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税收超速增長，為什麼？_風聞

【俠客島按】 

今天從一個數據聊起。 

年初開始，財税收入的增速就表現突出。統計數字顯示，上半年中國GDP增速為6.8%，税收卻增長了14.4%，增速是GDP的兩倍還多。 

税收的“超速增長”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一方面，年初政府就提出了8000億的減税計劃，並於5月份正式開啓增值税税率下降政策；另一方面，實體經濟並沒有太明顯的回暖。因此，看上去，税收的超速增長是沒有基礎的。 

這種看上去難以理解的現象也引發了諸多猜測和討論，比如認為這可能是強化税收徵管力度所致，也有觀點認為這種現象證明應當儘早“大減税”。 

如何看待這一輪税收“超速增長”的現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範子英教授撰文解讀。**在他看來，理解這種現象，必須從這一輪税收超速增長的基礎説起。**以下是他的解讀，一起來看。

​ 

税種 

今年5月份正式開啓的增值税税率下降政策，是實打實的減税——將增值税税率原本17%和11%兩個税率檔次，各降了一個點。 

別小看這一個點的税率調整。要知道，自從1994年設置17%的基準税率以來，在過去24年間，這個税率從來沒有調整過。事實上，財税收入與GDP增速的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計價基礎導致的（GDP是不變價，財税收入是現價）。 

不過，計價基礎還不能解釋全部差距。只有明白了這一輪税收超速增長的基礎，才能預測這種超速增長也可能隨時會被“逆轉”。 

究竟是哪些税種，支撐了税收的“超速增長”？ 

這必須從税種結構説起。中國的税種結構是非常特殊的，特別依賴於少數幾個税種的收入。其中，第一大税種是增值税，佔税收總收入的40%；第二大税種是企業所得税，佔總數入的22%。這兩個税種，已經佔據了總收入的62%。 

基本可以説，**如果一段時間的增值税增速較快，那麼全國的税收收入就會相應較快，反之亦然。**其他税種的表現雖然也很突出，但無法推動全國總税收的大幅度增長。 

例如，第二大税種企業所得税，上半年增速12.8%，低於全國税收增速；考慮到它在總税收中22%的佔比，實際上這一增速還拉低了整體增速。 

而第三大税種、也是輿論廣泛關注的個人所得税上半年增長了20.3%，在所有税種中增速最快（或許是徵管強化的結果），但由於前兩個税種的集中度實在太高，導致個税在總收入中的佔比僅有8%，無法推動總税收的大幅度增長。 

**因此，全國的税收超速增長，其實主要原因是在增值税。**上半年，國內增值税增長了16.6%，年初兩個月的增速更是高達22.3%，均高於税收總數入的增速——**換言之，**增值税的高速增長構成了全國税收超速增長的基礎。 

事實上，在佔比超過6成的前兩大税種中，企業所得税增速（12.8%）明顯低於增值税（16.6%），也説明了一個廣為詬病的現象，那就是企業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繳納了很多增值税，但企業的利潤並沒有明顯增加。 

那麼，為何增值税會大幅度增長、並推高整體税收收入的增速呢？

相關 

中國的增值税，是按照生產環節進行徵收的。這意味着，它對生產端的價格是非常敏感的，而對最終消費端的價格反而不敏感。 

什麼意思呢？可以設想，如果上游生產資料價格突然上漲，即使還是那麼多等量的中間品，上游生產環節的税基也會因為價格上漲而增加。這樣，直接的表現就是增值税收入增加。 

比如，2018年上半年的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增速是3.9%，這是一個相對比較高的價格上漲。細看的話，其中生產資料上漲了5.1%，生活資料價格僅上漲了0.3%。 

這裏要注意一個現象：GDP和財税增速脱節由來已久，但財税增速和PPI增速則呈正相關態勢。

比如，下圖所示，近20年來，僅有少數年份（如2009、2014）的財税和GDP保持相同增速，税收的超速增長反而是常態；至於大家關注的今年上半年税收超速增長，是從2017年開始的——2017年PPI增速高達6.3%，當年的税收增速也由前一年的4.3%猛增到10.7%。

從這張圖也可以看出，2000-2017年間，凡是PPI增長速度為正時，也就是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時，税收增速就會遠超GDP增速；反過來，凡是PPP呈現負增長時，税收增速就會快速向GDP增速靠近，甚至會跌到GDP增速以下。 

例如，2012-2016年間，PPI連續5年負增長，税收增速也連續5年持續下降，從2011年22.6%的高位增速下跌到12.1%；2014年，税收增速跌破GDP增速，2016年更是降至歷史最低的4.3%。這種情況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還從未出現過，因此也引發了一系列棘手的地方財政危機。 

當然，從PPI指數傳導到財税收入，有一個時間滯後期。一方面是因為上游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需要時間逐步傳導到中間環節；另一方面是因為企業報税有時間週期，業務發生時間和納税時間也有差異。從數據可以看出，這個滯後期大概是3個月。 

因此，今年6月税收增速回落到6%，是因為3-4月份的PPI降到了3%左右；但隨着5-7月份PPI增速回升，7月份的税收增長又上漲到11.4%。

 

