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將要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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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張表，是日韓兩國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到2015年間，每個婦女育齡期平均生育孩子的個數變化。

　　紅色的曲線代表日本，可以看到，這50年來，它始終在一個低水平上保持平穩。

　　而那道呈45度下落的藍色曲線代表韓國。可以看到，韓國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在1961年達到高峯之後，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

　　以往我們總是把更多的目光投注於日本社會的“少子化”“老齡化”。這兩年隨着相關信息的增多，我們驚訝的發現，韓國的“少子化”危機比日本還要嚴重。這也從上表可見一斑。紅色的曲線近年略有上揚，而藍色的曲線還在繼續下墜……

　　“亡國滅種”的危機

　　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衞⋅科爾曼曾在2006年撰文，將韓國列為頭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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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10年的趨勢來看，科爾曼的預言正在變成現實。

　　2014 年，韓國新生兒數為43.54 萬名，2016 年，新生兒數減少到 42 萬名，2017年又降至35.77萬名。這個數字已經十分危險，不但首次跌破40萬，而且跌速有呈加速度的趨勢。

　　據韓國專家預測，今年韓國社會的婦女育齡期平均生育孩子個數將跌至0.9。 這意味着不生孩子的女性將多於生育女性。

　　自二戰結束後，一定規模以上國家和地區中出現“破1”情況只有兩次：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統一後的東德地區。另一次是2010年台灣地區民眾因生肖問題不願生孩子。除此之外，在世界任何地方，從未發生過“破1”的事情。

　　專家計算，照此下去，2026年韓國將成為超老齡化社會，勞動年齡人口比現在減少218萬人。從2031年起，韓國總人口將開始減少，到2065 年將減少到4300 萬，2165 年以後萎縮到1500萬，最終歸於**“消失”** 。

　　低生育率也將使韓國的基層行政區劃被依次抹去。韓全國82個郡(相當於中國的“縣”)中，2016年新生兒不到300名的郡多達52個。慶尚南道的南海郡，新生兒為140名，而死者卻有722名。如此，韓國目前全國所設228個地方自治機構中，將有1/3以上地區消失。

　　韓國專家驚呼，如果不加以干預，韓國要“亡國滅種”了。

　　韓國屬儒家文化圈，“多子多福”“養兒防老”，韓國人曾經也很喜歡生孩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韓國新生兒總數一度保持在60萬人左右，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問題怎麼演變到這個地步?

　　上世紀60年代，隨着嬰兒潮帶來的社會壓力增大。韓國政府創立家庭保健福利協會，推行柔性計劃生育政策。那時提出的口號是**“不節制的生育的後果就是乞丐”** 。

　　到了1966年，家庭保健福利協會展開“3.3，35運動”，正式提出“生育三胎”的標準，即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歲。

　　1973年，韓國政府又提出**“不分男孩女孩優育兩個子女”** 的標語，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

　　到20世紀80年代，在人口高峯期出生的一代人達到生育年齡，韓國政府進一步加強人口政策，提出**“優育的一個女兒比十個兒子更好”“我們就生一胎吧！”“兩胎也多”“一胎就可以滿足”** 等口號，將流產和絕育合法化，給接受絕育措施的獨生子女家庭提供住房優惠和生活補貼。

　　萬萬沒想到，韓國生育率下降速度比政策制定者的預期要快得多。1981年定下的7年之後實現的人口更替水平下降目標，才過了2年就已經完成。

　　與此同時，一胎政策鼓勵了“要男孩”的風氣，人口出生性別比開始出現失調。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韓國新生嬰兒男女性別比達1.15:1。

　　隨着國家初步實現工業化，國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青年男女晚婚晚育的趨勢開始出現。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問題日益突出。

　　1994年，韓國政府開始調整政策，放棄計劃生育，轉而倡導家庭健康和福利、鼓勵婦女參與生產勞動、實現人口平衡分佈。

　　又一個萬萬沒想到，政策的轉變並沒有剎住出生率的不斷下滑。2000年，韓國總和生育率降低到1.47。兩年之後，這一數字又降低到1.17。

　　韓國政府這回真急了，由放棄計劃生育轉向鼓勵多生育。2005年，韓國政府出台《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戰略”，計劃到2020年把生育水平提升到1.6。

