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_風聞

[51]第51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1)

德國

有形與無形——柏林牆倒塌的前後

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

（本文選自《嬗變·訪談東歐八國大使》）

徐鵬堂（以下簡稱“徐”）：梅大使，您好！您是1953年作為新中國派往民主德國的第一批留學生，赴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學習日耳曼語言文學，那年您是19歲吧。1956年，組織上安排您在中國駐民主德國大使館工作，從此開始了外交生涯。1988年您出任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成為我們國家駐西德的最後一任大使。兩德統一後，您又成為中國駐統一後的德國的首任大使，直到1997年卸任。在您任大使期間，親歷了民主德國發生的劇變和東西德統一的全過程，當時的情況一定歷歷在目吧？

梅兆榮（以下簡稱“梅”）：是的。1989年5月2日，匈牙利開放了與奧地利的邊界，為民主德國公民利用赴匈牙利休假、旅行的機會，經奧地利逃往聯邦德國提供了方便，到1989年底，出逃人數已達34萬之多。應當指出，匈牙利政府這樣做是適應了西方特別是聯邦德國的要求，背棄了與民主德國達成的協議。而此時在民主德國國內，人民要求“民主”、“改革”，要求放寬新聞和旅遊限制的呼聲很高，而新成立的反對派組織如“新論壇”、“民主社會黨”等則聯合組織了大規模的羣眾示威遊行，示威活動從萊比錫迅速蔓延到東柏林等各大城市。10月7日民主德國國慶40週年，發生了反政府羣眾示威遊行。10月8日在柏林和其他城市幾萬人示威遊行，要求改革和自由選舉，同警察和國家安全部人員發生衝突，幾萬名示威者受傷或被捕，此時民主德國國內外形勢呈現急轉直下趨勢。

徐：面對國內這種動盪的形勢，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民主德國主要領導人昂納克的不滿越發強烈，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層內部也出現了分歧，是否因此直接導致了柏林牆的倒塌？

梅：是的。1989年10月18日，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全會免去了執政18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昂納克的一切職務，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克倫茨接替昂納克的職務。克倫茨上台後，承認民主德國領導人有錯誤，並採取了一些旨在緩和羣眾不滿和穩定國內局勢的措施。11月4日，東柏林50萬人舉行示威集會，要求民主和改革。11月7日開始，以斯多夫為首的政府成員、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委員先後集體辭職。11月8日，中央委員會選出了比較年輕的領導集體，克倫茨當選為總書記。

11月9日，民主德國政府宣佈，將准許民主德國公民申請出境。開放柏林牆。幾小時內，就有大批公民湧向東西柏林之間的過境站，要求進入西柏林。就這樣，民主德國精心構築的柏林牆頃刻間倒塌。從11月9日至19日的10天中，民主德國警方簽發的出境證就有上千萬人次，僅11月11日這一天前往西柏林的就有50多萬人。在此期間，民主德國15個專區的統一社會黨黨委第一書記和人民議院主席全部易人。11月18日，以統一社會黨內改革派著稱的原德累斯頓專區第一書記莫德羅組建了與民主黨派聯合執政的新政府。

接下來民主德國的局勢也遇到了與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喪失政權同樣面對的關鍵問題，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問題。1989年12月1日，民主德國人民議院修改憲法，刪除受“工人階級及其馬列主義政黨領導”等內容。12月3日，統一社會黨中央決定將前總書記昂納克、前總理斯多夫、前議長辛德曼等12名領導人開除出黨，統一社會黨領導集體辭職，克倫茨辭去總書記職務。12月6日，民主德國16個黨派和政治組織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圓桌會議，決定進行“自由選舉”。1990年2月4日，德國統一社會黨改名為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以示同統一社會黨的過去徹底決裂。

