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封難民路：美國正在發生的移民悲劇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號譯家YJ

題圖：Justin Metz

【作者】富蘭克林·弗爾（Franklin Foer）,《大西洋月刊》全國新聞記者，《新共和》雜誌前主編，著有《無思想的世界》（World Without Mind ）及《足球如何解釋了世界：另類的全球化理論》 （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 An Unlikely Theory of Globalization）等書

【翻譯】楊刁刁，華思睿，張拓木，張海雲

【校對】李雅坤，Xujun Eberlein

對於一位記憶中充斥着不安與危險的人來説，找到安全感並不容易。想象一下：你從殺氣騰騰的政府武裝手下倉皇逃離；你為了逃命橫渡江河，卻無以得知在河對岸是安全還是新的危險；你可能突然間意識到自己永遠無法返回故鄉了，因為它已成焦土；關於你舊時鄰居被強姦和奴役的傳聞無處不在。繼續想象一下，經歷過這一切之後你人來到了紐約市，手裏攥着也許只是一張廢紙的身份文件。

這是來自西非國家毛里塔尼亞數千名移民的集體記憶。這個國家由阿拉伯人統治，而這些難民源於在該國處於少數地位、有着自己語言的黑人族羣。

1989年，毛里塔尼亞政府在突然飆升的民族主義驅動下，把種族差異當做死罪處理。它逮捕、折磨並暴力驅逐了許多黑人公民；強行遷移了7萬多人，並取消了他們的公民身份。留下的人處境並不好多少。現在大約有43,000名毛里塔尼亞黑人處於被奴役狀態，按人口比例來説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奴隸羣體之一。

經過多年的無根浮萍一般的生活——從臨時營地，輾轉穿過塞內加爾的村莊和城市——一些毛里塔尼亞移民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慢慢開始抵達美國。他們英語説不利索，在很多方面很不接地氣。然而各種機緣巧合加上工作機會，讓這個約3,000人的社羣集體搬家到了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落腳在在一條長長的林蔭大道附近的街區。彷彿冥冥中他們與這條大道就有緣分：這條大道名為“難民路”（Refugee Road）。這個街道名紀念了19世紀初俄亥俄州張開雙臂接納另外一批湧入的陌生人：對美國革命表示同情的加拿大人，併為他們提供了大片土地。

難民路並非黃金鋪就；但在本世紀初的那些年月裏，這個街名給人帶來的希望的確應驗了。毛里塔尼亞人將一家舊雜貨店改建成了一座高門深院、鋪滿藍色地毯的清真寺。他們開起了餐館，供應熟悉的魚類和米飯，還有出售從非洲各地進口的CD和汽水的商店。

時間一年年過去，曾經的來客在這裏紮根，生下美國公民，成了當地克利夫蘭騎士球隊（Cleveland

Cavaliers）和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Buckeyes）球隊的粉絲。在美國一直沒有完全得到法律認可的身份這件事，早就被他們拋在腦後。當年他們抵達紐約時，許多人花錢請了一名會講英語的同胞填庇護申請。他本應分別填寫每位難民的個人遭遇，但他卻簡單地用大體差不多的故事複製粘貼了很多遍。（許多剛來美國的人急於尋求庇護卻缺乏經驗，成為這種騙局的犧牲品者並不在少數。）這些難民抵美后一兩年法官終於審閲了他們的案件，注意到了這些可疑的重複，判決其中一部分申請為欺詐並命令將這部分難民遣返。

但這些遣返命令基本是一紙空文。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能把人往哪送？毛里塔尼亞政府早就從其數據庫中刪除了這些難民的檔案，並拒絕向他們發放任何旅行證件。它沒有興趣收回這些被其暴力移除的村民。所以ICE決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難民們被要求定期向ICE當地辦事處報告，並保持循規守法的完美記錄。隨着歲月的流逝，被遞解出境的威脅似乎越來越小。

然而，特朗普登台了。突然間在許多毛里塔尼亞人工作的倉庫裏，他們的白人同事把他們拉到一邊，悄悄提醒説日子可能會不那麼好過了。新的行政當局很快讓這些警告變成了現實。頭一件改變是他們去ICE報到的頻率。在奧巴馬執政期間，許多毛里塔尼亞人被要求每年“登記”一次；突然ICE要求他們更頻繁地報到，有的人每個月都需要去一次。ICE官員開始突訪他們的家。像有線電視公司一樣，他們會通知你在某天幾點到幾點的六個小時內在家等着他們；被造訪的人不得不因此請很多假，生活節奏也被打亂。這些毛里塔尼亞人説，ICE告訴他們美國終於説服他們的政府重新接納他們；這是國務院為遣返消除外交障礙的全球行動中的一小部分。

恐懼如同傳染病一樣迅速蔓延。一位ICE官員曾出於同情提醒一些毛里塔尼亞人：“遣返不是一個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一個時間問題。”另一個官員直接説：“我的職責就是讓你離開這個國家。”ICE官員在會面時堅持要求這些難民去毛里塔尼亞領事館申請護照，以便把他們交回曾經試圖謀殺他們的政府手心裏。

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在哥倫布清真寺星期五的祈禱之後, 我坐在他們簡陋的會議室裏。男人們逢此都會穿着傳統服裝，身着鮮豔長袍，頭上纏繞頭巾。阿訇讓那些人自願與我分享他們的故事；會眾在門外排起長隊。

這些毛里塔尼亞人一個接一個地向我描述了他們為被遣返所做的準備。有人説他們已經賣掉了房子；其他人清算提取了他們的401(k)。我聊過的每個人都至少有一個朋友坐大巴前往加拿大邊境申請了庇護，而不是冒被遞解出境的風險繼續與ICE官員見面。

一位叫蒂爾諾的男人告訴我，他的兄弟已被ICE拘留幾個月，等着被遣返。對於這些毛里塔尼亞人來説，ICE挑蒂爾諾的兄弟先下手讓人感覺大勢不妙。蒂爾諾的兄弟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為清真寺捐款的善人。如果他都會被抓，那麼沒有人是安全的。蒂爾諾含着淚在他的iPhone上給我放了一個視頻：一個留在毛里塔尼亞的黑人的慘狀。他的臉被打腫到不成人形，他在乞求饒命。 “老子要操你老婆！”一個畫外音衝他大喊，然後一隻手出現在屏幕上，一遍又一遍地抽他耳光。蒂爾諾擔心他兄弟也會淪為如此下場。

