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美關係特點及其本質——兼析蘇聯後期的外交失誤及目前“新冷戰”概念的錯誤_風聞

【原文載於《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七期。】

黨的十九大後中國進入新時代，與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相比，中美力量對比已發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於中國的變化。研究中美關係這個階段的特點和本質，“把握本質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對新時代制定正確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

新時代中美競爭本質是制度競爭

新時代中美關係的競爭本質是制度競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從一個原受歐洲壓迫的民族國家轉變為一個受國際財團即華爾街壓迫和剝削的半殖民地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並沒有給美國人民帶來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國更深地受到軍火資本集團的控制並異化為軍工資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爾總統意識到這一變化的危險，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説：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裏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複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後也將繼續存在。

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②]

時至20世紀80年代，頂着“冷戰之父”光環的喬治·凱南已看明白。他説：

由於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並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説，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説：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③]

其實，毛澤東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1960年美國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部門僱用人員達370萬，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主要開支共為457億美元，約佔政府預算的58%，佔國民生產總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國全國企業擴大了76.5%,而國防部開支則增加了246.2%。美國最大的50家公司獲得了全部主要軍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份材料後批示：

美國為什麼不願意裁軍呢？答案就在這裏。這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④]

尼克松之後美國依託石油美元金融資本，特朗普上台後美國轉而依託軍火美元金融資本。因此，這一時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現為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與社會主義中國的矛盾，而是表現為華爾街及其白宮買辦資本集團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矛盾。

二

新時代，美國已墮落為與世界和平為敵的國家 

現在的特朗普政府將自己的政治基礎從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軍工美元，它手握大量軍工訂單，而能使軍工美元贏利的不是市場而是戰場。1974年3月25日，毛澤東在與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談到“裁軍”、“持久和平”口號的欺騙性時指出：“這樣一講，他的（美國——筆者注）武器就沒有銷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國政府已異化為戰爭政府，這不是因為它有了明確的“敵人”，而是返還訂單利潤的需要。這意味着在新時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國的敵人；美國外交的目標再次回到戰爭的軌道。自列寧之後，世界再次提出戰爭與和平的話題。

在今後相當時期內，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調是戰爭，它的敵人就是和平。而與和平為敵就是與人類為敵，這從反面將中國推至國際道義的制高點。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國應理直氣壯地高舉世界和平的大旗。對於特朗普而言，妨礙美國戰爭外交的主要障礙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中國，因此，中美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美國與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在這種矛盾中，中國主張和平因而是正義的一方，美國堅持戰爭因而是非正義的一方。1956年，毛澤東在回答印尼總統蘇加諾關於未來日本“會不會向外侵略”的問題時説：“這要制度改變以後才能解決。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壟斷財團。”[⑥]

目前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這種新的矛盾結構中，美國華爾街國際壟斷資本所獲的剩餘價值率及相應的利潤盈利面臨嚴重收縮。

據報道，亞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視為可為其手續費收入帶來巨大利潤的寶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經被中資投行所主導。研究機構Dealogic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資投行已經將亞洲併購和融資交易諮詢費用的60%收入囊中，這一比例也創下紀錄水平。沒有一家美國或歐洲投行在亞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的交易活動）排名榜上擠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為可以説明西方投行在亞洲市場的發展前景如何黯淡下來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國及亞洲新興經濟體開展業務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連前十名也進不了；與前幾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亞洲收益和份額均大幅縮水。高盛分析師Richard

Ramsden表示，預期華爾街第一季度資本市場整體收入同比下滑15%，為近年來最差開年。標普500指數2016年以來累計下跌13%，道指2016年以來累計下跌6%。令華爾街擔憂的是，摩根大通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風險敞口已經高達440億美元。近年該行屢次提高貸款損失準備金。據美國財經網消息，該行貸款損失準備金已經從1月的8900萬美元增加至13億美元。[⑦]

前英國倫敦經濟政策署署長、經濟學家羅思義提供的分析數據表明：七國集團在2007～201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顯著低於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長最慢的是美國。由此，他認為：

由於美國經濟整體增長緩慢，以及隨之產生的內政動盪，美國政府單方面有可能會繼續採取危險舉動。

美國經濟緩慢增長正逐漸導致美國喪失全球經濟霸主地位，但同時美國的兵力仍然強大無比,由此帶來的風險是美國新保守派支持在國際事務上優先選擇軍事解決方案，甚至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⑧]