[52]第52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2)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國人民議院大選，這是民主德國曆史上首次舉行議會自由選舉，24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參加競選，選民投票熱情很高，投票率高達93.22%。選舉結果大大出乎人們所料，民主社會主義黨（原德國統一社會黨）只得到16.33%的選票，民主德國基民盟得到高達40.91%的選票而獲勝。在人民議院的400個議席中，民主社會主義黨（原德國統一社會黨）僅僅獲得66席，成為第三大黨，而民主德國基民盟獲得163席，成為第一大黨，從而獲得組閣權。1990年4月12日，民主德國基民盟和民主德國社會民主黨等達成協議，組建新的聯合政府，民主德國基民盟主席德梅齊埃出任民德新聯合政府總理，而民主社會主義黨（原德國統一社會黨）則失去了長達40多年的執政地位，淪為在野黨。從此，兩德統一的進程加快了，因為民主德國基民盟是積極主張德國統一的，以它為主體的德國聯盟執掌政權後，明顯加快了統一的步伐。參加政府的各黨派共同簽署了關於德國統一的文件，包括兩德應儘快按聯邦德國基本法實現統一，組建關於統一問題的聯合委員會，建立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統一後的德國應為北約成員等。5月18日，民德新政府成立僅一個多月，兩德就正式簽署了建立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的《國家條約》。這一條約的簽定，標誌着德國統一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科爾歡呼條約簽字之日就是“一個自由和統一的德國誕生之時”。

徐：您如何看待民主德國發生的劇變和兩德實現統一這一重大事件？

梅：1990年10月3日德國重新統一，這是在特定的內外條件下，多種因素綜合起作用的結果。從表面上看，先由蘇、美、英、法四大國加東、西德通過談判達成協議，而後東德根據1990年8月31日兩德簽訂的《統一條約》宣佈加入西德《基本法》適用範圍。但就其實質而言，是西德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國際大氣候有利於西方的總形勢下，利用東德內部的政治經濟危機和動亂，藉助當時蘇聯領導層的決定性作用，以及美國布什政府的大力支持，用“和平手段”兼併了東德。

徐：看來兩德能夠實現統一，是兩德內部的小氣候和以蘇、美、英、法為代表的國際大氣候共同作用的結果。

梅：是的。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國人民議院舉行的大選，被人們稱為“科爾的勝利”，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在大選的過程中，聯邦德國通過與其有密切關係的政黨、組織介入了選舉，其中科爾總理就曾六次親臨民主德國，參加競選集會聲援“德國聯盟”並且明確表示只有“德國聯盟”上台，聯邦德國政府才能大規模援助民主德國，並許諾建立兩德貨幣聯盟、兩德馬克等值兑換等。而“德國聯盟”是由基督教民主聯盟、“民主覺醒”和德國社會聯盟三黨聯合組成的，受到聯邦德國政府支持。“德國聯盟”在大選中獲勝，科爾的支持功不可沒。

談到國際大氣候，我認為主要得從“2十4方案”談起。1990年2月13日，蘇、美、英、法和兩個德國的外長在加拿大渥太華就德國統一問題制訂了一個“2十4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在民主德國舉行大選後，先討論解決有關德國統一的“內部問題”，之後由兩個德國和蘇、美、英、法四大國討論解決包括鄰國安全在內的有關德國統一的“外部問題”。5月5日，首次“2十4”外長會議在波恩舉行，會議確定了“2十4”會談的目標，制定瞭解決兩德實現統一的“外部問題”時間表。此後，在柏林、巴黎、莫斯科分別進行了第二輪、第三輪、第四輪等“2十4”會議。而兩德《國家條約》的簽訂則表明兩個德國之間的“內部問題”可以解決了。

[53]第53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3)

就這樣，從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兩個原本對立的德國出人意料地實現了統一。

徐：剛才您説德國統一社會黨失去執政地位，進而兩德實現統一，蘇聯領導層起了決定性作用。我們都知道，東歐社會主義都帶有深刻的“蘇聯烙印”，可以説，蘇聯的政策變化是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喪失政權重要的外部因素，沒有蘇聯和美、英、法四大國協調一致，兩德統一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

梅：20世紀80年代末東西方關係趨於緩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新思維”，使蘇聯的內政外交政策出現了質的變化。對於民主德國，戈爾巴喬夫不斷要求其改革，並且警告説：“過於遲緩，必受生活懲罰。”受戈爾巴喬夫的鼓動，民主德國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0月7日恰逢民主德國國慶日，這一天，在民主德國社會民主黨等反對派的組織下，幾個主要城市爆發了要“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而11月4日在東柏林發生了民主德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示威，有50萬人參加，局勢越來越不可控制。