在21世紀的美國，很難想象聯邦政府會拿一個橡皮擦從地圖上抹去整個族羣。我之所以去哥倫布，是出於美國移民律師協會前會長大衞·利奧波德（David

Leopold）的建議。利奧波德是一位克利夫蘭律師，他與毛里塔尼亞清真寺的一位老客户一直保持着聯繫。在講起這個社區面臨的困境時，他用了“種族清洗”四個字。初聽起來這樣的説辭誇張荒謬。但我每一次到哥倫布都聽説又有人逃往加拿大，或者去了紐約，因為在大城市的暗影裏躲ICE會稍微容易些。這一次，難民要逃離“難民路”。

自上任以來，特朗普一直在大肆抨擊一個所謂的“深暗政府”（“deep state”）。他用這個詞指代一小撮深藏在執法部門、情報界和監管機構中的官僚勢力，一個定義模糊不清的精英集團；這羣人在不惜一切代價阻撓他的意志，也就是阻撓“人民的意志”。 

但是“深暗政府”的一部分早早就公開表達了對特朗普的狂熱支持。早在2016年9月，ICE工會就已經為特朗普的候選人資格背書，而之前該組織從未公開支持過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後，一位即將被提名為ICE負責人的官員豪氣地宣稱，ICE終於等到了一個支持它，能讓它好好辦事的總統。在6月退休前一直擔任特朗普手下的ICE代理局長的托馬斯·霍曼（Thomas

Homan）稱，特朗普“解開了ICE的手銬”。其實霍曼只是借用了ICE內部非常普遍的一個説辭。“特朗普獲勝後，[一些官員]彈冠相慶，比超級碗贏了球還高興，”一位前ICE官員告訴我。

特朗普當選後，在6月退休前一直擔任ICE代理負責人的托馬斯·霍曼稱，新總統“解開了ICE的手銬”。 （ Sandy Huffaker/ Getty）

無論特朗普還為ICE做了什麼，他結束了ICE相對不為人知的境況。他的“零容忍”移民政策引發了一場圍繞該政策執行機構的激烈爭論。今年春天，在連續幾周的時間裏，全國人民眼睜睜看着移民官員將跨越美墨邊境尋求庇護的家庭生生拆散，從父母身邊將孩子奪走。雖然ICE在拆散家庭這件事情上其實只是配角——主要角色是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但對於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批評者來説，ICE是個好靶子。基本上每個想顯示自己進步主張的民主黨政客都要求撤銷ICE。

該機構歷史其實還很短。當恐怖分子於2001年9月11日襲擊世界貿易中心時，ICE並不存在。當時有司法部下屬的移民及歸化局（INS）。但是雖然INS的任務一直包括遣返無證移民——偶爾還會大規模去工作場所掃蕩——它從來沒有建立一支龐大的力量來系統地將無證移民從美國本土移除。

但舉世震驚的9/11事件發生後，國會拙劣地把一大堆以前不相關的行政機構塞進了國土安全部（DHS）：特勤局、運輸安全管理局、海岸警衞隊等；這一波也包括了同時創建在國土安全部旗下的ICE。在ICE成立之後，國土安全部成為第三大內閣部門；其組織結構就算客氣地説也是亂七八糟。要看這種混亂而又高度政治化的政策制定過程會引起什麼後果的話，ICE可能是最好的例子。

自從ICE在2003年被正式定為INS的繼任部門以來，作為和平時期的官僚機構，它的發展速度可以説是非常顯著。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之際，移民已經成為聯邦執法的最高優先事項之一：所有聯邦起訴中有一半是與移民有關的犯罪案件。

2012年，國會撥款180億美元用於移民執法。其他主要的刑事執法機構——聯邦調查局、緝毒局、特勤局、酒精，煙草，火器和爆炸物局、美國法警局加到一起，才拿到了140億美元。

ICE迅速建立了龐大而錯綜複雜的基礎設施，包括拘留所、國際運輸部門和監控技術系統。這套政府機器的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私人承包商。國土安全部是在聯邦政府的“外包熱”時期誕生的，僱用的外部承包商人員比實際的聯邦僱員還要多。去年，這些外包公司——包括地緣集團（Geo

Group）和CoreCivic——在政治遊説和兜售影響力上至少花費了300萬美元。舉一個小例子：ICE租用的私營拘留設施的業主們為特朗普就職典禮貢獻了50萬美元。

一個致力於執行移民法的組織總會被人們條件反射般地看成惡人，有時這可能並不公平。國境是民族國家的一個基本特徵：邊境監管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一個運作良好的政體應當能夠有序地允許一些人和拒絕另一些人入境。按定義，這事就含有排他和心狠的成分。歐盟內部實行的自由移民政策已經表明，看起來簡單的寬宏精神也可能會帶來深層的不穩定。這裏必須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而目前ICE的存在狀態卻嚴重偏離了美國漫長的移民歷史。歷史上美國也曾經把絕望的難民和渴望成功的奮鬥者關在門外。但是一旦移民抵岸、定居、撫養家庭、開辦企業，並且在這一過程中都沒有犯法，政府幾乎從未將他們大量逐出邊境。

1954年，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濕背行動”（譯者注：Wetback，指游泳過境的偷渡者，多用為對從墨西哥進入的移民的侮辱性稱呼）——你沒聽錯，這就是官方的叫法——從美國境內移除了100多萬墨西哥移民。人們記得它正是因為它與美國作為一個自我定義的移民國家的身份如此不和諧。

然而，ICE的職責恰恰就是從國內移除無證移民，並且是以冷酷無情的官僚效率來履行這項職責的。直到最近，該機構一直被國會明令每天保持34,000張拘留所牀位來拘留無證移民。一旦移民進入系統，她就變成一串數字——她的案件號。她往往會被有罪推定，申訴非常困難，甚至連她有什麼權利都不被告知。

目前大約有1100萬無證移民居住在這個國家，比瑞典人口還多。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在美國已經生活了十年或更長時間。從技術層面講，白紙黑字的法律給予了ICE授權可以遣返他們中幾乎任何一個人。特朗普之前的奧巴馬和小布什都容許一定程度的同情心，許可檢察官和法官在移民程序中暫緩一些遣返，並鼓勵將着重點放在重罪犯人的移除上。就國會而言，近二十年來兩黨都比較支持所謂“移民政策全面改革”。這種立法的意義就是在嚴格執法與為無證移民提供特赦的機會並最終成為公民的可能性之間找到平衡。

然而，還沒有一個政治家有決心克服阻擋改革的體制障礙。民主黨在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短暫控制國會時，並沒有把移民改革作為頭等大事；共和黨內的改革派一再被眾議院的反移民強硬派拖後腿。2013年一項全面的移民改革法案以68-32的驚人比例通過了參議院，但當時的議長約翰·博納（John Boehner）拒絕允許它進入眾議院投票。 201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從最初把自己的政治身份整盤壓在移民改革上，一步步退到自稱從未真正支持過這項改革。