無獨有偶，同樣的形勢在100年前也出現過。1916年，列寧在對資本主義五強（美、英、俄、德、法）的國際利潤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後，在相隔不過兩頁的文字中兩次問道：

既然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那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積累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分割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麼其他辦法呢？[⑨]

兩次世界大戰使得美國軍工行業成為美國製造業的核心，“強化美國軍工可以對美國製造業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2015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為近6000億美元（包含其他‘雜費’的國防開支為近8000億美元），再加上美國武器出口帶來的2000多億美元，美國軍工企業一年的總收入為8000億美元，佔到當年全美製造業總收入的近1/3。僅航天軍工一項對美國GDP的貢獻度就達2-3%”。[⑩]2017年11月，美國國會批准總額達7000億美元的軍費預算。IHS Markit分析員伊士曼表示：“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預算中，尋求大幅增加軍費。”[11]

據報道：2018年4月份美國失業率降至3.9%，達到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顯然，美國當前就業率上升是由軍工生產大規模開工造成的。《紐約時報》文章稱，在過去60年時間裏，美國只有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失業率維持在4%以下[12]，而當時恰恰是美國在越南戰場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冷戰後全球軍費的最高紀錄是2010年的16300億美元。”[13]此時，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戰場上欲罷不能。毛澤東同志看到了美國壟斷資本制度是世界的動盪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對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説，越南戰爭“花了1200億美元，打了11年。一個不能講越南話的美國兵，離開美國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個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軍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類”。[14]

“經濟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現。”[15]在國際資本收益嚴重萎縮的今天，美國對中國的無理索求已嚴重逼近中國的底線，雙方妥協的餘地越來越小。這就是説，我們所説的“和平與發展”儘管值得爭取，但空間將迅速收縮。對此，我們應爭取最好的結果，做最壞的準備。

三

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首要問題

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首要問題仍是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他還指出：“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16]毛澤東的這一論斷對於觀察新時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矛盾仍有指導意義。

“問題就是矛盾。”觀察今天的世界矛盾，還得回到階級分析方法。20世紀50年代世界出現兩個陣營及其相應的“冷戰”，這是當時以“軍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金融壟斷集團根據其軍工利潤需要製造出的一種政治幻影，而“冷戰”的概念恰恰就是對這種幻影的恰當描述：它用意識形態中的“兩個主義”的鬥爭掩蓋了國際壟斷集團的對軍工利潤的現實需要，並由此誘使美國及歐洲國家走向“冷戰”對抗。而蘇聯接受了有失辯證法的“冷戰”概念，與美國形成巨大沖突，並使自己在這種衝突中受到巨大損害。1962年赫魯曉夫挑起的“古巴導彈危機”，將本不願跟隨美國的西方國家推向美國，將正在反對華爾街軍工資本集團的美國人民推向越南戰場。蘇聯也在與美國全球爭霸中不自覺地將自己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異化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者”[17]。1974年2月25日，毛澤東在會見第三世界領導人時説：“這個世界上是有帝國主義存在，俄國（指蘇聯——筆者注）也叫社會帝國主義，這種制度也就醖釀着戰爭。”[18]

值得研究的是，與蘇聯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認識不同，毛澤東同志總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勢。毛澤東同志在談當時國際形勢和外交問題時罕見用“冷戰”而較多地是用“三個世界”概念。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基本判斷。1963～1964年，美蘇聯手反華期間，毛澤東同志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觀點説：“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19]10年後，他又將這個分析概括為“三個世界”的論斷，1974年2月22日，他在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談到世界形勢時説：

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但是比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0]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表明，蘇聯接受“冷戰”概念，使蘇聯在蘇美衝突中受到重創，並使“冷戰”的挑起者華爾街壟斷資本集團利用所謂“美蘇矛盾”成功地避開了世界的關注和指責。與此相反，中國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科學論斷，使新中國外交從一個勝利走向新的勝利。這反正兩方面的經驗，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説確實需要深入總結。

“貨幣沒有主人”[21]，金融資本也沒有朋友。由於今天的華爾街集團資本收益與支出之間的缺口越來越大，這一時期的國際壟斷資本將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顯示出其腐朽性、反動性和窮兇極惡特點：它不僅與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它還與美國人民及美利堅民族、歐洲人民及歐洲民族資本家產生日益難以調和的矛盾。新時代的國際資本主義的腐朽和反動特點將使世界歷史的“擺鐘”再次向社會主義一邊靠攏，用列寧的話説，它是“從資本主義結構向更高級的社會結構過渡的”[22]、“垂死的”資本主義。