徐：在一這種情勢下，1989年11月28日科爾拋出了促進兩德統一的十點計劃。主要內容是，聯邦德國向民主德國提供物資幫助，促進兩國交往，先發展邦聯結構，再實現聯邦目標，儘快使德國人民在自由自決的情況下實現統一。這個計劃公佈前，曾向美國總統老布什作了通報，但參與執政的自民黨主席、外長根舍卻不知道。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梅：開始時西方大國對科爾提出的計劃大感震驚，因為它們各有自己的盤算。英國的政策是要維護歐洲大陸的均勢，撒切爾夫人曾説，德國統一不完全是德國人民自己的事，應在東歐經濟和政治改革完成之後。法國則擔心“俾斯麥時代在歐洲重現”，德國崛起將會動搖它在歐洲的主導地位。所以，密特朗在莫斯科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就聲稱德國的統一“為時過早”。美國認為德國統一可使民主德國加入西方陣營，加速華沙條約解體，卻又擔心北約面臨軍事戰略調整動搖美國在戰略聯盟中的領導地位。蘇聯戈爾巴喬夫認為這隻能加劇混亂。另外，兩德統一進程在兩德領導人的推動下，沒有停止不前。1990年7月1日，西德馬克取代東德馬克開始成為民主德國正式貨幣。東西馬克的統一為兩德統一邁出了關鍵一步。同日，民主德國人民議院頒佈決議，《關於國有財產私有化和改組的法律》(即《託管法》)正式生效。緊接着，兩德政府討論了兩德統一的條約，條約規定了民主德國加入聯邦德國的條款。

在當時情勢急劇變化的過程中，美國總統老布什決定大力支持德國統一，而地位虛弱、對西方抱有幻想的戈爾巴喬夫放棄了反對德國統一的立場，英法兩國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阻力。兩德統一的外部問題，主要是統一後德國的集團歸屬問題和未來德國的邊界問題。1990年9月24日，民主德國宣佈退出華約組織，接受聯邦國防軍的整編，統一後的德國屬北約成員國。1990年9月12日，“2+4”莫斯科外長會議簽署了《關於最後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以國際法形式最終確定了未來德國的邊界。11月14日德國與波蘭正式簽署了邊界條約，確立了奧德河—尼斯河為德波國界。至此，兩德統一的外部問題全部解決。

[54]第54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4)

徐：有資料説，柏林牆倒塌後，東柏林的羣眾興奮地狂呼着湧向柏林牆，而旁邊的警察、官員無動於衷。民主德國的百姓不認同民主德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德國統一社會黨在發展社會主義方面有什麼失誤？

梅：失誤很多。主要是經濟沒搞好，而這也有多方面的原因。東部經濟沒有搞好，有經濟體制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東德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這個經濟體制也不是真正由東德領導人自主能夠決定的，他不得不聽命於蘇聯，沒有自主權，不可能根據本國的情況來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譬如：20世紀50年代初，東德想任命一個部長，還必須經過莫斯科批准。東德所有部級以上高級幹部，部隊的高級將領都要到莫斯科黨校裏去培訓，在這個級別以下的幹部才在本國黨校裏培養，本國黨校也要按照蘇聯的模式來搞，所以説完全是按照蘇聯那一套。蘇聯經濟體制越來越僵化，東德也是一樣。從經濟管理的角度上來看，東德的計劃經濟，僵化到難以想象的地步。比如每一個零部件生產多少，都是有定額的，超過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而不是按市場要求生產。