在本屆政府，行政當局取消了過去對ICE的許多規則限制。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前八個月裏，ICE逮捕的人數增加了42％。移民執法被移交給了一小羣激進的反移民鬥士和政策專家。他們仔細研究過自己的手牌，知道實現他們遣返無證移民目標的最佳策略就是散播恐懼。他們同時也知道，ICE在兩黨默許下聚集起來的潛在力量還遠遠沒有真正爆發。

在臨時決定去一趟哥倫布後，我在一家精品酒店預訂了房間。酒店位於一棟剛剛翻新過的裝飾派藝術風格（Art Deco）摩天大樓上層。我約好了第二天早上在大堂的星巴克和一位二十來歲的非洲移民及其律師見面，這裏我暫且稱這位移民伊斯梅爾；我會跟他們一起去ICE定期報到。

伊斯梅爾身材矮小，人很瘦，話也不多。他去年從非洲經墨西哥偷渡來美——那場迂迴曲折的長途跋涉以他在加利福尼亞被捕告終，他隨之被ICE關了好幾個月。當我見到伊斯梅爾時，他捲起黑色牛仔褲的褲腿，給我看他瘦骨嶙峋的腳踝上戴着的監視腳鐲，這是他獲釋的必要條件。他獲准搬進他表哥在哥倫布的公寓。由於ICE不允許他在獲得許可文件之前工作，這段時間伊斯梅爾通過觀看大量的電視節目來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到我們見面時他的英文已經好到足以對我説：“我來美國是為了尋找自由。這不是自由。”

我們去ICE辦公室時，我驚訝地發現我們都不用出這棟樓。ICE在我住的酒店樓的第三層就有辦公室。這是一個細微但卻令人震撼的例子：這個存在時間不長的政府機構無處不在。

毫不意外，ICE的等候室並不在這棟大樓高檔裝修的範圍內。這裏就像一間沒有雜誌和牙線招貼的牙醫候診室，幾乎看不到一抹色彩。一位小個子、上了年紀的中美洲婦女在寂靜的等候室裏徘徊，手裏拿着馬尼拉紙信封，信封上訂着一張紙片，上寫：“我不會講英語。請幫幫我。”

一扇緊鎖的厚門隔開了等候室與ICE主辦公室；官員們在那間辦公室裏訊問移民，有時候還會拘留他們。一名身穿法蘭絨襯衫的工作人員開門傳喚伊斯梅爾；他的律師起身陪他進去。但那位官員對着她搖了搖食指説:“對不起，律師不準進去。”律師滿臉困惑地説：“我之前都讓進的啊。我認為我可以進去的。我能跟主管説句話嗎？”

兩分鐘後，一名剃了光頭、身穿黑色Under

Armour衞衣、皮帶上插着槍的官員從門內探出身子，直勾勾地盯着伊斯梅爾。“你為什麼一直在工作？”他問道，“我知道你一直在工作。”他顯然是被律師的抗拒惹惱了，拋出這個毫無證據的指控作為回應，或許指望對方的回答能夠自證其罪。這似乎很符合等候室裏的緊張氣氛。在此之前，廣播通知説外面有輛車違章停放，需要挪走。伊斯梅爾的律師探過身來告訴我人們普遍認為這又是個陷阱：有很多受ICE監視的移民是不準開車的。

哥倫布的律師在和ICE打交道時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ICE而使客户遭致報復。因此伊斯梅爾的律師有意採取了一種以退為進的配合態度。正當她用温和的態度解釋時，伊斯梅爾消失在那扇門後去接受訊問，另一位官員出現了。他説負責對伊斯梅爾進行“高強度監管”的人是ICE僱傭的私營承包商，該公司與聯邦政府的合同禁止律師參加他們對移民的訊問。“我倒是有點好奇，”律師説，“能看下這項規定嗎？”那位官員取來一張紙。他指着羅列“參與權”一節的關鍵部分，其中描述了“除ICE要求的信息之外的保密權”。律師偷偷對我閃過一絲苦笑，忍住沒去戳破這個明目張膽的欺人之談：伊斯梅爾被剝奪了要求律師在場的權利，卻被説成是為了保護他的隱私。但是這名穿襯衫戴眼鏡的拉丁裔官員卻急切地為自己解釋。他説他也想幫忙，還提到伊斯梅爾可能很快就會拿到工作許可。“你看，”他説，“我很同情他的。”

當伊斯梅爾回到等候室，律師問他約見的情況，他對律師的所有問題都只用一個字作答。這場會面不過是與體制的刻板程序的又一次小遭遇，然而它給人留下的厄運在所難逃、最多不過是推遲的感覺卻經久不散——這或許就是這些約見的全部意義。

沒人從小就把遣返無證移民當成自己的夢想。ICE的執法和遞解處（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縮寫ERO）有6000名工作人員，但這個工作並非都是他們職業的第一選擇。“很多在ICE工作的人當初申請的都是別的聲望更高的執法機構。”曾在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任職的移民法學者大衞·馬丁（David

Martin）説。ICE的執法隊伍大部分由退伍軍人和前邊境巡邏員組成；比起分佈在美國南部邊境的哨所，這些邊境巡邏員們更喜歡位於大城市的ICE辦公室。對於高中畢業生來説，這是一份不錯的工作，因為大部分聯邦機構都要求大學學歷。這份崗位是進入聯邦執法機構的一個較容易的起點，能提供一個有工作保障和體面工資的職業軌跡，也許有朝一日還能衝進大樓裏搜查或是站在新聞發佈會的背景板前，旁邊的桌上擺滿罰沒的違禁品。這樣的幻覺很容易有，只不過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會化為泡影。

ICE在聯邦政府所有工作場所中常常排在末端。2016年一項員工滿意度的問卷調查顯示，該組織在305個聯邦機構中排名299。儘管特朗普對該組織不吝溢美之詞，還賦予其更寬的職責範圍，ICE在去年的問卷調查中依然只位列288。

官僚等級制度定義了ICE的文化——這種等級制度在外人看來晦澀瑣碎，但對內部人士來説不可或缺。15年前ICE剛剛成立時，兩支截然不同的隊伍合二為一。ICE名字中關於移民的部分主要指來自剛剛解散的移民及歸化局（INS）負責遣返的官員。而海關那部分則是指從財政部調來的調查人員。這是一場強制婚姻，從一開始就滿是爭端和敵意。海關調查員們很喜歡自己原來的財政部和與之俱來的威望。他們在幾乎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被調到了新部門，換了新上司，被賦予模糊的任務，還不得不與一幫他們認為職業上不如自己的同事為伍。我採訪了一位後來在ICE身居要職的前海關調查員，他在講到ICE正式成立的日子時仍然稱其為“2003年3月1日的不幸事件”。