　　為實現這個“2020戰略”，韓國政府不可謂不花力氣。

　　過去十年，政府共花費100多萬億韓元用於獎勵生育孩子的家庭，對結婚、生育、子女養育各個環節給予相應鼓勵。

　　例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婦每年提供5萬套保障住房;為懷孕女性提供一定的產前診療檢查費用;子女不滿6歲時，女性可以有1年假期在家養育子女，期間每月可領取40萬至50萬韓元的底薪，並且僱主必須保留生育婦女的職位。

　　一些面臨“消失”危險的地方還嫌中央政府的優惠來得不夠直接，紛紛往上加碼。比如全羅南道海南郡就懸賞**“生第一胎獎勵３００萬韓元，第三胎開始全額支付醫保費用，第四胎獎勵７５０萬韓元”。**

　　為了鼓勵人們多生孩子，韓衞生部甚至提出“熄燈造人”計劃，每月一晚“熄燈日”，放員工早早回家“造人”，被民眾笑稱“韓國生育部”。

　　幾十年前喊出“不節制的生育的後果就是乞丐”的家庭保健福利協會也轉變風格打出親情牌，在2004年搞了一次鼓勵生育口號徵集大賽，獲大獎的口號是**“爸爸，我一個人很孤單，我想要弟弟妹妹”。**

　　但是，韓國政府顯然高估了重賞和親情牌的威力，低估了老百姓在現實面前的焦慮。到2017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1.06——“2020戰略”，懸了。

　　花了百萬億韓元，為什麼還攔不住生育率下滑？

　　絕大多數專家歸因於這麼幾點：

　　首先是爸爸媽媽們不堪重負。

　　在韓國，1 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的22 年間，家庭需要花費3 億 890 萬韓元(約190萬元人民幣)。如果按年平均，每個孩子每年要花費約1400萬韓元(約8萬6千人民幣)，而韓國1名公司正式員工(要在韓國公司謀到一份正規職很不容易，原因後表)年均工資為4100萬韓元，也就是説，養育1個孩子1年的費用要超過年收入的1/3。

　　這還不包括孩子上學之後的課外補習費用和將來的成婚費用。韓國號稱“補習亡國(不是王國)”，全國小學生中參加課外教育的學生高達80.7%，這也是筆沉重的負擔。

　　所以，韓國10年間花出的100萬億韓元，每年攤到每個孩子頭上，只能説是杯水車薪，“毛毛雨”。

　　其次是媽媽們所遭遇的歧視。

　　沉重的經濟負擔，讓傳統上在家相夫教子的韓國女性也得出來工作和應酬。但韓國社會對育齡婦女有排斥現象，法律規定產假可以歇三個月，但很多媽媽三個月都歇不完就匆匆回來上班，經常聽到的議論卻是，“那麼大年紀了，都兩個孩子的媽了，還回來幹嘛”。

　　在這種氛圍下，韓國職場母親真正享受產假和育兒假的比率在60%左右，並且還在下滑。休了產假後重新上班的母親近一半在1年之內離開崗位。

　　上班時間長，下班後要應酬無法正常照顧孩子，想把孩子託付給託兒所或幼兒園，不但費用高，而且時常發生一些事故或虐待孩子的事件。雖然韓國人傳統上很愛孩子，但現實在逼迫他們割捨，這點對女性尤甚。

　　最後是生育觀念的改變。

　　幾十年計劃生育對韓國生育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但更加嚴峻的是現實。農耕時期，“多子多福”，多養子女可以增加勞動力，可以為未來養老做投資。可在競爭殘酷的當下韓國，只具備原始勞動力很難在社會上立足，不能立足就要變成父母的累贅。

　　養一個孩子，父母就要想盡辦法加大投入讓他未來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多生一個，成本就成倍增長。這樣，農業社會的“多子多福”變成了現代社會的“多子多負”，年輕人對眼前因孩返貧的恐懼，蓋過了對未來老無所依的焦慮。

　　面對這樣的形勢，韓國專家也出了不少主意。比如強調青年男女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心，擴大生育補貼，完善育兒基礎設施建設，保障育齡婦女權利等等。

　　可惜這些解決辦法，都是就生育問題談生育問題，沒有觸及韓國少子化問題的真相。

　　“朱門多貴子，寒門無姊妹”

　　就在最近，韓國的一家媒體，根據各類人羣生育統計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韓國，越是高收入人羣，生育率越高；越是低收入人羣，就越不想生。

　　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與收入最低的20%人羣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後者的2.225倍(2017年為準)。而在2008年和2013年，該數據分別為1.693倍和2.056倍，説明過去10年間韓國富人與窮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斷擴大。

