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與策反_風聞

“國軍被瓦解的主因並非被神話的中共情報戰”一文（幾年前出版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也有類似的內容）認為，中共的情報戰成果被誇大了，其效果甚至不如策反。文章得出的結論是“中共軍事上戰勝國民黨的一個重要法寶，嚴格説來並不是情報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這個結論值得商榷。

過去有一種傾向，主要來自國民黨方面對國共內戰失利的反思，大多歸之於情報不力，泄密嚴重。《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對於中共情報工作的一些誇大宣傳作了辨析，尤其是對流傳較廣的劉斐、郭汝瑰、熊向暉、汪德昭、汪維恆等人的作用提出一些看法，這當然有合理的一面。由於情報工作的特殊性，在缺乏資料對比的情況下，片斷披露出來的情況往往被過分地渲染和誇大，甚至有些是國民黨自己推脱失敗責任的説法，當然需要澄清。但是，過正並不一定能矯枉。過分低估中共情報戰的作用則又陷入了虛無化、空心化的傾向，同樣也得不出正確的認識。

情報是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手段的基礎，策反也需要相應的情報做支撐，並不是沒頭蒼蠅一樣地亂撞，而策反的結果有時也能獲得有用的情報。這並非是可以相頡頏的兩類事物。策反成功難道不是情報工作的勝利？策反後所獲的情報和所謂情報戰中所獲的情報難道有成色的差別？作為基本常識，情報工作既包括“打進去”，也包括“拉出來”（也即策反），誰能説“拉出來”所獲得情報就不是情報了？

由於資料的缺乏，許多人對中共情報工作的成效存在不少誤解。比如《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第673頁稱“嚴格説，中共能夠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關鍵部門內，這個時候仍舊佔據着關鍵崗位的情報人員並不很多”，由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共所能獲得的情報也有限。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情報工作中的“關鍵崗位”往往並不一定等同於位高權重，也並不一定需要很多人（一般也很難做到在敵方的關鍵部位打入許多人，解放戰爭時期的情況可以算是例外了），中共在“這個時候”（即解放戰爭時期）是其情報工作最為活躍、成就最高的時期，對國民黨方面的情報獲取工作應該説是非常有效的。當然，真正起作用的並不一定就是宣傳中最熱的那些人。

比如郭汝瑰，曾任國民黨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長，地位較高，故此許多人都將他作為中共安插在國民黨內部的頭名間諜。但從郭汝瑰回憶錄來分析判斷，郭汝瑰自47年3月調任第三廳廳長，旋即（5月）被調去徐州陸總參謀長，直到48年7月才正式重回到第三廳任廳長。郭在徐州一年多的時間，正是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入進攻的關鍵時期，這段時期郭與他的聯繫人任廉儒很難取得聯繫（任主要往返上海、南京之間），他的情報到底給中共多大幫助，是有一點疑問的。話説回來，以目前所知郭汝瑰主要提供的情報如：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的計劃；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後，國民黨軍陸總徐州司令部所轄兵力配製情況，徐州司令部解圍兗州計劃；國民黨軍解圍長春方案；解圍雙堆集的企圖；國民黨江防計劃及京滬地區江防圖等等，都是重要的戰略情報，並不能因為其缺乏“戰場價值”而被忽視。

除了郭汝瑰之外，中共在國民黨內其實還有許多更為直接有效的情報來源。如沈安娜，雖然地位不高，只是個速記員，但因為能參加國民黨內重要會議的記錄工作，所以位置很關鍵，也是解放戰爭期間中共戰略情報的重要來源之一。據沈安娜本人的回憶，在解放戰爭時期她所獲得的主要情報包括：政協開會期間，國民黨中常會及談判代表團開會所討論關於以談判拖延時間、向淪陷區運兵以及次日談判的對策等，均由沈連夜報告組織，從而使中共能及時採取相應的措施；1946年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策劃全面內戰，沈和未婚夫華明之一起抄錄、剪輯原件送交上級；46年4月國民黨召開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進攻解放區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對我兵力、特點的估測等，沈將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另外，從1948年起，沈介紹其兄去聯勤總部運輸署，先是暗用，後進一步明用，蒐集該部軍區情報、上海港軍運調度和各地水運情況、部隊調動等軍事情報。