僵化的經濟體制，加上西方國家的封鎖，致使民主德國國內常常發生物品短缺，需要的東西買不到。譬如，東德老百姓吃不到香蕉，我們每次舉辦招待會，民主德國客人一到宴會上先拿香蕉，因為當時在東德香蕉太寶貴了，難得看到香蕉，香蕉是從西方進口的，東德根本不生產。凡是西方來的東西，在東德來説完全是稀有的。當時蘇聯封鎖了西柏林，由於西柏林在東德境內，是個孤島，所以美國就從西德到西柏林架起空中橋樑，空中走廊每天運輸大量的東西到西柏林，支援西柏林的老百姓，而聯邦德國所在的西部地區靠着西方，與其他西歐國家連成一片，並推行市場經濟，經濟發展較快，商品供應也充足，這就與民主德國形成了鮮明對比，日積月累，老百姓心裏嚮往西德的生活水平，對東德自然是不滿意的。

再就是，蘇聯戰後要求東德戰爭賠款，東德賠不起了，蘇聯就派人到東德地區拆卸機械設備，蘇聯因為戰爭破壞很需要這些東西。1953年我去東德留學的時候就發現很多鐵路被切斷，鐵軌沒了，原來這些鐵軌運到蘇聯去了。所有這些對東德的發展都造成了不利影響。

統一社會黨雖然也推行了一些改革，但始終把計劃經濟體制等同於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在改革遇到困難時，不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帶領人民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新路，而是走回頭路。昂納克在20世紀70年代曾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西德比試高低，但由於勞動生產率低下，經濟搞不上去，導致財政困難，債台高築，力不從心。最終，國內經濟危機頻繁爆發，廣大人民生活困苦，特別是與西德比較越來越相形見絀，人們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在西德誘惑下紛紛出走，背棄了德國統一社會黨。

徐：談到柏林牆，我記得昂納克在《我的經歷》一書中曾寫到：“難道我們能夠坐視別人利用開放的邊界，在一場無可比擬的經濟戰中把我們共和國吸乾嗎?難道我們能坐視西方在歐洲的心臟地區製造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戰爭動員和戰爭歇斯底里的升級嗎?當柏林西區成為冷戰的橋頭堡，並且肆無忌憚地幹着‘擾亂活動’時，我們能坐視不管嗎?如果由於我們無所作為而縱容了侵略者，那麼民主德國人民、歐洲乃至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會原諒我們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們曾發誓絕不允許再從德意志土地上發動戰爭，我們準備在任何情況下履行這一義務。”昂納克在文中談了構築柏林牆的理由，而柏林牆的倒塌可以看作是德國統一的導火索。請您談談關於柏林牆的情況。

[55]第55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5)

梅：1961年8月13日夜晚，民主德國政府在蘇聯支持下，沿着整個西柏林周圍的邊界線，先是拉起了鐵絲網，在此基礎上逐漸築起了一道水泥牆。對這道柏林牆，民主德國方面稱之為“反法西斯保護牆”，而西德方面把它稱為“監獄牆”。

民主德國政府為什麼要構築柏林牆呢？修築這道牆主要是為了阻止民主德國公民逃往西柏林，因為民主德國公民一旦到了西柏林，就等於到了西德，就是進入了所謂的“自由世界”。民主德國人西逃，事實上從民主德國成立那天起就開始了，到1961年6月30日，從柏林以及兩德邊境逃往聯邦德國的民主德國公民超過260萬(有些資料統計有350萬)。西逃的民主德國人員幾乎涉及社會各階層。每年逃亡的數字如下：

1949年 129245人 1956年 297189人

1950年 197788人 1957年 261622人

1951年 1656448人 1958年 204092人

1952年 182393人 1959年 143917人

1953年 331309人 1960年 199188人

1954年 184198人 1961年1月至6月30日103159人

1955年 252870人 1961年7月至8月12日45444人

（此數據參閲姜琦、張月明著《悲劇悄悄來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就是當時西德方面還花大力氣引誘東德的精英，包括工程師和技術工人西逃，其實這是削弱民主德國的重要手段。而這期間確實有不少精英西逃，比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高法院法官霍斯特·赫查爾、波茨坦氣象研究所所長盧道夫·霍恩博士、“152”型噴氣式客機設計師赫爾·弗雷台格、民主德國議員、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赫爾·卡勃、爾·弗雷台格、愛森納赫附近的瓦特堡藝術學院院長西弗列特·阿希博士等。所以，柏林牆的建立是東西德乃至東西方鬥爭的產物。