ICE成立時，兩支隊伍合併，一支負責移民執法，另一支地位更高的團隊則負責調查跨國犯罪，後者一直要求脱離ICE。（John Moore/Getty）

在幾次嘗試未成之後，海關調查員們最終被重組為國土安全調查局（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縮寫為HSI）。HSI成功辦理了不少令人矚目的跨國案件，包括軟件盜版、兒童色情，抓捕墨西哥頭號毒梟“矮子”華金·古茲曼·洛埃拉（Joaquín “El Chapo” Guzmán Loera）等，還參與了巴黎恐襲爆炸案的調查。儘管付出瞭如此多的努力，HSI的成員發現他們依然會被和ERO之間的聯繫以及充滿情緒化爭議的移民問題困擾。拒絕與ICE合作的大城市警員會刻意迴避他們，不接受HSI從功能上是個獨立運行機構的事實。今年夏天，19名HSI成員聯名上書國土安全部部長克爾斯滕·尼爾森（Kirstjen

Nielsen），要求她正式將他們的部門和ICE分離。他們寫道：“HSI的調查被人認為針對的是無證移民，而非跨國犯罪集團。”他們感覺HSI因為和ERO的聯繫而名譽受損。

可以説HSI存在某種部門優越感。“他們以為自己是貴族，”一位前國土安全部的官員告訴我。除了其他各種福利外，在HSI工作還能位列“特工”——在聯邦指導文件中屬於1811級別——即這些官員和FBI特工同屬一級。而ERO的官員則屬於1801級別。這樣的級別通常薪酬沒有那麼好，職權也相對有限，比如這些官員無權執行搜查令。

ERO官員的日常工作和電視上播放的聯邦執法部門的畫面相去甚遠。官員的職責通常包括在不同的遞解出境站點之間進行文件遞送和移民處理。很多情況下，當ERO官員被派去抓捕在逃的罪犯時，會碰上官僚體制造成的各種障礙。ICE前任代理局長約翰·桑德維格（John Sandweg）告訴我：“你跑去敲門，人家説不在。” 即便是人在家中也有權不讓他們進門。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官員們除了坐在門外乾等之外別無它法。

“如果認罪協議太過寬鬆，一般警察都會因此而感到沮喪，”桑德維格説。“而在ERO，你抓捕的人當中有一半在一年後依然留在境內。”無論你在移民問題上的政治觀點如何，這樣的結果説明體制存在明顯的失靈。ICE拘捕移民的能力在很早之前就超過了法院處理的極限。移民法庭目前積壓了70萬起案子，也就是説有的人要等上好幾年才能見到法官。因此ICE部門上下瀰漫着一種徒勞之感。一名前工作人員回憶他上班第一天學到的格言就是：“只有等外來者贏了，這一切才算完。”

儘管有ICE官員被無力感困擾，外界卻常常把他們描繪成無情的暴力執法者。據托馬斯·霍曼描述，他在擔任代理局長時，每天早上醒來都會看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最新控訴和主流媒體的負面報道。批評他們的遠遠不止這些。很多ICE人員在城市裏工作；他們自己就是拉美裔或者配偶是移民。ICE辦公室前副主任約翰·阿馬亞（John Amaya）告訴我：“他們的孩子在學校會聽到傳聞；他們去雜貨鋪裏買東西會聽到詛咒。他們也很受傷。”

當我問起ICE如何回應投訴和批評時，我不斷聽到的答案是ICE的官員們對自己的工作也會心存疑慮。與任何大型機構一樣，ICE內部當然也有壞果子。但如果誰要説ICE充斥着種族主義者，會遭到奧巴馬時期政府官員的激烈反駁。曾經擔任國土安全部門領導顧問的卡洛斯·格瓦拉（Carlos

Guevara）告訴我：“很多官員人都很好……我不認為他們在抓捕一位老奶奶或是某個在美國生活了20年的人時會感覺很爽，更不用説是執行將孩子和父母分離的政策了。”

面對這樣的道德困境，ICE的官員們會用一些故事安慰自己。這一機構是在9/11事件之後成立的，當年政府沒能阻止作惡者滲透進美國國土，造成數千人遇害。一位前ICE官員告訴我：“我們用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安全的説法來麻痹自己。天哪，如果我們讓這人溜走了，會出大問題的！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面對的是真正的威脅。”當然，真正威脅發生的可能性存在爭議。ICE針對的很多目標是在美國生活了數十年、毫無犯罪記錄的中美洲移民。從統計意義上講，他們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説基本不存在。從未有過任何來自中美州國家的移民在美國本土發動恐怖襲擊，這個記錄連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都達不到。

ICE對奧巴馬的激烈回應將這種脆弱的組織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中，他實行了強硬的移民執法政策。截止到2013年，他遣返了43.8萬無證移民，這一數字遠遠高於在他之前最近的任何一屆政府。這種極端手段的目的是為了給全面移民改革預付定金。共和黨人叫嚷着要奧巴馬證明他對移民執法是認真的，奧巴馬做到了。然而，這筆定金最終卻沒能收到回付。拜眾議院共和黨強硬派的游擊戰策略所賜，移民改革以失敗告終。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對國會的不作為，奧巴馬開始引導ICE採取更富於同情心的策略。對於應該拘押和遣返哪些人，他想給該機構制定明確而嚴格的重點對象。在此之前，所有無證移民都被同等對待。如今奧巴馬把ICE的工作重點放在重罪犯和新來者上。到了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中期，行政當局已經找到辦法如何將重點落到實處，並向ICE提供了明確的程序——包括清單和文件——確保該機構能盡力達成新目標。

按照ICE某些派別的説法，奧巴馬時期關於遣返重點的政策像”手銬“一樣阻礙了官員們履行工作職責。在那些年間，ICE的大量官員表現得像是聯邦政府裏的惡棍。2012年，在奧巴馬提出了他的執法重點後，代表ICE官員的工會不允許會員們參加傳授這種新方法的培訓。當奧巴馬在同年推出“幼年入境暫緩遞解”（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縮寫DACA）的計劃後，工會的負責人克里斯·克蘭（Chris Crane）起訴聯邦政府高級官員，試圖阻止這一計劃。克蘭成了時任參議員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最愛的證人，他稱克蘭是“美國英雄”。

自進入政壇後，唐納德·特朗普一直將自己標榜為ICE的救星。特朗普在撕碎奧巴馬移民政策方面表現出少有的連貫和具體，他説出了很多ERO官員深深的憤懣。特朗普對他們不吝溢美之詞——“我們尊重和珍惜我們ICE的官員們”——他不斷強調他們對公共安全的重要性。當ICE工會開會投票選擇背書總統候選人時，特朗普獲得了95%支持率。特朗普也投桃報李：在就職典禮5天后的演講中，特朗普總統指着克蘭宣佈：“從現在起你們的工作要大忙特忙了。”

