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一部中型《法漢詞典》編寫往事_風聞

【王美華 上海外國語大學退休教師】

2014年12月“上海文學藝術獎”揭曉，獲得“傑出貢獻獎”的有著名翻譯家、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陸谷孫教授。因編寫詞典而個人獲獎的，似乎是破天荒第一個。雖然跟他不相識，但作為同齡人、同行，我在心裏還是默然地向他祝賀。

欣喜之餘，不禁勾起我們參與編寫跟《新英漢詞典》為姐妹篇的《法漢詞典》的那段鮮為人知的往事。四十七年過去了，《法漢詞典》的編寫人員統統成了“70後”“80後”，還有“90後”郝連棟（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等，甚至104歲高齡的周昌樞（別名周退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謝世的人數超過三分之一，除患病卧牀的，至今尚能外出走動的已不到15人。如果再不進行“搶救”，那麼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五百萬字的中型法漢詞典恐將成為“外星人的禮物”，下面要敍述的，是反映歷史的真人真事。

1980年版《法漢詞典》封面及作者標註的編寫組成員名單

“必須儘快編一本中型綜合性法漢詞典”

1968年11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簡稱“市革會”）向全市各行各業借調各個外語語種人才，凡本人不是“牛鬼蛇神”也不是學術權威的專業人士近兩千名，分別集中在上海多處，借期一年半，任務是翻閲解放前的敵偽檔案以及中外文的報章雜誌，根據要求製成卡片，集中上交“清理敵偽檔案領導小組”（簡稱“清檔組”）。在工作中，英語和德語都有中型的雙語詞典供參考，雖然陳舊些，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足夠使用。

只有法語，僅有一本巴掌大小的《簡明法漢詞典》，另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模範法華詞典》，已經年代久遠陳舊不堪。在清理法語檔案的隊伍中，有一些人的專業外語是英語，他們掌握的那點法語已經不夠用了，因而在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難。於是，他們着急了！ “法語必須儘快編一本中型的綜合性語言詞典，才能適應形勢需要”的呼聲，在文化出版系統的清檔成員中間傳開了！

1970年4月，眼看清檔工作已經進入尾聲，上海戲劇學院英語青年教師杜定宇，聯絡了同一個組裏的七位同志（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法語界前輩王道乾，譯文出版社資深編輯祝慶英，豐子愷的大女兒豐陳寶，上海電影譯製廠的資深俄語翻譯肖章等）一起議論：趁着當下各方面外語人才匯聚的機會，在清檔工作結束時，爭取留下一批既有各學科的專業知識、又會一兩門其他外語的人才，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編一部中型的法漢詞典。如果等清檔結束，各自回到原單位後，再想聚集這些寶貴人才，那就絕對不可能了！現在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我們必須抓住它。

杜定宇看到七人的想法一致，都有些情緒激動，就低聲説：“那我們八人聯名寫信給市革會，要求在這批法語清檔隊伍中，挑選足夠多的人成立法漢詞典編寫組。我來寫這封信吧，明天交稿！”不知誰提出：“如有不測，風險共擔，我們按姓氏筆畫多少排列簽名，怎樣？”第二天，這封八人聯名信，經由市清檔組直接交上去。八位同志焦慮不安地等待着。

出人意料，批示很快下達：“同意在清檔隊伍中挑選55人成立《法漢詞典》編寫組，由副主任徐景賢領導，清檔組負責人任聯絡員，王道乾為負責人，交上海外國語學院主持。”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像春風般迅速在全市清檔成員中傳開。高校的幾名英語教師急忙也給“市革會”領導寫了一封聯名信，請求修訂《英漢詞典》。同意的批文也很快下達了，又是一片歡呼聲！在那個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年代，竟然有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在本單位領工資，又另外集中在一處編寫中型雙語詞典，如果不是我們親身經歷，會有什麼人相信呢？！