徐：民主德國人大量西逃的實質，是在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兩大集團冷戰對峙的大環境下，兩個德國、東西柏林冷戰對峙的產物。德國本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在國內人員自由往來，乃平常之事。現在分裂成兩個國家，彼此之間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立，東柏林是民主德國的首都，而西柏林是西德在東德心臟的“橋頭堡”，東西方之間和東西德之間，滲透與反滲透策反與反策反的鬥爭極其尖鋭激烈。當然，民主德國人員西逃，還有其他一些原因，請您談談這其中的原因。

梅：我認為民主德國人員西逃的原因應該有幾個方面。

其一，民主德國自成立之日始，不顧自己的國情，照搬照抄蘇聯經驗，“全盤蘇化”。正如剛才所説，在20世紀50年代時，東德想任命高級官員都需要蘇聯同意，高級幹部，部隊高級將領都要到莫斯科黨校裏去培訓。經濟體制完全學習蘇聯那一套，致使東德的計劃經濟僵化到難以想象的地步。這一切，都引起了民主德國人的反感。日耳曼民族在骨子裏就很鄙視俄羅斯人。實施集體化，給那些私人開業的人員造成很大不安。1953年政府以行政命令提高勞動定額，致使大量產業工人不滿，釀成了著名的“6·17”暴亂，又稱“東柏林事件”。

[56]第56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6)

其二，戰後蘇聯在蘇佔區執行賠償政策，這給遭受戰爭破壞的民主德國人民無異於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極度困難。在幾年時間內，蘇聯從民主德國索取的賠款就有100多億美元，這影響了民主德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反觀西佔區即美、英、法佔領區，美國不但沒有要求它賠款，還保留了原有的壟斷資本組織和工業結構，再加上“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經濟迅速得到恢復，與東部地區處境形成鮮明對照，民主德國人民心裏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其三，西方、聯邦德國和西柏林的廣播、電視的宣傳，對東德老百姓的影響是相當強烈的，而東德相應的宣傳比不上西德地區。80%的東德老百姓經常看西方的電視節目，開始的時候民主德國政府動員青年團發現誰家屋頂上有天線就爬上去拔掉，這個辦法引起老百姓極度不滿，到後來只好聽之任之。與此相反，東德的電視、廣播節目不吸引人，老百姓不喜歡聽，而西德電視、廣播節目卻很適合他們的口味，所以你到酒館裏看到的，以及老百姓茶餘飯後交談的多是西德電視廣播裏的內容，老百姓看到的、聽到的盡是西德的宣傳，他們通過電視和廣播瞭解到西德經濟比東德繁榮得多，經濟發展程度和工資水平也高得多，這對東德老百姓誘惑力很大。而從西方滲透進來的特務網，其作用更不容忽視。

當然，民主德國人西逃還有一個重要的國際大背景，即東西方冷戰加劇，國際局勢持續惡化。由於東西方關係緊張，民主德國封鎖了兩德之間1320公里長的邊界線，但柏林位於民主德國境內，西柏林就成了唯一可供出逃的通道。人們只要進入了西柏林，也就意味着到了聯邦德國，到了西方“自由世界”。所以，民主德國逃亡人員中近半數以上是選擇從西柏林出逃的。

出逃的人員有產業工人、醫生、律師、農民、民警、邊防軍人、大學教授、講師、中小學教師、個體手工業者、小業主等，還有不少的知識精英、科技精英。致使民主德國勞動力嚴重短缺，有人喻之為“大動脈出血”，給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1981年莫斯科電台説：“據經濟學家們估計，西柏林給民主德國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1200億馬克。這是因為傑出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工人和青年被誘騙到了西柏林。”正是為了阻止這種外逃，1961年8月民主德國不得不斷然構築了這道柏林牆。

徐：東部地區“轉軌”的進度，決定着德國“內在統一”的程度，您親歷了兩德統一的全過程，德國統一後東部地區的轉軌情況如何？

梅：德國統一後，東部地區必須經過一個轉軌、改造的過程，亦即把西德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移入東德，包括逐步改變東部居民40多年來形成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是一項艱鉅而複雜的工程。