政府機構做事有幾個眾所周知的毛病：化簡為繁，抗拒變革，在製造低效率方面的本事令人歎為觀止。但是ICE卻極快地建立起了一個規模驚人、流程工業化的系統來從美國移除人羣。

舉個例子：“ICE航空”。十二年前，ICE開始着手創建自己的航空公司來運送被遣返者回原籍。目前ICE航空可以調撥十架飛機，大多數都是波音737，每架能運載135人，從五個樞紐城市的機場起飛：亞利桑那州的梅薩、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和布朗斯維爾、路易斯安那州的亞歷山德里亞、以及邁阿密。飛機座位靠背後的口袋裏也裝有畫着ICE航空常飛航線的地圖，那些大圓弧橫跨整個半球。（在2016年，ICE航空往它的頭號目的地危地馬拉飛了317趟。）與大多數航空公司相同，ICE航空也有行李限制：不超過40英磅。與大多數航空公司不同的是，ICE航空禁止乘客穿皮帶和鞋帶，以防乘客自殺。如果不出意外，乘務員會提供水和燕麥營養棒，在長途航班上也會提供完整正餐。有時候他們會給被銬着的遣返者打開手銬。

在2006年，ICE創建了它自己的航空公司“ICE航空”，來將遣返者運回他們的本國。2016年，ICE航空往它的頭號目的地危地馬拉飛了317趟。( Edmund D. Fountain/ Redux)

然而ICE航空上的食品供應不斷帶來爭議。去年冬天，一架載有92名索馬里人的飛機經停塞內加爾的達喀爾。然而短暫停留後本該來換崗的新一撥機組人員卻因為當地酒店的問題耽擱了。飛機在跑道上等了將近24小時，這期間乘客一直被困在飛機上。有一些索馬里人説ICE沒有給他們足夠的食物和飲料，而且因為空調有毛病，他們在機艙內感覺呼吸困難。還有一個人説因為被禁止在機艙裏走動，他們無法去衞生間，所以只好用空水瓶解決問題——當水瓶趕不上需求時，他們不得不尿在褲子裏。ICE對這些説法提出了異議。

ICE航空的調度需要一定的天才，尤其是考慮到其目標是儘可能將每趟航班塞滿人，這跟商業航線是一樣的。（在執行遣返時ICE寧願包機；他們儘量避免使用商業航班，因為商業航空公司不會要堅決拒絕飛行的人登機。）一位ICE前官員回憶起一位同事炫耀一次特別複雜的遣返行動，需要橫穿西奈半島飛往加沙。他説當時ICE感受到來自國會的巨大壓力，需要展示自己的遣返能力：不論什麼國籍，不論其族羣在美國的數量是多麼微乎其微，它都能處理。

ICE制定了量化目標，並會想方設法去完成。這些目標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保持滿員運轉ICE下屬的拘留所。2004年，國會指示ICE每年要增加8000個牀位。（1994年，被拘人數平均每天6785人；今年，這個均數的預期是40520人。）這就需要在拘留設施上投入鉅額資金，國會要求保證這些投資不會被浪費。2009年，來自西弗吉尼亞的已故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羅伯特·伯德（Robert

Byrd）在一份撥款議案中悄悄地加入了一個條款，要求ICE“維持不少於33400個拘留牀位”。這個條款從未經過國會辯論並且為不同的解讀留出了很大空間。但是在奧巴馬當政的大多數時候，伯德條款裏的數字被視為是必須達到的法定目標。（去年國會終於刪除了伯德定額，但特朗普的拘留目標遠遠超出了國會歷來規定過的數字。）

一個城市對其警察的泊車違章罰單數規定下限是一回事；聯邦政府為剝奪人身自由設立日均人數目標則是另一回事。然而伯德參與建立並立為正統的體系鼓勵的正是後者。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譯者注：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美國一個成功並有號召力的的非盈利民權律師組織）的律師傑里米·莊（Jeremy Jong）向我描述了他與路易斯安那州一個拘留所裏ICE官員的對話。那位官員對於他自己“一直是盡全力來完成保證拘留所牀位滿倉的合同義務”十分自豪並就此誇口。

ICE把拘留業務外包給私人公司，於是多囚禁一人就意味着多一分利潤；這樣一來，把移民描述為“倉庫貨存”也就順理成章了。拘留是個熱門產業，投資來源包括先鋒領航（Vanguard）和黑石（BlackRock）這樣的巨型基金，並且在最近十年來產業規模如打了激素般暴增。在特朗普當選之後幾個月，地緣集團（Geo

Group）和CoreCivic這兩家拘禁業務經營規模最大的公司的股價漲幅超過100%。（之後股價趨穩。）去年，地緣集團和其主要競爭對手們僱傭了大批跨黨派的政治説客，包括艾金·崗波（Akin Gump）和格普哈特集團（Gephardt Group）等遊説界的大牌事務所（格普哈特集團是前眾院多數黨領袖理查德·格普哈特創建的）。同年秋天為了慶祝自己的好運，地緣集團把年度高管大會設在邁阿密的特朗普多拉爾國家度假村舉辦。

1994年，政府拘禁無證移民的人數日均6785。今年，這個日均數字預計是40520。(Kadir van Lohuizen / NOOR / Redux)

CoreCivic和地緣集團都一直宣稱他們不針對具體的移民政策遊説。然而根據NPR的報道，臭名昭著的S.B.

1070法案有36位共同提案議員，拘留產業為其中30位都捐獻過資金。這項法案旨在對無證移民進行廣泛而嚴苛的打擊，2010年由時任亞利桑那州長的簡·布魯爾（Jan Brewer）簽署為法律。另外，布魯爾還有兩位高級顧問是之前為CoreCivic效力的説客。（這項法令最終被法院裁決違憲而作廢。）

當然，ICE將拘留業務外包給私人公司也有真實出於公共政策考慮的理由。因為ICE的另一個主要可選項是依賴縣級監獄，從那裏租個牀位每晚ICE需支付130美元。拘留系統按道理是屬於民法系統，但監獄卻在本質上從屬於刑法系統。很多拘留在監獄裏的移民也穿着顏色鮮豔的囚服，身陷鐵欄電網之內。並且跟私營設施不同，這種監獄大多都沒法應對不會講英語的人。