大學時代的作者

捉襟見肘，稿紙從廢品回收站中來

1970年6月上旬，各用人單位紛紛收到市革會的借調令。作為主持單位，上海外國語學院為我們派來了兩名工宣隊員，提供了足夠大的工作場所和水、電等最基本工作條件。我們被安排在西江灣路574號的一座塵封了多年的獨立小院裏，這是一幢二層樓的西洋式小樓，名叫“鈞儒樓”，以前是沈鈞儒的私屋，“文革”初期是上海外國語學院關牛鬼蛇神的“牛棚”。當我們走進那幢樓時，裏面空無一物，厚厚的塵土，到處掛着蜘蛛網，好像走進恐怖片的拍攝現場，所以，我們第一個任務是大掃除。

工宣隊員帶領三四名二十歲上下體格健壯的小夥子，到馬路對面的院本部打開一些教室的門，挑選幾十張骯髒不堪然而沒有缺胳膊少腿、桌面無破損的桌椅板凳，又打開後勤組的門，推出幾部黃魚車搬運過來洗刷乾淨。後來，在工宣隊員帶領下，十幾個人又去打開法語教師閲覽室的門，搬運各類厚厚的法語原版詞典，還有英語的、法語的、日語的、俄語的科技類字典、語言類詞典，把四個放工具書的書櫥都搬空了。

工宣隊宣佈紀律：這些拿來的詞典，特別是原版的，那可都是用外匯買來的，市面上是買不到的，所以，要求大家在使用時不能折出角，不能在上面寫字或做標記，更不能有破損，一定要愛護公物。後來又到院圖書館借來法國大百科全書十二卷。外國語學院撥給我們的經費極少，只夠買些圓珠筆，幾萬張稿紙沒有着落，怎麼辦？大家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東張張西望望，期待着出現一張春風得意能給大家帶來希望的面孔。

一位頭髮有些灰白五十來歲的人站了出來説：“我們到廢品回收站去找找。”在場的人幾乎都驚得目瞪口呆，心想廢品回收站會有什麼乾淨的東西，傳染上什麼毛病那可嚴重了。這位老同志説：“我是在工廠裏搞後勤的，跟廢品回收站打過交道，那些規模較大的回收站裏有有用的東西。”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工宣隊也就同意去找找。

於是兩位公安專科學校來的體格健壯的小夥子又到後勤組找了一部黃魚車去幹苦力活兒了。從那以後，漫長的十年裏，他倆都跟那些稿紙打交道，整天樂呵呵的，沒有半句怨言。他倆的名字叫王輝、魏耀程，大家都很喜歡這兩個勤奮憨厚的小弟弟。在那位老同志的帶領下，兩個小夥子輪流蹬着一輛黃魚車，頂着七月的烈日，找遍全上海規模較大的廢品回收站。

終於找到一種廢棄的香皂包裝紙，雖然是嶄新的，很乾淨，可是尺寸小了些，但是有幾百捆之多，價格極其便宜，便宜我們才買得起。於是，十萬張紙，三個人一車一車往回運。第二天，向後勤組又借了一輛黃魚車。也不知道他們運了幾天。後來，在編寫詞條時，同志們拿到這些“糧草”，都要先欣賞包裝紙正面綠色圖案，然後摸一下反面，雖然紙面略顯粗糙，不易書寫，而且尺寸也小了些，但沒有人埋怨。出於對他們三人的勞動的尊重，大家都十分當心地使用每一張紙，不要説浪費，就是紙角也不讓翹起一個。有了稿紙，還要找箱子來存放。

這二小一老又蹬了黃魚車，到全上海每個角落去找。皇天不負苦心人呀！終於找到了一個廢品回收站裏有全新的皮鞋盒子。幾百只盒子又是一車一車地往回運，不要説兩個小夥子流了多少汗，就是臉上身上白嫩的皮膚都曬紅了，脱皮了。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管ABC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現在物質條件都準備好了，關鍵就在人了。編寫成員是怎麼組成的呢？那是一支特別奇怪的團隊：55個人來自將近50個單位，70%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法語本科畢業的只有12人，其中（昆明）中法大學文學院40年代中期畢業的2名，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畢業的2名，各為56屆和61屆，上海外國語學院法語61屆至66屆畢業的有8名。