統一後10多年間東部地區的“轉軌”過程，大體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打碎原民主德國的國家機器，特別是其專政機構及意識形態部門。具體包括解散東德的所有黨政機關，其中最主要的是：清洗原國家安全部的全部工作人員並不準其再擔任公職；改編原國家人民軍，部分被收編的軍人需經過“洗腦筋”的再教育；解散原司法和檢察機關；外交部除少數技術人員短期留守外，官員一律掃地出門；撤銷一切與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相關的部門。據當時估計，在東部地區，約有近百萬公職人員丟掉了飯碗。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統治，必須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西德改造東德的做法表明，恢復東部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是從打碎原東德統一社會黨建立起來的國家機器開始的。

[57]第57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7)

二是從上到下建立西德模式的政權機構，全盤引進西德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首先是撤銷原東德的專區建制，改建為五個新州，以適應西德的聯邦體制。其次是派遣大量西部官員去東部接管政權，並逐步吸收部分原東德的“造反派”上台。據報道，當時西德聯邦、各州及地方派去的各級官員總數約達35000人，他們在東部地區的各級政府部門掌握實權。再有就是把西部地區各主要政黨延伸到東部，在那裏成立了社民黨、基民盟、自民黨和綠黨的組織。原東德的統一社會黨解散後，出現了一個“民主社會主義黨”，該黨被認為是原統一社會黨的“繼承黨”，因而長期受到其他黨的排擠和打擊。

三是全面實行私有化，改變所有制關係，一步到位實行西德的市場經濟體制。採取的措施主要有兩條：一、成立託管局，負責出售和處理全部民主德國國有企業，並鼓勵發展私營中小企業；二、規定凡民主德國政府沒收的財產，包括佔東德國土面積三分之一的土地和森林，以及房屋、企業等，一律“歸還”或“補償”給原主。這實際上是否定了原民主德國的法律有效性。東部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於1994年底結束。據報道，總共有15000多家國有企業實現了私有化，其中95%被西德人收購，另有約3600家因無法改造而關閉。

四是財政上向東部地區大量“輸血”，以確保轉軌時期的社會穩定。早在統一前夕，即1990年7月，東西德通過建立經濟、貨幣聯盟，把西德馬克引入東德，這等於是在東德經濟的動脈中換了“血”，從而為東德併入西德奠定了經濟基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兩德統一前，東西德馬克的官方比價是4∶1，黑市則是10∶1，但為了吸引東德人擁護統一，西德政府同意東德14歲以下兒童可按1∶1比價兑換2000西馬克，15歲至59歲每人兑換4000西馬克，60歲以上每人兑換6000西馬克，超出上述限額的存款則按2∶1比價兑換。這意味着西德用高價收購東德居民手中的全部東馬克存款。這是一個出於政治考慮作出的決定。統一後，西德平均每年向東部地區“輸血”約1000—1500億馬克，其中社會保障費用佔大頭，其餘用於各級政府的開支，改善基礎設施和促進私營經濟發展。

徐：德國著名政論作家特奧·佐默爾博士曾説：“近半個世紀中發展起來的兩種德國同一性，既不容輕易地一筆勾銷，也難以隨便地揉成一團。經過10年的努力，東部的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正在慢慢地向西部水平靠攏，但目前，還是遠遠地落在後面；至於精神方面，牆界依然無形地存在於東部人的頭腦裏。”看來物理狀態的柏林牆雖然倒了，德國人心理上的柏林牆依然矗立着。結合您的觀察和研究，您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梅：德國統一初期，西德領導層曾稱，準備用5年至10年時間完成“轉軌”過程，樹立一個“社會主義復辟為資本主義的樣板”，創造近代德國曆史上“第二個經濟奇蹟”。現在，德國統一已有20個年頭，東部地區的情況，包括經濟發展情況、居民對統一的認同感、東西德人之間的融合程度，究竟怎樣呢?帶着這些問題，幾年前我利用訪問德國的機會，請教了東部地區的一位副州長(基民盟)、聯邦政府負責東部建設的國務秘書(社民黨)、柏林市議會議長(社民黨)、柏林市經濟部的一位國務秘書，以及來自東德的一位柏林市女議員(綠黨)。雖然提的問題比較敏感，但他們還是耐心而坦誠地作了全面而細緻的介紹，看法大體相同。主要是：