軍事方面的情報來源，還有羅柳溪。他曾任陸軍總司令部少校參謀、肖毅肅的侍從參謀、海軍司令部情報處代理上校科長等職，自45年10月起就開始蒐集國民黨軍軍事情報，向中共南京市委領導下的白沙、呂一峯彙報。據羅柳溪本人遺作中的回憶，包括國民黨軍向淪陷區運送部隊的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邯鄲戰役後國民黨高層的反應、國民黨接收日軍戰俘及武器裝備彙總材料中的有關數字、46年2月國民黨全國陸軍整編後的《陸軍戰鬥序列》（包括所有整編師的番號代字、團以上幹部姓名、計劃、現駐地、裝備情況及配屬特種兵部隊番號等）、國防部作戰廳編印，三五天出刊一期的《作戰彙報》（內容是彙總全國戰場對我軍作戰的判斷和國民黨軍作戰計劃部署及各戰場作戰指導，還附有敵我各戰場作戰詳圖）、國民黨軍黃河戰略、徐蚌戰役作戰計劃、長江聯合作戰計劃等。可見，即使郭汝瑰不在，中共對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的一舉一動照樣瞭如指掌。

另外，還有華東分局情報部情報幹部林施遠（施遠），打入了南京國防部二廳機密印刷廠作校對。這個位置地位不高，但能接觸大量密件，獲取有價值的情報。林施遠所獲取的情報包括國防部二廳、三廳合編的絕密件《敵情》（作戰雙方實力部署、軍隊番號等，可瞭解敵人的兵力部署及對我軍各戰區兵力部署的瞭解程度，分發範圍很小，僅能抄錄）、日軍對蘇作戰和對我軍作戰的檔案材料、舊電碼密本等。林施遠後來還進一步打入國防部二廳任翻譯。

還有華東局統戰部（情報部）城工委領導的聶嶽撼、王敏、陳恩鈞等人，均曾獲得具有重要價值的情報。如聶任國防部少校機要參謀，曾獲取的重要情報包括：《陸軍戰鬥序列》、參謀總長辦公室編寫的《軍事手冊》（47年上半年全國各戰場重要軍事情況統計）、1948年參謀總長辦公室編寫的《中華民國三十六年陸海空軍作戰總結和下一年度作戰計劃》、每週召開的參謀總長會議記錄（聶列席會議，負責記錄，會後記錄由保密軍官送保密室存檔，但聶可以憑記憶記住重要情報，回家後整理出來）等。

以上這些情況説明，郭汝瑰的作用並非無可替代，中共當時有多個不同管道可以獲取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方面的高層情報。當然，也不能因此就説郭汝瑰的情報一錢不值。因為，不同來源之間情報的互補和印證就是情報分析的重要一環。

有關熊向暉的情況也是如此。文章中認為中共中央基本沒有動用熊向暉，只有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進攻延安這一次，才使熊發揮了作用。這種認識基本上來自於熊向暉的回憶錄，但與實際並不完全相符。事實上，所謂中共“後三傑”——陳忠經、熊向暉、申健——都是王石堅系統下的重要情報人員，他們分別在各自的崗位上，監控着胡宗南的一舉一動，時時刻刻都在起着作用。據陳忠經的未刊回憶錄可知，除了擔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的熊向暉之外。申健先是作為陳忠經的助手，繼任了西京市分團書記，隨後又被提升為省支團視導室的視導，任務是視察督導各地的團務。陳、申以視察各地團務為名，進一步兼帶視察各地軍紀（得到了胡宗南的讚許），瞭解胡部各地駐軍的調動、軍紀、軍民關係、軍政關係、士氣等情況，並與熊向暉等處送來的有關胡部的部署情報相核證，定期綜合上報給中共中央。胡宗南的訓詞講稿、重要文件、三青團組織規程等，也都是由陳忠經、熊向暉等起草的。1945年8月15日，毛主席在與康生的談話中提到王石堅、陳忠經等人的工作時指出：“凡是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這是情報工作最成功最模範的”。由此可見，對於胡宗南情報工作的成功，既不是隻靠某一個人，也不是隻憑着碰巧某一次的事件。這些情報的頻度，據1946年8月29日康生給王石堅的一份電報中可知，甚至達到“每天每份”的程度。

任何情報均有其時效性，必須結合多種偵查手段進行分析及綜合判斷。中共從打入及潛伏在國民黨高級指揮機關的情報人員處，可以獲取多渠道的信息進行核對分析，這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但缺陷是中共缺乏快速有效通信的手段（因在敵佔區使用電台聯絡容易被偵破，從而造成重大損失），許多非常重要情報不得不由交通人員攜帶往返傳遞，使得有些情報有可能喪失其時效性。