但不管怎樣説，私營機構的目標是明確地為了逐利——這個動機不免會犧牲被拘留者的利益。有一些私營拘留所處在偏遠的鄉村，因為那裏土地和人力都格外便宜。南部一個主要的私營拘留所位於佐治亞州的蘭普金，在亞拉巴馬邊界上，距亞特蘭大140英里。儘管這種“民事拘留”很明確不以懲戒為目的——它僅僅是遣返這種行政流程中的必要一步——但這些拘留所的偏遠位置使被拘者親人的探訪異常艱難。移民律師告訴我説他們一般不接這些拘留所裏被拘留者的案子，因為到那裏去太困難了。北卡羅來納州的一位律師馬蒂·羅森布魯斯（Marty

Rosenbluth）搬家到了蘭普金。他對我説：“據我所知目前我是從蘭普金到亞特蘭大之間這個區域裏唯一一位做遣返辯護的律師。我還在我自己家裏開了個一間房的B&B旅社，想借此吸引律師們接這裏的案子，因為律師們不接案子的部分藉口就是這裏離最近的旅館開車也要一個小時。”即便有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律評論雜誌2015年的研究發現這裏的被拘者得到律師代理的比率只有6%。全國範圍內，這個數字也好不到哪裏去：14%。儘管在有律師的情況下被拘留者在移民法庭勝訴的可能性很小（21%），沒有律師的話則幾乎完全無望（2%）。

私營拘留公司和ICE的合同規定它們在運營中必需遵守一系列嚴格標準，但它們當然會尋找減少開支的方法，這意味着在滿足被拘者的基本要求方面它們會能省則省。舉例來説，人權優先組織（Human Rights First）去年組織了一羣律師和醫務工作者訪問新澤西州伊麗莎白市的一個CoreCivic拘留所。他們發現淋浴間和食堂供應的生食裏有蛆，並且飲用水喝起來幾乎是“純漂白劑”。若干被拘者説他們儘量不去看牙醫，因為這裏的牙醫只做拔牙，即使補牙就能解決問題。心理健康的治療一般就是“讀書療法”——閲讀自助書籍——儘管很明顯問題出在長期的拘禁所帶來的壓力和抑鬱。CoreCivic宣稱人權優先組織的報告充斥着“不勝枚舉的錯誤和誤導性指控”。但報告中的這些內容並不僅僅是某個人權組織獨有的觀察。在十二月，國土安全部代理督察長約翰·V·凱利在對拘留所進行了一系列不期而至的訪問後發佈了一份詳盡的報告。這份報告裏寫道：“我們發現了諸多侵犯被拘者權利及違反人道的問題，並且這些拘留所無法為被拘者提供安全健康的環境。”

和很多官僚機構一樣，ICE一直竭力擴張。在其成立之初，ICE僱傭了2700位遣返工作人員，和聖地亞哥警察局的僱員數量差不多。自成立到現在僱員數目已經翻倍，ICE的野心也隨之膨脹。ICE不僅擁有自己的獨立預算和私人合同商網絡，還利用了比爾·克林頓1996年簽署的移民法案中一個條款。這個條款賦權給聯邦政府使之能夠與州及地方警察合作。這實際上就意味着ICE可以借地方警力來執行移民法律。並不是所有的司法管轄區都願意和ICE合作——多數大城市都確實在竭力拒絕與ICE合作，尤其是在特朗普當政後。但很多地方警察，尤其在郊縣，很高興地接受了ICE的合作邀約。

佐治亞州北部的格威內特縣，曾經是老式南方鄉村的完美代表：人口稀少，且以白人為主。但最近幾十年來該縣人口爆炸性增長，同時族裔組成也飛快地變得更多元。人口統計學家預計這個縣到2040年將不再是以白人為主體。當特朗普簽發了行政令允許ICE拘押它遇到的幾乎任何無證移民後，格威內特縣的警察們熱情響應了這一行政令。在特朗普上台後頭四個月裏，與一年前同期相比，從地方監獄轉到ICE的無證移民上漲了248%。格威內特警察局並不是在抓危險的黑幫份子；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研究了這種新的執法模式發現，警察主要是借交通違章逮捕移民，然後把移民轉交給ICE。

​特朗普時代之初，我們就目睹了一波又一波地震式的反移民政策：他就職第一週就發佈禁穆令、廢止“幼年入境暫緩遞解”法案、在邊境造成家庭骨肉分離。這些政策變動引發了來自社會的強烈關注，然而這也使人容易忽視那些同時發生着的較小的變化。而當局正是靠這些小變化來實現其計謀，目的是營造一種對無證移民充滿敵意和威脅的氛圍，使他們在美國活得膽戰心驚。

在移民事務方面，特朗普安排了一幫意識形態死硬派控制執法機器，這幫人很懂這套機器。他們中在這方面特別有本事的一位是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辦公室主任L ·弗朗西斯·西斯納（L. Francis Cissna）。西斯納在國土安全部任職多年，在奧巴馬時代自我標榜為異見者。2015年，他暫時借調到共和黨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手下工作。他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父母是秘魯移民，西斯納職業初期曾在海地和瑞典做外交工作。日子久了，他逐漸成為一個精通政策的專家；即使是在意識形態上與之相反的人也不得不自愧弗如，承認他對移民系統錯綜複雜的細節瞭如指掌。

在特朗普當局的高枝上，西斯納通過各種方式反覆重申其部門對待移民的新態度。在二月份，他重寫了機構的使命宣言，刪除了將美國描述為“移民國家”的詞句。對於這個變化，他的解釋是他想強調該機構對“美國人民的承諾”——就彷彿這兩者在邏輯上互不相容。在六月份，他宣佈將成立一個新的辦公室，來複審已歸化入籍的公民，重新檢查指紋，尋找可以作為吊銷美國公民身份依據的欺詐作弊的蛛絲馬跡。

除了西斯納之外，特朗普還在前國會山工作人員中挑選了其他同樣屬於一個緊密小圈子的人來掌管移民系統。在特朗普上台之前，這羣人聚在那些對限制性移民政策最堅定不移的保守派政客——尤其是參議員格拉斯利和塞申斯——的辦公室裏。即使是共和黨的移民政策大幅右轉的時候，這些國會議員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現任白宮高級顧問的斯蒂芬·米勒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也與共和黨主流相距甚遠。他們前同事的描述説約翰·麥凱恩和馬可·盧比奧的辦公室對他們經常失去耐心，因為他們熱衷於摧毀任何切實可行的移民改革方案。一位曾與他們有密切交往的的共和黨議員辦公室人員對我説：“他們是一個小陰謀團伙。”他們精於向國土安全部發放大量文書來問詢移民極其詳盡的個體信息，有時候感覺他們純粹就是為了讓系統不堪重負。有一封格拉斯利、塞申斯和他們的參議員同僚邁克爾·李（Michael Lee）簽名的信，要求國土安全部就關於25萬名移民的問詢進行回覆，並且要包括“精確細節”。