結構 

在這一輪税收超速增長中，還有一個現象讓人困惑：上半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的税收增速分別是13.3%、19.5%、19.7%、10.9%。 

這種增速的地理特徵，是非常不符合中國的產業分佈的。按説，大多數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在東部省份，但東部省份的税收增速反而不如中西部，特別是西部税收增速反而最高。 

其實，這些現象的出現也與PPI結構相關。如果按照行業將PPI進行拆分，我們會發現如下事實： 

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價格上漲17.0%；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上漲12.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上漲12.3%；非金屬礦物製品業上漲11.7%；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上漲7.7%；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製造業上漲6.9%。 

這些行業價格的上漲，合計佔了PPI總漲幅的77%左右。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終端產品的價格幾乎沒有上漲，比如紡織業上漲1.9%，汽車製造業上漲0.3%。也就是説，這一輪的PPI上漲，主要是由原材料和採掘業驅動的。 

眾所周知，原材料和採掘業主要分佈在中西部地區。**這些地區受益於生產端資料價格上漲，徵收了較多的增值税，在全國統一的五五分成比例下，地方留存的部分也隨之增加。**這也就解釋了上面那個現象：中西部税收增速領跑全國。 

**這種模式的PPI上漲，不僅僅使得中西部受益，也同樣會使得部分產業受益。**例如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的利潤增長了3.1倍，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的利潤增長了1.1倍。

由於上游生產資料行業很多是國有企業，也使得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增長最快，達到31.5%（同期私營企業僅為10%）。相應地，這些上游行業也是企業所得税增長的主要貢獻者。 

到這裏，結論就浮現出來了：是PPI增速、生產資料價格、上游環節的漲價，支撐了本輪税收快速增長。

方向 

理清了税收超速增長的基礎以及結構性特徵之後，關於未來的政策方向就可以做出相對清晰的判斷：要麼大減税，要麼大改革。兩種思路對應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最終效果也會不同。 

先説大減税。同樣，在中國談大減税，實質上就是增值税減税。 

這是因為，對於企業所得税這個税種來説，我們做了一個統計，發現有40%的企業是不交所得税的。雖然企業所得税的名義税率為25%，但實際税率僅為13%；同時，為企業所得税貢獻較大的，都是上游行業的國有企業——前50家大型企業貢獻了25%的企業所得税，大多數民營非上市公司的所得税非常少。因此，在現階段，減企業所得税並不能有效緩解下游製造業的困境，因而對激發市場活力作用甚微。 

而如果要減增值税，則需快速將現有的三檔税率併入兩檔，例如將16%降到13%、10%降到6%。毋庸置疑，流通環節税負下降了，商品價格也會下降。 

但這會引發兩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一是財政風險凸顯，在財政支出規模沒有下降，同時支出效率沒有明顯提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會導致明顯減收。如果減税的同時伴隨了生產資料價格的下降，那麼就會成倍地減收。一旦財税收入增速長期低於5%，地方財政風險就會爆發。因為，在總量5%的增速時，會出現很多地方增速為負；一旦財税收入負增長的地區過多，中央財政就會馳援無力。 

**二是降低增值税税率，不一定能直接降低企業税負。**增值税是價外税，只要抵扣鏈條順暢，嚴格來説並不影響企業利潤。

還有一種增值税減法：維持税率不變，增加進項抵扣，從而減少企業實際繳納的增值税。

考慮到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升，以及税務部門徵收社保後的實際負擔上升，可以將企業的工資以及附加的社保支出納入進項抵扣。這個減税方案的難點在於，工資是增加值的一部分，允許抵扣的話，就與增值税理論矛盾。

這樣有兩個好處。一是實質性為企業減税。企業負擔“一增一減”，增加的勞動力成本部分越多，減少的增值税部分也越多，激勵企業自主如實申報個税和社保；

二是促進下游製造業的回暖。勞動密集型行業都是產業鏈的下游，這些行業面臨的勞動力成本壓力最大，通過增加進項抵扣的方式，可以更加傾向性對這些產業進行扶持，既解決了就業問題，也為社保系統的可持續做了貢獻。

接着來説説大改革。從這一輪的税收超速增長來看，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恰恰是因為去產能導致的。並且，從所有制構成來看，民營企業的現狀更令人擔憂。 

大改革的好處也很直接。好處之一，是可以緩解下游產業的成本壓力，**改革上游生產資料行業，增加生產資料供給，這樣就會降低原材料的價格，提高下游製造業的利潤空間。**要知道，今年上半年，上游產業利潤成倍增長時，下游的紡織業利潤下降了1.1%，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下降2.3%。

之二，則是隨着上游生產資料價格的下降，所謂的税收超速增長就不復存在了。 

當然，在對內改革的同時，對內開放可能會更有效果。應該要逐步放開對資源和能源型行業的管制，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大幅度增加生產資料的供給總量。

同時，規定國有資本要逐步退出下游的競爭性行業，將與市場需求直接相關的行業留給民營資本，通過提高製造業利潤率的方式來吸引民間投資的增加。 

文/範子英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