[58]第58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8)

一、經過十幾年的磨合，東西部的趨同已大有進步，但兩地的居民仍保留着各自的某些傳統和觀念，心理上的隔閡依然存在。換句話説，雖然國家統一了，但兩部分居民在社會文化行為和自我理解方面還存在着很多差異，尚未融為一體。

從趨同方面講，東西德政治、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已經劃一，不再有明顯的區別。越來越多的東德人對國家的認同感在增長，承認自己同西德人一樣“都是德國人”。鑑於歷史上納粹的罪惡行為，以及戰後國家被分裂的影響，德國人的民族認同感一度受到弱化和淡化。目前東西德兩部分人對統一的民族和國家的這種認同感是一個歷史性的成果。但是，東德人接受現存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和發展模式的程度因年齡段的不同而各異。20—25歲的青年人大多欣然接受。50—60歲這一代人失落感強烈，很多人經歷了社會角色的轉換和地位的急劇下降，統一對他們來説是人生的“失敗”，因而傾向於懷念舊日。這部分人約佔東德1700萬居民的20%，加上受其影響的親戚朋友，就不止20%了。據告，東部地區目前只有10%—15%的人仍在從事統一前的職業，其餘都已從事或在尋找新的工作。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們心理上造成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統一初期，最使東德人興高采烈的是從此獲得了旅行自由。經過10多年實踐，人們對“自由”和“平等”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民意測驗表明，統一時約45%東德人認為“自由高於平等”，如今持此觀念的只佔25%，因為他們已切身體會到“自由”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好處。比如民主德國時期強調婦女充分就業，認為這是男女平等的一個重要標誌，但實行私有化後，東部地區受解僱最多的恰恰是女性。諸如此類的事例，使他們對“自由”、“平等”的含義較前不同了。

東西德兩部分居民雖然語言相同，但在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上存在着不少差異，常常導致相互之間的不理解。對其原因，雙方有不同的看法。多數人的解釋是：西德是一個人與人之間充滿競爭、你爭我奪、相互傾軋的社會，在這種環境下生長的人從小就學會“爭取”、“奮鬥”，慣於大言不慚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和利益。而東部人由於受民主德國時期的制度和教育的影響，習慣於聽上面的或依賴集體，不敢或不善於直截了當地闡述自己的意圖和要求。兩部分人相處在一起，東德人往往認為西德人傲慢、咄咄逼人、好為人師，而西德人則認為東德人缺乏個性、窩囊，連自己的利益是什麼都説不清楚。

使東部人感到不舒服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這樣一個事實：雖然東部政權機構中任職的官員已呈混合趨勢，中層官員中東部人約佔半數，但高級官員仍以西部人為主，還沒有達到“公正的平衡”。不少東德人內心深處感到自己是被西德人統治的“二等公民”。

二、失業率高、勞動生產率低、人才大量流失，是東部地區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儘管聯邦政府通過向東部地區輸送了大量資金，確保了東部地區社會穩定，基礎設施亦已大為改觀，新建了一些現代化的企業，老企業改造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人民生活水平較之民主德國時期普遍有所提高，但總體上講，東部地區的發展遠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尚未建立起具有自我發展能力和競爭力的經濟。為此，聯邦政府還將每年提供約500億歐元資金幫助東部地區發展，直至2017年。

[59]第59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9)

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競爭力，勞動生產率只及西部地區的60%—70%。隨着大量的企業倒閉或減產，平均失業率比西部高一倍。收入方面，工資水平只及西部地區協議工資水平的60%，其中公務員的收入比西部約低10%，加工工業部門職工收入則低15%左右。基於上述原因，加之東部地區能夠吸納職工的能量有限，東部地區的年輕人大量地向西部流動，特別是15歲至20歲左右的年輕人約有20%西移。從短期看，這一狀況可能有助於緩解東部地區的失業困境，但從長遠看，將造成東部人口結構老齡化，有勞動力的年輕人越來越不足，特別是留不住有才幹的精英，這將影響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

