了“大班額”的三個危害：“一是影響學生身心健康，人一多，烏泱烏泱的，心情肯定不好。二是影響教學質量，坐在後排的看不到板書，聽不到老師授課內容。三是有可能帶來安全問題。”

問題在於，一個鄉鎮，也只能是舉全鄉鎮之力辦一所中心小學、中心中學，陡然增加的這些必須接收的生源如何安置，才能滿足儘量控制和消除大班額的要求呢？一個簡單的方式是拆東牆補西牆，把圖書室、閲覽室、電腦室等功能性教室騰退，作為班級教室。但是這馬上就面臨連鎖的問題，如何面對教育部門的農村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的評估呢？這個評估是懸在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頭上的一柄利劍，是必須要達標的，而評估的指標就包括生均佔地面積、生均宿舍面積、生均圖書冊數等等指標。

我們當然也可以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何不食肉糜地説一句：可以擴建學校、新建教學綜合樓嘛。談何容易！前不久我看了掛職所在地的一所有着六十多年曆史的縣城中學，這裏90%都是山地，以往還發生過嚴重滑坡，能夠建設校舍、教學樓的區域十分有限。六十多年來，一直是螺獅殼裏做道場，只能在一塊狹長地帶一字排開，把教學樓、宿舍樓密集地排布在那裏。從建築的功能和效率來看，十分不合理，但只能如此。

在這一點上，民辦學校的自由度、靈活性就大得多。他們有充分的選擇權和自主權。前年，發達地區一位民辦高校的董事長曾對我説，他們正準備申請“專升本”——從大專升格為“三本”高校，面臨着教育部門的考核評估。評估有一系列的硬指標，大抵也是以各種“生均”指標為主。他説，這個城市寸土寸金，我現在這個辦學場地都已經是郊區的郊區了，再讓我擴張面積、新建教學樓、圖書館之類教學設施來滿足“生均”指標，我根本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從另一個方向來做減法，我大幅減少招生數量，這樣分子雖然沒變但分母就變小了呀。我問那你學費就損失了吧？他微微一笑，我可以漲學費。我這才恍然大悟，作為民辦高校他的自由度確實是比公辦高校要大得多。

公辦中小學的難言之隱是一樣的。**他們承擔着無條件兜底接收學生的責任和義務，卻面臨多個維度的嚴格考核與評估，**的確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特別是在一些貧困縣，“控輟保學”是完成脱貧必須達到的硬指標。每次下鄉調研，我都要特別留意失學問題。雖然規模不大，只是零星出現，但仍未坐到清零。原因是多方面的：父母外出打工，老人看護不力，孩子自身厭學等等，但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前些年“撤點並校”的連鎖反應。

在這樣的偏遠山區，中小學教師結構已經高度依賴外來師資（基本達到60%左右），因為教師是公開招考的，本地教育水平決定了本地培養的師範生考不過外地師範生，但是外來師資能否穩定地在這裏紮根投身教育卻充滿變數。鄉鎮中學的流動性也因此極大，教師們往往奮鬥三年五載評上一定職稱職級之後，就轉身跳槽到更好的去處。所以，在鄉中心校師資都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村裏就更難留得下人。這就帶來了適齡兒童就近就地入學的不便，倘使家中父母外出務工，老人看管留守兒童，那輟學發生率就大大增加了。

事不關心，關心則亂。當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義務教育工作形勢十分複雜，必須做好持久戰的準備。“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必須理清不同目標之間相互關聯、此消彼長的利害關係，謀定而後動。

大班額的問題確實危害很多，也應該消除，但當相當一部分地區多年曆史遺留問題積重難返的情況下，不顧及其他社會影響，突擊冒進，就極易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