各戰略區的情況也類似。如東北，除早期較有名的打入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處的趙煒之外，較成功的還有：大連情報處發展的內線王紹文在東北剿總作戰處長姜漢卿辦公室任機要參謀，除彙總戰報外，還負責起草給蔣介石、傅作義、閻錫山的報告和通報，以及抄清蔣介石、國防部下達的重要報告、作戰計劃、指令等；東北軍社會部方濤小組的內線林立雄也提供過“東北敵幾次軍事會議的內容和作戰計劃”；開原情報處在東北剿總二處（情報處）任參謀的高振海，“所獲敵對東北我軍動向之判斷，和敵軍全盤之佈置及其意圖，我劉（亞樓）參謀長反映，認為這種情報很有價值”；東北局社會部發展的剿總作戰處少校作戰參謀徐文玢也提供過“衞立煌作戰計劃”等情報。據1948年11月東北社會部報中央情報部的《關於情報工作綜合報告》中所稱：“綜合九個月來，我們所獲得的軍事情報包括戰略動向、軍事行動、戰鬥序列、兵力駐地、補充增援、編制裝備等，從作用上來説，敵人在東北的戰略動向和軍事行動，我們從4月後基本上都能取得”。

如果這樣的對敵情報工作還稱不上“出神入化”，那還要怎麼樣才能算呢？

另外，對情報工作的誤解還包括只將人力情報作為情報戰的手段。實際上，除了人力獲取情報之外，中共在技偵方面也做出過許多努力，並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也是具有“戰場價值”的情報的重要來源之一。由於這一領域更為神秘，目前除了若干回憶錄和紀念文集中稍有涉及外，大多付諸闕如。但決不意味着這些情報工作就不存在了。

比如西北戰場上羊馬河戰役前軍委二局破譯了胡宗南部調動的關鍵密電，戰後毛澤東特地下令嘉獎軍委二局配合作戰有功的技偵人員，獎給邊幣100萬元和兩匹馬。華北戰場，1945年12月，中共就破譯了國民黨軍第11戰區和第34集團軍的核心機密，石家莊戰役後又突擊破譯了傅作義系統的核心機密，這一成果直到傅作義起義後仍得到運用。新四軍五師突圍前，組織力量破譯了敵軍軍級、行營級密碼三十餘種，使敵人一切行動均在嚴密監控之下，1947年3月，李先念接見中原軍區三處的人員時，特地對此予以了褒獎。東北方面，東總情報處於1946年初起獲得技偵方面的情報，取得了秀水河子戰鬥的勝利。四平保衞戰失利後，由於東總作戰科王繼芳叛變，使技偵情報來源被切斷，此後在曹祥仁率領下，逐步重建，僅在秋季和冬季攻勢期間，就破譯敵軍密碼110多個，獲取了大量情報。冬季攻勢戰後第二天，林彪特地去二局看望，並稱贊“其作用不亞於幾個縱隊”。以上不過是極少數目前所能見到的信息，大量的材料仍未解密，但其作用已經可見一斑。

總之，僅就中共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情報工作而言，的確可以説是已經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我們既不要誇大某些個人的成就，以致於得出“情報決定一切”的結論；也不要因為資料的缺乏就否認情報工作的成功。另外，不管怎樣可靠的情報，都存在一個分析判斷並及時加以利用的問題。筆者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陳賡大將在宛東戰役中的失誤，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過分相信了技偵情報的可靠性，導致了決策上的誤判。因此，對於情報的作用，不能輕視也不能誇大。

就資料的角度來説，中共解放戰爭期間情報工作的史料大部分來自回憶材料，這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另外，有些人寫的回憶錄，因內容敏感，並未正式出版，如今後能有機會正式出版，則對於已經公開的材料，其辨證廓清的作用不容小覷。以熊向暉回憶為例，他在回憶錄中只寫了自己如何機智有才，所以被胡宗南看中。但為何熊作為一名普通的戰地服務團成員，在短期內即獲得胡宗南的極大信任，能登堂入室預參機密呢？熊在回憶錄裏沒有交代。事實上，通過陳忠經的回憶可知，胡宗南與熊向暉的姐姐熊友榛（當時名熊彚苓）曾有戀愛關係，一度還打算結婚。據王石堅1946年5月19日給中央的電報：“503號之姊七年前與胡宗南相愛，胡宗南送她赴美深造，年前胡宗南催伊返國結婚，九月胡宗南至滬迎她相晤後，胡突然變卦促她同別人結婚，現胡令她選擇對象結婚後，送彼二人出國。503姊受刺激甚劇，表示願與最進步者結合，……”，後經王石堅等反覆商議，並取得熊友榛和申健的同意，兩人最終結合在一起。電報中“503號”即為熊向暉的代號，由此可知為什麼熊向暉在戰地服務團就被胡稱之為“要好好培養的一棵小松樹”，從而加意栽培、信任有加。

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材料學，缺乏充分的材料支撐，則不免魯莽滅裂，談不上存精求是了。要想掌握充分證據，得出可靠的結論，唯有廣蒐博採，虛衷集益，非可一蹴而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