1990年德國大選時，科爾總理曾向東德選民許諾3年至5年內東德將出現“一片繁榮景象”，“統一不會使任何人吃虧”。這個承諾並未實現，原因何在呢?從客觀上看，統一後東德經濟受兩個因素的打擊：一是失去了蘇聯東歐這個主要市場，二是產品質量差，無法在德國西部找到出路。這是導致大批工廠倒閉、停產或減產的根本原因。從主觀上講，私有化進程過快過急，以及措施不當，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統一後，聯邦政府決定一步到位，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通過託管局拍賣國有企業，原以為可以為東部建設籌集大筆資金，但事實卻是託管局的私有化非但未能掙錢，反而出現了鉅額虧損。在拍賣國企過程中，急於求成，未能切實確保企業的買主繼續投資辦廠，增加就業。實際上，約有50%的收購者買下這些企業是為了消除競爭者。他們在西德擴大生產，把產品運往東德佔領市場，實際上只是為西部地區創造了就業崗位。

還必須指出的是，剛被推入市場經濟體制的東德人不熟悉新引進的西德政治法律制度，又不掌握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來説，“公平競爭”不過是紙上談兵，“機會均等”亦是可望而不可及。柏林市議會議長蒙佩爾告訴我，目前東部地區的企業管理層中許多是原東德人，他們可以分為三類：一類人的思維和行為仍停留在民主德國社會主義階段；一類人全盤西化，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行事；一類人善於將東西方的管理理念結合，保留了原來的一些好的價值觀。第三類人最成功。蒙佩爾先生的這個分析和評論是發人深省的。

總的看，統一以來，東德的轉軌已取得相當進展，這表現在制度、社會和物質三個方面。但轉軌的過程對許多人來説是痛苦的，不少人的心理感受仍較暗淡。東西兩部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仍較大，東部地區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趕上西部經濟的發展水平。而40多年受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影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差距，更不是短期內可以消除的。有人形象地説，有形的柏林牆已經拆除，但無形的柏林牆依然存在。要使東西德真正實現“內在的融合”，人們估計大約需要兩代人的努力。

[60]第60節：訪談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10)

徐：胡錦濤總書記在論述黨的先進性建設這一重大戰略思想時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曾經長期執政多年的大黨、老黨特別是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先後喪失執政地位，原因很多，從根本上説是因為這些政黨在廣大人民羣眾的心目中喪失了先進性。”您認為應從原東德統一社會黨那裏吸取怎樣的教訓？

梅：至於吸取哪些教訓，我只能粗淺地談點不成熟的想法。

一是國家興亡，關鍵在黨。無產階級政黨要想不斷鞏固執政地位，必須不斷加強自身建設，使黨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原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失去政權留給我們的一條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民主德國以及東歐其他國家，乃至蘇聯解體，首要原因是黨內出了問題。正如1989年11月鄧小平同志所説：“東歐的事情對我們説來並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

二是必須選擇與本國國情相適合的發展道路，照搬照抄別人的模式沒有出路。民主德國唯蘇聯馬首是瞻，照搬蘇聯模式，並在經互會內部實行不利於自主發展的分工，致使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嚴重，比例失調。由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長期得不到滿足，使人民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越來越失望。

三是必須始終堅持一切為了羣眾和一切依靠羣眾的根本觀點。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必須始終保持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東歐包括東德的共產黨，都是在蘇聯培植的，不是土生土長地從基層發展起來的。儘管統一社會黨是領導黨，主導一切，但實際上羣眾基礎並不深厚，不像我們中國共產黨經過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真正是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難，是在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長期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統一社會黨內混進了很多投機分子，這些人入黨就是為了做官，因為除了黨沒有別的途徑可以升官，而升官就有了一切，很多黨員抱着這樣的想法入黨。黨的理論政策常常脱離實際，經濟發展落後於西德，使人民羣眾對黨失去了信心。

四是改革不是改向。德國統一社會黨受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影響，改革成了改向，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總之，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恰恰相反，正是由於這些國家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所造成的。

徐：感謝您接受採訪，並作出如此精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