歷史是螺旋式前進的，歷史又將我們送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23]的新時代。2018年6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天然同盟軍。”[24]今天的美國壟斷資本的“敵人”已是世界和平，這使得中國的國際統一戰線前所未有的壯大。世界政治正在向光明面演變。[25]

四

新時代沒有“新冷戰”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國內外輿論中出現了“新冷戰”概念，與此相應，還有人提出“美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的口號。可以説，這個概念和口號都不利於我們當前的偉大斗爭，因為它們缺乏矛盾分析，掩蓋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國國內正在發生嚴重分化的事實和趨勢，模糊了我們新時代偉大斗爭的真正對象即華爾街國際資本。如果我們重複蘇聯的失誤，接納或默認這個概念和口號，就會不自覺地將中國置於莫須有的“西方陣營”以及整個美利堅民族的對立面，在客觀上就犯了毛澤東同志批評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將‘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26]的錯誤，並由此忘卻、繼而斷送目前有利於中國的“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優勢**。**

殘局當以高手結束，敗局可用傻二翻轉。就在蘇聯“似乎在席捲擋在面前的一切”的時候，卻倒在演員出身的里根的所謂“不按套路出牌”的冷戰戲路之中。基辛格不無慶幸地説:“美國的國際地位似乎淪落到無以復加的最低點之時，共產主義卻開始解體。”接着，他感嘆説：“從來沒有一個世界強權未經交戰失利，就如此迅速、徹底四分五裂。”[27]前車之鑑，後事之師。

必須指出，新時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寧所指出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延續，也有其獨有的特徵。“9·11”事件和“佔領華爾街”運動表明，今天的世界，南北矛盾已激化；與列寧時代相比，今天的“壓迫民族”內部也已嚴重分化，並從南方國家加速向北方國家蔓延。準確説，新時代中國外交的主要對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資本主義，而是帶有壟斷資本特點的金融帝國主義[28]。在這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用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認識新時代面臨的國際形勢，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將作為壟斷資本大本營的帝國主義“美國”與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區分開來，以認清新時代中國外交面對的真正的敵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避免“在林林總總、紛紜多變的國際亂象中迷失方向、捨本逐末”[29]，以至出現“行百里者半九十”[30]的失誤；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制定出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的外交路線。

五

必須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戰略和策略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中國是有主義的，這就是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國是有方向和強烈的歷史擔當的，這就是推進人類歷史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時代的中國成長是符合歷史規律的，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所揭示的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必然充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這樣的歷史特點要求我們“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31]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今天中國的歷史，是近現代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帶有這個大時代的一般特點。列寧説：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着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徵。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説，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32]

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國已從“9·11”時的“一鼓作氣”，經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再而衰”階段，現在的美國已進入“三而竭”歷史階段。因此，時間在中國一方。進退失據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當年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牆、搞古巴導彈危機，特朗普修墨西哥牆、搞薩德導彈危機；戈氏不要華約，特朗普也幾乎不要北約了。美國開始跟過去的盟國“親兄弟明算賬”了。當一個國家開始把政治當買賣來做的時候，就是在收縮了，就不再是強國了。

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赫魯曉夫有入木三分的評價，認為：“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雲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於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33]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與劉少奇、周恩來等討論時局問題時談到赫魯曉夫説：“這個人一直沒有個章程，像遊離層一樣，他是十二變，跟他相處，怎麼個處法呀？這個人，艾森豪威爾形容過，説他是一個鐘頭之內瞬息萬變的。”[34]1959年12月，毛澤東在一份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上寫道：

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後）。[35]

今天特朗普執政風格已很有些赫魯曉夫的率性特點。戈爾巴喬夫是將赫魯曉夫政策貫徹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這兩位政治人物的聯繫，他説：

他（赫魯曉夫）在啓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瞭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説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36]