　　與此同時，富人的生育率佔比不斷增加。2008年，在整體生育人羣中，收入排在前20%的人羣佔比為15.7%，而到了2017年該數據增加至17.38%。

　　與此相反，最低收入的20%人羣生育率佔比從10.81%下降至10.1%。也就是説，在出生率持續走低的背景下，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進一步加劇了貧富人羣間的鴻溝，反映到生育率方面，導致越來越多的窮人放棄生育。

　　其他調查也在支撐着這個結論。

　　比如説，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為，教育是影響女性婚姻家庭觀的重要因素，女博士普遍難嫁、難生。但韓國的數據不支持這一看法，他們的情況是：學歷越高，結婚比例也越高。

　　2015年，韓國20歲以上本科以上學歷人羣中，男性婚姻率(每1000人中的成婚數)為24.5，女性為28.6。而高中學歷的男性婚姻率則僅為9.8，女性為10。中學學歷及以下人羣更低，男性為3.6，女性為2.3。

　　究其原因，高學歷意味着能找到相對穩定和高薪職位，進而經濟條件也相對優越，也更容易結婚生子。

　　再比如説，有房與無房的韓國人相比，前者生育率也明顯高於後者。

　　據韓國統計廳2016年數據，結婚未滿5年的新婚夫妻中，有房子的夫妻生育率為68%，而無房夫妻的生育率則為61.5%。

　　實際上，韓國人對房產的觀念與中國人很相似，認為有了自己的房子心裏才踏實，甚至一些韓國夫妻寧願不要孩子，也要將錢省下來買房子。

　　韓國媒體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對結婚7年的中年夫妻，倆人都是外企員工，加起來年薪約10萬美元。他們至今沒能在首爾買到房子，原因是房子太貴。為了擁有自己的房子，這對夫妻最終決定做“丁克族”，因為養孩子的費用實在不菲，房子與孩子，幾乎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

　　這對夫妻自嘲：“現在不是流行説‘膝下無子，真真好命’嘛，我們夫妻倆吃好、玩好，彼此作伴享受人生便滿足了。”

　　還有一個例子，一名36歲的母親，她已有5歲兒子，原來計劃再生個弟弟妹妹，這樣孩子將來可以相互依靠。但仔細算了教育費用後決定放棄。目前，每月定期給孩子投入的教育費用約為66萬韓元(約合4000元人民幣)，加上買衣服、玩具、親子游等費用，幾乎每月達100萬韓元。這在孩子同齡段孩子中，投入算少的。夫妻倆每月的收入固定，但房租飛漲，工資漲幅遠遠跟不上房價增幅，這樣的情況下，根本沒能力養二胎。

　　這樣一對又一對在孩子面前卻步的爸爸媽媽們背後，是韓國社會自亞洲金融危機後逐漸累積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

　　根據經合組織統計，韓國排名前10%的高收入人羣與排名墊底的10%人羣相比，前者收入高達後者的4.3倍，收入兩極分化程度僅次於美國。

　　首爾市政府於2015年8-10月，以3000多户家庭為對象進行調查發現。受訪對象中近10%的人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處於絕對貧困狀態。

　　韓國相關機構表示，收入差距直接體現到生育率方面，説明收入分配不均、寡頭收入增加是生育率兩級分化的源頭。

　　也就是説，將韓國“少子化”歸因於韓國人都不想生孩子是偏頗的，真相是：有錢人的家庭多子多福，沒錢人的家庭沒兒沒女。

　　有人統計，韓國人的工作時間比其他主要國家要多66天。他們一年到頭為老闆打工，辛辛苦苦繳納完房租、交通費、保險之後，幾乎沒有剩下什麼錢，他們為誰辛苦為誰忙了？

　　他們為大財閥們忙了

　　韓國在二戰後快速實現了工業化，但發展的代價是縱容了腐敗與經濟失衡。由於國內市場狹小，韓國政府集中資源培育了少數財閥企業。

　　在經濟高度增長期，社會階層整體能順勢抬升，韓國企業有終身僱傭的文化，工會也比較強大，因此勞動者的收入能與經濟同步增長。

　　但國內市場的狹小，也讓韓國抵抗外部干擾和風險的能力偏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做了自由主義改革，這一下打開了資本的潘多拉魔盒。

　　依靠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改革，財閥企業獲得了“集體僱傭權”和僱傭“非正規職”(可以理解為非合同工)的權力。韓國失業率就此迅速上升，青年人就業困難，中年人被迫提前退休。非合同僱用比例高居經合組織國家第一位。