另有上海公安專科學校法語班的應屆畢業生4名，解放前中法中學（法國人創辦）畢業的約有7名。外國語學院看到我們法語科班出身的人數不僅少而且年輕，就從“五七幹校”抽調了7名五六十歲的老年法語教師來加強法語力量。

科技人員約佔總人數的一半，這些年輕人的共同特點是除了自己的專業，都掌握各自專業的外語，如英語、日語、俄語等；至於法語也懂些，但不精通，用他們自嘲的話説，不過“三腳貓”而已，但就是這支由龐大的專業人員組成的科技組保證了《法漢詞典》的科技詞彙不僅量多而且釋義精確無誤，成為這本詞典的一大特點。

1979年6月，編輯《法漢詞典》順利完成，編輯組和上海外語學院部分領導於上海外語學院合影，二排左一為作者，一排左五為郝連棟，一排右三為周退密

 在編寫成員中，還有幾位40多歲小有名望的翻譯家，他們是：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外文系的祝慶英，她母親是宋慶齡的英文秘書盧季卿，她本人翻譯過《呼嘯山莊》《簡·愛》《傲慢與偏見》；畢業於（解放前）中央大學英文系的豐陳寶，她翻譯過多部音樂理論著作，還懂日語，研究過佛教、天主教、基督教；莎士比亞研究專家陸吉平（筆名方平）和精通政治經濟學的徐錫祥；畢業於（昆明）中法大學文學院的郝連棟（1996年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筆名郝運，譯作有《紅與黑》《三個火槍手》等；俄國電影翻譯專家肖章。

這些老大哥老大姐對每個詞條的釋義精益求精，反覆推敲，做到絕對準確，在引申義、轉義的釋義中，運用大量的同義詞、近義詞來加深讀者對本義的領會，尤其對例句的翻譯，更顯出他們精湛的翻譯功力。每個中長條在他們手中，都能從本義生髮成一個枝繁葉茂、精雕細琢的“小盆景”。這也是《法漢詞典》自問世後深受法語界和法國漢學界喜愛的原因之一。然而，從編寫五百萬字、六萬多詞條的中型法漢詞典來説，這61個人統統都是新兵。

在兩名工宣隊員領導下，起先有個八人大綱組，以王道乾為組長。可惜不到一個月，上海社科院堅決要求調回王道乾，大綱組也隨之解散。代之以核心團隊，也沒有宣佈過成員名單。其中有位某高校的業務幹部，叫王慶麟，40多歲，不善言笑，工作經驗豐富，雖然也沒有編過詞典，可是，我們這部詞典的體例細則，全由他制定並逐步完善。

當時我國出版的法語雜誌，只有一本，叫《北京週報》，所以，資料組成員就是通過閲讀這本雜誌，收集富有中國元素的法語詞組製成卡片，比如：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軍、長城、黃河、天安門廣場、頤和園等等。其餘三十幾個人負責整部詞典的選詞。

一個月左右，選詞工作勝利完成，六萬多個詞條，一個月算26個工作日，只用來抄寫，一天也要抄2300個。資料組的同志也完成了任務，做了近5000張互不重複的法漢對譯的詞、詞組和句子。

這是一個十分和諧的集體，大家的情緒總是那麼高昂，心情總是那麼舒暢，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借用前人説過的話叫：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研究ABC。大家都十分珍惜這個沒有喧囂、沒有紛爭，能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集體。