除了米勒之外，特朗普移民政策另一個最重要的架構師應該就是塞申斯的另一位年輕跟班，吉恩·漢密爾頓（Gene Hamilton）。2008年在華盛頓與李大學就讀法學院時，他去了邁阿密一間ICE拘留所實習。2012年，他在ICE亞特蘭大辦事處找到一份律師的工作。（當時亞特蘭大作為在移民執法上最富攻擊性的城市之一而為人所知：那裏的法院批准庇護申請的比例只有2%。全國的平均值是50%。）

特朗普總統任期伊始，漢密爾頓進入國土安全部，擔任當時部長約翰·凱利（John Kelly）的高級顧問。去年漢密爾頓離開該部,去做了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的高級助手。由於塞申斯對移民政策的全面影響，一位前ICE人員將他形容為“事實上的國土安全部長”，這讓我明白了漢密爾頓為什麼會跳槽。塞申斯和漢密爾頓一起建立了一個自成體系、快速行動的執法機構。

在某種程度上，塞申斯、漢密爾頓、米勒和他們的同道所做所為是基於堪薩斯州州務卿克里斯·科巴赫（Kris Kobach）首先提出的理論。在過去的一年裏，由於他用猛烈（然而註定失敗）的攻勢來撲滅子虛烏有的所謂選民作假風潮，科巴赫已經成為左翼的眼中釘肉中刺。然而多年來，他一直擔任“美國移民改革聯合會”一個分支的律師 - 這是在推動設立限制移民法方面喊得最兇也最有效果的一個團體。在那個職位上，他幫助撰寫了許多最嚴苛的州一級移民條款並得以納入多州法律，包括亞利桑那州的S.B. 1070。

科巴赫要重新制定移民法是為了支持他稱之為自我遣返的理論；從實際操作上講，就是通過執法導致移民自動減少。 這一政策在2012年出了一次風頭，當時競選總統的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曾一度宣稱這是他自己的立場。該理論認為，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搜捕和遣返全國1100萬無證移民，但可以給他們添堵，鼓勵他們自己離開。如科巴赫寫過的，“非法移民做的是理性選擇。如果被拘留或被遣返的風險上升，同時沒有工作許可的就業機會下降，那麼到一定時候，唯一理智的決定就只能是打道回府。” 通過剝奪自由和製造恐懼兩者兼施，政府可以把無證移民基本上趕出本國。

一旦明白自我遣返是本屆政府行政部門的指導理論，你就會明白為什麼移民問題上的鷹派在預計法庭會駁回其政策時仍然沾沾自喜。因為就算最初的禁穆令和在邊境將家庭分離等案例會在法庭上敗訴或最終被反轉，他們也已經在移民中成功地營造了恐懼和擔憂氣氛。就其效果而言，演這出戏就是政策本身。

特朗普在就任總統的第一個月內就簽署行政命令，廢除了奧巴馬關於優先遞解重罪移民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十分明確，那就是不給任何一個無證移民安全感。正如托馬斯·霍曼去年在國會聽證時所説的那樣：“如果你是非法入境，你進入這個國家就是犯罪，你當然該不舒服……你就該時時是驚弓之鳥，你就該處處如履薄冰。”

John Moore/Getty

​本屆政府行政當局試圖在移民執法各機關植入上述警告的精神。之前的多年以來，這方面的執法一直遵循至少給無證移民在“敏感地點”提供安全感的政策。例如，從前ICE會避免在學校、禮拜場所和醫院逮捕移民。這項政策的理論基礎是，即使一位移民可能有被遣返的危險，在看醫生這樣的事上，她也不應該需要感到害怕。但有事例表明，現在ICE更經常地在敏感地點附近採取行動：有特工逮捕了剛送完女兒上學的父親；有一羣人剛離開教堂收容所即遭拘留。ICE也試圖破壞“庇護城市”，這些城市拒絕將其警察碰巧逮捕的無證移民交給ICE。ICE故意大聲宣傳在這些城市突襲行動的升級，藉此傳達一個信息：任何得到“庇護”的想法都純屬幻覺。

迄今為止，幾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自我遣返有明顯數量的發生。而另一方面，有充分的數據表明，恐懼的加劇導致了移民家庭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凱澤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一項研究發現，無證移民試圖減少開車，以降低與警方無意間相遇的可能性。許多移民父母現在儘可能將孩子留在室內。一位女士告訴凱澤家庭基金會，她注意到附近曾經充滿活力的兒童玩樂場地突然變得空空如也。

同樣，全國各地的警察部門都注意到拉丁裔報告家庭暴力和虐待事件急劇減少。 （例如在洛杉磯，拉丁裔的性侵犯報告在2017年的前四個月與2016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5％。）女性顯然寧願忍受毆打而不讓伴侶或自己冒被遣返的風險。據《休斯頓紀事報》 （Houston Chronicle) 報道，在德克薩斯州南部，許多為無證移民提供服務的診所候診室比特朗普上任之前空了一半。亞特蘭大郊區的學校有報告説，移民父母不願意為孩子登記廉價午餐計劃。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人員採訪了12個州的學校教師和輔導人員，以評估零容忍移民政策在校園裏的影響。他們發現，無證移民的孩子一致表示擔心從學校回家就會發現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見了。一位藝術老師報告説：“很多學生畫了他們被迫與父母分離或者是別人跟蹤/追捕他們家庭的圖畫。”

口口相傳或新聞報道（尤其是在西班牙語媒體中)有可能誇大人們對ICE的恐懼。但那些每天都會去拘留中心和移民法庭、最常與ICE打交道的社會活動人士，的確對移民的這種恐懼感同身受。今年春天，一位來自聖達菲、名叫阿利格拉·洛夫（Allegra Love）的移民律師前往墨西哥探訪一個駛往加州邊境的中美洲人車隊。當她到達時，由社會活動家團體“人民無國界” (Pueblo Sin Fronteras）組織的車隊已經增加到數百名尋求庇護者，並且引起了媒體的注意，尤其是福克斯新聞。特朗普總統描述該車隊為“恥辱”。雖然洛夫一直以為移民呼籲為職業，但她這次來墨西哥卻帶着明白無疑的勸退信息。 “我想保護這些人的安全，所以我必須向他們解釋我們美國政府是多麼願意給他們苦頭吃，”她告訴我。她在普埃布拉市的一個臨時難民營舉辦了一個講習班。隨着數百名移民的聚集，她拿着麥克風對他們説：“這個體制已經變得駭人聽聞。你們的確需要害怕。你們需要考慮這一點。“她一生中第一次積極阻止人們來美國尋求庇護。這是特朗普政策的可怕諷刺：它甚至將堅定的活動家變成了無意中為它服務的僕人。