　　僱用不穩定加劇了消費萎縮和國內經濟低迷。財閥的海外投資引發國內經濟空洞化，國內中小企業受困於國內市場，還需要與財閥的全球供貨商競爭，經營越來越困難。

　　財閥大公司是全球僱人，對國內就業的吸納低於中小企業，韓國年輕人不得不拼死拼活去爭那一口財閥給的飯吃。年輕人就業難、中小企業倒閉、消費萎縮和國內經濟低迷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

　　原本韓國政府也制定過一些限制財閥資本的措施，但隨着資本自由化改革，大量海外資本進入韓國收購銀行和企業。為了抵抗外資兼併，政府不得不取消對財閥的限制。掙脱了緊箍咒的財閥得以放開手擴張。

　　經濟上，他們騙取國家補貼，佔用大量國家資源，從增長的貢獻者變成最大的特權者，令社會兩級分化日益嚴重，在財閥企業的供職的少數精英全球瀟灑，大部分普通勞動者被拋棄在狹小高生活成本的國內市場遭榨骨吸髓。

　　政治上，他們控制黨派、操縱選舉、干涉司法，勾結政府中的腐敗分子。

　　一個經典的説法是，韓國司法界對犯了法的財閥有個“潛規則”——“三五定律”,即一審中判處5年及以下徒刑,二審中以3年徒刑、緩刑5年的方式釋放 。在朴槿惠的“閨蜜門”中，三星太子爺李在鎔行賄430億韓元，只被關了353天就放了出來。

　　這還比不上他父親李健熙。2008年，李因進行逃税、非法債券交易等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結果包括韓國江原道、經濟界、體育界在內的一大堆人為他向總統請命叫屈，理由是要靠李幫助申辦2018年冬奧會。叫屈結果毫無懸念，“三五定律”嘛。

　　財閥獨大，自由主義橫行引發了兩大問題，一是社會兩級分化，中產返貧；二是催生了憤怒的“經濟危機世代”。

　　在1997年經濟危機後走出校園的一代人，他們成長環境優渥，生活質量要求高。他們為求職投入了更多的經濟成本和精力，卻發現難以找到高質量的工作。

　　他們被稱為**“88萬元世代”** 。因為他們的平均月收入只有88萬韓元，僅僅夠在大城市裏租小房間閣樓甚至地下室，維持基本生活。

　　“經濟危機世代”的失業率一直很高。截至2017年11月，韓國青年失業率高達9.2%，是1999年進行該統計後，18年來歷史最高值。高失業率引發了一連串連帶效應，即**“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沒有收入；沒有收入，意味着沒錢結婚；不結婚則意味着不生孩子”** 。因此這代人又被稱為**“三棄一代”，放棄戀愛、放棄結婚、放棄生育。**

　　年輕人被掏空，更直接的影響是父母老無所依。那些在經濟起飛時期將全部積蓄用於孩子教育和買房的父母，老來發現幾個孩子已經深陷房子、車子、孫子的教育，再無暇顧及自己，他們只能放棄退休自食其力。

　　一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調查紀實寫道：71歲的快遞大爺一週三天坐對老人免費的地鐵送快遞，掙每月大約3000元人民幣的辛苦錢，他所在的銀髮快遞公司，年紀最大的78歲。70歲的老奶奶，在街上做30美元一次的皮肉生意，她最大的秘訣是忍耐，“為了生存，我只是閉上眼睛。”

　　經濟危機之後，韓國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也不可謂不用心，但在緩解韓國社會矛盾方面的作用有限。

　　一方面，韓國的福利制度不是建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期，而是建立在國內經濟增速放緩，國際上福利國家縮減社會福利的時期，福利制度基礎不牢靠。韓國人的觀念也還停留在高速增長期，他們對一份踏實穩定的工作看得很重，非常擔心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

　　另一方面，福利制度畢竟是託底措施，關鍵還在於抑制資本、控制貧富分化。可韓國政客連多關李在鎔一天都不願意，又哪會對財閥動大刀呢?

　　這也能就能看出韓國專家們提出的，提高年輕人的責任意識以解決生育問題是多麼可笑。國家是財閥的，不是年輕人的，他們有什麼責任呢。也難怪他們會在社交媒體上留下“生育率對政府來説是個問題，但對我來説不是問題”，“我不想讓我的孩子體驗痛苦生活”這樣的話了。

　　然而最可笑的，還是那些資本家們，他們不斷變換着剝削的方式，擴大着剝削的程度，他們有一天終將發現，可供他們剝削的人，沒了。

　　所以韓國的生育問題，何止是生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