人人不為名不為利，目標十分明確：趕緊編出一部實用的、中型的、符合時代發展的中國第一部法漢詞典，填補空白，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到現在，能夠外出走動的十幾個人，每年暮春和深秋各聚會一次，共同回憶在這個集體中發生過的愉快難忘的小事情。93歲的郝連棟説：“在法漢詞典編寫組這個温暖的集體裏工作的十年，是我一生中最感幸福的十年。”上海外國語學院的老教授徐仲年，對他兒子説：“我十分懷念在法漢詞典編寫組的那段時光，大家平等相待，就事論事，暢所欲言。”

編纂具有中國特色、以我為主的《法漢詞典》

在全面鋪開編纂工作之前，為避免走彎路，核心小組決定舉行一次“大練兵”，請《簡明法漢詞典》的主編徐仲年先生試編一箇中長條的形容詞“平的”，請翻譯家傅辛試編一箇中長條的常用動詞“帶、領”。

把他們的稿子像大字報一樣用毛筆抄在大紙上貼在牆上，大家坐在下面，毫無保留地議論：從釋義到體例，從詞組選多少為宜到如何剔除封資修的內容，如何注意思想性……等，氣氛十分熱烈。經過一天的實例辯論，大家心中都有了底：應當有我們自己的編纂思想，不能抄襲外國工具書，要編出能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實用的詞典。

1974年3月30日，為慶祝《法漢詞典》第二稿完成，編寫組成員在上海虹口公園合影。前排左二為本文作者，二排右一及右三分別為周退密、郝連棟（現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工宣隊提出，只有統一思想達成共識，以後的編寫工作才能順利進行。舉例來説，在如何宣傳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上，毛主席的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要不要收進我們的詞典？怎麼收？翻譯如何體現中國特色？大辯論開始了：一些人認為，這句名言很生動很風趣，強調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反對通過議會鬥爭取得政權的修正主義思想。另一些人則從翻譯角度考慮。

他們説，首先那是什麼槍？是三八式步槍，還是駁殼槍、衝鋒槍、機關槍，還是手槍。有人説，手槍沒有槍桿，肯定不是，應該是卡賓槍，或者統稱為步槍。又有人説，槍桿子裏面是什麼？是槍膛，從槍膛射出來的，是子彈。怎麼會“出政權”呢？不能夠直譯成“出”，還要再想一個合適的動詞。還有人提出，“槍桿子”可以理解為武裝力量或者武裝鬥爭，這句名言還是翻譯成“武裝奪取政權”……討論了幾天，最後沒有統一的看法。但是，結論是有的：凡政治性內容，大家理解不一致或者中譯法沒有把握的，收錄的原則是：寧缺毋濫！一致通過，人人心情舒暢。

與此同時，一名工宣隊員帶領三名成員和《新英漢詞典》的兩名成員去北京作調研，他們去使用外語最多的單位，比如：外交部、新華社、馬列主義編譯局等，詢問他們對這兩部即將編寫的新詞典有什麼要求。大辯論結束的第二天，去北京調研的三位同志回來了。

​他們彙報説，北京各單位參加座談的人都高興得了不得，發言十分踴躍。一致建議收詞範圍要廣一點，古今中外的、各個領域的都要，釋義要儘可能全面，而且同義詞，近義詞要多，詞組和俗語要多，例句也要多一些。大家都説，中國人編的雙語詞典應有中國的特色，換句話説，中國元素一定要收進去。從外交第一線反饋來的信息不僅具有權威性，對我們來説也十分珍貴，打開了我們的思路，一部中型《法漢詞典》在大家心中已經形成。

精雕細琢，“猴年馬月”終面世

編纂工作立刻全面展開。選詞時的三人小組是自由結合的，這時，新的三人小組就有了組合原則：第一位是法語本科畢業的，任小組長，第二位是中文底子過硬、精通英語、德語或俄語的，第三位是知識面較廣，用現在的話來説，是跨學科的人才。這是強強聯合，黃金三角組合。組合原則是要發揮每個人的才能、知識和積極性，可以説是各盡所能。大家都心情舒暢地接受了。