​唐納德·特朗普多次談到邊境危機。但在過去的一代中，美國花了數百億美元封鎖與墨西哥的邊界，在監視系統、築牆、無人駕駛機和執法人員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前一代的政治家們對墨西哥人的湧入感到頭痛。十年前，關於這個問題最著名的保守派理論家之一馬克·克里科裏安（Mark Krikorian）寫了一本被高度推崇的書，發出警告説墨西哥計劃“收復失地”：他聲稱，通過大規模移民，墨西哥將試圖侵蝕美國的主權並對美國施加影響。然而就在他宣傳這一論點的同時，他所診斷的“病症”卻正在消失。美國嚴格的安全防衞機制使得隨便穿越邊境越來越難。近年來，移居墨西哥的人口常常多於從墨西哥移居到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估計，2016年在美國的墨西哥無證移民人數比2007年少130萬。即使包括最近為逃離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暴力而湧入的中美洲人，非法過境的人數也只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小部分。 2000年，美國逮捕了170萬偷越西南邊境的人; 而去年，它僅僅抓獲了30萬多一點。與普遍的看法相反——也和總統經常抱怨的相反——很少有邊境像美墨邊界那樣裝備着密集的層層安全防護設施。

但即使在國家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政客和官僚機構又在製造新的問題。邊境巡邏隊已開始積極利用一項長期被忽視的舊規定，允許對“邊境”給予一個寬泛的定義，即是包括了距離實際國境線100英里範圍內的所有地域。他們利用這種靈活的解釋，在緬因州的I-95沿線設立檢查站，並在佛羅里達州登上公共汽車，詢問乘客的移民身份。邊境巡邏隊已成為拉斯維加斯和聖安東尼奧等城市的常客——在俄亥俄州北部的高速公路上都能看到他們在巡航。

類似的任務擴展也折磨着ICE。將非法居住在本國的罪犯遞解出境自然可以説是職責所在， 但是罪犯畢竟只有這麼多。研究多次表明，移民犯罪率遠低於本土出生人口。ICE根本沒有足夠的罪犯目標來作為其龐大預算的依據。這就是為什麼當奧巴馬給ICE提供嚴格的執法優先次序後，其拘留人數很快就大幅下降。

“廢除ICE”是一個現在在民主黨人中流行的激進口號。然而合理的政策不應該需要破壞系統，而是可以迴歸到不遠的過去。僅僅五年前，政治中心的看法是本國1100萬無證移民的合法化屬於合情合理的妥協範圍。僅僅15年前，在ICE誕生之前，美國已經有官僚機構來對付移民，但並沒有把他們視為搜捕對象。移民執法部門設在一個同時致力於遣返與歸化的機構中。 雖然INS也不是什麼值得追憶的美好過去，因為它本身存在很多問題，但美國現在仍然可以借鑑其成功的範例，來設計一種組織結構，恢復那種和融入美國社區的移民可能帶來的有限危險相稱的平衡。

由於缺乏大量有價值的目標，ICE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像我今年春天遇到的傑克這樣的人身上。這是一位毛里塔尼亞無證移民（傑克不是他的真名，但他確實有一個美國化的綽號）。當傑克駕駛他那精心維護的中古車帶着我在哥倫布轉悠時，我越來越覺得他像是一名福音派教徒。圓圓的臉，剃光的頭顱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八字鬍，他散發着一種只有虔誠信徒才有的樂觀。當他開始拿傑克版的美國夢轉化我時，我發現自己被他的講道迷倒了。

當我們的車蜿蜒穿過“難民路”，往他的街區開去時，他告訴我，他是多麼有遠見地在開發商填滿這條街之前很久就拿很好的價格買了一幢樣板房。我們到達他的房子時，他讓我遠眺那整齊劃一的房屋組成的街區和盤桓的瀝青路。早上的毛毛雨變成了薄霧，傑克閉上眼睛，戲劇性地吸了一口氣，心滿意足得像電視廣告裏的人。

他帶我進入他的車庫，經過一個裝滿四層運動鞋的儲物架。傑克，一個農民的兒子，對富足有一種巨大（而且非常美國式）的快感。 他家裏的每個房間似乎都有一台電視機調到CNN。我看到了他幼子（出生在哥倫布的美國公民）的照片——以及傑克在一次遊行中遇到的前俄亥俄州立大學橄欖球教練吉姆·特雷塞爾（Jim Tressel）的照片。我跟着他到了地下室，他正開始着手把它修成那個橄欖球隊的神龕。牆壁將塗上學校的顏色—— 猩紅色和灰色。 “這將是我的‘男人窩兒’，”他告訴我。傑克然後帶我到他的辦公室，那裏有整個房子最棒的風景。這裏俯瞰陽台和燒烤架，院子裏寬闊的草地盡收眼底。40多歲的傑克——看起來比年齡更老——是職業搬家工。他在一家專門從事長途搬遷的大公司工作。在特朗普政府成立之初，傑克甚至給一位即將上任的高級內閣成員家裏打過包，把他的傢俱拉到了華盛頓特區。在他辦公桌對面的書架上，收集陳列着公司表彰他工作出色的多種獎項。

“我拒絕放棄這一切，”他説。ICE辦公室裏一位他覺得特別善良的工作人員告訴他，他被拘留和遣返只是時間問題。但傑克，這位美國式的樂觀主義者，認為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會告訴他們，我知道我做錯了事。我沒有移民文件就來了。但你看看我，我從沒違過法。好吧，就遞解那些犯了罪的人。我會説：‘看。這是我傑克啊。’我會跟他們開玩笑，讓他們知道我不構成威脅。我説話會通情達理，他們會放鬆的。”即使被遣返的威脅籠罩着他，他仍然竭力讓自己繼續相信。幾天前，他還買了一輛卡車，開辦了自己的拖車公司。 “我要僱人，給他們像我這樣的機會。”

當我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開始感覺悵惘。他打開壁櫥，向我展示了近20年前, 還是一個毛頭小夥子的他飛來美國時所穿的西裝。他讓我的手摩挲那磨損的翻領。然後他抓起打印機上放着的一個皮革面的筆記本，打開它。 “這裏都是我女朋友需要知道的事。”他寫下説明，關於如何進入他的銀行賬户，打開他的保險箱，賣掉他的房子，找到他兒子。他給我看這些的時候，終於失落了他一向的樂觀快活，一時陷入沉默。他合上筆記本，再一次用手指沿着它的封面劃過。然後他看着我説，“等到了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