如用基辛格的這個評價預言美國的未來是合適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國與當年的蘇聯一樣，已是日薄西山。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宜採取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全面進攻的外交策略。20世紀70年代，鑑於美國的衰落，1971年，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二十四大上説：“今天，沒有哪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沒有蘇聯的參加或者違背它的意願而能夠得到解決的。”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二十五大政治報告中稱：“目前在制定我們的對外政策的時候，也許地球上沒有哪一個角落的情況是不以某種方式加以考慮的。”1975年6月4日，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發表講話稱：“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發動穩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的時代。”[37]蘇聯的全面進攻的外交政策的結果，是將整個西方國家推向蘇聯的對立面並由此耗倒了蘇聯。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新時代，我們外交政策仍要採用“熬時間”的路線，準備持久鬥爭。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澤東分別覆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而不採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38]儘管今天的歷史條件及中美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敵強我弱的大勢仍無根本轉變，毛澤東“熬時間，不傷元氣”的方針對於我們爭取西太平洋鬥爭的勝利仍有指導意義。

在這方面，新中國外交不乏成功的經驗。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國內遇到嚴重自然災害，國際上也掀起反華合唱。中國安全從東南、西南、北方三面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在東南方向，美國在越南推進“特種戰爭”，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在北方，1962年，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在西南方向，印度藉機蠶食中國邊界。為了應對這樣的形勢，毛澤東總體上採取守勢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劍印度，攻其不備。一仗下來，遏止了印度對中國邊境的非法蠶食，同時打破了美、蘇、印結成的反華聯盟。連美國學者費正清也對馬毛澤東的策略表示讚賞：

……在同赫魯曉夫處理古巴問題的暗中對比中，毛既不是“冒險主義”，也不是“投降主義”。他獨一無二的結束戰爭行動的做法，排除了“帝國主義”或“修正主義”替尼赫魯採取任何行動的可能，而同時保住了具有戰略意義的阿克賽欽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從那裏通過。[39]

對印自衞反擊戰後，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計劃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5月27日，尼赫魯去世；10月14日，赫魯曉夫被趕下台；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中國外交由此轉入相對主動。

“熬時間、不傷元氣”，總體防禦並不是單純防禦，而是一種積極防禦方針，即總體防禦、局部進攻方針。今天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及全球大國關係與20個世紀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極大地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但中國總體防禦的外交態勢仍沒有變。儘管如此，我們仍有局部攻勢的必要和空間。目前，中國大陸解決台灣與祖國分離問題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儘管從整個太平洋和全球範圍看，中國與美國力量對比處於弱勢——因此中國宜採取總體防禦方針，但在東海一域，中國已具備優勢條件。其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 目前中國周邊出現前所未有的以中國為向心力的合作趨勢，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兩面受制的外交困境基本消除。

第二，“台獨”勢力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前所未有地縮小。

第三，支持“台獨”的美日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前所未有地虛弱。

第四，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和台灣島內支持兩岸統一的力量進入歷史上最強大的時期。

第五，我們的目標不遙遠，因此它不會透支國力。於情，我們得道多助；於理，我們只是在索回本屬中國的雅爾塔權利，不觸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雅爾塔法權體系。

“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40]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提速台海兩岸統一進程應是可以優先考慮的選擇。

註釋：

[①]《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 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6月24日。

[②]［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頁。

[③]［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頁。

[④]《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

[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頁。

[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⑦]《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gxh.net/yinhangxinwen/36666.html。

[⑧]羅思義：《不要只關注上合“朋友圈”內的事，也要看清這些外部挑戰》，觀察者網2018年6月8日。

[⑨]《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5、817頁。

[⑩]《特朗普振興美國製造業，軍工行業才是重中之重》

http://money.163.com/17/0302/11/CEH64V70002580S6.html。

[11]《簡氏：2018年全球軍費將達1.67萬億美元 美國獨佔40％》，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12_21_440137.shtml。

[12]《美國失業率降至3.9% 創下近18年來新低》，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8_05_05_455852.shtml。

[13]《簡氏：2018年全球軍費將達1.67萬億美元美國獨佔40％》，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12_21_440137.shtml。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頁。

[15]《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頁。

[16]《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17]《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7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頁。

[19]《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頁。

[2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頁。

[21]《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8頁。

[22]《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0頁。

[23]“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在我們一邊。國際無產階級在我們一邊。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在我們一邊。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在我們一邊。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不怕孤立，也絕不會孤立。我們是不可戰勝的。’”見《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人民日報》1967年8月14日。

[24]《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6月24日。

[25]《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6月24日。

[26]《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27]［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6頁。

[28]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7~2018）——且聽低谷新潮聲（之十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頁。

[29]《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6月24日。

[30]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頁。

[3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見《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頁。

[32]《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頁。

[3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頁。

[35]轉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36]［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37]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4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1、202頁。

[3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頁。

[39]［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555頁。

[40]《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