編纂工作分長條、中長條、短條三類進行，其中難點在長條，由法語中最最常用的幾個動詞和介詞構成，共有50條左右，由於用法多、釋義多、搭配多、內容龐雜，對語法的理解方式、梳理方式，各人有各人的歸納方式，所以很難進行討論。做一個長條，往往要三四個星期。長條的編纂，責無旁貸地落在了名牌大學出來的人身上，十人不到。

短條的特點是詞條數量大且牽涉面廣，幾乎包羅萬象。為了找到動植物的正確名稱，我們從上外附中請來了既懂法語又懂拉丁語的教動植物的鄭定樂老師，他從法國大百科全書中找到動植物的拉丁文名稱，然後再到拉丁語詞典中找到它們的中文名稱，有時候為進一步核實中文名稱，再去翻閲《辭海》。所以，無論哪一個組，大家的工作態度都是極其認真負責，絕不放過一個自己還覺得有疑點的地方。

2017年5月18日，《法漢詞典》編寫組成員攝於上海光明村酒家。前排左起：王一玲、楊苑、王美華、費雯琪、陳偉；後排左起：陳志傑、沈耀南、林樂明、趙芳燦、杜定宇、王輝、沈谷裕、戈雲良

1974年3月30日，第二稿勝利完成，大家到虹口公園合影留念。中國有句諺語，叫“在游泳中學會游泳”，法國也有一句諺語，叫“在打鐵中變成鐵匠”。

經過和出版社的溝通，我們成立了六人審稿小組：譯文出版社的資深編輯郝連棟，傅辛和徐錫祥、上外優秀青年教師張以羣、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翻譯倪靜蘭和做外事翻譯的我。並專門聘請岳陽烈先生擔任特別顧問。也就是説，這六人各審閲分配到的稿子，經嶽先生看過並簽名同意後，算第三稿，即最終定稿。

岳陽烈先生的父親在民國時期出任過駐比利時公使，故而他生活和成長都在法國，大學畢業後回滬在法商電力公司任高級職員，他的學歷和法語水平在全國法語界首屈一指，連上外的眾多法國教師都稱道他的法語是地道的法語。有了他的“把脈”，《法漢詞典》的質量才算真正過關！

從1970年7月至1976年8月，一稿又一稿，六年磨一劍。組織上認為時間已夠長，不能再延長。1976年秋，“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詞典組除了由郝、傅、張、倪四人通讀全部稿子外，還有一項新任務，就是徹底肅清極左流毒。

黨支部挑選了幾位馬列主義理論水平較高、擔任過領導的年長同志，對中長條和長條的定稿，逐條進行集體討論，反覆推敲以決定取捨，這就是所謂的第八稿。外界有人調侃説：“《法漢詞典》七稿八稿，要到猴年馬月才搞得出來啊？”

1978年春末終於脱稿。全體人員齊上陣，特別是王輝和魏耀程輪流用號碼機兩星期內不間斷地給六萬餘張“微型”稿子編頁碼，“砰”“砰”“砰”“砰”，他們倆的右手手掌震得紅腫了，胳膊痠痛得抬不起來，兩層樓內的東西都被震得不停地彈跳着，好像發生了地震。

同志們跟着又情緒飽滿地投入到印刷樣稿的三次校對中，有的眼睛散光了，有的眼睛近視了，有的近視度數加深了，看到中國第一部中型《法漢詞典》在自己手中經過近十年的打磨，就像年輕的母親迎接十月懷胎的嬰兒即將誕生那樣，興奮得難以用言語來表達，誰會發出半句怨言呢！1979年6月，印刷機開始運轉。10月《法漢詞典》第一版印刷成冊，1980年1月出版，1984年，榮獲上海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三等獎，1986年，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獎。一枝獨秀的《法漢詞典》二十年後又有了自己的《修訂版新法漢詞典》，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