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怒批有宣傳幹部患“輿論監督敏感症”，自爆也被踢出羣_風聞

8月31日，新華社《新華每日電訊》刊發了一篇“調查觀察”文章，對當下一些媒體被“圈養”、被“餵食”現象以及一些地方宣傳幹部存在的“輿論監督敏感症”進行了剖析。

文章説，一些媒體尤其是本地媒體記者喪失了應有的輿論監督能力。更有甚者，為維護與所在分工條口的關係，養成了主動“報喜不報憂”的從業習慣。而一些宣傳幹部也據此認為，媒體記者就應宣揚所聯繫條口的政績，稍微帶有批評監督報道就被認為“不給面子”、“抹黑”。

文章説，這使媒體記者與宣傳幹部的互動關係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那些想做監督報道的媒體記者會被認為是“異類”，也使得一些宣傳幹部的“輿論監督敏感症”愈加嚴重。

文章作者披露，其在去年採訪自己的分工條口時，也曾因一篇監督報道，被江蘇省工商局的一位宣傳幹部踢出了聯繫羣。

2018年8月31日，15版

以下為新華社文章全文：

殺死帶來壞消息的信使，壞消息就不存在了?把做監督報道的記者“踢羣拉黑”，被曝光的問題就解決了?

近日，《浙江日報》記者報道杭州西湖九溪景區旅遊廁所存在“髒亂差”現象之後，竟被西湖風景名勝區管委會記者羣管理員踢出羣，原來的媒體聯繫人也不再回復記者任何微信。西湖景區方面不曾想這一舉動會給自己帶來另一波負面輿情。

相對於過去一些記者因監督報道被監督對象還以人身攻擊等打擊報復，這位媒體聯繫人“踢羣拉黑”的反應，對記者來説算是“温柔”以待了。但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宣傳幹部們患上了“輿論監督敏感症”，一旦媒體對他們的工作稍有微詞，心裏就很有氣，氣血不通後，索性把愛“找茬”的記者們“踢羣拉黑”了事。

媒體記者大都有分工條口，例如政法、教育、醫衞等，他們或多或少在多位宣傳幹部們組建的聯繫羣裏。這些聯繫羣本是為了降低溝通成本，方便宣傳幹部們發佈本部門新聞、通知例行發佈會、安排集中採訪等。但筆者觀察到，一些媒體聯繫羣已淪為一些部門“餵食”媒體記者的飼養場。

一些媒體尤其是本地媒體的記者因此自廢武功，喪失了媒體記者應有的輿論監督能力。更有甚者，為維護與所在分工條口的關係,養成主動“報喜不報憂”的從業習慣。一些宣傳幹部也據此認為，媒體記者就應宣揚所聯繫條口的政績，稍微帶有批評監督報道就被認為不給面子、抹黑。

這使媒體記者與宣傳幹部的互動關係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那些想做監督報道的媒體記者被認為是異類，也使得一些宣傳幹部的“輿論監督敏感症”愈加嚴重。

不少媒體記者同行感嘆,現在主動聯繫採訪政府部門越來越難，遑論那些監督報道的採訪。一些宣傳幹部越來越不好溝通,有的以不屬於本部門監管範圍不予回應或不接受採訪;有的是拖字訣,要求發採訪函走程序，請示領導一番三五天過去，得到的答覆還是不接受採訪。

去年8月，記者曾因一篇揭秘騷擾電話生產鏈條調查的報道，需聯繫分工條口——江蘇省工商局。記者與該局的宣傳幹部來來回回溝通多次，也預留了充裕的回應時間，無奈後來得到的回覆還是以不屬於所在部門監管範圍為由不接受採訪。報道播發後，記者在報道中僅因提了句“記者就騷擾電話議題，向江蘇省、南京市兩級工商和公安宣傳部門申請採訪，均以不為其主管為由，婉拒了採訪”，卻被那位宣傳幹部踢出聯繫羣。

在日常採訪中，也有不少宣傳幹部對媒體的監督持歡迎態度，認為監督曝光能讓一些老大難的問題得到重視,推動問題的解決。近期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曝光後，不少公眾和媒體學者認識到輿論監督的必要性，感嘆媒體應早日曝光這些無良企業的違法行為。

有學者將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比喻為給大樹找蟲子的啄木鳥。壞消息的來源不在於信使，大樹有病也不是因為啄木鳥找出了蟲子。這個淺顯易懂的道理，那些患有“輿論監督敏感症”的宣傳幹部們理應懂得。

(原標題為《基層宣傳幹部“輿論監督敏感症”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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